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结构平衡理论视角下的三边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认知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2)02-0021-10
修订日期：2012-03-01。
20世纪70年代，三边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研究课题。①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三角是最重要的三边关系。②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中美欧三边关系正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③另外，中美日、中美印等三边关系也是热门的研究对象。④尽管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不少可供研究的三边关系，但是主流三边关系理论主要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利益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忽视国家的认同、认知等观念和心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利益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一、主流三边关系研究及其不足
在权力分配和博弈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边关系模型是分析国际关系中三边合作与冲突的常用路径，前者强调国家间权力分配对国家间互动的影响，后者强调国家利益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笔者在此简要介绍这两种三边关系模型，并分析它们的不足之处。
希欧多尔·卡普罗(Theodore Caplow)依据三方权力分配的状况来分析三边互动关系。⑤卡普罗秉承现实主义的假定，认为政治行为体(个人、群体或国家)在实力上是有区别的，且强者不仅可以而且试图去控制弱者。根据这一逻辑，当三边关系中的三方权力分配已知时，我们可以预测三方之间的联盟情况。卡普罗分析了8种三边权力结构及其互动逻辑(见表1)，并发现三边互动趋于形成两方联合对抗第三方的局势，而且互动结果经常是弱者联合对抗强者。从表1可以看出，三方互动会产生不同的权力分配情况，即，权力分配有时是均衡的，有时是不均衡的。有的学者认为均势有助于国家间和平共处，有的学者则推崇霸权稳定，即，国家间权力不均衡分配会导致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⑥均势和霸权稳定论都可以解释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两者虽争论不休，难分上下，但是不可否认，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可以解释国家间的互动关系。
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则运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四种三边战略互动模式(如图1)：三方共处、浪漫三角、稳定婚姻和单位否决，并特别强调国家利益在三边互动中的影响作用。⑦迪特默认为，三方共处是实现三方利益最大化的最理想模式，但如果要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浪漫三角中的“枢纽”角色(即枢纽分别与其他两个行为体保持友好关系，而其他两个行为体之间保持对立关系)是最好的选择。⑧后来，中国台湾学者吴玉山与包宗和、中国大陆学者陈志敏先后对上述四种模式进行细化和延伸。吴玉山给四种模式中的行为体赋予角色地位，研究角色的提升问题。他认为角色的优越顺序分别是枢纽、朋友、伙伴、侧翼、敌人和孤雏。处于不利地位的行为者必然会有提升角色的动机，⑨方式是增加友好关系的数量，或增加另外两方的敌对。⑩包宗和则在迪特默与吴玉山的研究基础上，对三边模型中行为体获益进行了量化研究，找出了三个行为体在不同三边模型中的“自我效益”(self-utility)，提升“自我效益”的指向及其所牵动的三边关系转变。(11)经过量化，包宗和认为，战略三边关系中角色效益大小是：枢纽＞朋友、伙伴＞侧翼、敌人＞孤雏；作为理性行为体，三边中的三个行为体都会试图提升自己的角色，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如此一来，行为体在角色提升的同时也改变了三边互动模式。比如，当稳定婚姻中的“孤雏”改善了自己与另一个行为体的关系后，角色便提升为“侧翼”，后者成为“枢纽”，而三边互动模式也随之转变成浪漫三角。包宗和所阐述的战略三边角色与类型转化规律可参见图2，由图可见，行为体努力成为浪漫三角中的枢纽才会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这一结论是从单个行为体获益最大化得出来的(个体战略三边理论)；如果从三个行为体的整体获利来看(整体战略三边理论)，三方共处模式是最好的选择。最近，包宗和对战略三边的四种互动模式的整体获利以及整体获利在三方间的分配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三方共处模式是最稳定的三边模式，发生冲突的几率最小，而且可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延续性与持久性。(12)尽管“枢纽”地位可以实现单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浪漫三角的稳定性不够好，难以保证持续获益。根据包宗和的研究，四种三边模式的稳定性顺序是：三方共处＞浪漫三角＞稳定婚姻＞单位否决。与包宗和通过区分个体获利和整体获利来重新检视战略三边互动模式不同，陈志敏通过区分零和博弈的竞争性三边关系与共和博弈的合作性三边关系，对三边模式进行了进一步量化分析发现，如果关注三边博弈中合作的收益，那么三方共处是最理想的模式。(13)
图1 迪特默的三边互动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迪特默对三边互动模式的描述整理而成)
图2 战略三边角色与模式转化规律
(资料来源：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46页。)
上述有关三边关系互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国家间合作与冲突，以及国家如何在三边互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这些模型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只强调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这些物质因素在三边互动中的作用，忽视国家的认同、认知等观念和心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利益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同时，在博弈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边模型主要强调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认为国家行为的目的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减少风险和损失，但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决策压力大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国家的理性是有限的。