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与融合发展（上）——对相关理论探讨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分野论文,图书馆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科学史告诉我们，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社会需求促进的结果，又是由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所决定的，同时还受到人们的认识局限所致，既分化又综合是科学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国内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正是在实践着这样一条道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两门关系十分密切盼学科，自20世纪50-60年代情报学从文献工作和图书馆学母体中脱胎诞生以来，两门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分野、交叉渗透和不断整合的过程。国外基本上走的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一体化融合发展的道路，从图书馆学发展到图书馆情报学(LIS)，从图书馆学院发展到图书馆情报学院以及现在的iSchool运动，而我国走的则是在同一院系下两门学科独立并行发展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冲击，信息职业领域内其他学科的竞争，国内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发展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问题和新动向，如information science的泛化、情报学领域引入intelligence的争论、理论和教育中信息范式的凸显、“图书馆教育危机”和“图书馆学殖民化”的提出等。
基于此，我们重新回顾和审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所走过的分化、交叉渗透和整合发展的历程，以期理解当前理论研究、教育和实践领域中出现的困惑及新动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和融合发展中，理论、教育和职业实践的发展和变革往往交织一起（如表1所示），本文将采用结合三者的整体化视角进行分析。此外，对于当前情报学研究中学者提出的由于翻译不当带来了认识和发展的困惑暂时搁置，“information science”仍采用情报（科）学一词（information sciences采用信息科学的翻译），“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采用“图书馆情报学”称呼。
表1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分野与整合列表
19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实 图书馆工作—文献工作— 图书馆服务范式VS信息范式
践 情报工作（分化阶段）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
理 图书馆学—吸收情报学理 图书馆学信息化与情报学寻求 信息资源管理学／信息
论 论方法重新定义图书馆学 独立发展—图书情报学管理学／技术学派
文献信息学 竞争情报／突出智能
教 图书馆学院（系）（增加情报 图书馆情报学院（系）LIS 去L化、I前移—iSchool
育 学和计算机等课程） 文献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系
2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的分野和融合
2.1 图书馆学的发展和情报学的分离
图书馆学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家马丁·W·施莱廷格首次引入了“图书馆学”概念。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图书馆经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成为第一个培训图书馆员的学校。为提高图书馆员的理论水平，1926年芝加哥大学在卡内基基金资助下设立第一所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提供博士项目，图书馆学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中一个研究型学科，标志着作为科学分支的现代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的形成。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孕育和发展中，图书馆学在理论研究上先后形成了“技术学派”、“管理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和管理学派对图书馆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对具体工作方法的描述上，教育内容也主要以技术操作与管理培训为主。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社会学派则把图书馆作为沟通人类知识记录及其利用者的社会机构，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科学化的理论研究，如阅读行为理论、图书馆管理理论（包括藏书建设理论）、图书分类编目理论、图书馆史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研究内容，图书馆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传统日益形成。但是，对理论的重视及当时社会环境等原因使“1930年代芝加哥学派主导的美国图书馆学界出现了严重忽视图书馆技术与应用的趋势”，正如谢拉所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图书馆员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革命以及其对图书馆为一般大众服务的影响，很少有人关注到另一种革命，同样巨大的或者说对图书馆服务具有更重要的寓意，这些革命在另外一个领域悄然进行着，这个领域我们曾经把其称作“专业信息交流”(Communication of Special Information)，这种对“迅速累积的由文献学家和信息专业人员所发展的专门化技术”的忽视促使了情报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图书馆学之外诞生。
