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语用学的新视野:历史语用、历时语用和文学语用_文学论文

九十年代语用学研究的新视野——历史语用学、历时语用学和文学语用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02)05-0317-7

1.引言

语用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何兆熊1997),在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应用等不同层面,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已衍生出众多子学科,如对比语用学、篇章语用学、文化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形式语用学等,这些学科从不同侧面使人们对使用中的语言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明晰。自90年代起,这一领域又出现了三个新兴门类:历史语用学、历时语用学和文学语用学。

1991年,Routleoge出版社出版了由Roger D.Sell编辑的论文集《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改变了以往语用学研究只重视口语,忽视书面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局面。以此为标志,“文学语用学”正式进入研究视野。

1995年,John Benjamins出版社出版了A.H.Jucker编辑的《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辑录了22篇以历史文献为语料的论文,内容涉及礼貌策略、话语标记、指示等语用现象,第一次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语用学的概念。编者在书中提出语用语文学(pragmaphilology)和历时语用学是历史语用学的两个主要分支,文学语用学属于前者的研究范畴(Jucker 1995:11-12)。

1999年,John Benjamins又推出了《历时语用学》(DiachronicPragmatics),这是Leslie K.Arnovick的个人论文集,包括一篇导读和七篇论文。历时语用学开始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出现,尽管它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方法等重大理论方面尚有许多不确定性。

本文试图追溯历史语用学、历时语用学和文学语用学的学科渊源,简要介绍其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

2.学科溯源

传统意义上的对比语用学研究不同语言在交际意义和用法方面的异同,这是一种共时研究。如果我们把对比研究的对象改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种语言,考察它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交际用途,那么这一工作就属于历时的历史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语用学(以下简称HP)是和共时对比语用学平行的,是广义对比语用学的一个次类。

在《历史语用学》中,编者提出语用语文学和历时语用学(以下简称DP)是HP的两个主要分支。如果说历史语言学主要研究语音变异和历史文本的语音、形态、句法以及语义,语用语文学的任务便是描述历史文本的语用因素,例如文本的写作者和接受者,二者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文本写作和接受的时空和社会环境等。历史文本可以指任何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如契约、遗嘱等法律文本,出生证明、讲道记录等与宗教生活有关的文本,书信、公告、报刊等日常生活中的文本,甚至烹饪书、菜单等,其中对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语用研究就是文学语用学(以下简称LP)。“通过考察历史文本的社会-历史和语用特征,语用语文学把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Arnovick 1999:10)

历时语用学是一种动态研究,其任务是描述语言结构、语言功能和社会历史状况三者之间不停息的互动过程,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和前瞻性。这一研究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如果把语言形式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考察其语用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这种方法就称为从形式到功能的历时映射(diachronic form-to-function mapping);如果把语言功能,如言语行为、礼貌策略、篇章类型等作为对比的出发点,探讨其语言表达式的历史演变,则称为从功能到形式的历时映射(diachronic function-to-form mapping)。

综上所述,HP、DP和LP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整个语用学研究中的位置可用下图(注:此处部分参考了陈宗明(1997:7-10)的阐述。)表示:

3.国外发展现状

HP、DP和LP出现尚不足十年,作为独立学科,它们无论在学科性质、理论建构,还是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没有普遍公认的经典阐述。下面分别就其在国外的发展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3.1 历史语用学

3.1.1 初期工作

最早使用“历史语用学”一词并倡导HP研究的是Dieter Stein(1985),该领域的先行者主要是罗曼语和日尔曼语的研究者,其工作集中于理论探讨,试图勾勒出HP研究的大体轮廓,但具体的应用研究比较少,理论建构也缺乏确定性、明晰性和全面性。在美国,HP源于在功能主义框架中进行的历史句法和形态学的研究,后与“历时语法化”(diachronicgrammaticalization)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联系起来,产生了一批成果(Schwenter & Traugott 1995:243)。

