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与计划生育[*]_中国的人口论文

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与计划生育[*]_中国的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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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

食物供应是研究人口与持续发展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历代政府无不以保证食品供应,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稳定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措施。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当人均粮食生产低于某一个临界值时,往往导致社会发生动乱。在资源相对于人口显得丰富时,人口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汉时期,人均耕地50亩,约为现在的三十倍,然而人均粮食占有却与今天差不多。看起来,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时期,由于人口增长缓慢,技术的发展基本上能赶上需求的增加。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不断地加快。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37年世界人口就增加一倍,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粮食供应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的压力。今天,全世界每年要增加9000万人口,而挨饿及营养不良的人则从八十年代的近八亿人增加到十亿人。

本世纪五十年代,绿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地区在十年内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但是,人口增长和生活改善都对粮食供应提出日益增长的需求。据统计,一头食用牛平均要消耗十七公斤蔬食蛋白才能增加一公斤食用动物蛋白,所以,以蔬食为主的印度人一年平均消费158公斤粮食,而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平均每年每人消费粮食达675公斤。七十年代以来,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1974年世界食物状况曾达到危机点。库存所余无几,必须依靠当年生产支持消费。多年大量使用化肥取得高产造成土质恶化的问题愈来愈明显。据美国科学院估计,美国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表土。而在没有任何干扰的自然情况下,再生25毫米的表土需要300年,一些国家已被迫将大片耕地转变为森林农场,以保护自然资源,恢复土地的肥力。当前,全世界的表土储量约为三万五千亿吨,每年要减少二百三十亿吨。按此速度,152年后耕地的表土即将丧失殆净。如果情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食物的供应就将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

我国的态势也与世界相似,甚至更加严峻。中国耕地统计为十五亿亩,美国根据卫星照片推算中国有二十二亿亩,联合国公布数为十九亿亩,总之,人均不到两亩,只有世界平均数的一半。92%的耕地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与我国的人口分布相一致。在一些人口密度低的省、区,若将可以耕种的绿州地区单独计算,人口密度也接近沿海地区。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估计在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之间,到2000年还可能增到一亿九千万人,这充分说明我国人口增长已达到资源供给匮乏的程度。水土流失更加深了资源不足的严重性。我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五十多亿吨,涉及十一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达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有人痛心地称之为中华民族大动脉出血,并不为过。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现在也已达到1公斤,在世界含沙量高的河流中位列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是寸草不生的岩石,因此,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比黄河更加危险。

由于长期的自发调整,当前世界和中国人口分布与资源分布,特别是耕地资源分布是一致的。全世界的一半人住在地球的5%土地上,而50—60%的土地上则只住了5%的人口。我国的94%人口则住在东部46%的土地上。各地区的人口密度从资源的角度来看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就连一些小岛上都已住满了人,这是与中世纪完全不同的形势。

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内有了惊人的进步,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1993年增加到9129亿斤,在四十四年内增长了三倍。同期内,人口从54167万人增长到118517万人,增长了约1.1倍。看起来粮食的增长可以超过人口增长。但是,今天我们却仍然感到粮食供应紧张,政府必须年年强调保证粮食播种面积。由于利益比较低,农民不愿种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都要求大量粮食。我国的粮食亩产已接近世界的最高水平,继续提高产量要依靠技术进步和规模经营。技术进步可能使产量进一步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已不可能如以前数十年。除了绿色革命时期以外,世界各国粮食产量的年增长速度长期低于1%,今后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作更高的估计。为了支持经济发展必须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必要的。

2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般来说,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永远以同样的规律相联系起来的。人口过分稀少显然对发展经济不利:农业方面,水利系统必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水平以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益;工业方面,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人口才能形成市场,形成促进生产的有效需求,也只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才能提供充裕的劳动力,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现代城市经济学认为,少于25万人口的城市缺乏内在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人口也决不是愈多愈好,这一点已为许多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所证明。

在世界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二十年内,各国政府间曾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气氛,经济发展顺利,人口不再是一个问题。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7%,而人口年增长率则约为1.9%,许多人认为失业、贫困等已经是过去的一场恶梦。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驱散了盲目乐观的空气,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向石油跨国公司斗争的结果,使石油价格一涨再涨,从2美元左右一桶最高时达到33美元一桶,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猛跌到1—3%,在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在若干年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经济滞胀成为许多国家挥之不去的顽症。“人口爆炸”等观点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国家中不顾资源保护,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恶果也日益显现。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有的学者用综合性指标评价美国的经济福利情况时发现,五十年代初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一致,七十年代后则两者逐渐分离。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仍在上升,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却在下降,这与美国人的感觉是一致的,许多年轻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父辈。

