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外来影响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10)02-0048-07
中国档案学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开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档案教育的出现均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除此之外，外来的学术影响也成为重要的原因和推动力量，但学界对此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很有必要探讨外来因素在档案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外来影响有多方面的，比如，其他学科的影响，还有国外学术的影响，等等。本文试从国外档案学术影响的视角来阐述中国档案学形成时期的“拿来主义”。
1 档案学概念的出现和使用
“档案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步摆脱了比较粗糙、幼稚的萌芽状态[1]。档案学概念在我国正式的使用，目前学界将其定位于滕固1935年5月发表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载《行政效率》第2卷第9第10期合刊)一文中：
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Archivswesen)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官署、公团以及特种事业机关所积存的记录文件，时时要检查稽考，时时要根据它来做测比，统计，研究等工作；总之时时要应用它。于是有人考究处理档案的办法，如何编目，如何庋藏等种种问题，应运而生，积了几代人的经验，日益细致化了。它同图书馆的管理一样，到了近时已有惊人的效果。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有可观的成绩；而在档案，则仍停滞于师父传徒弟的旧式管理。为便于日常应用增进行政效率，我们固然要追赶上去；即以档案为史料，我们也得早早准备。因为旧档案的整理，虽然试过了好几种方法，现在的趋势仍然以来源的原则为上乘。不然，将来又要费一番手续了。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基于过去注意到的文献材料和观念而产生的。据管见所及，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应当进行更新和改变。早在滕固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前，就有人明确使用了档案学这个概念，并对此作了引申：
档案学是研究历史的补助科学。所以首先便要能读懂过去的文卷，因此考古学和拉丁文法是第一年级的重要课程。第一年级的时候，还要使学生知道过去的一切档案总集和图书目录，以便随时参考。我们要用批评的态度，研究一切的档案，要知道档案的来源，档案的样式，及每份档案的特质。同时还有私法与公法的课程，用以辅助学生研究档案的内容。
以上是蒋崐先生翻译法国文章中的内容，以《法国国立档案学校沿革》为题发表在1935年4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行政效率》上，该文并配发了蒋先生的说明：
这是一九二七年二月法国国立档案学校校长普鲁先生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把档案学校的历史及其重要性，说得很详细，在我们着手整理档案的时候，极有介绍的必要。这个学校的法文原名是L' Ecole des Chartes，直译是“诏书学校”的意思。这样取名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当设立的时候，法国皇帝最注重于诏书的研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第二，诏书是档案的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学校的课程，是研究全部的档案，所以我们就译做“档案学校”。——译者识
同样是基于对国外学术动态的了解和认知，但在不同的情况下，表述也是不一样的。蒋先生翻译的文章，对档案学作了初步的形容和描述，以定性的方式介绍了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功能。随后滕固先生则从档案处理的角度说明了中外之间的差距，而其中的关键之处是在于欧洲对档案进行了科学的管理，档案学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直接了。滕固先生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副处长，并有留学日本和德国的经历，所以其视野开阔，高屋建瓴般地对中外档案事业作了一个对比，巧妙地点出了档案学的概念和学术之道。也许正因为如此，滕固然先生对档案学概念的使用才影响巨大。
2 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的借鉴
国外从1804年开始明确使用“档案学”这个概念，到20世纪初期，档案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确立了档案专业的基本原则——来源原则，而且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研究内容日益宽泛和加深，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与影响也逐渐紧密。国外档案学的发展，不仅在本国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档案学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充分反映了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和影响。但是，在“档案学”一词在我国没有出现以前，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档案学术研究，也不代表我国的档案管理没有受到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影响。
