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效率概念中的时间及其资源化*
张康之
内容提要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时间的维度中展开的，而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则有着时间协调的问题。人们越是需要借助于集体行动去承担各项任务，就越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在工业社会中，效率成了人的几乎所有社会活动的目标，而在效率的概念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时间构成了效率的基本内涵。正是人的效率追求，改变了时间的属性，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并通过社会时间的开发和利用去达成效率目标。从自然时间向社会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时间资源化的过程，社会时间其实就是人的生产和生活等一切社会活动赖以开展的资源。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促成了效率目标，也引发了时间资源稀缺化的后果。在未来，如果人的效率追求还会持续地展开的话，那么，在面对时间资源遭遇进一步开发的瓶颈时，就需要改变时间资源开发的思路，即从时间结构方面去寻求新的路径。
关 键 词 效率 自然时间 社会时间 时间意识 时间资源
站在20世纪回望近代早期的历史，也许认为“工业时代的关键引擎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的观点显得更加确切一些。但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从工业生产中看到的却是机器，似乎在他们的意识中，机器之于工业社会要比时间更加重要。至于马克思，只是在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时，才触碰到了时间。现在看来，如果在社会总体而不仅仅是生产的视角去看工业社会，就会明显地看到时钟的意义。因为，“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组织展现出高度的功能专门化，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同步化的快速发展。以生产为基础的大型公司要求对各个组成部分(角色和职位)和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划分。这种功能的专门化需要广泛的时间—空间协调，无论是各组织层次内部还是在它们之间。因为高层次的协调要求高层次的计划，这就需要有精细复杂的时间表，以便获得令人满意的预见性。精细计划的基础变成了复杂测量的基础，有效率的组织等同于对生产力进行明细的时间评估。因为机器成为劳动的焦点，所以时间表就成了计划的核心特征。在工业主义盛行的时代，时钟是协调和控制的工具。时间段取代了任务成为生产过程的单元。”①在一定程度上，时间成了整个社会运行的基轴，各种各样的社会事项都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所以，用以计时和协调人们行动的时钟之于工业社会的意义是巨大的。今天看来，效率追求也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效率追求为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的话，那么，当我们审视效率的概念时，发现时间构成了它的主要内涵。尽管时间不是效率概念的全部内涵，但缺失了时间的维度，效率就变得不可理解，人在实践中的效率追求也就无法付诸实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效率的奥秘就是时间，只有对时间做出了解读，才能真正把握效率的含义。
时间意识与社会时间的生成
在人类历史上，何时产生了时间意识?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考证的问题。但是，时间意识的生成对于人安排生活事项、协调行动而言，其重要性显然是非常巨大的。人是社会性的生物，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和活动既有适应性的内容又有建构性的内容。而且，人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起适应和改造的关系。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等所有这些关系中，人的时间意识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人有了时间意识的时候，也就开始根据自然时间反映在人的生存环境中的节奏以及其他特征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当人意识到自然时间不能适应其生活和活动的要求时，就会产生改造自然时间或突破自然时间限制的冲动。这样一来，人类重构时间的历程也就开始了，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自然时间的社会化和社会时间的建构行动。也就是说，“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它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②当自然时间实现了社会化时，或者说，社会时间自产生之时起，就走上了自我发展、繁衍的道路。尽管自然时间中最为基本的决定了时间是时间的属性仍然被保留在了社会时间之中，但社会时间在发展和繁衍中不断地获得新的属性和特征，表现出了远离自然时间的行进轨迹。