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消耗两个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可能在生态环境方面造成威胁人类生存的长期影响。联合国环境计划负责的一项研究课题由世界资源研究所提出结果报告,认为全球支持植物生存的土地在过去的45年内已有17%失去价值,其中北美洲5.3%,中美洲25%,欧洲23%,非洲22%,亚洲20%。印度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印度北部人口增加10%时,产量相应只提高6.7%,也就是,人均产出下降3.3个百分点。其中,最贫困的人群收入下降最多,这就更加剧了贫困化。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目前,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在农村,使农业的边际效益降到零,甚至是负数。此外,由于大量剩余劳力必须就地消化,也影响了农业采用新技术和规模经营。企业中同样存在着潜在的失业,简单地说就是人浮于事,其效果也是消极的。

人口增长过快地造成对资源需求过度,从而引起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点表面看来是显然的,也可以举出许多个案例来支持这个论点。但是,要确定一个临界值却十分困难的。有些学者提出用定量指标来分析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即:

I=PAT

其中I表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P表示人口数,A为每人消费,T为技术影响。I可以有各种不同度量,例如,考虑陆地支持所有动物生存的基础性能量的生产能力类所直接消费的比例,以这个比例为I,可以算得为40%,这也许可以考虑作为人口最大数量的依据之一。A与T两个因子很难分别加以计算,可以用人均能源消费作为其积。用这一公式来计算富国和穷国居民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结论:富国每个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是穷国的7.5倍。若以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人对环境的损害更加严重。因此,尽管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对世界环境、生态的影响却远大于中国。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都要占用有限的资金,显然,人口增长过快可能会影响资金分配,从而影响发展。一般而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高,储蓄率下降,因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只有在收入很高的地区,人口的增长不致对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大。但是,即使储蓄不变,净投资率不变,工人平均装备资本量也随劳动力快速增长而下降。最后,人均资本降到与投入率相当水平稳定下来,达到一个平衡点。此后,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资本稀释效应短期内使人均收入下降,长期影响是使人均收入水平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

3 人口最大容量及经济最优人口及仿真研究

一个区域的人口最大容量是指在不降低该地区在将来发展能力的情况下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总量。最大容量与许多条件有关,例如,一个地区居民接受的是高消费生活方式,大量消费能源和资源,其最大容量就低。同一地区生活水平降低就可以养活更多人口。技术进步可以扩充资源和能源,因此可以增加最大容量。人口最大容量还可以分为生理的最大容量和社会的最大容量,前者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可以维持人口长期生存的最大数量,后者则是指在某种社会制度下和相应的资源消耗模式下能长期维持人口生存的最大数量。

要实际计算出最大人口容量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即使算出了结果,也仍然争议很多。我们建立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使用DYNAMO计算结果,根据这一估计,世界人口最大容量为200亿人以下,中国人口最大容量约为16亿人。仿真计算还可得到大量人口、经济等综合性信息。更复杂的计算还可考虑许多其他的资源供给的限制。例如,利用最大可能满意度方法进行系统分析也可得到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6亿,超过18亿到20亿以上,将对持续发展发生破坏性影响的结论。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最优人口数量应在4到5亿;有的专家认为7亿左右较好;也有的专家认为可在7到10亿之间。这些分析有的主要考虑产出最大,有的考虑人均收入最高,也有的考虑综合国力最强,还有许多采用了各种综合指标,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优人口不仅要考虑总量,还有结构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4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工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奔向二十一世纪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地将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环境保护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并在十二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中详细地阐述了贯彻执行这项基本国策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李鹏总理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都有专题阐述基本国策执行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世界资源有限,中国的资源更比世界人均水平要低得多。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坚定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中国自1973年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至今,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30‰左右降到1995年的17.12‰,妇女生育水平从每人平均生5—6个降到目前的2个左右。据估算,20多年来,全国累计约少出生3亿人。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可以计算出因少生孩子而节省的费用。出生率低从许多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深远的,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必须根据国情,具体分析。就中国而言,根据仿真系统的运行结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人口增长率降低可以减少孩子的抚养费用,使储蓄和用于发展的投资增加。中国因计划生育少生3亿人,节省社会投资近4万亿元,其中部分将在以后支出,到目前为止已节约费用近1万亿元,直接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果。