在文书学研究过程中，伴随出现了研究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趋势与方向。1931年上海公务管理局根据整理历史档案的经验，编成《整理档案纪要》，该书总结了该局整理和利用历史档案的情况，它虽然还不是档案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为档案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方向。然而，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不具备产生档案学的社会条件[2]。1933年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开展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试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由此奠定了档案学术繁荣的社会基础。
1934年第六卷第4期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刊登了蔡国铭先生的《档案研究之对象与途径》一文，被誉为档案学研究的佼佼者[3]。而创刊于1934年7月的《行政效率》从第一卷第四号开始刊载档案类的文章，反映了行政效率运动过程中对文书档案改革的探索。
在1934年8月16日出版的第一卷四号《行政效率》上刊登了《整理档案问题之意见(通讯)》，这是该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最早以档案为题的论述文章，由沈慕伟先生写于1934年8月3日。沈慕伟先生(R.G.Somervell)系英国人，在南京国民政府开展行政效率运动时被聘为外国行政专家，以政治专家身份而受聘于经济委员会[4]。该文的发表，说明了文书档案改革对于国外经验的借鉴。但随后，同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八号《行政效率》则刊登了邱祖铭先生的《档案编制问题之探讨》和蔡国铭先生的《行政院各部会档案管理概况(调查)》，本期“编后记”里对此这样解说：
“档案之整理及保管，为本会现正致力研究之问题。蔡国铭先生本其治图书馆学之经验，担任此问题之研究，先着手调查行政院直辖各部会之档案管理现况，以资比较。现调查将次竣事，本期先将其调查报告两篇发表，以后陆续登载。邱祖铭先生之政治论文，常见于政治评论及其他刊物中，不知邱先生在外交法律以外，留学英国时尚分心作文书档案之研究。今为本期撰述之关于档案编制一文，主张档案保管与文件收发汇集一处，此种见解在中国当为新颖，值得吾人之注意。”
由此可见，对于档案管理的探讨，国人一方面借鉴国外经验，或是由英国人书写出来，或是国人在国外留学时开始关注文书档案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以往的管理情况作具体的调查，获得一手的情况和资料，对于文书档案管理才能有深入的改革和推动。
此后，《行政效率》上陆续刊载了大量的档案文章，特别是第十号上甘乃光先生《文书档案连锁办法之实验》一文的发表，不仅可以视为文书档案改革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可以看做是理论的升华。该文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吴子坚、邱祖铭和周连宽三位随即在第十一号上发表了讨论文章，同时，该期杂志上何鲁成先生的《改革档案管理刍议》一文更是学术研究深化的代表。当然，对国外先进经验的介绍和引进并没有放松，第十一号上刊登了彭启炘先生的《英国整理档案简史》，文末还附有“档案研究的一个书目”。该文对于行政效率会在解决档案整理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起到了作用，“要回答这些疑问，最好把英国整理档案的经过，简单的述一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至少借鉴和参考作用是有的。
随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发展，1935年成为了我国档案学形成的重要时期。1935年出版的《行政效率》第二卷第三卷成为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媒介与见证。比如，第二卷第四期亦刊载了有关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讨论文章，第七期刊登的译作《法国国立档案学校沿革》在我国第一次使用了“档案学”，而第九第十期系“档案专号”，突出表明了档案学研究的必要性，更是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3 明清档案整理过程中的对外参考
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接受国外学术影响的同时，并没有盲目跟从，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
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因财政困难，便将其保管的内阁大库档案贱卖给了纸店作还魂纸原料，翌年春被罗振玉先生获悉，遂出手购回了内阁大库档案，并组织人员整理这批被抢救出来的档案，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序幕由此拉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先后加入到明清档案整理和保护的行列中。在档案整理过程中，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和不断探讨。
早在1923年9月30日的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上，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就表达了对待档案的态度和原则：
国学门搜集及整理所得之各种材料，(当然不限于档案)完全系公开的贡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可以随意的作各种的研究，绝对无畛域之限制，这是应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5]。
1934年1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3期刊载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刘官谔先生的文章《清档之价值及其整理》，文中明确说：“整理清档之法，首在编次，编次之要，应谨类例，兼重条序”，“类聚之法，为整理档案之精密工作”，“整理工作最大之效果，在使人周知档案之内容。故汇集工作完毕之后，宜仿索引之法，于每件档案之首，各作提要。于是摘由之法尚矣。”“故整理清档，初步工作，尚可不必特求专门人材，及至汇聚、摘由、编目诸事，非有史识者不能为也。”这些真知灼见说明了当时整理者对档案整理进行了理论探讨，并逐渐形成了深邃的学术观念。
