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入与红河哈尼族信仰文化的变异
龙倮贵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的传入传播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末基督教开始传入红河哈尼族聚居区，但由于传播活动范围小，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非常少，至“十年文革”期间停止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再次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两次基督教的传播渗透，导致了哈尼族在信仰对象、婚丧仪式、节日文化、饮食习惯、歌舞音乐、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关键词： 基督教；传入；哈尼族信仰；变异
一 、哈尼族信仰文化概述
民间信仰(the folk belief)，亦称“民俗宗教”(folklore religion)或“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是指民族成员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源于原始社会初期，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意识形态，具有人类社会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它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鬼怪崇拜等形态，不仅具有历史的演进性、完整的程序性，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教化功能，是民族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同时也包括了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等。
哈尼族主要聚居在红河州、玉溪市、西双版纳州、普洱市等，以及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邻国北部山区，属于跨境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哈尼族人口有165余万人，国外哈尼族有50多万人。哈尼族民间信仰文化发端于哈尼族先民形成之初的“蒙昧时代”(stage of savagery)，形成于哈尼族原始社会初期，是哈尼族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哈尼族崇尚“万物有灵”，认为大自然中的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构成了哈尼族信仰文化的主要内容。在盛行祀神信灵、祀鬼驱邪、占卦问卜的同时，还有多样繁杂的巫术活动，并以完整的传统信仰在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受基督教传播活动的影响，部分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使哈尼族信仰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变异。诚然，基督教对于哈尼族而言，是完全不同于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异文化，与哈尼族长期以来传承和发展的信仰生活与世俗生活相差甚远。但基督教传播活动中经不断修正传教策略与方法，同时对教规教义进行适应性调适，从而逐渐得到哈尼族民众的认同，[2]促使红河哈尼族传统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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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聚居区的传入
本文中红河哈尼族地区主要是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红河、绿春三县。基督教先后两次传入红河哈尼族，并传播活动，经过“神圣”与“世俗”相混融，逐渐形成与哈尼族传统文化在形式上的既区隔又并存的状况，从而满足广大信众的多元精神诉求而扩大影响，并呈现出信仰主体的“基督教化”与基督教的“本土化”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及特点。[2]
(一)基督教在元阳县哈尼族地区的传入
1938年基督教传入元阳县。当时传教士元阳籍郭某回家探亲之际始传基督教，次年个旧市基督教会又派阮玉清、梁小脚带着“神召会”美国籍牧师周光武、加拿大籍牧师哈丽及传教士张泽民等人，在元阳老县城建福音点传播。1940年又向嘎娘乡发展。1952年到“十年文革”间停止活动。1990年，元阳县基督徒自行集资在老县城凤港村建一座教堂传播活动，信徒以汉、彝、傣、苗、哈尼等民族为主。[3]
(二)基督教在红河、绿春两县哈尼族地区的传入
红河哈尼族民间信仰也同其他地区哈尼族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以口传文化为载体，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神鬼信仰为辅，并以宗教祭仪和民俗祭礼为拓展，同时包括哈尼族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耕生产、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是一种特殊的传统信仰文化。换言之，红河哈尼族自然崇拜主要有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石、水、火、树、竹等；图腾崇拜主要有龙、虎、鹰、狗、燕子、蛇、鱼、蛙、牛、葫芦、樱桃、蓝靛、贝壳等；祖先崇拜主要有图腾女始祖塔婆崇拜、父系祖先崇拜及父子连名谱。还有纷纭复杂的灵魂崇拜、鬼怪崇拜、神灵崇拜以及丰富多彩的节日祀奉、梯田农耕祭仪、人生礼仪等。
