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民盟的变化发展及历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民盟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盟的成立及变化发展
民盟是在国共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将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指导下，加紧了反共活动。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起来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他们感觉到有组织起来、共同讨论应付这种严重形势的必要。1939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等三党三派的主要负责人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蒋介石又制造了“皖南事变”，同时，对各党派加紧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加强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镇压民主运动，各小党派为促进国内团结和坚持抗战，也为着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准备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种主张得到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支持和帮助。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秘密召开。
从民盟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941年3月至1945年底，民盟成立到政协召开之前，这一段民盟是在动摇中前进。
民盟秘密成立以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在国统区公开了自己的组织，并积极参加国民参政运动，扩大了民盟的影响。1943年，国统区爆发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大批要求民主的无党派人士希望加入民盟。但是由于民盟是三党三派的联合体，盟中央日常工作又由中国青年党代办，青年党为了控制民盟，只允许三党三派成员入盟，对无党派人士则拒之门外。经过盟内进步势力的抗争，民盟终于在1944年9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对民盟进行改组，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一律以个人名义入盟。这样，三党三派以外的民主分子有了入盟的机会，使民盟得到迅速发展。到1945年10月，民盟的无党派人士已占到全国盟员的70%以上。所以，1944年对民盟的组织发展是关键的一年。
这一段，在民盟内部，由于成员来源极其复杂，中国当时又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使民盟在政治倾向上“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时主张正确，有时又很动摇”①。但是，“民盟当时的宣言、纲领是好的，一些先生在重庆、成都、昆明报上发表的言论也是好的。这个基本的政治倾向应该加以肯定。”②特别是旧政协召开前夕，国民党利用青年党进行分裂破坏，民盟这时表现很坚决，把青年党开除出去了，从而团结了盟内大多数人走向进步。
第二时期，1946年1月至1947年10月，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到被迫解散。在这段历史的若干重要关头，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政治合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时期是好的。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争取了当时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决议的通过。在蒋介石破坏和撕毁政协决议后，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当时，中共不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是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于是他们拼命引诱民盟参加，使其一党国大合法化。是否参加伪国大，是对民盟的严峻考验。在此问题上，民盟内部经历过一场严峻的斗争。青年党早在政协期间就投靠了国民党，这时又带头参加“伪国大”，“民社党”也表示参加伪国大。民盟内部有人曾动摇过，但经过内部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民盟无论如何不交名单参加伪国大，可以说民盟的进步性发扬起来了。”③民盟经受住了伪国大的考验，这是很可贵的。对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民盟则坚决清除其出盟。
青年党和民社党从盟内分裂出去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他们不再坚持“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认识到在是非曲直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明确表态：今后要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民主人士携手，以共同争取中国的民主。
国民大会后，对于蒋介石的“改组政府”，还政与民，民盟表示不参加一党包办的政府，反对伪宪法，并对蒋介石的骗局予以揭露和抨击。
民盟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特别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合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极端仇视，为蒋介石所不容。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捏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扬言民盟已为中共控制。随后，国民党特务开始大量逮捕民盟及其它民主党派成员。10月，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各地方组织和广盟员纷纷转入地下或海外，继续坚持斗争。
第三时期，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即民盟重建总部至参加建立新中国。这一段的特点是，民盟完成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拥护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盟被迫解散以后，其它民主党派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这是民主党派斗争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这时，人民解放战争也进入了最后的决战时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限已非常明朗化。斗争实践使民盟认识到，要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想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只能在靠近中共或靠近国民党一方选择自己的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以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民盟开始走上了和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方面，民盟继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如声讨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声援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等等；另一方面，民盟用各种形式，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如：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动员民盟盟员参加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从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成立秘密组织护厂护校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1948年末，以沈钧儒、章伯钧为首的55人，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民盟不断进步的原困
在漫长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在一次次历史的重大决择面前，民盟能够不断进步，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盟中绝大多数成员是爱国者，加上盟内与中共真诚合作的中坚分子的推动，是民盟不断进步的根本原因。
民盟不是单一的阶级政党，而是三党三派的联盟，它的成员有来自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以及大量的小资产级知识分子，还包含着其它成份。这样的一种阶级联盟，内部是非常复杂的，组织成员“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④但从整体上看，除极少数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失意政客外，绝大部分成员是爱国者，由此决定民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如抗日战争时，民盟要求民主、抗日；解放战争时，民盟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这些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基本一致的。这是民盟不断进步的内在因素。