1934年5月社会调查所陶孟和、汤象龙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出版发行，该期以“明清档案专号”问世，刊载了四篇对明清档案分析的文章，分别是徐中舒、赵泉澄、吴晗和单士元四位先生所写，针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的档案进行了分析，同时编者在“导言”中介绍了档案史料价值的双重性：
这些档案是政府所保存的当时人关于当时事件的记载或报告。用严格的批评眼光看来，我们诚然不能说档案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数目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种资料可靠的程度大体上，在近真的历史的意义上当然是极高的。我们以为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里，档案实在有它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尤其是在研究近代财政经济的方面。
1934年10月出版的第二十辑《文献丛编》开始刊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报告》，在其“弁言”中首次提出了“普遍整理”的原则：
往者本馆亦尝编次若干有关清史之重要材料问诸世矣，大抵皆零星摭拾，故多挂一漏万，其弊要在不待基本工作——普遍整理之完成，而急求表现，有以致之，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本馆有见于是，自此次改组后，即决定办法，以全力注重普遍之整理。分北平现存史料之军机处之照会，函电，内阁大库之黄册，档册，内务府之各种档案为若干组，同时整理。先因名以立类，再即类以编目。
1935年10月出版的《文献特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里收录了沈兼士先生的大作《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沈先生在详细阐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明清档案的情况之前，先对此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总结：
我们从前在北大初整理档案的时候，大部分精力和工夫，均耗费在初步的形式整理上面……但是那时候的经验太少，所以方法上仍有不少的缺点……这些错误，都由于没有把各种档案综合的研究，深刻的观察，所以结果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内容，仅知其区别而不知贯通，仅知有若干不相连属之珍异史料，而不知统计多量平凡之材料，令人得一种整个的概念，以建化腐朽为神奇之功。这样做法是不容易将档案整理出一个系统来的，档案学更是没有成立的希望。后来有了机会，将内阁大库彻底清理一番，再拿宫中，内阁，军机处三部分档案，比较综合的一研究，然后才知道内阁的史书，就是红本的择由，也就是实录的长编，宫中的缴回朱批奏折，就是军机处折包的原件，内阁所藏的明代档案，就是明史馆征集的参考材料。诸如此类，明白了不少的掌故。由此看来，整理一类档案，须要弄清楚它当其未归档以前的作用如何。整理各类档案，须要弄清楚它们当时的性质和手续上的联络性如何。不是只顾形式的分门别类，或是披沙捡金的搜寻若干史料，便算尽了整理档案的责任。
由档案的整理谈到档案学的建立，这是明清档案整理过程中前辈们对于实践工作的有感而发，也是理论探索升华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档案学需要深厚的实践基础。
对于档案学的建立，不仅需要自身的思考和研究，而且还需要和国外进行交流和借鉴。在同期的《文献特刊》里，还刊载了蒋廷黻先生的讲稿《欧洲几个档案库》，开篇明义，蒋先生首先介绍了其缘由：“我自己感觉得很对不起，我对于档案没有什么心得。前几年常到故宫文献馆来参阅军机处档案，清华大学也收了若干档案，然对于保管编目，时有问题发生，因而很想到外国去看看人家对于档案之保管编目究竟如何”，而姚从吾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其讲稿《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载1935年《文献特刊》)里提及了国外的情况：“档案馆对历史学是供给原史料的大本营。欧洲大学历史科往往和国立档案馆有很密切的联络。”由此可见档案整理上升到学术层面，需要拓展思路、放宽视界。
1936年10月，傅振伦先生发表了《游英法档案馆小记》，刊登在《文献论丛》上，该文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借鉴之意：
吾国案牍，其古者如汉晋木简，近代者如明清档案，皆有多人整理。惟如何类别？如何比次？如何纂定？如何保管？时感困难。今年余有欧洲之行，游程所至，曾经英法德意瑞比等过。每欲涉足其文书馆舍，以资借镜，嗣因种种牵掣，仅到英法诸馆入览。盖居英半载，而四过巴黎，故得如愿。游英档案馆在三月四日，游法档案馆则在是月二十四日。爰述见闻，以介绍于国人。于档案整理上，或不无小补欤？
同期《文献论丛》更是刊登了福开森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介绍了文献馆所保管的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状况，而作者是美国人，在中国居住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文化极其有兴趣，喜爱收藏，在中国艺术品和文物方面很有造诣[6]。福开森撰文对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介绍，说明了当时的一些国外人士关注到了明清档案，并认识到了它们的珍贵和重要价值。而此前，已有外国人撰文《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简介》公开予以了介绍[7]。
4 档案教育开展下的吸收
我国档案学的形成，还与档案教育的开展有着莫大的关系。档案教育的进行，不仅传播了档案知识，而且深化了档案学术研究，同时也进行了国内外学术的接触和交流。