红河哈尼族的“扎勒特(过大年)”“昂玛突节”(祭寨神节)“开秧节”“仰昂纳”(姑娘节)“苦扎扎节”(六月年)等传统节日文化普遍盛行，并颇为壮观。每一节日文化活动都要进行各种民俗祭仪，走亲访友，热闹非凡。但基督教传入后，基督徒家庭乃至基督教传播活动的哈尼族村社不再过这些古老的风俗节日，而是把基督教的复活节、圣诞节、感恩节、受难节等作为重要的节日来庆典，并把基督教圣诞节作为基督徒重要节日来欢度，所有基督徒到聚会点唱诵《圣经》祷告，使得哈尼族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失传。在基督徒乃至基督教传播活动的红河哈尼族村社，除了穿在身上的传统服饰和夹杂着本民族母语外，本民族的有些传统文化变得有名无存。
然而，如前述，自基督教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传播活动后，客观上提高了哈尼族部分民众的一些文化素质，但在一定意义上削弱、分化了哈尼族传统文化，由原来的多神信仰转化为一神信仰。哈尼族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4]基于此思想，部分哈尼族群众改信皈依基督徒，把本民族千百年来传承的传统宗教文化活动视作“邪教”或“歪理邪说”，因而哈尼族基督徒中所谓的“有识之士”就带头坚决抵制和拒绝参加村社如“昂玛突”(祭护寨神)“莫咪竜”(祭天地神)“普拉枯”(招村寨魂)”“嘎突图”(驱寨邪)等村社性公祭活动，甚至带头既不诵也不续自家父子连名谱。此外，哈尼族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类祖先，并且人间的一切苦难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其他一些宗教神灵都是妖魔鬼怪，基督徒一定要同其他一切传统文化划清界限。否则，世界末日到来时无法拯救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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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红河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变异
千百年来，哈尼族传统文化是自成一体的，从天文历法到治理地方(哈尼族土司制度)和自身生存发展的方略，或从原始宗教信仰到传统民俗信仰，或从农业生产到梯田农耕礼仪文化，从节日庆典到人生礼仪，或从饮食文化到服饰文化，或从民间文学到歌舞文化，或从哲学思想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可谓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总言之，哈尼族传统文化一直以自身内在的文化魅力和价值取向与外在的文化抗衡和对抗，但他们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被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同化，有的反而被哈尼族本土化，如明清时期因械斗、争斗、战乱以及瘟疫霍乱等原因而躲避、逃难、避战，从内地流迁来红河哈尼族地区的汉、彝、壮、白等族，说哈尼话，习哈尼族礼，穿哈尼族服饰，甚至自家谱系也自然而然地改写成哈尼族父子连名谱，与红河哈尼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20世纪30年代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开展传播活动，致使部分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虽在具体传播活动中不断被哈尼族本土化，但红河哈尼族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发生了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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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对象的变异
在改革开放前，红河和绿春两县哈尼族地区尚未有基督教传播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两县哈尼族地区部分村寨传入基督教。1978年红河县乐育镇乐育街哈尼族李某某在元江县务工时改信基督教信仰，次年其趁回家之际传播基督教，并在乐育街、尼美村、比姿村及宝华镇架五鲁村等吸收有一定数量的哈尼族基督徒。后在宝华镇架五鲁哈尼村小组设基督教总聚会点进行传播活动，并发展到洛恩乡部分哈尼族村及宝华镇座洛彝村。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崇性，且存在不合法传播现象，于是当地广大哈尼族民众对基督教传播活动不理解和不认可，始终持有抵触情绪并坚决反对，一些非法传播活动被当地党委政府多次依法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但至今仍有基督教聚会点20个，涉及9个乡镇、26个村委会、75个村小组，有信徒5000余人。[3]
总之，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传播活动后，使不少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与红河哈尼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大相径庭，致使哈尼族传统宗教祭祀、民俗祭仪、人生礼仪、饮食习惯、歌舞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异。
