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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东与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第三届上海中东学论坛研讨会综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地区处于转型进程中，新老热点问题交织并起，地区内外各种力量展开错综复杂的博弈互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中东地区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2019年4月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中国中东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上海中东学论坛——“转型中的中东与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圆满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和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教授先后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和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分别在研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主持开幕式并作大会总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和西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相关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
在致辞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首先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谈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时期，中东也正经历深刻的转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东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比重上升，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把握好机遇，以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强国应有的责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教授简要回顾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中东研究的发展成就，并指出中东研究也应顺应时代发展形势，回应时代发展命题。为此进一步搭建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对重大问题深化协同研究，培养青年专家和高端专业人才，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为加快推进我国中东研究学科发展，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友好合作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和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分别做题为《当前中东形势与中国中东外交》、《叙利亚问题发展及思考》的主旨报告。宫小生特使分析了中东变局的表现、美国即将提出的“世纪交易”以及中国的中东外交。他认为，中东大变化最深刻的表征是各国正在争夺地区格局主导权，争取各种有利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两个层次。在全球大国层次，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但却没有退出中东的意愿，希望保持霸权。在地区大国层次，受中东变局影响，埃及的地位和影响力被削弱，沙特、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的地位上升。中国中东外交的基本模式，是坚持以发展双边和地区多边关系为基础，全面推进同地区国家的良好关系。中国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台开展地区外交；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推动同地区国家的经贸与各领域合作；在热点问题上通过特使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解晓岩特使分析了当前叙利亚形势、政治进程、难民和重建问题以及各方博弈。他指出，目前叙利亚的战场形势是小规模冲突一直没断，大仗暂时不会有，但存在两个不确定因素：东北部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问题和西北部伊德利卜省问题。叙利亚现在这种割据状态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第二，叙利亚政治进程。按照各方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政治进程有三个主要议题：宪法问题、过渡政府问题和选举。现在后两个还没提上议事日程，各方主要围绕宪法问题进行博弈。第三，难民和重建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及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在难民和重建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四，各方博弈。各方博弈在叙利亚内部表现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地区层面主要集中在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四国之间；在大国层面主要集中在美俄之间。
一、中东国际关系和局势演进
近年来，中东地区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美国向中东投入的能力和意愿的下降及由此导致的地区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在这一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呈现什么样的特征？相关利益方如何调整政策进行互动？与会学者对地区局势作出了基本判断，并对双边和多边关系、地区秩序等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研究员对中东地区局势作出了基本判断。他认为，中东格局的变化是否是百年未有还难以界定，但确实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如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能源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失败。过去10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军事存在、经济投入和政治投入都没减少，其收缩主要体现在美国干预意愿、能力和办法减少。美国的战略收缩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态势。在大国层次，美国战略收缩并没有引起其他大国与美国的竞争，但对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能源革命可能导致中东国家越来越难以依赖能源，需要各国进行改革，但这一影响现在还没体现出来。“阿拉伯之春”后相关国家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国家治理路径，因此是失败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伟建研究员归纳了中东三大主要安全问题。