1934年秋，文华图专由教育部资助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在图书科和图书讲习班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其中英文档案管理是由美籍费锡恩女士(Grace D.phllips)任教，中文档案管理则是由毛坤先生讲授，他是我国讲授档案管理的第一人。由此揭开了我国现代档案教育的序幕[8]。
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不但收藏国内有关档案管理的参考资料，而且还收藏有较丰富的外国有关档案管理的书籍和期刊。文华图专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保持有业务上的联系，该协会时有赠书给文华图专，对方赠书中有若干档案管理书籍。这些中外档案管理资料，为师生从事档案学提供了有利条件[9]。
借助于学校图书馆丰富的学术资料，毛坤先生对档案管理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档案管理的研究，我国目前颇觉重要，但关于此方面足以供参考之材料极为缺乏；外国人所著关于档案之书较多，但与中国国情多不相合。今欲研究档案管理比较适当之方法：一方面宜采用外国方法之原理、原则；一方面宜调查国内各处档案管理实际情形以出之(《档案经营法·弁言》)。”[10]
毛坤先生参考了国外档案理论和方法，特别借鉴了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第十三、十四两次报告，结合我国档案实情及文华图专学生实际，编写了《档案经营法》讲义作为教材进行讲授。其内容包括：通论、公文、现档、旧档、官书、馆务等。印成讲义发给学生，现讲义无存，据说其手稿现存毛先生后人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保存有复印本。但先生曾将其部分内容，分别撰写成《档案序说》及《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两文，分别发表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季刊》，这两本刊物保存了它的主要内容。据该校所编《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六年度)》介绍：这门课程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习兼顾，尤注重此项新兴科目材料之搜求与研究兴趣之提高”。配合该课教学，并列有6部英文参考书，以供学生研读参考。这在档案学于我国尚属初创时期，有如此相当成熟之教材出现，确实难能可贵。它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系统的档案学著作。可惜的是它没有公开正式出版[11]。
毛坤先生的《档案序说》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后收入《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文立意高远，旁征博引，言简意赅，以古今中外的思想和实践阐述了对档案的认识和理解，实乃同时期档案学研究成果中的翘楚。“《档案序说》一文中就用了较多篇幅提及欧美的档案、档案机构和档案学，该文引用的外国书目有《大英百科全书》、《韦氏字典》、《伦敦图书馆指南》、《英国官档局保存档案法规》、英国金肯生《档案管理法》、《大美百科全书》、英国贾思比《官档局藏档指南》、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指南》、《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十三、十四各次报告》(《经济档案指南》)等近10种[12]。”不难看出，毛坤先生治档案学是另辟蹊径，走中西融合的道路[13]。大境界成就大视野，毛坤先生对档案学的理解和研究由此可见一斑。
毛先生1936年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季刊》上的《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更是直接点出了档案学中的重要问题：“分储法与集储法，在档案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照我个人的意见，档案应在可能范围内保持地域或时间上可成段落之集团”。当实践工作者还在探索来源原则时，毛先生已清醒地认识到了现行档案和历史档案的保管原则问题，不能不令人赞叹先生高远的学识和深邃的洞见。也许正因为如此，先生才在该文中提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所以我主张中央应该创办一个国立学校，养成全国管理档案的人才。里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注重造就整理档案的人才；一部分造就行政管理档案的人才和一部分造就解释档案的人才”。这种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不失前瞻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毛坤力主、校长沈祖荣的支持同意下，1940年9月26日文华图专呈文给国民党教育部：“根据本校五六年来试验之结果，档案管理内容并不简单，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以及公文制作与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之知识。故档案管理再不能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为求不断供应此项人才，绝非短期开班或附带于其他学科中研究所能为功，必须设科专门训练，以宏造就……不仅在吸引人力致力于此种新兴学科，而最大目的尤在使改革档案档案管理之理想容易见诸实行……基于上述理由，本校拟请于本年度起，于图书馆学科之外，添设档案管理专科。”经同年10月17日教育部高34635号指令批准，文华图专即将档案训练班第一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因此，档案管理专科创办时间应为1940年1月。档案管理专科的创办，标志着当时在我国已把档案管理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新兴学科加以研究和教学了[14]。毛坤参考了欧美档案管理人员训练所讲授的课程，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根据档案学的性质和内容，则档案管理专业讲授的课程，一方面是要讲授从实际经验中得来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的课程，一方面要讲授的其他相关的课程[15]。