可以相信，自然时间的社会化有着古老的历史，或者说，有了社会，也就开始了自然时间社会化的进程。“在农业的阶段，人的时间表才是第一次被系统地制定好的;它是由农业实践的常规所决定的，起先是集体地规定的，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强有力的社会习惯……随着农业人的出现，第一次要求有规则地劳动、娱乐、休息、游戏和睡觉的习惯。”③但是，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时间仍然保留了自然时间的特征，除了在生产中已经形成了时间意识之外，在社会交往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除了一些特例之外，很难看到时间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我们往往说农民的时间意识不强。其实，在整个农业社会的阶段中，人们虽然有了时间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很强，当我们说农民时间意识不强时，是发现农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社会中的人的这个方面的特征，未能形成自觉应用时间和根据时间去进行社会活动安排的行为模式。人的时间意识增强的一个飞跃阶段应当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为人的时间意识的增强施加了魔咒，从而出现了基于时间的各项社会安排，特别是有了通过利用时间和压榨时间去获得利润的行动。或者说，出现了通过占有他人的时间去实现自我的利益的做法。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工时的方式获得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达到延长工时的目的。也就是说，在交换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资本利润取得的秘密是剩余劳动，利润是由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转化而成的。我们看到，在19世纪，人们的管理意识尚未实现自觉，尚未生成管理观念。对于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人们看到了节省时间的技术的引进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机器等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是，机器应用所提高的生产率被理解成是在价值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被归入了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范畴。所以，这个时候的时间意识促使资本家针对工人的时间压榨，即从工人那里压榨出更多的用于剩余劳动的生产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还没有针对时间操作的管理，没有去把个体的时间耗费过程整合成时间系统，并从中去获得指数级的时间增量。
到了20世纪，随着管理意识的自觉而形成了明确的、系统化的管理观念，这也就是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但是，人们在对时间的认识上仍然囿于自然时间概念的限制。也就是说，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自然时间这一种时间。所以，仅仅停留在“向管理要效益”的认识水平上。这是一种由于缺乏社会时间意识而生成的局限性，即没有意识到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进而，没有认识到管理实际上所要实现的最为基本的目标就是对时间进行整合。虽然自从人们开始有了自觉的管理意识之后一直是在努力通过时间整合去提高生产率的，至少是将此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手段而加以利用的，却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管理就是时间整合过程，是通过时间整合而创造和利用社会时间并提高生产率的过程。随着社会时间概念的提出，或者说，当我们将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区别开来，拥有了社会时间意识，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社会的视角去看时间，需要把时间纳入社会系统之中和作为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发展出除了管理之外的更多的社会性时间操作技术，从而最大可能地超越自然时间的限制。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到打破商品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隔离的出路，使得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体现出社会价值。比如，文化的、伦理的、艺术的价值观念都能凝聚和体现在生产品之中，作为生产品的价值而被人接受。
这种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不同，最终会落脚在人的主观意志以及行动的追求上来，就如在大海中飘过一段航程一样，如果是朝着某个目的地航行，无论是借助于什么动力，都包含着人的主观因素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尽可能运用所有可以运用的手段去缩短航程所占用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对自然时间的征服而去获得社会时间，使得时间接受意志的指令。但是，如果是无目的的航行，任由海浪或风驱使航船漂流，那么，漂过的一个可计量的距离所花费的就完全是自然时间。由此看来，人的意志是社会时间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将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时间是由人的意志所建构起来的。因为有了人的意志，从而使时间成为一种资源。正如风、阳光原本并不是资源，由于有了人利用风和阳光的意志，才将它们转化为电能。但是，由人的意志所建构的社会时间在实现了资源化的时候，又是以一种异化了的客观力量而对人形成压迫，使人感受到时间资源的匮乏。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效率追求走到了自反的地步。如果说效率追求使时间变成了一种资源，即为时间赋值而让时间成为资源，那么，效率追求又把时间资源引向了稀缺化的方向。事实上，从实践来看，在效率追求中，时间总是被感觉为稀缺的。为了改变时间稀缺的状态，人们发明和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并应用于去榨取自然时间。但是，无论在榨取自然时间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都无法缓解社会时间的稀缺状态。就时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而言，虽然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但开发和利用的后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愈加开发和利用也就变得愈稀缺。不同的是，人们在应用省时技术时，往往会获得节约了大量自然时间的假象。所以，促进了时间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以组织和通过组织的社会性的时间技术，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应用。结果是把整个社会推上了高速运行的轨道，使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