3.1.2 近期发展

1994年,A.H.Jucker在《语用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历史语用学的可行性”,提出了HP研究的四大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语用学理论框架适合HP研究;研究范围;历史对比的共同基础(tertiumcomparationis);语料问题。文中说:“历史语用学研究目前还几乎不存在”(1994:533)。此后仅过一年,《历史语用学》就出版了,其中大多数论文都是第一次发表,显现出学界对HP研究的浓厚兴趣。该书的出版是HP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它为此前散见于各领域的相关研究确立了中心,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题为“语用学的历史视角”的导读中,A.Jacobs和A.H.Jucker进一步论述了上述四个理论问题,并对此前发表的HP相关论文做了总结性评述。1999年,John Benjamins出版了由A.H.Jucker,G.Fritz和F.Lebsanft合编的《历史对话分析》(Historical Dialogue Analysis),内容涉及英、法、德、荷等语种的宗教论辩宣传手册、社交会话指导手册、医学问答手册、教义问答手册等多种历史文献,结合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理清了不同语体和风格对话的历史发展脉络。尽管因为历史对话分析还“没有固定的方法和传统”(p.2),书中有个别论文也并未运用历时的方法对语料加以分析(Mey 2000:1543),但全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HP的思路和方法,启发我们对汉语语料的研究会大有帮助。

3.1.3 历史语用学还是语用历史语言学?

近年来,历史语言学家逐渐把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纳入其研究,这种研究可称为语用历史语言学(pragmatic historical linguistics),它用语用观点来观照语言变化,重点研究语言变化及其背后人类行为的改变,运用的主要方法还是历史语言学的断代静态对比法,在这里语用学扮演的是配角,是有益的补充。而HP则是从历史的角度补充、完善了对比语用学,考察不同时代语言使用的条件和规则,其任务是弄清语言结构、交际需求和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自变—因变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在这里语用学是体,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是用,其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具体说来HP的研究目标为(Jucker 1995:6):

1)描述并理解一度存在,但已无法直接观察的语言社团中语言使用的规约;

2)描述并解释言语规约的历史发展。

3.1.4 研究框架和语料

A.H.Jucker(1994)提出的HP研究的四个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它的学科定位。关于HP研究对象和对比出发点的问题前文已有涉及,此不赘述。

1)研究框架

根据Leech(1983:10-11)的分类,语用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普通语用学、社会语用学和语用语言学。普通语用学探讨各语言所共有的言语交际的普遍原则和规律;社会语用学研究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言语交际的“局部”条件;语用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用以表达语言功能的语法结构。HP研究必须结合具体语言的具体发展阶段进行,因此一般说来只能利用后两者已有的理论成果,在会话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社会语用学提供的理论框架和言语行为等语用语言学框架中进行(Jucker 1994:534),但最近也出现了运用关联理论这一普通语用学框架进行HP研究的尝试(Navarro-Errasti 1995:187-196)。

2)语料问题

语用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把人们的口头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几乎所有语用学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在对口语交际仔细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古人的口头言语交际状况,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言语交际的模式、策略、技巧和规约。凭借书面的历史文献,研究者可以设想、验证和重构这些模式、策略、技巧和规约。

现代世界各国大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必须对其加以甄别,选择接近口语的语料为HP研究服务。现代社会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选择,例如比较、测量历史文本在正式程度等语体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口语的书面记录(如证人的证言、私人日记)比正式的书面语更接近人们口头上的语言;私人信件在口语特征方面虽略逊一筹,但仍有许多交际特征,如问候语和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文学作品中的对话虽然是一种“模拟口头交际”(simulated spoken interaction),但仍然可以为研究礼貌现象和一些言语行为提供素材。另外,随着LP的兴起和发展,文学作品本身也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行为,成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Jucker 1994:535,1995:6-10)。历史文献是进行HP研究的必要条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网上历史文献语料库,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比较有名的有在线《牛津英语词典》(on-lin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多伦多古英语语料库(TorontoCorpus of Old English),赫尔辛基英语语料库的历时部分(Diachronic Part of the Helsinki Corp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等。