他指出，中东地区热点问题频发，但总的趋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即使是动荡，也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关心的焦点，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历史遗留下来但还在持续发酵的安全问题，如领土争端、教派和民族冲突。第二类是当今国际秩序和格局转型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第三类是中东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领域。这三类安全问题相互影响。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章远副研究员分析了中东变局以来地区政治发展的安全结构约束。她通过对国家群的政治发展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为中东地区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框架性理论解释。她认为，无论解决政治发展中的安全结构的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最后竞争的是主导权，提升的是控制力。这些主导权和控制力的核心目标是掌握最大的核心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
“我现在就要说，炒菜不会把火关了？”坐沙发上的爷爷看了看都围了上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们，接着说：“守二呢？”
格式运用熟练后，三、四可合并，五、六可合并，这样，预习笔记共八项内容；头两项自是简单的，主要是下面六项。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晓霖教授对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走势作出如下判断。第一，利比亚目前呈现出叙利亚式的俄进美退的大国博弈态势，最终战乱将走向强人回归，国家有望实现统一。也门战争历经4年，战争双方有意停战但谁都无意率先让步。叙利亚局势由战转和的大势已定。第二，巴以和平与中东和谈。由于双方诉求差异大和外部斡旋乏力，双方还会僵持一段时间。巴以和平内外受阻，无从重启。叙以和谈方面，由于以色列强大，叙利亚战乱，无从和谈。第三，美国—伊朗关系恶化损害了地区反恐合作，双方军事摩擦增加。美国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伊拉克和黎巴嫩这些与美伊双方关系均好的国家将处于困难境地，其能否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交换情报将影响地区反恐。
旅游业是德钦县的支柱产业，保障旅游沿线食品安全势在必行。据了解，梅里雪山沿线有众多小餐饮企业和小卖部，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为此，立青多杰迅速行动，对该地区进行一一排查，在景区道路崎岖，背囊中宣传材料和许可证沉重的情况下，年轻力壮的小伙都必须要走走停停，立青多杰却毫不退缩，不把宣传做到位坚决不返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分析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和影响。他认为伊朗的强势崛起、美国的战略收缩以及沙特和以色列双方国内政治发展、经济变革的需要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沙以关系的调整。这一变化导致沙以联合制衡伊朗并加剧地区大国之间的对抗，巴以冲突将朝对以色列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并导致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各国民众内部产生更多分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宋卿分析了法国针对马格里布地区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影响。马克龙就任总统后延续了法国历届政府对马格里布地区的政策，即政治上淡化、分化，经济上利用，军事上保障。中国在这一地区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推动高层互访，以双边促多边，尝试与法国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余国庆研究员从四个视角分析中美以三边关系及对中国中东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美以三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相互影响。第一，美国视野中的中以关系。美国一直防范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关系，对中国与其中东盟国以色列的关系更是不断施压和阻挠。第二，以色列视野中的美中与中东的关系。以色列认为，美国是唯一能够给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中国在经贸或市场方面有巨大潜力，但在安全领域不能帮助以色列,中以关系难以超过美以关系。第三，中美以三边关系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在涉及以色列和其周边国家关系时，中国经常遇到要表态的问题，并带来一些很复杂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中以关系发展肯定会受到美国影响。最后，中美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寻求最小的相同点并进行合作，如中东促和、能源安全等。
就中东地区秩序而言，与会者普遍认为该地区进入地区格局调整、各方势力博弈以争夺主导权的时期。参与博弈的地区力量主要是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金良祥副研究员分析伊朗的崛起及对中东地区秩序影响。他认为，如今中东处于大国实力下降、同时地区大国崛起的力量格局调整阶段。地区大国博弈成为中东地区事务发展重要推动力。为应对伊朗崛起，沙特组建对抗联盟，而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改变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欣助理研究员分析了土耳其中东外交的目标和手段。她认为，土耳其中东外交目标是成为中东的领袖或主导性国家，这一目标服从于土耳其整体外交目标，即到2023年成为全球行为体。从2002年正发党执政到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前，土耳其致力于通过经济和软实力手段，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经贸合作和联通网络。2011年后，土耳其更多的采用干涉主义手段引导阿拉伯国家的转型(2015年前)，或保卫其国家安全(2015年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周亦奇助理研究员分析了国内政治制度对中东地区区域共同体构建的制约。他认为，相关国家权力高度垄断的政治制度导致政权的不安全感和政策僵化程度高，区域共同体的一体化又导致外交冲突的内部安全化和内部政治冲突的外部安全化。因此观察中东未来趋势，既要关注沙特政治的发展，又要从内部关系的角度观察所谓的“阿拉伯北约”。
（2）生产加工。在进行生产加工时，会对每一个环节进行统一的标识，并能根据标识进行生产监测，确保在加工时的产品绝对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志超研究员分析了次区域主导权的竞争。他认为，对次区域竞争的研究现在过度关注海湾和叙利亚，忽略了东地中海和红海这两个潜在的地区风险点。东地中海安全问题源于该地区天然气的发现、由土耳其地区雄心、伊朗因素和俄罗斯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红海的安全问题正在从过去的传统安全，如打击海盗，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转变。参与竞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土耳其、沙特、埃及、中国、日本和印度。红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也与沙特的战略转移有关。沙特期望打造以其为主导的红海安全秩序，将红海作为它深入非洲的稳定通道。唐志超还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回调，进而导致中美在中东关系的调整。从叙利亚撤军和将革命卫队定位为恐怖组织是回调的两个标志。但由于撤军遭到地区盟友的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绝对会回扳。过去中美在中东是非限制性竞合关系，现在已经变成限制性竞合关系，即美国开始主动采取措施限制、围堵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尤其是所谓战略资产的扩大。