时间的社会化，或者说社会时间被建构起来之后，也就使时间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获得了不同属性。对于个人来说，则可以把时间分成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甚至时间会因人而具有不同的属性。比如，议员的会间休息时间可能正是压力集团游说者开展游说工作的时间;机器停止运转了，工人却可以端起一杯咖啡去缓解一下机器运转为他带来的疲惫。即便是资本家和工人眼中共同的工作时间，所包含的意蕴和目标也不同。比如，若是计件工资制的话，工人从工作时间中计算出了自己的工资，而资本家则从中计算出了利润，因而，同样的工作时间在工人和资本家那里具有了不同的属性。这就是时间的社会相对性。如果有一种“社会相对论”的话，也许这种时间就能得到准确的科学理解。
就时间意识的生成来看，钟表的发明使对自然时间的度量成为现实，正如发明了尺子可以丈量展开的空间一样。但是，钟表也同时使人的时间观念中生成了时间定位标准，并开始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时间操作。比如，有了钟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就可以根据时间标准去做出安排。特别是在许多工业生产中需要倒班制的生产过程，通过运用钟表而实现的精确时间计算就能够解决倒班制有可能引发的许多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画上了最初的分界线，表明钟表的发明实际上开始了人类创造社会时间的历程。显而易见，工作生产的倒班制在表现上也使时间失去了自然属性，似乎不是地球上的白天与黑夜、冬天与夏天，而是还原到了宇宙时间那里。“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倒班制工作似乎是时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没有特征的这个事实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里时间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都以同样的节奏前进，并且往往当在一个小时里，机器静止了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没有运输，或是没有销售，那么这个小时就被当作经济上消失的一小时。”④实际上，这恰恰说明时间有了经济属性，是社会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对此，“马克思前后一致地作出了结论。这个到今天为止继续进行的而且永远都不结束的取消的过程，最开始是取消自然节奏，后来也取消新出现的，集体的社会节奏，不仅是生产中的，而且也包括流通和消费中的(也就是说，取消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礼拜日和工作日，开放时间和关门时间，发送时间和发送间歇，简言之:取消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可支配的时间)，最后形成了‘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这些都是有着它的经济核心。”⑤所谓“没有特性的”时间，完全是在思维的抽象中获得的概念性时间，而在实践中，“它的经济核心”也就决定了它的属性——经济时间。
晚近出现的时间管理主要还是在自然时间的节省上做功，反映出来的是近代早期时间意识的延续。根据罗萨的看法，“在经典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中的时间使用模式，主要是通过外在于事件的、线性的时钟的预先设定而确定的，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模式是通过精确有序的小时计划、日计划、周计划和月计划与不同的社会功能领域内的‘时间窗口’相适应。优秀的时间管理体现在，预先确定的行为顺序尽可能‘没有损耗’地——也就是说没有期望之外的中断和空转的时间，但是也没有相互重叠地——相互衔接，并且所设定的任务和职责也的确在预先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时间段内的行为的期限和顺序是在这个时间前确定的和计划好的，以便能够保证社会上的行为运转的同步性和协调性。”⑥尽管在这种时间管理中生产出了社会时间，但由于并无社会时间意识，也就没有出现对社会时间的自觉开发和利用。
产生于时间意识中的效率
就效率中包含着时间隐喻而言，反映了时间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而得到开发和利用的内涵。