第二，现有的三边分析模型主要是侧重于分析国家如何在三边互动中谋求有利地位和获取利益最大化，较少关注三边关系互动模式本身对国家权力、利益、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不利于从整体上分析行为体与三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现有三边模型主要用来分析和预测宏观上的三边互动模式和趋势，可以指导国家的对外交往活动、制定外交战略、预判他国意图等，但涉及制定具体的对外政策和决策，现有研究较难给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通过借鉴心理学的结构平衡理论来解读三边互动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有三边模型的不足。通过结构平衡理论构建的三边互动逻辑，强调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构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三边互动关系，又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间关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在详细阐述如何运用结构平衡理论来分析三边互动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结构平衡理论。
二、结构平衡理论
俗话说：“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这句话简单明了地表述了三者之间关系平衡的逻辑，而心理学家海德(Fritz Heider)是最早对这一逻辑进行理论化阐述的学者。(14)海德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认知一致性理论(15)(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一经问世便引发学者对认知和认知一致的大量思考和研究。(16)这一理论又被称为“P-O-X”理论，P代表一个人即感知者(perceiver)，O指另一个人，X是态度对象(当这个态度对象是一个人的时候，海德通常用Q来表示，除此之外都用X)。P、O和X三者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即情感关系(sentiment relation)和单元关系(unit relation)。情感关系是指一个人P对某一态度对象的感受和评价，比如喜欢或不喜欢，同意或反对，接受或拒绝，而态度对象可以是另一个人O，或是一个客观实体X。(17)海德认为情感关系可被分为正向的(积极的)和负向的(消极的)，同时，一个人的情感是相对稳定的。至于单元关系，海德简单地把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实体界定为一个认知单元，比如在同一所大学读书的学生是一个单元，一个人与他的行为之间也形成了单元关系。(18)海德把单元的形成看作是认知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相似性、接近性、共同的命运、连续性和过去的经历等等都是影响单元形成的因素，这些思想都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影响。(19)单元关系也分正向的(存在单元关系)和负向的(不存在单元关系)。
海德平衡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情感关系和单元关系趋于保持平衡状态。平衡状态是指实体间的情感关系和单元关系相互融洽与和谐，没有需要变化的压力。(20)也就是说，平衡状态是稳定的，没有变化的压力，而不平衡状态是不稳定的并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这就促使人们去恢复平衡。心理学家乔丹(Nehemiah Jordan)用实验证明，相对于不平衡、不和谐的情形，人们更喜欢平衡、和谐的状态。(21)那如何判断三边关系平衡与否呢？具体来说，当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是正向的(比如喜欢、赞成与合作)，或者有一个是正向的，两个负向的(比如讨厌、反对与冲突)时候，三边关系是平衡的；否则就是不平衡的。恢复平衡需要通过改变实体间的关系，比如，P认为他的朋友O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结果有一天P读了一本书，发现作者是O，于是P的认知结构呈现了不平衡状态，为了恢复平衡，P可以选择认为O其实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或者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或者认为其实这本书根本就不是O写的。但是，海德强调，不平衡的情形会产生内在的心理压力以恢复平衡状态只是一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会得以恢复和实现。除了趋于平衡的趋势外，三角关系还有传递性和对称性的特点。传递性通常会导致产生新的关系。比如，如果P喜欢O，O喜欢X，那么对于P来说就会产生一种喜欢X的心理趋势。对称性是指两者之间关系的互惠性，正如海德所说，“我们希望我们喜欢的人也喜欢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对负向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喜欢一些人，那么我们总会倾向于认为他们也不喜欢我们”(22)。如果只单纯地考虑正负向，海德所构建的三角关系有八种情形，如图3所示。
图3海德三角关系图
注：实线表示积极关系，虚线表示消极关系，箭头表示关系的方向；三角形a，b，e和f是平衡的，c，d，g和h是不平衡的。
(资料来源：根据海德对三角关系的描述整理而成。)
后来，卡特莱特和哈拉里借用数学线性图对海德的平衡理论进行了普遍意义上的归纳，可用来分析多于三个实体的情况。(23)同时，他们提出了可以用来判断平衡与否的结构定理，即，当所有实体可以被划归为互无交集的两个子集(其中一个子集可为空)，且集内实体间的关系都是正向的，来自不同子集的实体间的关系是负向的时候，所有实体间的关系是平衡，否则就是不平衡的。(24)由于卡特莱特和哈拉里的结构平衡理论中的实体可以是人的属性(性格、行为等)、个人、国家政策、群体和国家，且实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任意类型，这就扩大了平衡理论的应用范围，使其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人际关系问题，还可以应用于分析社会结构、交际网络、国际关系等。另外，与海德平衡理论倾向于假定情感关系是对称的不同，卡特莱特和哈拉里则发现这种对称性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包含不对称关系的情况总是不平衡的。由此可见，卡特莱特和哈拉里的结构平衡理论进一步阐述和修正了海德平衡理论，扩大了应用范围。可以说，海德的平衡理论是卡特莱特和哈拉里的结构平衡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用结构平衡理论来统称这两个理论。
三、结构平衡理论视角下的三边互动关系
结构平衡理论提出后不久便被应用于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是三边关系，为研究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通过结构平衡理论构建的三边关系模型有四种基本模式(图4)，强调由认知关系(正向的或负向的)分配构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间互动的影响。当三组认知关系都是正向的，或者一组正向的，两组负向的时候，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否则就是不平衡的。平衡的认知结构是稳定的，国家没有改变现状的压力，所以三边关系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平衡的认知结构是不稳定的，国家会产生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这就促使国家改变原有的认知关系以恢复认知结构平衡。一些学者认为认知关系的强度会影响到认知关系的改变，即，一般情况下，强度最弱的认知关系会发生变化以实现认知结构的平衡。(25)如果不平衡的认知结构持续不平衡，那么三边内部压力和紧张情绪会越积越严重，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边关系瓦解，甚至是战争的爆发。(26)因此，平衡的认知结构中，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小，而持续不平衡的认知结构会为国家间军事冲突埋下隐患。(27)