关于情报学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如战时情报活动或谍报工作（见Hayes[1],Richard[2],Williams[3]等的研究）、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和计算机领域特别是信息检索等。一般来说，学界倾向于文献工作和图书馆工作是情报事业和情报学真正形成的温床。情报职业活动基础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的文献工作及专业图书馆活动。[4]文献工作萌芽于西欧（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现这一术语），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y)或信息中心的专业人员从事着类似活动。1895年比利时人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和奥特列(Paul Otlet)创办了国际书目工作协会(IIB)，1938年改名为国际文献工作协会(FID)。他们积极关注了与文献和图书馆工作有关的技术革新，如1906年奥特列提出使用标准化的缩微平片作为纸载体的补充，同时还和他的同事尝试发展超文本理论和利用纸基超文本系统提供情报服务。1927年德国发明家戈德堡(E.Goldberg)设计了电子文献检索的早期形式，为布什所构想的“Memex”作了技术铺垫。可以说，我们现在称作情报科学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在20世纪初欧洲文献工作中的许多革新性观点和技术实践中已经产生。[5][6]
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诞生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二战后，各类科技文献数量飞速增长，传统图书馆以图书作为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人类面临“信息爆炸”的问题，而冷战时期东西方科技竞争加剧促使政府和科技界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与之同时，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出现，加速了人们对信息交流活动的研究。1945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同年，布什发表了“as we may think”一文，提出了文献检索机械化系统的设想。1957年卢恩(H.P.Luhn)利用计算机成功实现了文献索引工作的自动化，英国C.W.Cleverdon开始了有组织的大型情报检索系统评价试验Cranfield-1，1959年基于KWIC索引的计算机定题检索服务诞生，作为情报学主要内容的情报检索领域逐渐形成。1957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把各种各样的交流研究与活动统一于情报学，1968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DI)改名为美国科学情报协会(ASIS)，其会刊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刊，从此‘情报’代替了“文献工作”一词，这标志着在美国情报学作为一门研究领域的正式形成。[7][8]
由上可知，情报学在文献工作、情报检索和国家科技情报系统建设的实践基础上脱胎而成，它是研究信息的产生、组织、传输与利用的科学，与图书馆学相比，它更关注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的载体（如文献）；更关注信息过程而不是这一过程中的机构（如图书馆）；此外，它从一开始就比图书馆学更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更注意从数学、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汲取理论成果。这构成了它与图书馆学相关又相区别的两个传统——“文献工作传统和计算传统 (computeratual)”，[9]也带来了之后学者对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关系的数十年争论和两个领域的分野和整合发展。
2.2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二者关系争论与研究领域的分野与融合
情报学诞生后，美国图书情报学界曾掀起了激烈的“图书馆学VS情报学的争论”。Buckland指出，“最初的争论只是关于图书馆是否应该应用技术，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芝加哥学派确立的重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回归到早期欧洲文献学家的立场，或者更早一些杜威、卡特的技术革新方向上去……但从争论的声音看，已经超越了这一方向，半个世纪以来图书馆服务一直平稳地发展着，图书馆员经历了增长而非变化，因而，即使是变革职业的技术传统，也可能被认为是对其社会地位(social standing)的攻击，情报学科学家被众多的图书馆员认为是对他们的威胁”。[10]学者纷纷从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语义学、学科与职业等角度对二者发展进行了探讨。[11]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应该构成一个学科整体，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被界定为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包含情报学，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应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发展。不管理论界如何争论，很多图书馆学院开始开设图书馆学、情报学一体化的课程，院系名称也相应改为图书馆情报学院。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尽管反对两者融合的声音和两个学科分野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数字图书馆等领域的出现，都在进一步拉近两个学科的距离，两个学科呈现更为强劲的整合势头。
2.2.1 情报学影响下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信息化扩展
尽管情报学的发展曾被认为是对图书馆学的威胁，但确实为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其影响下，图书馆学很快进行了调整，通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教育的扩展将新兴的情报学纳入进来，图书馆学逐渐发展到图书馆情报学。可以说，两个学科共有的历史传统和职业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以及一批图书馆学者转向情报学研究成为两个领域的双栖学者等应该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原因。
1960年代，情报学产生不久，学者就对图书馆学进行了重新定义，超越“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的机构范式而定义为“研究图书馆中情报交流过程的学科”，图书馆学在语义上与情报学已很难区分，图书馆情报学(LIS)学科名称和院系名称开始出现。一批学者成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双栖理论家，进一步推动了二者的融合。例如，谢拉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主要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50年代之后积极投身于文献工作和情报学实践，创立文献与通讯研究中心，使用全新的情报存储与检索技术，并努力把文献工作、情报学与图书馆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文献工作和情报学是图书馆事业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图书馆员进行工作必不可少的知识和理论，情报传递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共同基础，“二者是天生的伙伴，图书馆员不应排斥这门新学科亲属，情报学家也不应对图书馆员怀有戒心。两个学科应互相促进、光耀门楣。”[12]