“从14世纪起，教堂大钟和公众时钟就开始矗立于大部分城市和大型市镇，而且到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绝大多数教区都拥有了教堂的时钟……”⑦我们如果把时钟而不是蒸汽机作为工业化的标志，那么，就会把时钟得到应用的14世纪作为工业化的起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钟的应用标志着人的时间意识的生成。一方面，人们有了时间意识而求助于时钟;另一方面，时钟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时间意识，促使人们把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待，把对时间的遵守看作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应有的一项美德。随着工业生产和群体活动事项的增多，时间的规范价值也得以开发，并被引入到了各类群体活动的纪律之中，甚至作为纪律的主要内容。正是时间的规范功能为人们从时间意识中发展出效率观念提供了前提。在涂尔干时代，纪律被嵌入到分工—协作结构之中，所获得的是时间的同步效应。对于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言，由于纪律所发挥的作用，时间支出是与自然时间等值的，尽管由专业化所拆分开来的每一项任务所费时间的加权远远超越了该体系的时间支出值。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是在村里托老站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三层楼建筑面积2100余平方米，门口是社区大广场，连体楼还办了社区幼儿园。”张振美介绍，养老服务中心内设有标准间、集体间，配备专业护理床位80张，不仅配备餐厅、洗浴间、医务室、更有舞蹈室、健身房、书法室、乒乓球室、图书阅览室、康复理疗室等，甚至还有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多功能大会议室，用于举办老年健康课堂之类的讲座和娱乐活动。
与农业社会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单干”相比，分工—协作的效率之所以得到了惊人的提升，奥秘就在于以分工—协作形式出现的行动从自然时间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或者说分工—协作中的人们发明了社会时间，并成功地把自然时间转化成了社会时间。我们知道，分工—协作所实现的是任务分解，即把一项任务拆分成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人分别去完成。对任务进行分析、分解，区分为不同的部分，通过分工的方式分别由不同的人或部门同时承担被分解开来的任务的各个部分，这意味着不同的人或部门所承担的任务有着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也意味着他(它)们所消耗的时间也是有着质的差异的。但在量上，这些时间都是可计算和计量的。如果分工所展现的是同步化，那么在时间计量的意义上，每一个部分所消耗的时间，与自然时间就是等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各个部分加总后，就可以看到，实际消耗的时间数倍于自然时间的时间。所以，通过分工—协作而实现的任务承担所耗费的，完全不是自然时间，而是社会时间。在分工展现给我们协作整合结果中，我们能看到，这个过程所耗费的社会时间总量，与自然时间相比，有了指数级的提升。也就是说，一项任务经过分解而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完成，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时间的建构而取得了效率。
总体看来，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面对同样性质的任务和工作事项，分工—协作制造了无比惊人的效率。上述可见，斯密在对大头针制造的观察中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任务是无法分解的，是具有整体性的任务，因而，也就无法求助于分工—协作，而是需要由一个群去共同承担，采取合作行动的方式去承担并完成任务。当然，于此合作行动中，也可以在仔细观察中发现分工—协作的迹象，但那是不稳定的分工—协作，也许只是片刻表现为分工—协作，就整个行动过程来看，是合作的。我们说合作是对协作的超越，就“超越”一词的本意而言，并不是抛弃意义上的否定。所以，在合作中是包含着协作的。也正是由于这是一种对协作的超越，让我们看到，在合作行动中虽然没有分工—协作体制，却包含着行动意义上的分工—协作内容。只不过可以看作是分工—协作内容的这部分，是以一种随机性选择的形式出现的，不会对合作行动的性质构成影响。这是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任务虽然在总体上是具有整体性的，但在任务得到承担的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事项上，还是包含着或显现出一些可以分解的内容。对于这些可分解的内容来说，是适应于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处理的。
效率中的时间概念在实质上是社会时间，但人们之所以认为那是有效率的行动，却是以自然时间为参照的，是仅仅看到了处理一项任务花费的自然时间更少，所以认为是有效率的。事实情况是，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少的时间花费，实际上是因为时间转化而使效率追求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把自然时间转化成社会时间后，通过增加社会时间的消耗量而达到压缩自然时间消耗的目的。这也可以视为一种时间替代术，即用社会时间置换自然时间和替代了自然时间，使自然时间的消耗大大地缩减。准确地说，自然时间是个常量，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效率感受，是在社会时间的相对性中得到的。在效率追求中，各种各样的时间节省技术被发明出来，而且，这种时间节省技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加速化的过程中总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技术，总能得到迅速推广。表面看来，所有这些技术都显现为节省了自然时间，而在实质上，则是创造了社会时间，或者是对原有的社会时间进行改进刷新，提高了这些类型的社会时间流动的速度;或者是创造出了新的时间种类，即在时间资源库中增添了新的种类。这就是效率的奥秘所在。
