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支部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1）03－0048－05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困境
截至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已达到14533万人，其中年龄在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特殊的群体性特征。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弱化了对乡村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而增强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然而，限于目前城乡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成为既进不了城又不回了乡的“边缘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第一代农民工基于“生存理性”的目标外出打工了，而是将进城务工视为改变人生、寻求发展、实现自我的契机。开放的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浓厚的城市情结，他们希望通过融入城市生活“脱去”农村人的身份，取得城里人的认同与接纳。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身尊严的维护与权益保护，维权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
然而，由于面临着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渴望融入城市却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的限制，外来农民工难以实现与当地居民“平起平坐”的期望。就业方面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不平等现象，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会距离感和不平等感。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普遍不高，月平均工资仅为1328元。[2]面对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偏低的工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发展性需求难以满足，自我价值实现遇到障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进而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发达地区社会环境的“脏、乱、差”，犯罪率居高不下。在本地人眼中，外来农民工的形象常常被贴上“高危人群”、“素质低下”等负面化标签，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难以形成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容易产生“被看不起”或“受歧视”的自卑心理以及“局外人”的过客心理，使他们不能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同时，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原子化”状态，缺乏一个合法化的组织形态，而同乡关系在外来农民工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乡关系也使外来农民工的居住区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浙江的“湖北村”等。外来人口的集聚性增强了同乡们的联系与沟通，但同时也使自己与当地居民隔离起来，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了难题。由于外来人口的同乡会或老乡会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当地政府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很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所控制，进而演变为非法的“恶势力”。由于缺乏合法的社会组织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或突发事件时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只能求助于老乡，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影响，从而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重要作用
以上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导致不愿意再回农村的他们成为漂浮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对发达地区而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为流入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也不断累积和激化，如果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服务与社会管理，必将影响到发达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为了确保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共青团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为依托，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安全阀”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缺乏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被剥夺感就越强，社会冲突越可能爆发。[3](P336)不满和对立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由于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局限，发达地区部分基层党团组织与政府部门未能在外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建立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干预机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或冲突难以进行有效的疏导，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流动团支部的建立能够通过组织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起来，共同商讨面临的问题，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的发泄与疏导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和社会安全阀机制，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基层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上下沟通的主渠道
外来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政府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缺少一个有效的沟通桥梁和纽带。老乡会或同乡会是外出务工者重要的社会互动支持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老乡。但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老乡们难以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有效的解决问题途径，最终往往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流动团支部的建立为当地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传达信息与表达需求的信息渠道，是地方政府和外来务工青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枢纽。在日常工作中，流动团支部可以将政府的相关信息传达给新生代农民工，保证政令畅通；同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需要和意愿心声等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为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也消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隔离感和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催化剂
随着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在发达地区形成一种本地人与外来人的新“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强烈的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但是由于受到当地人的社会排斥，在参与当地社会生活方面的主动性减弱，当地基层政府和党团组织缺乏与新生代农民工有效的联系渠道，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也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的建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流动团支部主动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社会事务管理，通过提供服务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当地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并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年轻人提供互动与交流平台，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沟通，促使本地人对外来农民工的认同与接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四）构筑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试图寻求精神的满足与情感的归属。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单调，形成了“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精力旺盛，远离家乡与亲人而且大多未婚，其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容易导致他们情绪低落，难以找到精神与情感的归属，从而诱发自杀、犯罪等越轨行为的产生。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的建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与情感需求的满足提供有效平台。流动团支部通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篮球赛、拔河比赛、青年娱乐大篷车、相亲联谊等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又可以促进外来务工青年之间以及与本地青年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使其在社会互动中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拉近与本地人的距离，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外乡人”社会隔离感。另外，流动团支部在节假日期间开展亲情关爱活动，增强对他们情感上的慰藉与满足。如：流动团支部每年春节期间开通“远教亲情通道”，让无法返乡的外来务工者和家乡亲人进行视频通话。在暑假期间，流动团支部通过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将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接到父母打工地，为父母与留守子女提供亲情交流与相处的条件，并开展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和视野。