(2)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消除贫困,提高收入。出生率下降配合适当的扶贫政策可以减轻贫困地区的压力,早日脱贫致富。最近的一些调查说明,许多特困户长期陷入困境主要是孩子多和患有严重疾病,有些农民刚刚脱贫又因多生孩子丧失了集中力量发家致富的机会,重新返贫。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这部分人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3)出生率下降还有重要的间接经济效益。由于孩子减少,妇女可以有更多时间接受、提高技术,并得到更多提升的机会,这些效益可以提高女性地位,长远来说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农村妇女少生孩子,学习科技,减少家务拖累,能够更好地参加生产致富活动。全国各地方近年来涌现了大批勤劳致富的女状元,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实行计划生育的模范。

(4)中国目前存在大量剩余劳力,到2000年,除乡镇企业和城市吸纳部分劳力外,仍将有约1.9亿剩余农村劳动力。城市职工中估计有四分之一富余人员,这将降低生产效率。控制人口出生,减少年轻人口,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控制人口增加的同时,还应当着力加强劳动力的培训,特别是各种职业教育使这些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5)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长,这是过去高出生所造成的,而不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计划生育使总人口增长变慢,因此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但没有改变老年人口的总量。不管采取什么人口政策,这部分老年人已经存在,应当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6)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是最大的约束因素,中国的最高人口容量为16亿,经济发展最优人口为7到10亿,技术发展可能使发展力量增加,但现在还看不到新技术投入实用的可能,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略低于更替水平对发展有利。

(7)没有一项政策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也会产生社会、经济、人口学的负面影响,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提高,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应当加强研究,注意引导。

从总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是有利的,这项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5 结论

5.1人口过快增长是一种慢性病,短期内症状并不明显,可能只是在幼儿入托困难、小学压力加大等局部问题上反映出来,但是在一二十年甚至数十年内,问题就可以积累起来,迟早要达到爆发点。而一旦爆发就很难在短期内加以解决,过量的总人口使社会负担增加,继续发展势头削弱,甚至使经济停滞或倒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就业的压力增大,生产效率下降,消弱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或者增加社会保险的支出;人口数量过多还会削弱我们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增加投资的能力,从各方面影响我们的长期发展力量。因此,对人口问题必须采取有远见的政策,经常注意发生问题的征兆,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防患于未然。当已经有了明显征兆时,应果断地采取措施。一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往往要与问题积累同样长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效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冰层也需有决心和耐心,不要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而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动摇。这里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主要是对长期利益起作用,近期却需要一定数量的投入,长期与短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更需要决策具有远见卓识,确定在国力所能够承受的条件下,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适应的发展策略。

5.2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制定行动方案。从宏观上看,从全局看,中国人口数量过多已经造成对稀缺资源沉重的压力,降低了经济效益,造成了就业、升学等种种社会问题,必须加以控制,否则,我们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但是,从微观的家庭利益来看,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劳力和资金的投入增加产出时期,部分家庭因劳力多而致富,增强了有些地区多生的欲望。尽管不久的将来,随着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去,劳动力的质量将成为影响发展生产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是,生育行为的转变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比总有一段滞后时间,因此,宏观和微观利益在一定阶段、部分地区存在着矛盾。

5.3根据中国的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目前我们所确定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即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亿,是既考虑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又是经过努力可能做到的。有的人看到近期内个别地区经济发展后劳动力不足,认为在这些地区不需要强调计划生育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快的一些地区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经济效率还不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快就必须向高效率、高技术要竞争能力。只有高质量的劳动力才能生产出在竞争中站得稳的商品。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经过的阶段,只有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才能保持本地区的持续增长。何况,即使在经济发展快的地区也还有面积不小的落后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剩余劳动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5.4注意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预为之谋,准备好对策。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只有好处而没有副作用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会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这些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影响,必须充分重视,加强研究。现在上海市已经达到人口零增长,北京、天津人口零增长也为期不远,研究这些地区的情况对分析全国趋势有先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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