在分工—协作框架中，或者说，在所有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中，都是通过时间转换的方式而获得了效率。正是在效率追求中，人们不断地发掘出了新的时间技术，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所从事的是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工作，却取得了时间转换的成果。所以，时间技术是将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助推器，那些节省时间的技术的发明和不断地更新换代，使时间失去了自然属性，或者说，退出了人的社会活动的场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生产以及其他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的时间已经是社会时间了。技术发展的“社会目标和直接的影响在于节省时间，也就是说降低与过程相联系的时间需要，并且因此创造空闲的时间资源。这是诸如交通、通讯或生产的加速的社会功能:相应的过程将被缩短，因而产生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其他过程。”⑧存在于管理中的时间技术则是直接地对社会时间的整合。比如，在我们经常提及的分工—协作安排中，所包含的就是社会时间的整合技术。其实，在人们有了效率意识以及管理活动时，就开始了社会时间的整合活动。可以认为，在一切存在着管理的地方，都包含着社会时间最大化的追求，都在不懈地努力创造时间开发和利用的社会技术，并追求更大、更高的效率。
根据亚当·斯密的考察，在他的时代，为了生产一枚大头针，需要18道工序，由10名工人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每天可以生产48000枚大头针，作为结果，平均下来，可以看作是每人生产4800枚。但是，如果让一个工人去完成18道工序的话，他可能一天也生产不出一枚大头针。这就是分工—协作带来的效率，而这个效率的奥秘就在于，它在10个人构成的分工—协作系统中，把自然时间的一天变成了10天。考虑到大头针的生产并不是供生产者消费的，而是商品生产，是在交易中实现价值并使得财富增长，那么，亚当·斯密认定了创造效率的分工—协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当我们指出效率的奥秘其实是社会时间时，也就意味着财富是由时间转化而来的。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进一步论证。
可知，接收通道给B1频点信号引入的测距偏差均小于0.1ns，因此大口径天线接收系统的通道特性给信号带来的测距偏差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三块地”改革试点总结将为土地管理法修改提供参考。据悉，全国人大土地管理法修改专题调研组近日在地方展开调研，听取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意见建议。本轮修改主要内容也将涉及农村“三块地”改革。
在形式上，我们在考虑效率追求的持续展开是否可能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既然效率无非是在对社会时间的消耗中获得的，那么，在社会时间开发遭遇了量的增长上的瓶颈时，就需要通过改变时间结构去为效率追求提供支持。我们看到，通过分工—协作所建构起来的时间是多条时间线重叠而成的时间系统，这个系统的时间结构仍然是线性的，只不过，与自然时间相比，它是多线的。如上所说，在一个由10个人构成的分工—协作体系中，有着10条平行的时间线。与自然时间仅仅一条线相比，这10条线显然要多得多。既然人能够在一条自然时间线上创造出10条社会时间线，也就意味着人是能够改变时间结构的。也就是说，人既然能够建构起以多线形式出现的时间结构，也就能够建构起以网络形式出现的时间结构。一旦谈及时间网络结构，人们也许会立刻想到空间上的网络结构。社会生活中的网络应用也许首先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特别是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网点布局，大大地提升了效率，究其实质是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网络应当如何建构，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也要节省时间吗?这就是时间网络结构构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后，我们才能着手去进行时间网络结构建构的思维和技术问题的探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社会化的生产和活动并不一定集中到某个场所去开展行动，而是分散化的、以小单位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服务业中的许多种类，是可以在原先被认为生活场所的地点进行的。甚至商品交易的活动，在从实体店搬到了“网店”上之后，已经不再是固定场所的交易活动，它甚至是发生在移动设备(如手机)上进行的交易过程。这样一来，时间的刚性也就软化了，人们所拥有的是弹性化的时间。也正是由于这种时间的弹性化，当某个时间窗口关闭了的时候，替代性的时间窗口立即就会被发现，而且这种可选择、可替代的时间窗口是全天候存在的。由此可见，互联网既布设起了空间意义的网络，也布设起了时间意义的网络，当人站在某个点上的时候，既是空间网络上的也是时间网络上的节点。如果说工业社会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即把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隔离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系统，那么，互联网则重新把分离开来的两个系统整合到了一起，即用网络把它们统合为一。
所以，互联网既是空间意义上的网络，也是时间意义上的网络。在空间的意义上，我们使用“虚拟化”一词来加以描述，而在时间的意义上，我们所感受到的则是“同步化”。事实上，空间的虚拟化与时间的同步化就是网络的两个面相，网络所具有的其他特征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网络上的行动也以时间的弹性化、多样化和空间的灵活性等形式出现。这使得人们面对任何不确定性的个人和社会事项时，都能够获得即时回应，在某个时间窗口关闭或空间位置消失的时候，则会出现替代性的时间窗口和空间位置。由此看来，时间网络的构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说在今天的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网络上已经显现出了时间网络的雏形，那么，通过制度、体制以及行动方式等方面的安排，相信我们会有建构起社会时间网络的这一天。那样的话，我的效率追求就会在一个新的境界中展开。