关于档案学的性质和内容，以往的著述里都认为毛先生有以下观念：“档案家用以驾驭档案之学识即可称之为档案学。档案学以其称之为纯粹科学，毋宁称之为应用科学。与医学相仿佛，乃混合其他学科之一部及从实际经验中得到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而成之科学。”其实，这是毛先生在《档案行政学》中引用《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载1941年4月的《美国档案工作者》)一文里的原话，在《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一书的第326页中有明确的出处，当为明示。
1940年4月，龙兆佛先生出版《档案管理法》，在此书中，龙先生明确指出：
在此抗战期间凡百行政皆应讲究效率，档案问题尤属迫不容缓，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关于此问题之学理虽然尚是空乏，但我相信至多十多年之后此一问题之学理必可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档案学一名词必可成为与图书馆学相对等之名词。
而文华图专在毛先生等人的带动下，对于档案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校呈报教育部的《1941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中在阐述“我国档案学义例”时说：“我国档案学研究，可分古档学、今档学二者，又我国档案学，更非苟同于欧美档案学，本题对比种种义例加以探讨”[16]，深刻反映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已对档案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也见证了我国档案学受欧美档案学影响到逐渐自觉的过程。
5 档案学形成与发展中的融合与升华
档案工作早期学欧美的活动，主要指1934年夏蒋廷黻对前苏联和西欧主要国家档案馆的考察、1936年3月间傅振伦对英法等国档案馆的考察及嗣后大量资料的翻译、1946年7至12月间朱士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系统学习以及姚从吾留德期间对德国档案馆的见识……三、四十年代档案工作者到欧美的考察学习，无论从感性上对欧美重视档案和近代档案工作规范的总体印象，还是档案馆工作在保存、整理方面的实践以及档案学思想的浸染，都无不使学者们耳目一新。他们的见闻又通过演讲、著述和翻译广泛地影响于国人，对我国历史档案整理实践，尤其原则的确定和分类编目方法和进步，对我国早期档案学的产生乃至我国专门化档案馆的诞生，都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影响[17]。覃先生的这段论述很有见地，但对于档案学形成早期的中外交流和借鉴，或许由于资料的限制，没有面面俱到，尚需增补一二。
科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不仅要向其他学科开放，从相关学科中引进一些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使之与档案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以扩大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向其他国家开放，从国外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之“洋为中用”，以加快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步伐。唯有如此，我国档案学才能保持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其理论与学科体系才能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并在国际档案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
中国档案学首先形成于本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华中、江南地区，并在30年代后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40年代初期形成最早的档案学体系。我们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档案学产生时代的“30年代中期(1934-1936)论[19]”。事实证明，我国档案学从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与国外档案学联系紧密，并受其影响，逐渐发展壮大。但我国档案学并没有盲目跟从，而是结合具体的实际，积极借鉴，奋发图强。
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本来就应该总结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概括上升为理论，用以普遍指导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和国际档案事业的建设。然而实际上过去档案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往往是从特定的各自国家的档案实践出发，虽然这也是必然的、需要的，但终究它只能适用于本国，而不能用于全世界，这就是它的局限性和问题所在，是档案学成熟程度和科学水平还不高的具体表现……档案学从世界范围看，似乎在更高的层次上，还可以分为国家档案学和国际档案学，现在正处于从国家档案学向着国际档案学的目标发展的学科建设阶段[20]。因此，考察我国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国外影响，不仅仅是要尊重历史、厘清发展学术史和客观认识档案学的发展过程，而且更要遵循科学规律，探讨学术发展模式，追求学术真理。学术无国界，在各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内容。各国在相互借鉴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融合，逐渐建立国际档案学，为档案学的壮大和繁荣贡献各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