（一）有利于生产各环节的全程监控，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消费意识和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所需食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很难有效对其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控，产品质量无法保障，只有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生猪养殖，才能有利于监管，有效避免有毒、有害、违禁药品、饲料、添加剂、微量元素、矿物质进入畜体，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二、中东热点问题的现状与走势
中东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大国利益汇聚，领土争端复杂，因此热点问题频出。2010年多个阿拉伯国家经历“阿拉伯之春”，而且有些国家仍处于动乱状态，今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又发生政局动荡与剧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动作频频，先是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进行严厉制裁，又宣布将美国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最近表示将提出一个“世纪交易”。如何界定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变局？美伊关系将走向何方？美国的“世纪交易”可能涉及哪些方面，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瑾分析了伊朗内外安全形势的特征及趋向。她认为，2018年以来伊朗处于近40年来最不安全的时期。这主要与美国的对伊政策有关。美国对伊朗实行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并打造“阿拉伯版北约”，严重挤压了伊朗的外部空间。特朗普的政策激化了伊朗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矛盾。未来走势取决于制裁是否会持久，也取决于伊核问题的发展前景，这主要看欧盟的变化，还取决于伊朗政策的灵活性。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包澄章副研究员认为，伊朗革命卫队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其角色从防止外国干涉和国内发生军事政变或者不正常的运动转变为参加地区战争、转移国内压力，在海外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实力从民兵队伍发展成具有丰富越境作战经验的远征军。革命卫队将对伊朗政治格局和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与会学者主要分析了美国和伊朗关系、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法国的马格里布政策以及中美以三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赵建明副研究员分析了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政权改变政策。他认为，时隔12年特朗普政府继小布什政府又将政权改变作为其针对伊朗的主导政策。主要表现在特朗普换掉大批温和派官员，形成以自己和彭佩奥为核心的对伊朗强硬的政府，而且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制裁旨在让伊朗政府难以运转。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权更迭政策主要依靠伊朗的海外反对派和国内民众，通过废除伊核协议和石油制裁等路线，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让伊朗从内部崩溃。这一政策对伊朗的影响重大，主要体现在经济、民生和社会方面。在经济和民生方面，制裁导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崩盘，石油出口锐减，鲁哈尼政府难以推行其民生补贴政策，蓝领工人失业和输入性通胀带来的消费问题。在社会方面，伊朗民心思变。伊朗的出路还是在体制性改革。但哈梅内伊提出来的体制改革还只是表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效，而且这个改革还涉及很多问题。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金良祥副研究员提出相左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制裁对伊朗影响非常巨大，但伊朗能够应对，因为伊朗宗教群体没有乱，美国也不可能将伊朗石油出口打压到零，而且非西方力量崛起导致国际体系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林聪研究员也认为，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变局还构不成2.0版“阿拉伯之春”。他还认为，2019年变局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在原因、基本诉求方式、目标和进程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最近这一轮有新的特点，如不存在突发性、大国态度谨慎、当事国及周边国家都对可能出现更大风险表现出忧虑、这次都是产油大国。2010年以来中东变局再次展示了中东政治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以及政治发展问题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需要纠正的地方：对中东变局走向的判断应该是远没结束，而不是趋于尾声；道路选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超过预期；对中东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中东政治这十多年发展整体上仍是在旧路上徘徊，没有形成新的路径，但从长时段来看，不能否定许多探索的进步意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张楚楚副教授认为，尽管突尼斯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一枝独秀，如各政治势力愿意进行和谈并达成妥协，但是仍然面临很多困境，如后革命时代执政党缺少执政经验导致经济恶化，恐怖袭击带来的安全威胁，两百多个党导致的破碎局面以及主要两大政党对峙导致的党派恶斗。尽管表面上突尼斯进入民主化进程，但其制度改变并没带来民生福祉改善。
与会学者普遍对巴以和平前景感到悲观。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徐新教授表示，2000年前对以巴和平还比较乐观，但如今感觉非常悲观。首先源于巴勒斯坦内部情况不佳。其次美国政府的新思维。最后是以色列观念的改变。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拱振喜分析了叙利亚北部地区问题的各方博弈。他认为，叙利亚局势大局已定，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美国和土耳其是包括库尔德武装控制区问题在内的相关问题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将叙利亚政策从推翻巴沙尔政权调整为打击伊斯兰国。特朗普政府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美俄两国都在阻止土耳其的势力扩大到库尔德地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王佳妮分析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她指出，库尔德问题主要指由库尔德武装叛乱、在他国建立分支机构和武装以及寻求国际同情和支持带来的安全问题、政治参与问题以及认同问题，主要表现为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影响土耳其与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土耳其和俄罗斯支持的对象不同，目前两国合作在战后重建中将面临挑战。土耳其与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土耳其将库尔德问题视作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底线，但美国将这一问题当做牵制土耳其的工具。