时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一个地区如果存在着普遍性的讨价还价行为的话，也就证明这个地区的市场是缺乏规范的，也就说明这个地区的人们缺乏效率意识，是因为闲着无聊而通过讨价还价消磨时间。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在规范市场方面没有尽其职责。政府在规范市场方面如果能够尽其职责的话，这个地区的人们就可以把讨价还价打发时间的方式转用于其他事项的处理上，甚至转用于娱乐。所以说，商品的定价对相应的制度提出了要求，即需要对市场加以规范，避免出现随意标价的行为，更要避免在每一次交易的时候都去讨价还价。所以，市场经济往往在零售市场上废弃了讨价还价行为，通过统一定价去达到节约时间的目的。这与尚未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农业社会中的市场是不同的。或者说，在农业社会的市场中，人们在讨价还价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往往不是为了几分钱的让利，而是为了从中找到消磨时间的乐趣。市场经济中的这种通过时间节约而获得的效率，是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支持的。商家如果胡乱定价，在亚当·斯密的“完全竞争”状态中也许会落败;但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的任务。只有当政府担负起了监管职责，才能使时间节约成为可能，并实现交易上的高效率。
吴建中在2017年6月22日“图书馆空间再造与功能重组转型”研讨会上指出，当前图书馆空间设计的最新理念之一是注重资源融合。即资源无处不在，信息是资源，人是资源，空间也可以成为资源。[4]除了传统的藏书阅览空间功能外，还应具有学习空间、知识空间、创客空间、社交空间、研究空间、文化空间、休闲空间等功能。[5]如何在现有物理空间中，利用现有设备资源开展活动，需要图书馆人在传统单一的图书馆空间中灵活利用，尽力发掘，实现多样化功能的重组。
围绕自然时间之轴而产生的波动也就是开发社会时间的一种表现方式。比如，我们在股票、期货等操作上可以看到一种即时买进和卖出的操作方式，这一般被作为流动性来加以衡量。有些股票市场为了限制流动性引发的不确定性，往往不允许当日买进和卖出，而是采取所谓T+1模式。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在买进与卖出而造成的流动中制造出了一种围绕着自然时间轴的时间波动。如果我们简单地在坐标上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把波动曲线拉直是可以形成一条大大长于自然时间的直线。这个曲线拉直后的线减去自然时间的直线而得到的值，就是开发出来的时间，这个时间在交易中就要能转化为“金钱”。其实，在市场上得到了应用的时间都已经不再是自然时间而是社会时间，以日为单元计，T+1的交易模式属于一种尽可能趋近于自然时间的模式，而T+0的交易模式则允许涉入市场的人去尽最大可能地去开发出更多的时间。相反的情况是，保守的交易者可能多日才开展一次交易活动，他在时间的利用上，实际上是使用了比自然时间更少的时间。
从自然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化过程也是赋予时间质性的过程。自从人有了时间意识以来，对于自然时间只能加以度量，因而，相对于人而言，自然时间是纯粹的量。然而，社会时间却具有质的内涵，是质与量的统一。正是因为获得了质的内容，才使社会时间呈现出多样性，即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时间。而且，既有同步的社会时间，也有不同步的社会时间。概括地说，“通过在社会层面上分析时间，我们能够揭示时间标度方式的双重特点——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那种以等级化的方式排列和统一起来的时间;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那种更富有弹性的时间’。”⑨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是两种不同的时间模式，自然时间模式具有稳固性，结构简单，流速是恒定的，而且是单一性的。社会时间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过程中，其结构有过一个从多元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演化过程，而且社会时间因人们所从事的事项、生活和活动的领域、行动目标等的不同而不同，表现出因具体情况而变的特征。特别是在社会时间的弹性与自然时间的刚性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
本文从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会计职业的影响。人工智能目前只会逐步替代基础会计财税类工作，而具备丰富经验积累下的职业直觉和职业洞察力、全局视角下的权衡与综合分析能力、学习与创新能力的高端会计人才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基于这一分析，结合目前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普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不再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部分问题，提出了改进专业课程设置重视管理会计教学、重视学生新时代下综合技能的学习和锻炼、注重情商培养和价值观教育的对策，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会计本科毕业生。
时间的资源化以及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提供了主要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其他方面的各种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动力都是辅助性的，或者是从这一动力中派生出来的动力。反过来，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能动性往往产生了新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机制。它们使得加速能动性在它自己撞到它的速度极限之前，在长时间里能够继续提升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遇到加速阻碍，并且因此最终被加速能动性自己所生成的加速力量所‘战胜’之前，加速动力都可能继续增加。”⑩事实上，每一次对加速阻碍的克服都是在对时间结构的调整中获得革命性的动力的。这种调整可能是以技术发明也可能是以关键性的社会技术的提升去实现的。比如，官僚制组织的发现并被广泛地应用，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等，都在最终使时间资源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以及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工作和方法，时间测量工程师只有在‘付出系统性的漠不关心的代价’的条件下，才能使时间效率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在从所有的生活世界的、私人的和主体的关系中抽出的‘纯化的’工作环境。”
