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加德纳:“多元智能”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_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论文

对话加德纳:“多元智能”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_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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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致隆:首先我来逐一回答你的问题,那是你在来中国之前通过电子邮件给我留的“作业”,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答案。

加德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我的多元智能理论这么感兴趣?

沈致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介绍中国的教育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1999年,中国更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个决定号召实施素质教育,认为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提出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你的著作《多元智能》的中文版,恰好也是1999年出版的,当时人们突然发现,你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与中国的教育改革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你的理论为我们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证明了这种教育的科学性。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中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也有明显的借鉴意义。于是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上至副总理级的官员中,下至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和学生中,不胫而走,迅速传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加德纳: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怎样解释多元智能理论?怎样看待我的专业?

沈致隆:人们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甚至认为是一种教育目标或教学方法。心理学家认为你是杂家甚至是艺术家,艺术家却认为你是心理学家,而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校长教师和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则认为你是教育学家。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很简单,你是跨学科的专家,而他们都只从自己的学科或职位出发去理解你,难免出现不同的说法。目前在中国,跨学科的专家还难以被人们理解。

加德纳:我很愿意是,但严格地说我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虽然你昨天下午的大会发言稿说得不错:我从小接受艺术教育的成长背景,我学生时代对艺术的热爱,是我后来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两个重要根源之一,但我主要还是个职业发展心理学家和业余神经科学家。我热爱教育,但我不是教育学家,不能胜任担当一所中小学校的校长。1983年我提出此理论的《智能的结构》一书,不是为教育学家写的,只是没想到后来对教育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在中国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哪些问题和混乱?

沈致隆: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把多元智能理论当成了教育的目标或教学的方法,其证据就是目前两个口号在学校里喊得很响,不但在美国有人喊,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有更多的人在喊,那就是“为多元智能而教”和“用多元智能来教”。第一个口号把你的理论当成了教育的目标,第二个口号把你的理论当成了教学方法。我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既不是教育目标,也没有告诉人们怎样教,而是由一种心理学理论发展而来的教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不能实践,但是在应用过程中简单化为教育的目标,为这个理论而教,或者庸俗化成“多元智能是个筐,什么教育改革措施都能往里装”,会使人感到困惑。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当然不是教育目标。这一点,我在昨天上午的大会上已经说过了。多元智能本身不是教育目标,而是一种有助于达到教育目标的手段。所有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者,都应该有自己另外的教育目标。我个人认为对于下列教育目标的实现,多元智能理论还是能够起一定帮助作用的。这些目标一是加深对学科的理解,如对历史、艺术、数学、科学等学科的理解;二是使人们学会和睦相处,保护并照顾穷人,促进社会的安宁;三是使学生学会独立生存,并具有经济上的竞争手段;四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这一点我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时就强调过多次;五是艺术教育,也就是你正在从事的工作。艺术教育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中间,越来越引起普遍的重视,但艺术教育的方法和目的,存在许多问题。多元智能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加深对真、善、美的认识。六是促使人们关注传统的知识和价值观。

从我的科学发现中直接引出教育措施是不妥的,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蕴涵着多种推论,这些推论甚至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谈到智能和天赋,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我称之为“激光式”的方式,往往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如爱因斯坦和莫扎特的;另一种我称之为“探照灯式”的,不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如政治家克林顿夫妇的。这两种智能或思维的表达方式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第一种智能类型或思维方式中正常的例子,还是刚才说到的爱因斯坦和莫扎特。他们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优异的创造性成果,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人。而不正常的例子如患自闭症或孤独症的儿童,虽然也能关注于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则是病态的。第二种“探照灯”式的智能类型或思维方式,如克林顿夫妇就是正常的,他们能够同时处理好许多不同的问题。不正常的是患多动症的儿童,在某一时刻关注许多方面,却无法处理好任何一个问题。

我在世界各地发现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很广,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妥之处。比如发明了一些测验方法,测试八种智能,以代替一种智能的测试,仍然沿袭了过去的统一规划的学校的做法。还有人设立了八个教室,在每个教室里实践多元智能理论中的一种智能,忘记了人们在解决问题时需要多种智能的组合。还有的人将智能强的儿童送进少年宫,培养各自突出的智能强项,而将智能弱的送进专门的培训班去强化弱项。还有的人每讲授一堂课,或者一个概念,都用八种智能去理解。这些做法是否正确,都有待商榷。

沈致隆:多元智能理论有助于对学科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教什么都从八种智能入手就是恰当的。比如有人用八种智能分别介绍同一个物理学原理,我看不妥。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思维方式,每种智能也是各自独立的,上述做法看似新颖,实际上显得很牵强。让学生扮演气体分子,在讲台上表演,以解释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八种智能可能学懂了,物理概念却被搞模糊了,因为按照理想气体的模型,分子本身是不占有体积的。

存在的问题之二是浮躁,赶时髦,一哄而起,导致了混乱。短短几年,多元智能理论的专著、译著在中国出现了数十本,论文也早已超过百篇。但其中一部分缺乏新意,抄来抄去。再如一本著作的译者,竟然多达7、8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这种译著的质量可想而知。

这样造成的结果,不但使人误以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目标或教学方法,而且连八种智能的定义都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些属于翻译上的不统一,像你拥有许多不同的中文姓名一样,八种智能也有多种名称。还有人在智能的概念中随意添加英文单词,使人误以为是你的说法。比如在你定义的“音乐智能”后面加上“节奏的”(rhythmic)一词,改为“音乐—节奏智能”;在你定义的“空间智能”前面加上“视觉的”(visual)一词,改为“视觉一空间智能”。节奏只是音乐诸多要素之一,而且与旋律、和声、速度、音色、调式等其他要素相比,未必更为重要,怎能与“音乐”一词并列从而具有同等地位呢?