三、中东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
地区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该地区各个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安全诉求和经济政策等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地区局势和格局。与会专家对中东国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近期相继举行选举的伊拉克、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的国内政治特征；经历“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国内状况；处于动乱中的叙利亚、受库尔德问题困扰的土耳其和处于美国打击下的伊朗等国的安全状况和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亮分析了伊拉克最近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演进。他认为伊拉克最近两届政府的政治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三大政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斗争公开化；第二，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不佳，重建和社会治理长期停滞；第三，民生诉求出现了政治化和暴力化趋向。他还指出，伊朗和美国是介入伊拉克事务最深、最主要的外部博弈者，但最近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拉克的关系明显改善，重视和介入力度不断增强。国内政治和外部势力影响了伊拉克2018年大选，导致主要党团的席位缩水并难以组合成第一大党派联盟，宗教领袖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明显。伊拉克新政府比以往各界政府更加虚弱，未来其内政和外交所受的压力大，政策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陕西师范大学李秉忠教授分析了近期土耳其地方选举的政治意蕴。土耳其的地方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此次正发党采取了多种选举策略：利用作为执政党掌握众多资源的优势，重新打造赢取选民的话语体系，如为配合“新土耳其”的主张将土耳其过去的形象负面化，巩固与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联盟，以抗衡来自其他反对党的竞争。从选举结果来看，执政的正发党及其联盟获得51.63%选票，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市失利，这意味着其遭到重大挫折。经济因素是正发党受挫的主要原因。土耳其政坛未来的角力有可能偏离正常轨道，进而威胁民主政治的本质，影响土耳其的外交。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认为，此次地方选举是对总统制的一次民意测验，也是对埃尔多安的信任公投并且是下次选举的风向标。从选举结果来看，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仍然稳固，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的自信心受到重创；经济问题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共和人民党、库尔德人民民主党是此次选举的大赢家，民族行动党也是此次选举的赢家，说明其与正发党结盟的策略是正确的，但也说明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变得高涨。此次地方选举结果将影响土耳其的内政外交，对中土关系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邹志强副研究员认为，土耳其国内发展转型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总统制的转型、经济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的挑战以及复合安全张力及其安全风险三个方面。国内发展不确定性将影响中土两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包括土耳其国内社会认知和价值观演变也会对中土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对外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土耳其想转型为多元的东向外交、追求大国地位、与美国矛盾增多且战略互信下降等，这会对中土关系形成结构性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魏敏分析了总统制下的土耳其经济政策走向，她认为，作为新兴经济体，土耳其自身经济的脆弱性说明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埃尔多安执政后，土耳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既有成功之处，也暴露出很多缺点，土耳其经济风险加剧。未来美土关系将是影响土耳其经济的最大变量；其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对土耳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会持续；由于来自海湾产油国的支持减少，土耳其难以获得有利的经济援助。
阿东去了学校后，罗四强陪着阿里和罗爹爹去了东湖三天，就不再陪。打电话告诉阿东说，阿里真是太强了。他一到东湖，便抱着录音机去湖边放哀乐。听完哀乐，又回到罗爹爹打拳的树林。然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罗爹爹打完拳，跟人闲聊过后，说，阿里，我们回去。他便乖乖推着罗爹爹回家。每天如此，一个动作都不乱。连走的路线，拐弯抹角，都跟头天一模一样。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王晋分享了对以色列大选后对外政策的预测。在此次以色列大选中，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获得120个议席中的100个，占据压倒性多数，中左翼政党惨败；“民生事务”让位于“安全事务”。未来内政上“犹太优先”政策将进一步加强，犹太—非犹太族群矛盾会增加，犹太教规范对社会的影响会强化。外交方面，未来以色列在巴以问题和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议题上将持续强硬，将突出伊朗的安全威胁，以拉近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俄罗斯无法切实管控伊朗，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将会继续。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顾正龙分析了中东的反恐形势。他认为，美国等宣布赢得对极端组织的打击过于乐观，“伊斯兰国”很难被消灭，其和基地组织的接触很频繁，两者可能会相互靠拢，结成新的恐怖主义联盟，国际社会应该开辟各种资源手段打击恐怖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汪舒明副研究员分析了以色列新世纪反恐军事伦理的主要特征：第一，外延上扩大恐怖主义的定义，扩大反恐打击对象；第二，模糊平名和战斗人员的区别；第三，军事必要性和保护本国战斗人员生命优先于减少连带损伤；第四，另行解释动武的适度性。