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交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儒释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儒释道三家关系已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从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互峙、互动、互融的格局和过程中，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儒释道三家关系的研究，为促进各家学者的交流与协作，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 山西省忻州行署、 山西省乡镇企业局于1997年8月17日至21日， 在佛教圣地五台山联合举办了“儒释道交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六十余位学者围绕着儒、释、道三教关系，儒释道交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关系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儒释道关系研究的意义。孙长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等认为，从儒释道任何那一家看中国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互融互补为主体内容的文化整体，只有从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整体。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儒释道三家内涵进行清理是必要的和迫切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各有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有价值。针对“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传统说法，与会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如果从三教各自的宗旨来看，这种说法确有道理。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失之笼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家都是以治心为本。有学者则认为，三教都讲治心、治身，儒道又讲治世，只是在各自的思想文化系统中各有侧重、各有地位而已。
方立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认为，三教在处理三种矛盾关系中分别发挥自己的特长，儒教着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佛教着重处理人与自身的矛盾，道教着重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于“主干”问题，方立天认为，三教在各自的领域内成为主干，从伦理学上看，儒家是主干；从宇宙论上看，道家是主干；从死亡哲学上看，佛教是主干。
也有学者强调三教的共同点。许抗生教授（北京大学）认为，三教之学都是人学，区别在于对人的考察角度不一样。洪修平教授（南京大学）认为，三教思想都是关注现世现生的人生哲学。方立天认为，心性之学是三教思想的一个根本的契合点。牟钟鉴认为，三教的文化功能在某一点上是趋同的，就是皆可劝人为善，化民成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道德的改良。
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三教关系的发展历程。方立天认为，三教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是三教在相互碰撞中寻求契合点的矛盾统一运动，是各家思想多向演化进而达到多元融汇的辩证过程。牟钟鉴认为，三教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可以相对划分为六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前三教关系阶段（从春秋末年到东汉）、三教关系发生阶段（汉末、三国）、三教功能求同阶段（魏晋南北朝）、三教政策统一阶段（隋唐）、三教理论融合阶段（宋元明）和三教思想扩散阶段（明清）。在三教关系史中，三教合流推动中国哲学形成三次理论高峰：一是禅宗，二是宋明理学，三是全真道教的内丹学。李书有教授（南京大学）把三教互融的历史过程作为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大的阶段。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三期发展，第一期是自身文化独立发展时期；第二期是佛教文化进入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时期；第三期是西方文化进入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时期。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融是中国文化第二期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三家难分主次，各有价值，各领风骚。在第三期文化发展中，儒释道三家的格局让位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格局，儒释道三家文化则作为传统文化的整体面临新文化的挑战。牟钟鉴称当前这种新的文化格局为“新三教”时期，他强调，我们应从“旧三教”关系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正确地解决好“新三教”的互动互融，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
牟晓东（北京市佛教协会）认为，三教交融固然有利于发展、创新，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三教思想本有的特色。当前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回并发扬佛教自身的特色。他强调要防止佛教发展的两种弊端，一是佛教的玄学化；一是佛教的神秘化和过分世俗化。李存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儒释道思想各有其文化功能，任何一家都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始终是维持着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格局。从另一角度说，中国思想文化又有一种“百家归一”的趋势，一方面是要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相适应，一方面是各家思想都想吸纳百家之学，以发挥更广泛的文化功能，以成为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传统思想史中的三教关可以作两方面的分疏：一方面是“交汇互融”，一方面是“多元并存”。前者是指一家思想的发展吸收融汇其它思想的营养，以形成更全面、更具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如禅宗、宋明理学以及全真教内丹学的形成和发展；后者是指各家思想在交融互动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各自的“特色”，仍维持一种并存互补的“格局”。
关于儒释道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交汇互融，有学者针对不同的学术个案提出自己的看法。余敦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儒、道两种思想文化系统正形成一种互峙互补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是儒的逻辑发展；儒也是道的逻辑发展。李存山认为，汉初的儒、道之争之所以以儒家独尊而告终，一方面是由于道家之学终究以“虚无”、“柔静”为本，而难以成为一种“治世”的主导思想；一方面是儒家以“仁义”“崇德”“利用”为本易于与现实社会制度相适应，又吸收涵融道、法、阴阳诸家的思想，成为一种涵括比较全面的社会文化思想。龙文懋（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儒家思想第一次大的转折发生在秦汉之际，代表思想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在先秦，儒学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不问天道，但问人事，到了董仲舒，则建立起“由天道推演人事”的系统理论。儒家思想的这种转折受到了道家老学、黄老的直接影响。强昱（北京师范大学）认为，由南朝梁代臧玄静、宋文明创立的“三一论”思想上承魏晋道教，并接收了同时代玄学、中观学的影响，以心性观念来表述、解释传统道教胎息导引、肉身成仙的内丹思想，形成道教最早的心性论。在臧玄静、宋文明那里，道教的终极境界不再是肉身不死、羽化成仙，而是通过人的“识性”觉解同时结合修身，直至达到慧悟解脱、心性永恒。“三一论”成为“重玄学”的思想之母。孙亦平（南京大学）认为，全真道之所为从一个小教团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教派，与它融合三教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道教思想体系有关。全真道吸收了儒、佛的心性理论，把出家修行与内丹修炼结合起来，又强调个人修行不离社会善德，形成三教融合的新的理论高峰。程恭让（首都师范大学）认为，晚清思想史中的佛学运动其精神特质就是向佛教自身特色的回归，这个特色就是强调“出世”的解脱和超越，此出世主义的思想对社会现实正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现代新儒学大师马一浮、梁漱溟和熊十力，在建立自家新儒学理论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出世主义的佛教学源，都借助佛教思想的文化批判功能来解构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使儒学回到心性，回到生命。
何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认为，讨论三教融合不能只局限于精英文化，文化越精英越高明，也就离现实越远。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文化选择方式有着很大差异，而老百姓对宗教文化的自发选择是非常有力的，以文化精英自居的学者们应该深入了解下层百姓的文化活动，否则，根本谈不上理解传统文化中的三教融合。有学者认为，仅把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并不恰当，法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涉及到讨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主体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是民间文化还是官方文化，是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文化思想。
关于三教关系的研究现状。李养正教授（中国道教学院）认为，有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失误，诸如先入为主、以偏概全、过分夸大、不求究竟等等。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佛道关系时，常常存在这样的成见，一旦在道教典籍中看到与佛教相类似的思想，就认定是道教借鉴了佛教，而不是去做认真深入的考察。张智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目前的中国哲学通史研究还是以人头、专题为主，还没有一本以儒道互补、儒释道交融为主要线索的中国哲学史。洪修平认为，三教关系研究目前尚属起步，有众多的这方面的理论问题急待突破，诸如儒道是否同源异流、玄学与儒道合流、玄佛关系与三教格局、三教的心性论、宋明理学与佛道思想、三教之学的未来命运等等。
会议期间，山西省副省长王文学向大会介绍了山西省的风土人情以及山西省近年来的农业发展情况，山西省宗教局局长周新玉向大会介绍了五台山佛教文化，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