3.2 文学语用学

3.2.1 文学语用学的产生

文学语用学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7年芬兰科学院设立了“文学语用学”的研究项目,基地设在亚波学院大学( Akademi University)英语系。1988年9月,在此地召开了第一次主题为文学语用学的研讨会。LP旨在结束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分裂”(divisiveness),它的出现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语用学在80年代的蓬勃发展,“语言使用”和“语境”已是当时语言学研究中非常流行的词汇,与此同时,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种“语境主义”(contextualization)的倾向。一些文学批评家逆形式主义潮流而动,将关注的目光移向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作品和读者的互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环境,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出现了“读者反应批评”,“言语行为理论批评”以及西方对巴赫金“言谈理论”的发掘热(宁一中2000)。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回归,即强调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密切联系。在此背景下LP适时出现,将一贯以口语为研究对象的共时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把文学看作人类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纳入到交际研究的普遍框架中,把文学创作和欣赏当作一个互动的交际过程加以研究。LP一方面扩展了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实现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使我们对言语交际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完整。

3.2.2 文学语用学的发展

90年代以来,《语用学杂志》不时发表LP研究论文,1995年还推出了一期以隐喻为主题的LP研究专号(Vol.24,579-716),收录有7篇论文和编者的一篇题为“语用学和诗学:认知隐喻和诗学文本的结构”的导读。此外还有几部专著出版,分别是Monica Fludernik的《语言虚构的世界和小说的语言:言谈与意识的语言再现》(The Fictions of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s of Fiction:The linguistic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and consciousness,London:Routledge,1993)和《“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London:Routledge,1996),以及Jacob Mey的《众声的冲突:文学语用学研究》(When Voices Clash:A study in literary pragmatic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9)。

3.2.3 俄罗斯形式主义及文学语用学研究方法

R.D.Sell(1991:xiii-xiv)认为,“妨碍把语言学和诗学结合起来的一块绊脚石”是始自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一个曾在西方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俄罗斯形式主义是现代西方文论的第一个主要流派,它从俄罗斯起步,发展、兴盛于捷克和美国。该流派认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根本对立,文学作品是一个自足的客体,和外部世界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语境没有联系,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林骧华1989:85-87)。由俄罗斯形式主义源出的其他流派,如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构成了现代文艺思想领域的形式主义思潮。文学作品的形式主义分析采用“由下及上”(bottom-up)的方法,只强调作品本身的微观研究,认为小到每一个音素都有其特定的艺术内涵,结果导致过于繁琐的形式描述,而忽视了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作为语用学的一个分支,LP坚持“由下及上”和“由上及下”(top-down)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角度出发,把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接受看作互动的交际过程,受到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在文学文本和文学交际发生的外部世界之间,有些学者往往首先关注前者(text-firsttendency),强调运用语用理论对作品和作品的接受以及文学交际的语境加以分析;而另一些学者则首先关注后者(world-first tendency),强调文学的社会相对性,例如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误读就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R.J.Watts(1991:27)认为LP研究“文学作品本身语言结构之外的篇章意义”,并提出LP研究的两种方法:内观法(inward-looking)和外观法(outward-looking)。前者研究作品中的指示、预设、会话含意、言语行为等语用现象,后者试图弄清作者与读者之间以作品为媒介进行的社会文化交往以及文学交际的复杂情况。N.E.Enkvist(1991:24-25)认为LP的任务在于“研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动态相互性”,它“不仅要研究作为静态对象的文本,还要研究由文本触发的接受者的认知过程”。R.D.Sell(1991:xiv)赞同这一观点,并从反面间接说明了LP的性质:“它在本质上不是仅仅借用语言学一个独立分支(指语用学—笔者注)的理论和方法的文学研究,也不是仅仅用文学作品做例解的语言学研究。”依据这一观点,Watts的内观法似乎称为“语用文学研究”更合适,因为它只是借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本身,在这里文学是“体”,语用学仅是“用”;它把读者加以理想化,让他们只发出一种声音,由研究者充当他们的代言人。而真正意义上的LP研究则关注由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个人认知差异而导致的读者之间的差异。因此,文学批评和LP除了研究对象相同外,在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目的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但是文学批评可以为LP提供研究素材,因为批评家首先是读者,他们的工作可以作为研究文学创作和欣赏之间互动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有的学者(Pilkington 1991)就从对比不同时期的批评家对同一部作品的阐释入手进行LP研究。此外,笔者认为在加以完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使用“内观法”这一术语来指具有“文本优先倾向”的研究,以体现与宏观的“外观法”研究之区别。

