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定量摄影四句判断方法简介_藏族论文

西藏定量摄影四句判断方法简介_藏族论文

藏族量理摄类学四句判断法简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四句论文,量理摄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4.10.004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4)10-0018-03

       藏族量理学科在系统继承古代印度因明逻辑的基础上,结合藏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开创了融逻辑理论与辩论实践合为一体的摄类学体系。其中,宗法、随遍、逆遍构成的因三相和宗、因、法组建的应成反驳论式为代表的逻辑思想极为丰富,因而在此遴选最为基本而常用的“四句判断法”,尝试性地做一番简要爬梳和解析,以飨学界同仁。

       一、四句判断法的理论溯源

       藏族量理学科,世称藏传因明。它涉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主的诸多领域,对于藏传佛教哲学义理的研习具有重要的作用,故位列格鲁派“五部大论”之首。但是,藏族量理体系宏富,义理幽邃,难究纵由,特别是梵藏量理典籍文简义奥,籀读不易,探踪亦艰。为此,藏族贤哲们创造性地开创摄类学理论体系,摄义归类了量理思想,并有效应用于教学实践,使这样优秀的人类文明遗产得以传承至今。其中,量理四句判断法是简单而又广泛实用的一种理路,在此略作阐述。

       我们从《佛说因缘品》中所云“世间苦难视为安康享乐的颠倒之想”①和《施设论》所言“寿终而亡、福尽而亡、福寿皆尽而亡和非福寿皆尽而夭殇”②为例的内容来看,该理论源于释迦牟尼语录系列藏译大集成《甘珠尔》。③随后,古代印度著名的二胜六庄严之首龙树在《中论》④中,通过“破四句生因”⑤理路不仅得以系统传承,还广为应用于中观哲学的建构,为月称论师归纳和总结应成派的“中观决定五大因理”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基础。⑥在这些权威典籍中,主要以苗芽为例阐述了其哲学义理。譬如:苗芽自生假定为A边,苗芽他生假定为B边,为排除该二者两边的周边关系中的疑难问题而设立的理路。通过该理路,破除了是A而非B者与是B而非A者,以及是A亦是B者与非A亦非B者四边,故此又名为“破除四边因理”。⑦所谓“四边”,具有多层意义,在应成量理学科中,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四际,即生际必亡、合际必分、聚际必散、高际必坠(老子所称“物极必反”较为相若);其二四边,即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其中,后者第一类,乃是谛成实有为常边,也就是有边;第二类唯名言而无者断边,也就是无边;第三类谛成实有与唯名言而无二者俱有边;第四类实无与名言而有二者俱无边。这是应成量理“中观决定五大因理”之一“破四句生因”,详情参阅第一世嘉木样协贝多杰·阿旺宗主专题研究性的《应成量理概论》。⑧同时,在世亲论师的《俱舍论》体系⑨中,该理路屡见不鲜,⑩故有俱舍理论由四句判断法彰显之说。在此基础上,陈那论师的《集量论》(11)和法称论师的《七量论》(12)为主的古印度班智达们更为精深地进行研究以后,得以全面而系统地传到雪域藏区。历代藏族量理学家们将其融入藏传佛教哲学体系,在辩论中不仅提升了其实践意义,还使理论趋于更加完善而丰富。并且,有条不紊地应用于藏族传统十大学科体系,相继出炉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噶玛恰麦自传·反驳应成串珠记》[1]和才旦夏茸教授的《藏文语法学·吞弥亲传通论》[2],可谓典范。这就是现在所谓“藏传因明”中的四句判断法,实为“因合式”四句判断法。应成量理与因合论式的四句判断法的外在形式与结构虽无差异,但其内涵层次不同,深浅有别,二者可循序渐进,次第而入。在此,囿于篇幅,无法详述。

       二、四句判断法的概念界定

       量理四句判断法,是指排除四边疑虑的一种思辨理路。换句话说,假如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是A还是B而产生周遍关系的疑惑之时,通过该理路得以彻底消除的方法,就是量理四句判断法。在格鲁派果芒新兴学派的法定教科书《塞氏·摄类学》中,以颜色与形状为例,将其是否具有相互包含的关系,概括为如下四句判断法[3]:

       A.是颜色而非形状,如:四根本显色。

       B.是形状而非颜色,如:长与短、方与圆。

       C.是颜色亦是形状,如:云、烟、尘、雾。

       D.非形状亦非颜色,如:土、水、火、风。

       这里的形状和颜色,在藏族量理摄类学专业术语中称其为“形色”与“显色”,虽有独特的语境和哲学意义。但是,为了便于表述,在此笔者转换成现代话语。这是最为基本的童蒙入学理路,就像学习英语始于A、B、C、D一样。当然,随后晋升到释量论班级,或般若班级,或中观班级,或俱舍论班级,或律藏班级,其理路完全相仿,只是议题内涵和哲学义理发生了天渊之别的变化。倘若我们将前述颜色与形状假定为某一事物的A边和B边,其表述方式可简化如下:

       第1句:是A而非B之边;

       第2句:是B而非A之边;

       第3句:是A亦是B之边;

       第4句:非B亦非A之边。

       这里所谓“边”,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周延之边”,也就是说世上任何事物的周边关系,无法逾越上述四边之网。藏传因明认为,凡是自性为无我之诸法,必然包括在该四边之任何一类。故而享有“解惑理论之四维首脑”之名,即四边。在此基础上,应成量理认为所谓“破四句生因”,譬如“以实有法为有法,应不成立谛成实有,盖以胜义谛之中一因不生成一果与多果,多因亦不生成一果与多果故”为例,就是指能够观察因与果两层,进而破解四句能生的直接所生果不可得因。总之,既定的客观事物纳入该四边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已成为藏传佛教哲学常用而有效的一项重要方法。

       三、四句判断法的意义解析

       首先,四句判断法是一种富有因理性的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由于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差异,通过三句或四句判断法,抉择诸法自性。因此,这样的推理演绎,促成更新而真实不谬的可靠因理。

       其次,四句判断法是一种明确的抉择性。为什么这样说呢?通过三句或四句判断法,足以囊括不同形态和属性的一切事物,故而进行明确的抉择。所以说诸法自性无法逾越四句判断法的外延。

       第三,四句判断法是一种可容性极强的因理。为什么这样讲呢?正如上面第二部分所述四句判断法的两种表述方式,再如:对于一名学生而言,第一句虽为聪慧机灵,但不勤学苦练;第二句虽为勤学苦练,但不聪慧机灵;第三句既聪慧机灵,又勤学苦练;第四句既愚昧无知,又好吃懒做。世上的学生,不外乎这样几类,均可容纳。世间任何事与物,可以此类推。

       第四,四句判断法是一种极度概括的至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公元13世纪藏族著名学者曲氏·文殊师利所造《俱舍庄严论》中讲道:“量理四句判断法演绎的意义在于谙熟一切所知之理”[4],也就是说通过该理路增长智慧的同时,认识和发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法则的一种简便方法。因此,说它是口诀形式的理路总纲。

       第五,四句判断法是一种理论框架。为什么这样讲呢?通过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进行推理演绎,均可统摄而合理,还具有明了一切所知属性的功能。

       简而言之,近千百年来,通过历代印藏哲学家们的理论传承和应用创新,凸显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是无人系统译介和传播,至今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目前,我们抓住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难得机缘,深入挖掘其认识理论和逻辑思维,针对熊十力先生所言:“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此意容当别论。佛家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5],为世人讲解,为今人所用。

       注释:

       ①《甘珠尔对勘本》(藏文)第72卷第602~70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83卷第3~107、120~565、599~1117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②《甘珠尔对勘本》(藏文)第72卷第356~35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72卷第758~1063页、第78卷第629~121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③《甘珠尔对勘本》(藏文)第72卷第356~358、602~70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④《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57卷第3~4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⑤[印]龙树造:《中观理聚六论》(藏文)第1~45页,兰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印]龙树造、汉藏诸大论师释译:《龙树六论:正理聚及其注释》第5~43、189~42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⑥《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60卷第3~483、513~533、555~596、600~90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⑦《宗喀巴大师文集》(藏文)第16函第1部第1~303叶,德格更庆寺院木刻版;法尊译:《宗喀巴大师集》(第三卷)第179~52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⑧《第一世嘉木样协贝多杰·阿旺宗主文集》第11函第5部《中论纲要明句论量理解说·深广普明量理百光辐射·贤劫具缘学者除暗心明论》(藏文)第1页上1行~69页上3行间,拉卜楞木刻版。

       ⑨《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76~82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⑩钦·降白央:《俱舍庄严论》(藏文)第27~29、39、75、86~87、95、147~148、164、173、177~178、190、202、206~209、241、360等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11)《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97卷第3~46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12)同上,第469~1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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