红河哈尼族传统信仰还表现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莫批”(祭司)。“莫批”不仅是哈尼族传统宗教文化活动的创造者、主持者，还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演述者，承担着与万物神灵沟通和教化广大民众的重任。“莫批”精通古今本民族语，熟知宗教祭仪和民俗祭礼，还熟知社会历史、天文历法、神话传说、史诗(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父子连名谱系、伦理道德等，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凡是举行宗教祭祀、逢年过节、人生礼仪、瘟疫疾病、旱涝、竖柱立房、修路搭桥、狩猎渔集、出门远行、买卖经商等都要请“莫批”占卜问卦，解难释疑，并主持相应的宗教民俗仪式演述。因而“莫批”在哈尼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三是要有好装备。首先当然是车辆。越野车是首选，没有越野车也得质量相对过硬一些。因为所到之处，有些是尚未开放的景区或景点，道路设施不太完善，逢山爬山，遇水涉水。不能后退，只有前进。另外，“零件”也不可忽视。想爬山最好准备登山杖，想去沙漠最好备好沙地鞋，还有什么水具、地图、指南针、照明灯、太阳眼镜、雨伞、防晒衣、防晒霜、药品等等，总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二)婚丧仪式的变异
然而，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基督徒死后又由传教人率教徒祷告，祈求教徒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快乐。同时，基督徒父母去世，孝子孙不烧香、不磕头，更不杀鸡猪牛羊祭奠父母亡灵。整个丧葬仪式由唱诵《圣经》祷告代替“莫批”(祭司)念诵庄严肃穆的《丧葬祭词》《指路词》《父子连名谱》、孝子孙哭唱的《挽歌》以及震耳欲聋的唢呐声、雄浑悲壮的铓鼓声、婀娜多姿的丧舞等场面一去不复，气氛中西文化混杂，很不和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去甚远。
如前述，红河哈尼族传统宗教文化的核心是祖先信仰，对各种神灵的祭拜主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核心信仰。认为人的灵魂与自身形影不离，生时附体，死后赴阴归祖灵界。[1]红河哈尼族祖先崇拜的主要特点是亲人去世后，孝子女务必延请“莫批”念诵口传《丧葬祭词》，并孝子女对亡灵进行虔诚祭奠，以求死者的灵魂变成“祖魂”赴阴归祖界，庇护后嗣，而不要变成“尼哈”(鬼怪)作崇子孙后代。除此，凡逢年过节都要接历代祖灵回家过节，并虔诚祭献历代祖魂，虔诚祈求历代祖魂保佑后代子孙康泰，过完节又把历代祖魂送回到祖界生活。
哈尼族向来素称为能歌善舞的民族，不论人生礼仪还是节日庆典，都离不开歌舞娱乐，并且场面慰为壮观。红河哈尼族传统婚礼独具特色，具有一套完整的既有别于其他兄弟民族又与其他地方哈尼族区别的婚礼。他们男婚女嫁时，无论在男方家或女方家，一般都夜以继日歌舞娱乐。男性老者边饮边用“哈巴”(古歌调)形式，演唱人类起源、民族形成、婚嫁起源、族人迁徙、农业生产等，无所不包；中老年女子教唱《婚礼歌》《哭嫁歌》等，特别是未婚男女青年吹拉弹唱，寻觅知音。可谓整个婚礼热闹非凡。而基督徒婚礼的宗教仪式较之哈尼族传统宗教文化显得简单。当地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家庭不再举行哈尼族传统婚嫁仪式，既不祭拜自己祖先，也不祭拜对方祖先，不准喝酒，不准唱《婚礼歌》《哭嫁歌》。
(三)节日文化的变异
绿春县基督教于1991年从红河、墨江、江城等县传入，并在牛孔、大水沟、大黑山等乡部分哈尼族村寨传播活动。到1998年，绿春县基督徒约有1700人。但同样存在盲崇性和非法传播活动现象，并被当地党委政府定性为“门徒会”或农村非法宗教，因而多次依法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击，但至今仍有个别人秘密组织集会并非法传教。基督徒以哈尼族及部分拉祜族和彝族为主。[3]
(四)饮食习惯的变异
基督教尚未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前，没有过多的饮食禁忌文化，而基督教传入后，改信皈依基督徒无形中就有了较多的饮食禁忌。如基督徒禁食牲血、禁饮酒、礼拜天禁杀生。过年过节时非基督徒祭献祖先神灵的祭品，基督徒认为因祭奉妖魔鬼怪而不卫生，并带有深重的邪气，因而严格要求基督徒禁食。过去哈尼族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不是沾亲带故，就是邻居对门，且有很多是血亲姻亲关系，但是基督教的这些饮食禁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礼尚往来和相互宴请带来极大不便。
基于免税和保税监管需要，要求我国自贸港设立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属于“境内关外”。我国推进自由贸易的实践均集中在或始于以免税保税为主要特征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1990年起，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等五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06年，国务院在现有监管区域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整合为综合保税区。2013年设立的上海自贸区扩容前亦是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2017年3月国务院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区，必将在自贸区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全方位改革深化。