图4 结构平衡理论构建的三边互动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结构平衡理论所构建的三边关系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三边互动关系，又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间关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因为结构平衡理论中的实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家的外交政策。
(1)当三边关系是由三个国家构成时，结构平衡理论可用来分析三个国家间的互动模式
当三组国家间认知关系都是正向的(朋友)，或者一组正向的，两组负向的(敌人)时候，三边关系是平衡的，否则就是不平衡的。平衡的三边关系是稳定的且趋于维持现状的，而不平衡的三边关系会产生恢复平衡的内在压力，因此是不稳定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照迪特默的三边互动模型，三方共处和稳定婚姻是平衡的三边关系，而浪漫三角和单位否决则是不平衡的三边关系。包宗和依据三方整体获益情况的分配，认为四种三边模式的稳定性顺序是：三方共处＞浪漫三角＞稳定婚姻＞单位否决。而依据国家间认知关系的分配，三方共处和稳定婚姻的稳定性要好于浪漫三角和单位否决的稳定性。事实上，迪特默也认为浪漫三角模式是不稳定的，因为两个“侧翼”彼此对立，且都特别依赖与“枢纽”的友好关系，并担心“枢纽”和另一个“侧翼”会联合起来孤立自己，所以浪漫三角倾向于转变为稳定婚姻。因此，稳定婚姻可能是最稳定的三边模型，尽管“孤雏”者的地位很不利，但是也很难实现角色的提升。(28)
迄今为止，用结构平衡理论来分析三个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摩尔(Michael Moore)通过检索1956年期间《纽约时报》有关中东问题的报道来检验平衡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东局势。(29)研究显示，中东问题所牵扯到的三边关系趋于平衡，在发现的146个三边关系中，只有33个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三边关系趋于恢复平衡，33个不平衡三边关系中，7个在1956年恢复平衡，6个在1957年恢复平衡，15个在1958年恢复平衡，截止到1959年只有不足3%的三边关系依然不平衡；不管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三边关系，大部分的正向关系会得到回报，即P喜欢O，O也会倾向于喜欢P，但是负向关系并不如此。希利(Brian Healy)和斯坦(Arthur Stein)则运用结构平衡理论和情景分析项目(the Situational Analysis Project)的数据信息，分析1871-1880年间德奥俄三国关系，尽管这一三边关系时而平衡时而不平衡，但是整体说来是趋于平衡的。(30)同时，不平衡的三边关系趋于恢复平衡，而平衡的三边关系并没有趋于不平衡；而且，通常是通过把负向关系转变为正向关系来恢复平衡，而不是相反。他们也认为，关系的强度影响结构平衡的恢复，即，通常强度最弱的关系趋于发生变化以恢复结构平衡。在他们统计的10组三边关系中，有23个关系发生变化，其中17个是弱关系，只有6个是强关系。另外，中国台湾学者罗致政用结构平衡理论来说明美国和台海两岸关系的演变，认为美国扮演了结构平衡者(structural balancer)的角色(31)。
(2)当三边关系是由两个国家和其中一国的外交政策构成时，结构平衡理论可用来分析国家间认知关系对这个国家外交决策改变的影响
由两个国家和其中一国的外交政策构成的三边关系包含一组国家间认知关系(朋友或敌人)，以及两个国家对这一外交政策的态度(支持或反对)。当三边都是正向的，或者一边正向，两边负向的时候，三边关系是平衡的，否则就是不平衡的。平衡的三边关系是稳定的且趋于维持现状的，而不平衡的三边关系会产生恢复平衡的内在压力，因此是不稳定的。一般说来，三边关系中最弱的一边会发生变化，以恢复三边平衡。虽然这种三边模式，可用来分析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政策改变，但是现有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这一分析路径。
笔者认为，这种三边模式可以很好地解读欧美关系与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关系。2003年底到2005年上半年，欧盟曾试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尤其是在2004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决议，“重申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政治意愿，并将为此继续努力”，并“要求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在2005年上半年的轮值期内完成关于对华武器禁运解禁的准备工作，以便欧盟领导人就此问题作决定”。(32)这似乎暗示禁运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得以解除。然而，欧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引起了美国的激烈反对。(33)美国认为欧盟作为自己的盟友，应该跟自己一起维持对华武器禁运，而不是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欧盟试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这引发了欧美关系与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这一三边关系的不平衡，使欧美感受到了内在的压力，希望恢复三边平衡。在此，恢复三边平衡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让欧美关系继续恶化；二是欧盟不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三是美国不再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就欧美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双方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表现出分歧和争端。但是双方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欧美仍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北约组织也仍旧是欧美军事和安全关系的基础，欧美的盟友关系没有发生改变。同时，美国为了迫使欧盟放弃解禁，政府和国会立场一致分头出击，国务卿、议员和总统先后上阵，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甚至威胁制裁对华出口武器的欧盟国家和公司，可见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态度相当坚决。相比之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决心略显不足。尽管在法德的推动下，欧盟决定重新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是欧盟成员国内部分歧很大，法德积极推动，但德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菲舍尔却强烈反对，英国的态度摇摆不定，北欧成员国比如瑞典以人权问题为借口不赞同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新加入的东欧国家的态度受到美国的影响，反对解禁。另外，欧洲议会也多次通过决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尽管欧洲议会在欧盟解禁问题上没有决策权，但是也反映出了欧盟内部的分歧。因此，在三边关系中，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态度最弱，这就导致最终以欧盟搁置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来恢复三边关系的平衡。这无疑是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的一种新的解读。