除了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的扩展，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促使图书馆学吸收了情报学的技术视角。图书馆界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构思应用计算机技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带领下开发了MARC。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图书馆开始向用户提供二次文献数据库的检索服务。80年代，光盘技术、联机目录、集成化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使很多计算机科学人才进入图书馆工作领域，为图书馆职业带来了更鲜明的技术视角，成为与芝加哥学院开创的人文社会学传统并存的视角。[13]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之间出现了更多的交叉研究领域（如OPAC、数字图书馆等），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学派也逐渐形成。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理论，图书馆学向信息范式发展的趋向日渐明显。
尽管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融合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这种融合（如美国学者 Ramond等就持反对态度），同时对图书馆学信息化扩展趋向也存在疑问——是从图书馆学走向了图书馆情报学(LIS)并最终走向情报学(IS)，还是保持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图书馆学。Stieg(1992)认为，情报学只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将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整合到图书馆学领域。[14]Macro(1996)认识更为极端，“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情报科学领域，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情报学只是从图书馆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借用了一些术语，它甚至不能称为交叉学科，因为它只是借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而不是其原理和方法。”[15]徐引篪和霍国庆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融合发展概括为“裂变、聚变和嬗变”过程，并提出图书馆学每一次嬗变都使其向非图书馆学迈进，但同时又将这些归之于图书馆学理论发展。[16]此外，很多学者希望图书馆学的非机构化发展，但诚如Rubin所言，非机构化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实际上已经无法分开。[17]
2.2.2 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及与图书馆学的融合趋势
情报学诞生后学者通过各种研究努力试图将其与图书馆学相区别。1953年欧洲学者Farradane提出“information scientist”一词，目的即将信息职业活动与图书馆员从事活动区别开来，1955又提出“information science”一词，认为它代表一个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此外，美国学者Taylor(1966)[18]、Borko(1968)[19]、 Hayes(1969)[20]都对情报学进行了界定，认为“情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更广泛”。
美国情报学家T·萨拉塞维克(T.Sarasavic)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角度区分两个学科，其观点更为鲜明，被国内学者称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分立论的鼓吹者”。[21]他认为，图书馆事业致力于人类印刷记录的组织、保存和使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共同点在于其社会作用相似，都关注印刷记录的有效利用问题（尤其对个人而言），但两者的区别更为显著，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问题选取及定义这些问题的方式（情报学所研究的大部分问题图书馆学并不研究）；(2)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建立的理论框架（图书馆学理论和概念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哲学和部分交流理论，二者无对应内容）；(3)实验和经验开发的本质和程度以及所衍生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在试验和开发上二者只有极小部分重叠，而职业领域要求十分不同）；(4)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如最经常提到的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从所使用的技术看二者是不同的两种方法）；(5)所建立的跨学科关系的性质与强度以及对跨学科研究和方法的依靠程度（情报学交叉学科性质更突出，对其他学科交叉渗透强度更大，图书馆学更具有自足性）。正是这些差别使二者具有很强的交叉学科关系，但不是一个一体化（同一）领域，或者一个是另一个的特例。[22]
还有学者考察了人们对图书馆员、情报科学家或情报专家、信息职业领域的认知。Fleck和Bowden (1995)发现大多数参与的学生都会将信息专家、信息职业和图书馆员明确区分开。[23]Singer(1997)认为大多数图书馆员是女性，大多数情报学家是男性（他们利用计算机工作），[24]Morrissic和Case的研究得出相似认识。[25]Noa Aharony的研究表明，所调查的118名情报学专业本科生认为在图书馆中从事的工作是图书馆员的职责，而与信息相关的工作（如信息检索、建立和管理网站、信息过滤和按需求为用户提供加工过的信息）是情报学家的职责，情报科学家地位和形象要高于图书馆员。[26]
此外，情报学领域学者还通过文献计量等方法确定情报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和范畴，以便更多地与图书馆学区别开来。1981年White和Griffith的共引分析得到LIS的五个主要领域：书目计量，科学交流，先驱者集团(precursors)，一般理论(generalist)和信息检索领域。1994年Persson在分析JASIS的文章时得出相似的结论，发现一个书目计量领域及一个信息检索领域。1998年White和McCain通过对过去23年间120位作者的共引模式分析，绘制了情报学研究领域分布图，即一个大的椭圆，两边分别代表“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类，并提炼了试验性情报检索系统、引文分析、实用检索技术研究、文献计量学、图书馆系统理论、科技交流、OPAC、标引理论与方法、引用理论、传播理论等情报学主要研究领域。2001年，Donald T.Hawkins通过对《情报科学文摘》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LISA)的主题分析来区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内容（见表2），绘制情报学研究领域图。[27]