(五)音乐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几十年的传播与渗透，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了当地哈尼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模式，尤其是外来异质《赞美诗》音乐文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哈尼族家庭乃至哈尼族村社传统音乐文化传唱与传承。据我们实地调查获悉，红河哈尼族地区最早被基督教洗礼的，多为最底层人群，并且以文盲和半文盲人群居多，甚至是中老年女性人群。红河哈尼族大多居住在偏僻封闭的大山深处，生存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很少与外界接触。在接受基督教之前，他们仍然严格恪守承袭哈尼族传统婚丧嫁娶、风俗节日和宗教信仰等。但基督教传入并传播活动后，传教人普遍注重教唱基督教歌曲，如“圣诞节”平安夜，传教人到每一户教徒家演唱圣诞歌曲报平安。从红河哈尼族改信基督教的家庭和村社来看，他们传统宗教文化和民俗礼仪文化几乎已成基督化，且哈尼族传统歌舞文化也已成基督化。如今红河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哈尼族村社的《赞美诗》不仅有早期传入时外文《赞美诗》和汉文《赞美诗》版本，还有翻译成当地哈尼语演唱的《赞美诗》版本，而且基督教《赞美诗》音乐文化已从基督徒礼拜祈祷中逐渐向哈尼族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中渗透，如人生礼仪、竖柱立房、竣工开业、乔迁新居等都兴唱基督教《赞美诗》音乐文化，哈尼族传统音乐文化正在逐渐被取代、被遗弃。唱基督教《赞美诗》音乐文化已成为红河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家庭及村社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督教《赞美诗》音乐文化与哈尼族基督徒之间已成了一种“共生”“共存”且“共和”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家庭及村社民众逐渐追求和完善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情愫和情感，发展为如今的红河哈尼族基督徒新的音乐文化体系。基督教《赞美诗》音乐文化体系由单一到多样、单纯到复杂的态势，其中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和思想文化以及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3]因而红河哈尼族传统音乐文化未来展望有着很多未知与无奈。
(六)意识形态的变异
如前述，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并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因而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其主张宣扬“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来生不再吃苦受累”。[3]由于受这样生死观及来世观的深刻影响，很多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徒把自身和自家的一切如人生目标、理想追求、生活愿望都企盼于耶稣基督，并把自己的烦恼、苦楚、辛酸也倾诉于耶稣基督，企盼耶稣基督来拯救自己，甚至自己的一切都绝对顺从和服从耶稣基督的安排。认为这样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享福。除此，哈尼族基督徒一般不外出务工、经商，认为凡是经商赚钱都是吃人害人的行为，把大好时光全用于尽力参与礼拜虔诚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甚至部分哈尼族基督徒荒诞无稽，认为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子女不需上学也会聪明，更不会生病，即使生病了也只需祷告耶稣基督，不需吃药打针也会痊愈，故部分基督徒强迫自家子女弃学信教，认为只要虔诚信奉耶稣基督，基督徒需要什么都可以得到，把该学习文化知识的宝贵时间都用在了在礼拜祷告耶稣耶稣、诵读《圣经》上。更有甚者，哈尼族基督徒认为，政治是腐败的，因而基督徒越少参与政治生活越好。总之，唯神论在哈尼族基督徒思想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部分哈尼族基督徒产生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消极思想。换言之，哈尼族“基督徒只要时时事事用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撇下个人的欲望来跟随基督上帝，把所有力量和资源(包括肢体、恩赐)作为义的器皿来奉献给基督上帝，完全信靠顺服基督上帝的引领”。[4]大多哈尼族基督徒不以人生付出辛勤血汗的成功来认识评价自我，而是从基督教传播活动中盲目地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
门口有一辆火红色的“马6”泊在停车线内，那便是白丽筠的座驾。我见不是传说中的宝马，冒傻气地问，这不是你的车吧？白丽筠错会了我的意思，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我的。我由此知道了，世间许多口舌都是捕风捉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七)族群认同的变异