事实上，除了分析三边关系，结构平衡理论还可以分析三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当①所有国家间的认知关系都是正向的(朋友)时候；或者当②所有的国家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没有交集的阵营，每个阵营内的国家间认知关系是正向的(朋友)，且不同阵营的国家间认知关系是负向的(敌人)时候，认知结构是平衡的。除此之外，认知结构都是不平衡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任意国家间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以分析国家间的互动倾向、对外政策和决策等。赖(David Lai)把国家间权力分配与认知关系分配相结合，提出了“联盟、结构平衡和国际冲突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如果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是不均衡的并同时形成一种平衡的敌友联盟关系，那么这种国际体系是最稳定的，可以有效降低国际冲突发生的几率。(34)赖用这一理论分析了1948-1978年间与中东局势密切相关的四个行为体(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该理论可以解释当时的中东局势。哈拉里则从结构平衡理论推演出四种假设：①平衡的结构比不平衡的结构更加稳定。当结构不平衡时，将会产生改变结构关系以恢复平衡的趋势；②结构中各国倾向于形成非敌即友的两大阵营；③结构中没有联系的两个国家倾向于形成某种关系(正向的或负向的)；④国家间更倾向于建立正向关系而不是负向关系。(35)通过分析，哈拉里分析了1956年与中东局势有牵连的十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结构平衡理论能够解释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
四、对结构平衡理论三边模型的评价
结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心理学的认知结构理论，给研究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问题，尤其是三边和多边互动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首先，结构平衡理论的三边模型关注国家间认知关系的分配对国家间互动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三边关系互动的逻辑。结构平衡理论所强调的平衡是一种心理平衡，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时，国家在心理上是舒缓的和没有压力的，认知结构也是稳定的；反之，国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和紧张情绪，并试图恢复结构平衡，这时的认知结构是不稳定的。这与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不一样的。权力均势是指国家间权力的制衡，权力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性的实力。权力均势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二是通过联盟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制衡。而迪特默的三边模型，强调国家是理性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假设是，个体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人是理性行为体，但是由于受到认知能力和环境的影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36)国家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因此国家也有“人性”，有意图、态度、知觉、身份等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也是人，所以说国家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可见，强调认知关系的三边模型是一种新的解读三边模型的逻辑。
其次，通过结构平衡理论所构建的三边模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既可以用来分析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又可以分析具体的政策决策。结构平衡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三边互动关系，也可以分析多边合作与冲突，甚至可以构建由两个国家和其中一国的外交政策组成的三边关系，这为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可行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欧美关系和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欧盟试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举动引发了这一三边关系的不平衡，为了恢复平衡，欧美做了大量的努力，试图说服对方改变态度，但终因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态度不够坚决，而导致解禁计划搁浅。这就为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欧盟解禁问题。
尽管结构平衡理论有助于我们解读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过于简化。结构平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把国家间的认知关系简化为敌友关系，但是现实中国家之间关系往往更加复杂，比如两个国家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是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所以如何判断国家间的认知关系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其次，认知关系的测量问题。现有的测量国家间认知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即利用一些已有的数据库，比如报纸、情景分析项目数据、欧洲晴雨表等等，来对国家间的认知关系做出定性或定量的判断，进而研究国家间关系是否平衡。但是用这些方法涉及的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公开表述，并不包含那些未公开的“真实”态度，这样就影响了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第三，认知关系的强度问题。现有的研究表明，认知关系的强度会影响到通过何种方式恢复认知结构的平衡，因此如何测量认知关系的强度成为关键。但是，如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测量国家间认知关系的问题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近年来，心理学中态度强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般来说，影响态度强度的因素主要有态度的可接近性、结构一致性、精细加工、极端性、两面性、确定性、个人相关性、知识性等，而强态度则具有持久性、不易被说服和预测行为的特点。(37)态度的重要性、可接近性、两面性和确定性最常用于分析选民在选举中的态度强度。(38)因此，如何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已有的态度强度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发展测量国家间认知关系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
