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中期贫困现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至今，各种探讨贫困现象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本文择其要，把贫困与反贫困研究分为三大内容：贫困的定义及分类，贫困的根源和反贫困的对策。
1.贫困的定义和分类
1.1 贫困的定义。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可以令人完全满意的定义，因为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是不同的。概括起来，贫困的定义可分为单项和综合两大类。
单项定义主要着眼于经济水平，注重人们的物质生活。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①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汪三贵②指出：“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缺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者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
郭犹焕、蒋路安③也认为贫困表现为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
综合定义则认为贫困不仅表现为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还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
吴忠④从发展的角度审视了贫困问题被揭示出来的过程，指出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是不够的，还应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贫困。
林闽钢⑤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
赵冬缓、兰徐民⑥认为，贫困指在一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护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
康晓光①在分析前人的贫困定义之后，给贫困下了一个定义：“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
1.2 贫困的分类。分类结果与其所采用的标准有关。
接贫困程度，可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①②④⑤⑥⑦。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或温饱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①⑦。相对贫困则有两种定义。有人称其为相对低收入型贫困，认为它指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不同社会成员和不同地区之间在明显的收入差异，低收入的个人、家庭或地区相对于地社会而言，处于贫困状态⑦，因而该看法认为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互不包含的子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相对贫困指生活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一定比例的状态①②④⑥，按这一分法，相对贫困包括了绝对贫困。
康晓光根据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把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由社会制度（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等）决定的生活资源在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贫困就是制度性贫困；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而引发的贫困称为区域性贫困；在相同的制度背景和区域条件下，由于自身素质较差（文化程度不高、劳动力少、缺少社会关系等）而处于贫困状态即为阶层性贫困。
吴国宝则从贫困的成因出发把贫困归结为两种类型：资源或条件制约型贫困和能力约束型贫困。前者指由资金、土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它通常表现为区域性贫困；后者则指由贫困人口或贫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缺乏正常的体力、智力和必要的专业技能所引起的贫困，它表现为个体贫困。他还根据具体制约因素和强度把贫困分成若干亚贫困类型。资源制约型贫困可再分为边际土地型的贫困和资源结构不合理的贫困，前者指人类的生存条件绝对恶劣，后者指各生产要素搭配不合理；能力约束型贫困又可分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贫困和缺乏专业技能引发的贫困。
另外，还有人根据贫困持续时间的长短把贫困分为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根据贫困定义的涉及范围把它分为广义贫困和狭义贫困。
2.贫困的成因
2.1 中国式的阐释。吴忠对贫困的根源分别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认为各学说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看来，个人素质低是贫困内在的、本质的根源。
李含琳⑨则把吴忠的有关贫困实质及产生根源的论述推进一步。他把贫困实质及其产生根源的论点分为七类并作了详细的评述。(1)资本短缺论，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十分有限，而且资本积累后实质性的生产投入并不大，因而贫困的状况长期无法改观。(2)资源贫乏论，贫困国家普遍把资源、资本集中在工业上，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农业资源贫乏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从而农村的贫困始终不能改变。(3)自然环境论，该论认为贫困国家主要位于热带，而当地的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贫困为其基本特点。(4)人口素质论，该论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数量过多、人口素质低下。(5)劳动挤压论，由于劳动力总量失控，导致劳动力总供给大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造成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巨大压力，从而形成劳动力挤压贫困。(6)科技落后论，科技的落后性和传统性致使人类不能最佳配置资源，不能正确改造和利用自然。(7)阶级划分论，贫困主要是与高度扭曲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模式有关，特别是与所有权体制、土地租佃关系、资本的拥有和接近信贷与投入供应的程度有关。文章最后指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这些论点反映了产生贫困的某些因素，却有相当大片面性，对于何为贫困的最根本性实质，作者没有给出答案。
陈端计⑩在把对贫困根源的探索概括为三大观点（主体不发育论、供体不平等论和载体不完善论）的基础上，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体，内因是人的素质差，即主体的不发育，外因是贫困地区内剖环境的不完善和外部环境的不平等，即载体不完善和供体不平等。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主体不发育—供体不平等—载体不完善”所构成的一个低质态的“三位一体”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
康晓光对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的成因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区域性贫困的成因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他认为，自然条件、发展地点、经济结构、积累能力、科技力量、人口素质、社会服务、制度创新、市场机制、政治结构等都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区域的贫困。
2.2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人。曹光明(11)和夏永祥、潘未名(12)引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强调心理分析，对贫困原因和贫困产生机制进行了探讨。