尽管是需要在撇除了其他社会因素后才会显现出这种纯化的时间仍然是社会时间，而且其资源特征也更加明显，正如从矿石中淘汰了其他杂质一样，或经过洗煤后的煤一样，成了更有用的资源，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是需要在时间的纯化中去加以排除的，但是，就时间作为一种资源而言，其价值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显得日益重要。
20世纪后期以来不断得到探讨和精心设计的时间管理技术越来越成为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新的时间管理技术所要实现的是对社会时间的社会性的强化，即更加突出了社会时间的弹性，而不再是承担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任务了。因为，时间管理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时间是一种资源的前提下的，而且是感受到了时间资源的稀缺性。通过时间管理，使人能够合理地、科学地安排时间，从而节约出来许多时间。可是，这种对时间资源的节约是体现在单项事务的处理上的。比如，人在具有同时处理多项事务的能力时，可以使每个单项事务处理的时间资源耗费大幅减少。但是，对于这个人而言，正是因为具有同时处理多项事务的能力，而会激发出处理更多事务的欲望，从而希望其所处理的事务不断扩张，并感受到时间资源紧张的状况。特别是他所处理的事项越过了他的能力的某个临界点时，不仅不能形成节约时间资源的效应，反而会遭遇时间塌方的问题，并反映在他处理的各项事务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即工作质量的下降。如果此时再行返工的话，所耗费的时间资源反而增大了。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而言，也不断地把需要个人处理的事项抛向他，使他应接不暇，从而也造成了时间的紧张感。应当说，之所以人们越来越普遍感受到了时间资源稀缺，主要是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引发的。这是时间资源稀缺的系统性原因。正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造成了当前这种“不断增加的多任务执行的趋势和行为的不断增多的碎片化的趋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毋庸置疑的”，
致使时间资源的稀缺化。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人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必然会以人的角色多样化的形式去加以表现。如果说社会时间的稀缺是由于人的社会角色多样化造成的，那么缓解这种稀缺状态的出路就应尽可能地减少人的社会角色。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后工业社会中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能够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大量替代人工作业的技术得到应用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减少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则势在必行。其一，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决定了人扮演多种角色将会变得不再可能;其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若扮演多种角色可能是对自己、对社会都极为有害的;其三，在工业社会中，越是处于社会精英层的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越多，但是那往往是假象，因为这些人往往把角色应承担的事项转嫁给了助手或秘书，这是社会不平等的残迹。在后工业社会中，这种让他人代劳的不平等现象将失去合理性，从而使虚假的多种角色扮演被取缔。总之，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角色扮演在种数上将会得到最大可能的缩减，人们甚至在每一项具体的行动中只扮演一个角色。这样的话，在每一个人这里，社会时间就会重新回归到趋近于自然时间的方向。这可能是缓解时间资源稀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①⑨［英］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15、6页。
上述结果表明，在非高斯干扰明显的环境中，原有算法性能会急剧下降甚至失效，但基于Alpha稳定分布的新算法可以有效完成杂波抑制，为接下来的动目标检测奠定基础。
②③⑦［英］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35 －36、97 页。
④⑤⑥⑧⑩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6、196、274 －275、180、202、202 －203、153 页。
3）1985－2000年，巢湖流域的8个评价单元全部为负值，表明土地利用程度衰退是该时间段内巢湖流域的主要趋势，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小。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项目号:16JJD720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