表2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主题对比
(Librarianship VS Information Science)
图书馆学主题Librarianship subjects情报学主题Information science subjects
档案Archives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Artificial intelli
建筑Buildings gence,expert systems
展览Exhibitions
情报学基础研究Basic information sci-
家具Furniture ence research
图书馆组织Library organization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
图书馆利用和用户Library use and users Fuzzy logic/fuzzy searching
借阅Loans 信息产业／市场Information industry/
管理、预算和经费Management,budgeting,financemarketplace
文献资料Materials 信息职业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缩微胶卷Microforms信息技术主题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博物馆Museums technical aspects(i.e.computing,Inter-
非印刷资料Nonprint materials net,telecommunications)
古文献和珍稀文献Old and rare materials法律、立法、规章Law/legislation/regu-
宣传Promotionslation
剔除Removals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图书馆员工Types of library staff ing
用户Users(various types) 阅读（素质）Reading(literacy)
车辆Vehicles 主题领域数据库Subject area databases
世界图书馆学或图书馆事业World librarianship
文献类型Types of literature
综上，情报学研究中涉及到一些传统图书馆学研究中所没有关注的问题，二者的研究方式似乎也不尽相同：一个以研究机构为趋向，一个以研究问题为趋向；一个偏向关注人文和社会，一个偏向关注技术与系统。在国际博士论文文摘数据库中，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也都有各自的标引叙词，大多数论文被标引为“information science”。如果这可以看作二者之间差异的话，那么至少说明二者在研究领域和理论构建上存在着分野因素。
但是，这种最初或许比较明显的分野因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图书馆理论的情报化扩展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两者在新的研究领域、学科增长点和研究方法方面出现了更强劲的整合势头，即使是情报学背景的学者也开始承认这种趋势。萨拉塞维克在主张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差异的同时提到“OPAC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信息检索研究的特征，这使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领域关系更加紧密，而日益显现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具有同样的趋势”。对于北欧学者Vakkafi所主张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一体化领域(one and the same field)通常被称作LIS”，他认为，尽管这在研究上不可行，但在行政管理上，特别是在大学和职业协会中可以这样认识。[28]Bates(1999)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具有共同的信息视角，而其他领域，如计算机、计算语言学或人工智能尽管最初被认为与情报学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事实证明并不十分匹配(be good matches)，图书馆情报学或LIS的称呼已变得很普遍，这可能源于它们在达到工作目标时思考和工作方式的内在相同性，尽管它们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方法和价值视角非常不同。”[29]此外，图书馆学注重人文关爱和服务的传统也在向情报学渗透。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多元化，“技术至上”倾向朝技术与理论、人文、经济并重发展，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关注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30]2005年丹麦情报学家英格沃森发表了新著“The Turn: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 in Context”，在其研究动机和目的说明中指出，“长期以来，信息查询研究以图书馆学为背景，根植于社会科学之中，而信息检索大多建立在计算机科学方法基础上，两者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但这两个领域可以从情景(context)角度整合并互相获益”。赖茂生和王琳在评论该书时认为，“从更为宏观的学科高度来看，本文的正标题“the turn”显示了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与情报学技术传统由相对隔离走向互动与整合的转折……随着网络信息环境的发展，无论是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学者都发现单一的研究传统不足以应对环境变化和学科自身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借鉴对方的研究传统。在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与手段、研究内容 （理论与模型、技术）的整合成为了重要的学科发展趋势。”[31]
还有不少学者对“情报学VS图书馆学的争论”及在情报学定义上无休止的争论提出批评，“这种分化对社会也给双方造成了损失，具有人文背景和具有技术背景的研究者之间的鸿沟已经对图书馆学情报学造成了伤害”，“情报学不应陷于定义争论而应对信息职业领域的信息现象和问题加以研究”。加拿大学者阿尔文·施拉德认为“试图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一分为二的努力没有什么成效”，“如果研究人员和教学工作者能够对专业名称及专业术语的定义形成一致的看法，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之间是可以建立起健康的、有助于扩展与深化学科研究的联系”。他还认为，“人类社会交流系统的概念是要说明图书馆员、文献工作者和情报学家从事的职业具有协调、传播信息和文化知识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32]