民盟内部复杂的成员构成，决定着民盟变化发展的必然性。如青年党和社会党，他们多是一部分失意政客组成，与蒋介石集团有联系，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必然会分裂出去。盟内许多人曾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一次次失败中，一些有识之士懂得了：在中国要民主、要富强，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这部分人是民盟的中坚分子，如救国会、第三党，还有一些社会名流、知名教授等，始终坚持和中共合作的立场，并团结盟内大多数，不断抵制和克服极少数右翼分子的错误倾向，促使民盟不断进步。特别是救国会，为坚持和中共合作的立场，曾一度受到青年党的反对，在民盟成立初期被排斥在盟外。中国青年党说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共产党的尾巴、应声虫。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曾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他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⑤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敢于光明磊落，义正词严地驳斥那些失意政客，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正是这些中坚分子团结盟内大多数盟员坚持斗争，才抵制和克服了极少数右翼分子的错误倾向，并且在青年党投靠蒋介石后，坚决将其清除出去。对民社党也是如此，在其坚持参加“伪国大”后，也把它清除出去。这样，经过长期斗争，左派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加强；形成了领导层中的中心地位。也正是这些中坚分子，在民盟被强令解散后，在张澜等人的帮助下，秘密由内地迁到香港，才有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民盟总部得到重建，从而确立了民盟新的政治路线，与中共全面合作。
其次，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战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是民盟不断进步的外在原因。在民盟成立时，中共从各方面给予支持，《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民盟成立宣言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民盟遇到困难时，中共积极帮助想办法，渡过难关。比如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前的名额分配问题，国民党唆使青年党提出要5个名额，否则以退盟要挟。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自己让出两名，要国民党让出一名，从政协代表的名额总数上再增加两名。这样，民盟的代表名额可以保持不变，对民盟鼓舞很大。所以在以后激烈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在政治上互相信任、支持，并且彼此商定，在提出重大的政治主张前，必须经过双方协商。这一谅解的达成，开创了民盟与中共政治合作的先例。此外，中共对民盟内部的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及个别动摇倾向，注意从斗争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帮助和引导他们不断提高。如全面内战爆发以后第三方面的调处，中共明知不可为，但为了团结教育民盟，耐心等待。正如周恩来讲的：“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在原则问题上则坚持不让步。如1946年10月，梁濑溟等搞了一个“折衷方案”，周恩来对这个方案的批评是严厉的，后来梁濑溟认识到错误，马上撤回了方案。
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相反，国民党对民盟则是采取破坏、利诱或威胁的方针，压制、排斥、打击、迫害，处心积虑地瓦解民盟。如民盟成立时，国民党表示“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⑥，千方百计阻挠民盟的成立；在“伪国大”召开前的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上，给民盟内的名额分配上制造困难，甚至用逮捕暗杀进行镇压，如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的被杀害，大批盟员被列入继续逮捕杀害的黑名单，直到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
在民盟被迫解散后的最困难时候，中国共产党再次对民盟伸出友谊之手，以新华社名义发表时评，抗议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法西斯暴行，并热情鼓励民盟克服困难，继续奋斗。同时还肯定了民盟的光荣历史，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中国民主事业，乃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⑦这无疑是对民盟的巨大鼓励，促使民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⑧
三、民盟的历史特点
1.民盟是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较快、影响很大的一个民主党派。(1)民盟是三党三派的联合体，它容纳各党派，包罗各方，集中了一大批民主势力在自己的旗帜下，起到了影响一大片的作用。到解放战争时期，民盟地方组织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布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华东、香港、澳门，还发展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缅甸、英美的华桥中，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中间政治势力和国共之间的政治法码。(2)从对时局的影响看，民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以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的联合体形象公开出现在国统区，这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一种挑战。以后在许多历史关头同中共密切合作，扩大了进步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了新的变化。即：政治天平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一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民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由其复杂的成员构成决定，民盟在法律界、学术界，以及青年学生中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有许多社会声望高、为人民所熟知的代表人物，因此，民盟的许多主张极易为中间阶层接受。又因民盟的领导核心政治态度较鲜明，不依附反动势力，所以在国共之间重大原则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和谈期间，民盟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中国共产党相同的主张，并得到整个中间阶层的响应，使国民党经常处于1:2的地位，起到了其它小党派起不到的特殊作用，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3.民盟内部分化明显，动荡较大。
民盟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压迫他们，因此他们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即使杰出者，并没有认识或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所以，民盟面临着一个领导权的转移问题，即由资产阶级领导到无产阶级领导，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对民盟的变化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促使民盟不断地清除盟内右翼势力，扩大进步势力。民盟这样的大变动在历史上有两次，一是政协召开之前，中国青年党分裂出去，投靠了蒋介石；二是“伪国大”时，“民社党”又分裂出去。民盟在这种重新分化组合的斗争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愈来愈接近。在被迫解散后，民盟在痛苦的经历中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前进过程中的动荡、分化和重新组合在民盟历史上表现是很突出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盟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有个性、有特点，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特贡献的民主党派。同时，民盟的历史也证明，民主党派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不断进步，才有光明前途。这条历史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⑧《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152、152、348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⑤《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⑥《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⑦《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