加德纳:不但我定义的音乐智能中从没有“节奏的”字眼,而且节奏也不是音乐智能的“专利”。语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都与节奏有密切关系。节奏也是这两种非音乐智能的要素之一,为什么惟独在音乐智能的定义中添加“节奏的”一词呢?我定义空间智能时也从未用过“视觉的”一词,只不过认为空间智能可以用于视觉艺术。当然,对我某些智能定义的改动,我并不介意,只是最好不要说是我的定义,因为它已经变成那些作者和译者自己的定义了。

沈致隆:盲人没有视觉,却完全可以有空间智能,说明空间智能并不一定非得与视觉有关系。

加德纳:我的第四个问题是,面对存在的这些困惑,我能提供什么帮助?

沈致隆:你今年第五次来中国,就是最好的帮助。昨天上午的大会上,你亲自介绍了这八种智能,同时给出了中英文定义,就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你还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题,也起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可惜你在京的行程太紧,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很多人渴望与你交流,也没有机会。希望你回到美国之后,写一本专著,在书中详细回答中国听众和读者的问题,说明你对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误区的看法,就更有帮助了。

加德纳:与上个世纪的四次访华不同,我这次来中国只呆了很短的时间,了解情况不多,恐怕写不出一本书。

沈致隆:但你至少可以写一篇或几篇较长的文章来回答这些问题,并说明你的观点。如果今后有时间,还希望你再来。

加德纳:即使我不为此写一部专著,中国读者也可以从我著作的原文中找出感到混乱的问题的答案。我还建议他们中英文对照阅读。这样不但可以了解原汁原味的多元智能理论,还可以了解究竟谁的翻译是准确的、恰当的。

我提出的语言、数学—逻辑、音乐、空间、身体运动、人际、自我认识、博物学家这八种智能,是从上百个智能的侯选者中挑选出来的。它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我在挑选之前首先确定了智能存在与否的八个判据,分别来自我关于神经医学、生物进化史、逻辑推理、社会学、发展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只有符合这些判据的,才被我和我的同事确定为是一种智能。我在1983年提出的这些智能的判据,并不代表确认各种智能的最终标准。今天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法定义这些智能,可能会更强调跨文化证据的重要性。即使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以上研究准则和智能的判据,也是研究人类认知应该考虑的合理的因素。说实话,我认为建立起以上智能的判据,是多元智能理论不朽的贡献之一。我感到意料之外的,是迄今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多元智能理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判据。可能因为这些判据是我特地从多个学科中挑选出来的,超越了许多批评者的兴趣和专长。但这些判据对于研究和认识多元智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这些判据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不知在中国情况怎样?

沈致隆:在中国,人们同样更多地重视这一理论的应用,对理论本身的关注明显不足,也很少注意到你所说的那些判据。

加德纳:我的四个问题你都回答了,现在该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沈致隆:你在2003年的演讲《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中,说到目前为止只定义了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其中的“存在智能”,你虽有证据但不能完全肯定它的确存在,所以只承认它是“二分之一”种智能。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智能重组——21世纪的多元智能》(Intelligence Reframed:Multiple Intellig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中,你定义它为:

“存在智能,就是对人生和宇宙终极状态的思考。存在智能的核心能力,是在直达广袤无垠的宇宙尽头为自己定位的能力,是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与存在有关的能力,如在探索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个人肉体和内心世界的最终命运之时,在被人所爱或全身心沉浸在艺术之中获得刺骨铭心的感受之时,为自己的存在定位的能力。”

你又说:“这种能力在人类已知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受到重视。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都创造了各自宗教的、神秘的、超自然的以及哲学的体系,来处理有关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社会里,除宗教以外,人类还从美学的、哲学的、科学的等各种角度,说明自己对于存在问题的思考。”

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种智能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和存在主义艺术有关。今天看来没有时间谈存在主义艺术,那个问题更复杂。我的问题仅仅是,存在智能的概念,与存在主义哲学及其源头的几位欧洲代表人物如丹麦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德国的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法国的萨特(Jean-Paul Sarte)等人的理论,或者与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究竟有何关系?

加德纳:虽然当我选择“存在”作为智能的名称时,很清楚地知道你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但是存在智能和任何特定的欧洲哲学家或者中国哲学家之间,并没有非常密切的直接关系。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人类个体,有时都会思考生命的意义等一类问题,只不过你信中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曾经将这些问题纳入了自己研究范围的中心。

早期人类最主要的认知活动之一,就是思考并试图弄懂与存在有关的哲学命题,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与宇宙这个主题有关的远古的艺术、舞蹈、神话和戏剧的存在含义。但直到真正的宗教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用语言直接讨论有关存在的问题。此前的神话和戏剧,可以被认为是讨论存在问题的间接的方式。认识存在的能力和掌握语言的能力,都是人类的特征,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异。

沈致隆:“没有非常密切的直接关系”,并不等于没有关系。实际上你已经指出了“早期人类最主要的认知活动之一,就是思考并试图弄懂与存在有关的哲学命题”,可见这是一种哲学家的智能,而且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智能。你又说“认识存在的能力和掌握语言的能力,都是人类的特征,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异”。根据你的这一论述,加上我研究存在主义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体会,我以为存在智能是人类一种长期普遍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智能,很明显的确是存在的。让学校师生尽早认识这种智能,培育他们双方的这种智能,是加强心理教育的方法之一,可以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对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深入开展,这种智能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德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存在智能越来越有信心。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一半对一半的问题,它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今后将继续工作,寻找证据,希望最终能够确定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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