他指出，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及其军事伦理引发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的激烈争论。国际社会对此总体上持负面态度，但以色列国内政治右倾化和宗教化倾向为其反恐行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冬分析了欧佩克影响力的下降与变革压力。由于欧佩克资源大国产量持续下滑，1970年代到现在欧佩克产量协同性在不断弱化。2015～2017年，欧佩克力图通过扩员和联合减产谋求变革，但并不成功。因俄罗斯和沙特的目标完全不同，联合减产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2013年12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并做出具体部署。2014年3月14日，召开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实施教育规划纲要，部署落实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会议指出，发展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要从全面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入手，覆盖贫困地区、聚焦薄弱学校，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力争经过三至五年，使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基本标准、满足基本需求，为贫困地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金岩归纳了2019年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特点和原因。特点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以示威游行为主要方式，表达不满和诉求；第二，涉及人数多、地域广；第三，持续时间长；第四，基本以和平、有序和自发的方式；第五，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但收效甚微；第六，现政权已准备好武器装备，以应对可能升级的冲突。直接原因是身患重病的布特弗利卡总统已3次连任，还想谋求第五任期。深层原因体现在经济方面由国际油价低迷导致的民生问题，以及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在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一些经济精英手中导致的腐败问题。此次危机将导致阿尔及利亚进入“后老人政治时代”，多数党派和人士将陷入权力之争，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危机促使北非地区陷入政治囹圄、经济危机和安全乱局，欧盟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将加剧。
中国中东问题前特使吴思科总结和分析了当今中东的几大热点问题。第一，特朗普政府即将提出的“世纪交易”将更进一步偏袒以色列的利益，以调动以色列的积极性，在配合美国减少投入的同时还能扩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虽然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走近，但还需要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和心理状况以及政权的稳定。第二，美伊将对方的正规武装部队定位为恐怖组织是双边关系紧张升级的标志，但两国武装力量发展到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以色列期望保持一个紧张施压的状态以迫使伊朗进一步让步。伊朗核问题也将呈现短期紧张，长期对峙的特征。第三，最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民众的抗议、政权的更迭并不会演变成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因为民众已吸取“阿拉伯之春”的经验教训，两国军队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而且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势干预。
2.1.2 含药血清、空白血清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SD大鼠12只，雌雄各半，随机分成空白组和金芪降糖片组，正常饲养1周，以适应实验室环境。禁食12 h（自由饮水）后，每天按照7g/kg剂量、10mL/kg给药体积，分3次ig给予金芪降糖片混悬液，连续3 d，空白组ig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给药组于末次给药后30 min后腹主动脉取血，取全血后置于37℃水浴30 min，4℃静置30 min，取出后4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层血清。将同组血清混合，消除个体差异。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有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沫分析了沙特新政及其前景。沙特新政主要内容有四项：立自己儿子为王储的王位制度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和多样化发展；推动放松宗教、社会的改革；调整对外关系，如恢复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建立中沙战略伙伴关系和实现沙俄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沙特新政面临很多挑战。首先，经济改革暗藏社会经济风险。其次，社会改革不能违反伊斯兰教。因此，不能将沙特的社会改革等同于大规模世俗化改革。最后，周边安全的路径需要新的探索。沙特周边还没有实现力量对比新的平衡，教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在沙特新政中，中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对接有很多机遇，如进一步巩固中沙能源安全合作；扩大双方经贸合作以及在第三方的合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意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沙特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历史萌芽阶段。18世纪兴起的哈瓦比运动是其最早的实践来源，随后又经历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第一次极端暴力浪潮和1912年的第二次极端暴力浪潮。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迅猛发展期。这一阶段，沙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出现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条主线并成为沙特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沙特的宗教极端势力逐渐发展出一套强调暴力抗争的政治话语，并试图通过对穆斯林进行所谓的“正统性”改造来“净化伊斯兰教”。第三阶段，快速升级期。沙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全球“圣战”组织里应外合，严重挑战了沙特的稳定与安全。
四、“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外交及学科建设