2.3 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情报学(LIS)的发展
在上述研究和发展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研究和发展路径，即研究者共同发起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一体化，这最早在美国之外的日本和北欧国家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与上述探讨的不同就在于学术团体从一开始就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作为单一学科即图书馆情报学(LIS)进行研究和认识，但是深入分析其研究趋向实际上是将图书馆学纳入一般的情报学，并进一步走向更广的信息研究范式。
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在二战之后开始认识和重视“图书馆学”学科领域。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图书馆学受到文献工作和情报学的冲击，学者对二者关系认识依然非常模糊，如岩猿敏生谈到“图书馆学究竟是以情报学作为基础的应用科学，或者仅仅是情报学的一个领域，这个问题至今仍含混不清”。但是，60年代中期之后研究者共同发起并实现了日本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一体化进程，他们提出“图书馆情报学”概念，并选定了“什么是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是什么”、“图书馆情报学是一门学科还是并列的两门学科”等课题进行调查研究。80年代津田良成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一书即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图书馆情报学一词是在图书馆学的传统学科中，渗进新兴的情报学这一概念而产生的新学科”，“图书馆情报学是从建立和改善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情报中心和情报系统的经营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包括文献情报在内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情报。”[33]“津田良成的图书馆情报学体系是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为一体的尝试，其体系较为接近一般情报学，以情报学为主体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34]
日本学者丸三昭三郎更生动地阐述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关系和其进一步发展，“当初，图书馆这个‘细胞’发生了分裂，从中分出的被叫做文献工作或情报科学的另一细胞成长着。两者曾相互对抗，不久却又逐渐融合起来，但是分裂和融合的变化并没有局限在这两个细胞的范围之内。后来，这两个‘细胞’又逐渐渗透毗邻领域的其他‘细胞’之中”。对于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趋势，他指出，“图书馆学是一般情报学 (informology)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越来越普及了”，他把这两个学科比喻为“一辆车上的两个车轮”，其中图书馆是情报系统中作为制度和组织方面的构成要素，情报科学是作为技术方面的构成要素，他主张把“新的一般的情报科学作为囊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完整的学术领域来对待。”[35]
90年代之后，日本的LIS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出现一些争论但学科向信息范式转变的方向依然比较明确，如国立图书情报大学将其教学和科研领域重新组合为信息和媒体社会研究、信息和媒体系统研究、信息和媒体管理研究、信息和媒体开发研究，私立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过几次专业调整设置了信息系统、信息媒体、信息检索和处理三个专业方向。[36]但是，他们也没有忽视图书馆教育，如近年的图书馆和信息职业与教育革新项目(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and education renewal project)，提出将公共图书馆信息专业、大学图书馆信息专业和学校信息和媒体专家包含进新的课程框架。[37]总之，日本图书馆学发展道路似乎走了一条捷径，日本二战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及本民族特点使其图书馆学很快跨越了纷争和无序阶段，而以翔实的调查和颁布标准等方式解决了学科关系问题，并将其纳入图书馆情报学的整合发展道路。
在欧洲尤其是北欧，这种整合对情报学的发展趋势也很明显。按照芬兰学者维克里(P.Vakkari)的观点，1980年代北欧的LIS被描述为一个学科领域，“图书馆学仅是情报学的一个应用领域”，“情报学从其产生伊始就具有重视目的(purpose Minded)的特征，尽管它的名称从图书馆学变为文献工作再变为情报学，其目的总是为特定的实践活动提供支持。从施莱廷格到布拉福德再到贝尔金(N.Belkin)，情报学领域经历了持续的进步，情报学决心达到的目的就是促进所需信息的存取。这一原则将继续支撑这一学科在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认为将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理论从情报学中分割出去是错误的导向，同时在实践上也是很困难的。[38]丹麦情报学家P.英格沃森(1992)也认为图书馆学是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图书馆学关心的是发生在图书馆中的信息过程，是在图书馆及相似的信息服务环境中进行的情报科学研究，图书馆学是情报科学研究的一个应用领域。[39]德国学者沃西格(Gernot Wersig)认为情报科学是这个学科适宜的总称，他从本体论意义上否认存在一门所谓的图书馆学，但他不否认类似图书馆机构的问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也不否认这些方法可以从面向机构的专业教育与培训中受益。这些方法可以组织成一种知识集合，从而形成一个研究领域(a field of study)，但不是一个学科 (academic discipline)。图书馆的许多问题可以在情报科学领域范围内解决。[40]
此外，从1991年开始欧洲学者还连续组织召开了数届CoLIS会议，其目的即从历史、理论和经验视角批判性地认识和探索LIS作为一个学科和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该会议至今召开了6-7次，尽管每次主题各不相同，但“从结果来看，其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同一门学科LIS，其任务是对客观知识（有些学者主张用文献，有些主张应用information来表达这一概念）进行组织”。[41]另外，90年代末期以来鉴于“信息”的含糊和泛化问题，还提出了回归文献学的看法。[42]
