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两种体制改革协调发展的思考_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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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选录了邓小平同志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开幕词到1992年初南巡谈话整整十年间的重要文稿。这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十年;也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产生到系统形成的十年。《文选》第三卷真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探索、创立这一理论的思想轨迹。其中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这一时期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作了许多重要的论述。

关于政治和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都有过大致相同或非常近似的论述,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地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有依存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列宁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 〕人们的经济利益最终表现为政治。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我国的改革同原苏联东欧的所谓改革有所不同。原苏联东欧等国,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为了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但这些国家在进行体制改革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均不能正确处理好两种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局在1989年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执政到1991年12月独联体形成的6年零9个月中,没有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出发,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脱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实依据,采取过激过快的步伐,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与此相反,我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首先在农村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在城市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承包责任制。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进而扩展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2〕众所周知, 1978年以前, 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随即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例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并开始把经营与经济利益挂钩;扩大地方在计划、财政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开始注意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等等。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已为世人所关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等等,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步骤是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因为它敏锐地涉及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以党代政,以及如何接好班等重大问题。随后,修改了宪法,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规定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对国务院机构与地方政府也作了不少改革,尤其在干部制度的改革方面,如废除事实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等等,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这样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政治家,他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同发展的思想,是在及时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原苏联东欧解体的历史教训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因此这个科学的率断的提出就有着强有力的理论和现实依据,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实现,迫切需要两种体制改革的协同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发展和稳定。邓小平强调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3 〕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会涉及人们之间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产生矛盾和冲突,而社会只有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保持稳定,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实现发展的目标。所以“发展——改革——稳定——发展”是我国社会进步良性循环的道路,而要实现这种良性循环,关键之一就是要把握好两个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关系。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指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如果经济体制改革超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就很难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反而会因政治体制的落后,吞噬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就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上仍然存在着任人唯亲的现象,就阻碍了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在领导决策体制上,存在着个人专断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建设的决策失误。因此,邓小平说:“我们国家中有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更应解决”,“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 〔4〕而假如政治体制改革在前,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因缺乏充实的物质基础和改革的现实依据而误入迷途,且使整个国家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转移人们对经济建设的关注,误国误民。

就目前而言,我国要适当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须全面了解制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人的政治素质问题。健康的政治体制运行必须以全体公民健康的公民意识为基础。这种公民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人权观念、权利与义务观念等与政治素质提高相关的观念。公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素质不高,民主搞不好,政治体制改革遇到的压力、阻力就会很大。由于我国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公民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不高。这些都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利因素。邓小平同志也深刻地指出,为什么在我国现阶段还不能实行普选制度等比较先进的民主制度,就是因为我国公民的素质还不高,实行起来难以达到预计的效果。〔5〕

文化教育问题。列宁曾经说过:“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这说明:文化教育是影响和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文化,就容易受偏见、谣言的左右,而丧失政治的独立性。由于我国经济不够发达,加上十年浩劫对教育的摧残,使我国教育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文盲和半文盲占十分大的比例,这是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的。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历史的国家,而且没有经历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传统的消极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并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干扰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进行。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很多,诸如特权现象、等级观念、愚忠观念、宗法观念等还根深蒂固。这些旧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思想阻力。政治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这些旧的政治文化的束缚。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问题。历史证明,政治体制改革总是相对地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熟时,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成熟。我国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措施,都需要经济体制的发展提出比较成熟的要求,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水到渠成。例如:不建立相当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不形成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实现政治府能的转换;不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也不可能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科学化。

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所需的社会要素涉及面广,机制复杂,所以只能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观察中国的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6〕“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但匆匆忙忙搞不行。”〔7〕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适应,协同发展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方面的论述很丰实,笔者在这里仅提供一个认识问题的思路:

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不得,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组织保证。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是,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8〕

二、要发挥已有的政治体制优势,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不搞全盘否定。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等。这些政治制度对于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民族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又要看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比如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阻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等状况,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为这些已严重束缚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同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吻合的,因此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切不可一叶障目,草率行事,全盘否定现有政治体制。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思想,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现实,有着强有力的现实依据,同时,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指导我国今后的改革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

〔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220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0页。

〔7〕同上,第285页。

〔8〕同上,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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