面对中东变局，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中东外交政策调整？如何实现中东地区各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的中东研究学科发展状况如何？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深入交流讨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潘光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不仅是竞争，还包括在很多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在中东问题上的合作。伊拉克重建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发挥作用。中美在埃及和黎巴嫩有共同利益，双方做的事情能互补。中美两国可以进一步协调促进海合会国家的和解，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和打击海盗行动中进行合作。巴以问题上中美主张虽然存在差异，但在保障巴勒斯坦人权益方面还是存在一致性。在巴以之间劝和促谈方面，中国可以发挥美国难以发挥的作用。因此，中美在处理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合作的余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分析了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历程和中美两国在处理热点问题上的差异。他首先将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历程分为3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的超脱阶段、21世纪以来的建设性介入阶段。然后，他归纳了中美两国在处理热点问题上的差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王猛副教授分析了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的传承与担当创新。他认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中东，既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中东外交的自觉和责任担当。有选择的、建设性的参与中东事务，是中国现阶段提升对外参与能力的现实要求。中国中东外交受中国所处地区环境和外交决策制度的约束。就“一带一路”的中东路径选择而言，这应是以发展和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区域主义路线。多边合作是现阶段中国中东外交值得努力的方向。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落地的问题，与会专家从中沙合作、节点城市发展状况、中东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孙霞副研究员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沙特对中国企业参与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她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改革计划的对接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但是深化务实合作要在政策决策结果上真正达成一致，不仅取决于政治意愿，而且受到两国经济结构和既有政策的制约。在沙特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全面参与沙特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行性较低，因为中国企业在沙特的经济行为与沙方需求的契合度不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余泳副研究员介绍了海湾地区8个国家“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发展情况。所谓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是指在其沿线城市网络中，基础条件比较好，在“五通”等重点建设领域具有综合优势，有较强聚集、辐射和撬动等作用的城市。他指出，海湾8国节点城市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相对较高，导致与城市治理和社会稳定相关的一系列矛盾，经济竞争力有待提高。建议中国因城施策，慎重投资兴建产业园区。提升中国在海湾的友好城市的节点水平、挖掘潜力，逐渐以点带面追求更好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姜英梅认为，中东基础设置发展滞后，并且不均衡，是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融资困难、制度缺失、结构调整不力以及战乱冲突等因素限制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她建议中东国家应该尝试跨国基础设施项目，以降低个体风险，促进国家间的依存度。从中东基础设施现状看，需求强劲，也是一带一路国家重要的增长点。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刘胜湘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在中东扮演引领者角色，但需要寻求实力和所扮演角色之间的平衡，也需要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保持平衡。《人民日报》主任编辑王南谈到，中国可以呼应伊朗的愿望，参与恰巴哈尔的开发。湘潭大学海湾中心执行主任喻珍则分析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援助和战后重建。她以1979年和2011年为界将中国对中东的援助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2011年至今，“一带一路”的丝路基金为中国和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新契机。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教授、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忠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詹世明副研究员相继在研讨会上分析了中国中东研究的成就、状况与问题，指出中国中东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会议最后阶段，余建华研究员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2010年以来的近10年里中东研究最重要的议题是以阿拉伯世界为主角的中东变局。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变局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即阿拉伯民族想要恢复历史上曾经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但战后阿拉伯世界面临国家发展困境，并处于全球化、现代化边缘落后地位。他们想要实现困境中的突围，尤其是国家发展困境的突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中东民主化的契机，因而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但事实上带来的是持续动荡的“阿拉伯之冬”。无论赋予这一变局何种名称，阿拉伯世界这些年的大变革、大转型和大调整引发了交错叠加的灾难动荡，引发了保守与改革较量、民族教派矛盾冲突、极端与反恐问题等各种势力的交锋较量，再加上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干涉、介入，中东这些年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动荡、新老热点此起彼伏的地区。今天阿拉伯世界为主的中东地区还是面临着国家发展治理和地区热点治理两大主题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些挑战还会从阿拉伯国家扩展到伊斯兰世界，中东变局将呈现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中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探索中占据现实的重要地位，又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的中东学界应该展开更加全面、深入和务实、精准的研究。
(李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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