2.4 在共同理论基础和上位学科下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并行发展
这一发展模式主要出现在我国。尽管我国一些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曾探索过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合一体化发展，但是学者后来的研究大多走向了构建图书馆学、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上位学科，抽象出共同理论基础并在其指导下实现学科群的共同发展。例如，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文献交流引论”、“知识交流论”、“文献信息学”以及90年代至今出现的“信息管理学”和“信息资源管理学”都属于此类。周文骏教授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情报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并用情报学思想来解释图书馆学，但后来他从探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关系入手进入了一门新学科的探讨即“文献交流学”，他认为“文献交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出版学、档案学等的共同理论基础，在其指导下实现学科群共同发展。文献信息学80年代后期由黄宗忠提出，将文献信息作为这些学科的共同理论基础，以实现这些学科的综合化。信息管理学和信息资源管理学出现于1990年代，与1992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再次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后寻找理论基础有关。这些理论体系大都超越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范畴，在这种研究路径和导向下的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融合始终没有形成如国外主流的图书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也是在共同的院系名称下独立并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情报化或信息化发展倾向也很明显，从1980年代以来很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构建上都做出了调整，如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为文献交流、文献信息、知识交流、信息资源以及21世纪以来的知识集合、知识资源等，但总体上看大多没形成图书情报学理论体系。
2.5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的融合趋势分析
按照学科理论，学科的交叉渗透和整合是通过学科理论、方法相互交融、彼此结合，并形成研究共域（研究领域互相重合或者部分重合和共同的研究问题）来实现的。[43]从上边各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叙述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中既有分野因素也有融合因素和趋向，并且融合似乎是主流趋向。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问题、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交叉和重合。在研究领域的整合之外，在教育层次这种整合更为明显（这将在下文详述）。在研究队伍和研究组织层次上，英国的图书馆协会和情报科学家协会在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犹豫、徘徊、磋商之后，终于于2002年4月合并为一个整体，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趋势。总的来看从20世纪70年以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整合一直在发展。
但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整合趋势到底是朝什么方向发展的？于良芝博士在分析1990年代以来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整合趋势后指出，“这种整合的结果可能是一个视野更广、势力更强的独立的图书馆学（如Raymond所希望的），也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图书馆情报学”，但是从其对“图书馆无论作为职业的名称还是学科的名称都不会消失”的分析和论断看，她似乎不认为或不希望这种整合向图书馆或LIS之外的范式发展，如信息科学或信息技术。[44]Fredrik 
在其博士论文中从知识和社会发展角度考察了LIS的形成与发展并提出“基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传统和近15年来二者关系增强的趋向，LIS这个复合词将继续被使用，同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构成其两个主要的分支领域(sub-fields)，其中情报学主要关注信息需求和用户、管理和获取信息，图书馆学主要关注文献组织、保存和利用，图书馆机构以及与图书馆实践相关的论题，如文化政策和管理问题等”。[45]但是，从日本和北欧国家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看，则倾向于整合发展为统一的情报科学。我国有学者认为，国际图书馆与情报学科的发展特征是“研究范围由传统图书馆领域扩大到信息管理职业(information field)，研究对象由图书文献转向了信息研究，一系列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乃至数字商务集中于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下”。[46]也有学者认为，这表面上看似乎是“情报科学”的胜利，其实是倾向信息技术的一种趋向，如美国情报科学协会选择改名为情报与技术协会，继续扩大了自己向信息范式的转移，情报学不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47]
综上，在理论研究上，关于两个学科的融合依然存在很大争论，各国的发展路径也存在差异。但是，如果从语义转换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从70年代之后 LIS已成为主流称呼，例如1969年《图书馆文摘》改为《LIS文摘》，大多数院校该为LIS名称，此外杜威十进分类法也反映了这一变化，从1951-1965年15-17版，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代替了图书馆经营 (library economy)，从1971年至今LIS代替了图书馆学，[48]目前信息研究、信息管理等又有取代LIS之倾向，至于，是否将向更广的信息范式发展仍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从下边将论述到的国外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融合发展历程似乎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