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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9）01－0005－07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毛泽东的哲学精华[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是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实践主题——革命和建设的逻辑思想体系。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一脉相通的。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座理论丰碑
从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近80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实践成果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它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伟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一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一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座丰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结合”，创造了“结合”的经验，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根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可以把实现“结合”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概括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抄照搬的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照搬个别词句和具体结论，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的一环。
第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国情作出科学具体的分析，并从这种分析出发作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实现“结合”的根本环节。
第三，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来自“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反对。“左”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主张不顾实际对马列理论和别国经验照抄照搬，反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右”倾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抛弃革命的远大目标和正确立场。这些错误倾向从两个极端出发来干扰和破坏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排除“左”“右”倾干扰，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这是“结合”成功的保证。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是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共同需要。因为只有从马列主义高度对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才能对实践过程认识更加自觉，这对提高下一步的实践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通过总结就会使实践经验理论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只要实践经验是新鲜的，而总结又是科学的，就一定会形成创新的理论认识。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
第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武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等多项工作中去，提出系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实现“结合”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经验，对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理论结合实践的优良作风，对全党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对毛泽东以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以邓小平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毛泽东关于“结合”的理论和经验的启示下开拓前进的。
文革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党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如何结束过去、走向未来？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指出：在批判文革错误，总结毛泽东晚年教训的同时，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在“结合”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二，邓小平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准确把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提倡实践，不要提倡本本。这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根据邓小平的多次阐述，我们党把这条思想路线的内涵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提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这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正确进行思想解放起了十分重要的规范作用。因此，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明确提了出来。这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和发扬。
第四，邓小平在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同历史经验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会有来自“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阻力。邓小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倾向性错误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明确提出，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错误，我们都要反对，防“左”反“右”两手抓，从实际情况看，主要是防“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开创的。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但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仍在发展着的相对真理，这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在发展过程中，在实践中还会碰到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还是要在新的“结合”中来解决新的问题。在这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秉承邓小平的遗愿，在实践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继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新的理论成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宝库。
二 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矗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过程中的两座丰碑，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两个不同时代、两大实践主题的实践过程成就的记录和理论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时代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记录和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记录和理论总结。可以说，前者完成了中国革命的逻辑，后者进行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就是从它的历史任务和解决当代中国第一个重大实践主题说的。它要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做主。它的中心概念是阶级斗争——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还包括经济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逻辑，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分析、各阶级的分析；包括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同盟军和革命对象的分析；包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包括各个时期革命战争的理论；包括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两步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根据中国的国情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复杂性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等等。这些构成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逻辑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完成的这个革命逻辑，意义极其伟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由下降而后上升的走向，从此中国走向了独立富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提供了前提。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贬低作为中国革命逻辑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进入晚年时期，也积极探索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是由于他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错误，在经济建设上遭受挫折之后，转而又回到他的“革命逻辑”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导致十年文革大动乱。这些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不属于毛泽东思想“革命逻辑”的范畴。毛泽东晚年也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但主要是教训，留下了历史的遗憾[2]。
毛泽东没有领导党完成的任务，由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来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逻辑。从邓小平开始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经过了艰苦的奋斗，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指导，它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回答了在新时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科学发展和怎么进行科学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它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战略思考和方针指导，内涵丰富而深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开创的，源于邓小平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深刻、越完备，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关于既要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分析和论断；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和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认识和要求；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和决策；关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分析论断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思想；关于新时期共产党要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关于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深入反对腐败的战略思想和部署；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目标的思想理论；关于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和部署；关于执政为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主体思想，等等。作为“建设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建设”内涵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人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经验不断丰富，认识不断全面深刻，这个体系还一定会丰富和发展。
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逻辑”完成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这是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建设逻辑”的前提和基础。“建设逻辑”的历史使命是在“革命逻辑”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践主题的重大转变。这上下两种“逻辑”前后相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完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的要求。
三 两份历史遗产的消化吸收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晚年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毛泽东的双份遗产。一份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另一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其中晚年的教训也是一份珍贵的财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脉”是相通的。比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向全世界一切民族学习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既肯定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又指出其具体环节存在的问题，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指导思想，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哲学论、矛盾辩证法、发扬自觉能动性论和自觉改造实践主体论等所提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等。这些思想理论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重要的指导、启发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完备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实践主题的不同，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继承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它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遗产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持续将近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提出了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了导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上违背客观规律，搞大跃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三面红旗，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思想路线上违背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被一种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所支配；作风上，专制不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压制打击党内的批评意见。由于在历史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无比的个人权威和人民的崇拜心理，毛泽东的错误很难得到纠正，延续时间长，产生的后果很严重。只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由于邓小平的斗争和全党的觉悟才得以终止和纠正。在毛泽东逝世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很显然，不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可能吸取教训，建设新时代；不拨乱反正，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顺应了历史潮流，坚定地领导党和人民，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他晚年犯错误时期，也有正确之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坚持，就发扬；凡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抛弃，就改正。肯定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对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采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由于邓小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没有犯片面性错误，这对于拨乱反正，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上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问题上，并不是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把党中央集体，把自己也摆进去，通过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全党吸取教训。邓小平指出，历时20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中央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有许多负责的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而是集体负责。”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结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吸取教训。”又说，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体讨论通过的，以及后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都是在全党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要从毛泽东个人角度来总结，而且要从党中央集体的角度来总结，只有这样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才能使全党取得深刻教训。在纠正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态度，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问题、晚年错误，主张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的方针路线继续走下去；另一种则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全部否定他，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以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右的偏向作了斗争，理直气壮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前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展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消化吸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接受这份遗产对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它是我们党用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任何其他理论和经验所不能取代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要是做对了一些事，是因为我们总结了文革的教训。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强调，要与时俱进，要勇于突破前人，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庄严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从毛泽东开始就有明确的概念，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情况的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有三个要领：一是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二是必须把握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三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实践成果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它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伟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所以，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届党中央都是十分强调的。他们强调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任何反对、怀疑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都是不能允许的，都会导致实践的失败。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是立国之本，谁都不能违背。我们党明确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外国的本本、条条的教条主义，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毫不含糊的。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形成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脉”是相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新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凝聚和结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这一科学概括，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为全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邓小平明确提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解放思想，摆脱迷信和教条的束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避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树起了一盏指路明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其内涵作了深刻阐明，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始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二是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贡献。从第一个方面来考察，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基本实现小康，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深刻感受到，并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反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从第二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它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条件，实践经验必须是新鲜的；第三个条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须是科学的深刻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对新鲜实践进行总结，使其深刻、系统、理论化，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晶必然包含创新的成分。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往前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其实践经验是新鲜的；历届中央领导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抱着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责任心，他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客观的，科学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定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必定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一大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而存在，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重大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0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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