（五）提供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有力社会支持
帕累托认为，精英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才能的人。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的基本条件就是精英循环渠道的畅通。[4](P440－441)如果底层精英不能顺利地向社会上层流动，将会出现社会的混乱。
在外来务工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由于外来人的身份以及当地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是被压抑在社会底层，很难得到上升的机会，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这不仅危害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争优评比活动，选拔一些优秀的青年农民工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为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榜样，为他们实现向上流动提供公平的机会以及必要的社会支持。
（六）弥补政府权威的部分缺失，减少社会管理成本
权威是对权力的合法性认同。权威的缺失就意味着人们对权力合法性的不认同，具体表现为：不信任、不理解、不支持等。由于诸多原因，目前发达地区基层政府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多层次需求，造成基层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权威的缺失”。当发生涉及外来农民工的突发事件时，他们对当地政府部门缺乏信任，进而增加了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
流动团支部的建立可以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的“同乡服务同乡”的模式。流动团支部的组成人员也是外来人，外来人身份与同乡关系拉近了团组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距离感，有利于流动团支部开展工作以及取得很好的工作实效。同时，流动团支部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满足农民工的需求，逐渐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建立起威信，使他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团支部，而不是联合老乡采取集体行动。流动团支部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性威信的建立消除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潜在的社会治安隐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基层政府权威的部分缺失，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
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通过多种形式建立流动团支部，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
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期调研，充分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同时根据流动团员的分布情况，结合外来农民工流动党支部的建设，灵活设置流动团组织，扩大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以外来务工青年较多的流出县市为基础，建立地缘型流动团支部，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条件成熟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业缘型流动团支部，同时，成立外来务工青年团工委，全面协调、指导全县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组织的工作。
（二）注重流出地与流入地团组织的衔接沟通，加强流动团支部规范化建设
流动团支部的建设由流动团员流出地与流入地合作完成。以流入地为主，流出地配合，并注重双方的沟通与协调。流入地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建立流动团支部。一是进行流动团员登记，掌握团员基本信息。二是转接团组织关系，补发团员证。三是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四是设立标准化的团组织办公与活动场所。五是注重团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团干部的选拔与任命由流出地与流入地团组织协商确定，并由同级的党支部公布。流动团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同级流动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优秀青年党员担任。六是建立定期考核机制，实行流出地和流入地团组织双向考核，将基础团务工作、团建工作、推优入党工作、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等方面作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七是建立激励机制，开展评优活动，树立新生代农民工榜样，并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将优秀青年发展为入党对象。
（三）创新工作方式，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组织载体
以服务代管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一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流动团支部及时搜集企业的招工信息，并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相关的就业信息、就业政策及当前就业形势，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培训等，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最现实的就业问题。二是建立青年人才创业基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支持。成立青年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外来务工青年提供创业信息、创业咨询、创业场地等服务。以青年企业家为基础，成立创业导师团，并与新生代农民工结对，为其提供创业经验与技术。成立青年创业基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资金难题。三是提供维权服务，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工伤、劳资等纠纷。四是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与亲情关爱活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与情感需求。流动团支部举办文化体育及交友活动，促进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开展外来农民工春节返乡直通车、异地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留守儿童夏令营等关爱活动，满足其情感需求。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以流动党团支部为依托，建立了外来农民工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采取“老乡服务老乡”的方式，化解矛盾，减少敌对情绪，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当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交通事故、工伤纠纷、劳资纠纷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流动团支部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向相关的部门反馈，并安抚各方情绪。流动团支部采取全程介入的方式，协调各相关人员与部门，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资源，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改变职能定位，主动参与当地社会事务。流动团支部应改变职能定位，主动协助当地的相关部门办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事务，如进行基本信息登记、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关系核实等社会管理事务；主动参与社区或村庄环境整治等日常社会事务；主动与当地的基层团组织合作，开展义务植树、公益募捐等社会公益事务。同时，流动团支部向外来农民工宣传当地的政策法规，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情况向当地相关部门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搭建网络平台，密切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便于联络新生代农民工，及时告知相关的信息与政策，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网络团支部，通过QQ群、飞信群等网络平台，广泛联络新生代农民工，告知一些就业、创业等方面的信息与政策。同时，网络平台也为团组织与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流渠道，便于团组织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动态。
收稿日期：201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