曹光明提出贫困机制在于下降式循环运行，贫困经济则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贫困机制可细分为“应急机制”（为应付生存需要，大肆开荒造田），“平发机制”（固定的资源存量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使人均量不断减少）和“灭火机制”（资金投入于燃眉之处致使无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及加剧机制（条件差而致的各种生产要素外流）。贫困经济低水平均衡首先表现在低品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其次表现为人们思想的惰性，最后，这种均衡还表现为人均消费额围绕最低生存费用标准上下波动。该文最后指出，贫困经济在贫困机制作用下所显现出来的均衡状态，以及使这种均衡得以实现的贫困文化，是贫困的全部内容。因此，贫困是封闭条件下的社会均衡。
夏永祥和潘未名提出了贫困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和均衡状态的新解释。他认为，贫困地区农户的心理基础是生存需要，在小农心理预期（多投入多产生心理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土地边际报酬率递减规律的矛盾）和小农生产特点（自给自足、多投入与就业机会为零或近于零的矛盾）与客观经济规律背离，导致了三个恶性循环：(1)越穷越生，越生越穷。(2)越垦越穷、越穷越垦。(3)救火循环。三种循环构成一个系统循环，使贫困状况不断演替下去。加之在贫困状态下，各劳动要素配置都有一定的均衡（对生产要素没有强烈的改进意识），以及农民在长期贫穷状态下形成的心理均衡（安贫知命、保守妥协等），这些均衡交互作用，使贫困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而贫困系统循环和系统均衡造成了贫困的持续和稳定。
3.反贫困的实践与对策
3.1 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吴忠把反贫困的实践概括为三类：一是人类基本需求开发，它直接面对农村，以贫困农民为对象，提高和改善绝对贫困阶层的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发动农民自身参与反贫困的开发活动，从而使他们走向自尊、自信、自强和自主开发之路；二是进行区域开发，选择一个区位较好的经济空间进行大量投资，通过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来促成贫困人口的脱贫；三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使贫困者收入增加、贫困状况改善。
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反贫困行动也有其发展历程。汪三贵把它分为救济扶贫、开发扶贫和缓贫开发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我国政府对贫困人口实行单纯的救济政策，由于没有把救助与增强贫困者自立能力联系起来，其结果只能是越救越穷。从1986年起，国家的扶贫转为由发展区域经济、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来达到使贫困人口脱贫的目的。这种区域带动战略在80年代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大面积贫困人口的减少，但由于区域开发并不能迅速改善贫困人口贫困状态，在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矛盾，因而开发扶贫逐渐变为缓贫开发。缓贫开发通过各种措施、手段增产食物，或者发展能够交换食物的其他生产，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李鹏总理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这种思想。他指出：“扶贫资金要用到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上去。各地经验证明，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是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最现实、最可靠的路子……扶贫资金不能过多上工业项目，更不能盲目上工业项目……不少工业项目，由于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原因，不但没有效益，反而背上包袱，结果是鸡飞蛋打，扶贫资金用完了，贫困人口还在饿肚子。”(13)
3.2 反贫困的对策措施。
(1)因地制宜选择扶贫方式。严瑞珍(14)提出，农业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应该大力发展大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要主攻第二产业；在人口多资源不丰的地区应组织劳务输出。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在有耕地资源但单产很低的贫困地区，要通过各种措施解决吃饭问题；在缺少耕地，但荒山、荒滩、荒坡等非耕地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在耕地和非耕地资源都不太丰富，人口数量超过环境承载力的贫困地区，除搞好种养业外，要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在缺乏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确实找不到其他路子的少数特困区，要实行异地开发，搬迁移民。”
(2)制度创新。亦冬(15)认为：“只有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各种制度环境，靠制度驱动再造贫困地区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和发展机制，才能打破贫困地区的区域循环和低水平均衡”，使贫困地区重新焕发生机。王正理也认为贫困地区要在“改革、开放和联合”上大做文章，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从发达地区引进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联合，促进自身发展。陈栋生(16)提出要“广泛发展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横向经济联系”。此外，建立贫困监测体系、建立运作良好的扶贫开发机构和组建扶贫企业(17)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3)提高扶贫对象素质。汪三贵、王正理(18)、陈栋生、雷起荃和赵曦(19)等都提出要开发人力资源。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环节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此不仅要重视教育投资，培育贫困地区紧缺的技术人才、技术骨干，还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优秀人才投入本地的扶贫工作。
(4)重视依靠科技脱贫。贫困地区要发展，必须立足当地资源。而当地资源长期未能得到很好开发利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技知识和人才的缺乏。因此贫困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的引人。汪三贵、王正理、雷起荃等都在论述中指出了这一点。
(5)搞好规划设计，选好支柱产业。张保民、杨德森(20)认为：“要大力推行科学的扶贫设计。”扶贫必须“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进行”。“要详细设计出资金预算、预期效益、完成期限、实施步骤、监督验收及内容。对于规划设计的重头——支柱产业，汪三贵提出要“建立主导产业”。陈栋生认为要“选准突破口”。康德昌(21)认为发展支柱产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开发性扶贫方针的必由之路”。支柱产业选择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以当地资源为基础”。宋树清(22)就“建立支柱产业的风险保障机制”进行了论述。
(6)用好扶贫资金。吴国宝、张保民等指出，由于扶贫是由地方政府具体管理实施的，因而地方政府在目标上可能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相冲突，加之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从而很可能出现扶贫资金不用于扶贫现象，因而提高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率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张保民认为应该“实行一元化管理，建立扶贫银行及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韩福俊、温友祥(23)和姜长云、孙自铎(24)则研究了扶贫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及风险问题。
另外，建设基本农田也是扶贫的重要举措。陈俊生(25)基于扶贫方式转变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山区的现实，认为“基本农田建设是贫困山区解决温饱的必由之路”（平原丘陵区基本农田建设也是本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他援引依靠基本农田建设致富的例子，指出基本农田建设对于解决粮食问题，及由之而来的发挥山区优势，改善生态环境，缓解就业压力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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