“族群(ethnic group)或种族(ethnicity)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就是族群的身份确认，是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根据这个理论，哈尼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虽改信皈依基督教的部分哈尼族本想认同文化族群，但由于改信皈依基督教，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因而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哈尼族信众有意无意地抛弃了哈尼族文化传统。换言之，基督教传播活动的红河哈尼族地区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哈尼族“本土化”，这是基督教文化和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二元结合，既含有外来异质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又打上了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烙印。在人类起源上，基督徒认为基督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人类之始祖，是民众之神，举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对哈尼族始祖母塔婆、始祖父“送米窝”至胞族始祖父“尊唐盘”及其以后家族父子连名谱系的观念逐渐淡化，抛弃自身图腾物、自身谱系，把本民族、本支系、本宗支、本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统统归结为耶稣上帝的创造。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基督徒极力排斥非基督徒，并在一定意义上否认哈尼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成就，否定哈尼族文化传统。同时，极力反对自己与非基督徒家庭婚姻往来，致使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逐渐产生隔阂，甚者相互贬低、攻击、反目成仇，死不往来。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哈尼族基督徒认为不改信皈依基督教的哈尼族再也不是同一类人，更不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反而对其他民族基督徒却采取比较认同的态势。这种盲目和盲崇的宗教观念严重影响了红河哈尼族社区团结稳定、和谐发展、乡风文明。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受文化认同的影响，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之魂”。这种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变异所导致的差异对哈尼族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使得哈尼族内聚力、向心力有一定削弱。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哈尼族“本土化”与“基督教化”在红河哈尼族聚居区基督教传播活动中并非是彼此区隔的两面，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哈尼族传统文化在基督教传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同时基督教具有适应性变迁的生存智慧特点。红河哈尼族传统信仰文化到基督教文化的嬗变，进一步说明了基督教传播活动越来越多地混融于红河哈尼族文化传统与世俗生活中，从而逐渐实现其“本土化”的目的，并且“本土化”的特征贯穿始终，使基督教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加剧了红河哈尼族传统文化“基督教化”[2]的变异，这一状况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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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倮贵.红河州基督教活动特点与问题及其对策[J].红河学院学报，2018，(1).
[4]阿侯索格.基督教的传播与彝族文化的变异[EB/OL].(2014-05-23)[2018-11-10].https://wenku.baidu.com/view/e4de515b14791711cd79171f.html.
中图分类号： G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19) 01-0099-103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科研项目:红河哈尼族基督教传播活动特点与问题及其对策”(无编号,2016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之国际哈尼/阿卡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龙倮贵(1963—) ，男，彝族，云南红河县人,三级教授，《红河学院学报》业务副主编，研究方向为彝族哈尼族传统文化及“三农”问题。
责任编辑： 罗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