3.3 历时语用学

最早提出将HP划分为语用语文学和DP,并第一次正式使用历时语用学这一术语的是A.Jacobs和A.H.Jucker(注:《历史语用学》一书由A.H.Jucker主编,篇首导读由A.Jacobs和A.H.Jucker合作完成。)(1995:11),他们认为DP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表达式及其交际意义的历史演变。《历时语用学》是一本实例描写研究论文集,对DP本体的理论探讨不多,而且只把DP限定在言语行为的研究范围中。作者称成书目的是试图通过几个个案研究,探寻英语中几个言语行为(如许诺、诅咒等)和言语事件(如告别、攻击性对诗比赛(flyting)等)的语用发展史,说明以语用效果体现出的语言变化的复杂性,并用DP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在书中作者有时把DP等同于HP。如前文所言,DP是HP的一个分支或次类,两者只有上下隶属关系,而没有本质上的根本对立,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的一点。

前文提到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DP有两种研究方法:“从形式到功能的历时映射”和“从功能到形式的历时映射”。前者关注语言形式语用意义的历史变化,例如有的学者通过考察英语中表示“替代”的三个复杂介词instead of,in place of,in lieu of在形式、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历史发展,提出在研究意义变化时应区分语汇、结构、语用等不同层面,并且“只有在话语语境中详细研究历史资料,重点放在把变化当作过程而不是结果看待,才能更好地理解意义变化”(Schwenter& Traugott 1995:243-273)。后者关注语言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表达式,例如有的学者结合情态动词和情态意义的历史发展,说明了在现代北美英语中实现“许诺”这一言语行为的语篇产生“膨胀”的原因,认为这一现象的语用动因是shall/will在发展中“义务”意义逐渐弱化,认知意义逐渐增强,即有关说话者心理状态的信息不断增加(Arnovick 1999:57-72)。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其承载的语言功能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这两种方法没有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异,彼此是互补的,其差别是相对的。《历史语用学》的14篇DP研究论文中,有10篇运用了第一种方法。《历时语用学》中则有3篇运用了第一种方法,其余4篇运用了第二种方法。

4.HP、DP、LP研究在我国

我国语用学者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涉足该领域起,经过不懈努力,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从译介国外研究成果发展到今天在语用学各领域取得全面进展。HP、DP和LP作为应用研究中的新兴门类,在我国的影响范围尚小,这可以从最近一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反映出来(陈治安、文旭2000:14-19)。

HP、DP由于兴起较晚,仅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三家外语研究期刊1991-2001年间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未见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或介绍性文章。即便是在国外,它们也未形成语用学研究的主流。仅以《语用学杂志》为例,据笔者对其1991-2001年发表论文的不完全统计,涉及HP、DP研究的文章(包括书评等)只有10篇左右。

相比较而言,由于LP兴起较早,再加上文学研究的传统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外相对丰富一些,上文3.2.2已有所说明。在国内,自9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文学和语用学相结合的研究空间。邵志洪(1990;1992)以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为例来说明会话合作原则;杨雪燕(1991)运用四种不同的话语分析理论分析了同一剧作中的同一段对话,不仅对比了这四种理论,得出辛克莱的级阶体系理论是“最严密、最系统的话语分析方法”的结论,而且提出了用“话语分析”服务于戏剧分析,建立“戏剧语言文体学”的意见。这些论文虽然都自觉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壁垒,但还不是真正的LP研究,而是“仅仅用文学作品做例解的语言学研究”,目的是说明、验证和对比话语分析理论。

曹精华(1995)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分析了美国现代荒诞派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此文虽然没有自觉结合LP研究在理论上加以提升,只是想通过“揭示作者运用特殊语言技巧产生的种种艺术效果”,达到对作品中对话、场景和主题的充分理解与欣赏,但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注意结合作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批评者的观点来解释作品中的语用现象,似乎可以称之为LP的内观法研究。跨文化语用学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分支,顾嘉祖、徐劲(1998)通过回顾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呼吁学界关注文学文本这一“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此文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宏观角度,通过对文本的实例分析,提出“东西方跨文化交际原则应坚持平等对话”的观点,较好地说明了LP外观法研究。

HP、DP、LP的兴起拓展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书面文献被纳入了语用学者的研究视野。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除了对其中语用学思想的探寻外(陈宗明1997),把它作为语料的语用学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为HP、DP和LP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收稿日期:2001-1-3;本刊修订稿,2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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