综上所述，结构平衡理论假设认知结构趋于平衡，当不平衡出现时，认知结构内的行为体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或紧张情绪，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态度，以恢复平衡。一般说来，最弱的态度会发生变化以实现结构平衡。因此，结构平衡理论构建的三边模型，强调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间互动的影响，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三边互动关系，又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间关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影响。这与强调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利益对国家间互动关系影响的三边模型有着不同的逻辑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国际体系、国家间互动模式以及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决策。但是，如何测量国家间认知关系及其强度仍是结构平衡理论应用于研究国家关系的难点所在。随着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有关态度和态度强度研究的不断深化，相信这一问题将会得以解决。另外，本文主要是介绍如何通过结构平衡理论构建一种强调国家间认知关系的三边互动模型，但是，并未探索如何把国家间权力分配、国家利益和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的融合在同一个三边模型中。笔者认为，这种融合也许是进一步深化三边关系研究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增强三边模型的解释力。最后，本文着重介绍结构平衡理论视角下的三边关系，虽也提及结构平衡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多个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但囿于现有研究的局限，并未详细阐述。但不可否认，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所构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是分析国家间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的有效途径，相信随着结构平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会更加丰富。
注释：
①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6页。
②有关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研究参见：Michel Tatu,The Great Power Triangle:Washington-Moscow-Peking,Paris:Atlantic Institute,1970; R.G.Brown,"Chine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Policy:A New Look at the Triangle," Foreign Policy,Vol.23,1976,pp.3-24; T.M.Gottlieb,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Santa Monica:RAND R-1902-NA,1977; B.Garrett,"China Policy an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K.A.Oye,D.Rothchild and R.Lieber(Eds.),Eagle Entangled:U.S.Foreign Policy in a Complex World,1979,pp.228-264,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③有关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研究参见：Bates Gill and Gudrun 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Berlin:Stif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2005; Christopher Griffin and Raffaello Pantucci,"A Treacherous Triangle? China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SAIS Review,Vol.27,No.1,2007,pp.161-170; David Shamban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No.3,2005,pp.7-25; David Shambaughand Gudrun Wacker(Eds.),American and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China-Advancing Common Agendas,Berlin:Stif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2008；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6页。
④相关研究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China,the US-Japan allianc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1999,pp.49-80; Peter Van Ness,"Hegemony,not Anarchy:Why China and Japan are not Balancing US Unipolar Pow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2,No.1,2002,pp.131-150; John W.Garver,The China-India-U.S.Triangle: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2；慕永鹏著：《中美印三边关系：形成中的动态平衡体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37-363页；包宗和：“战略三角个体论检视与总体论建构及其对现实主义的冲击”，《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35-354页。
⑤Theodore Caplow,"A Theory of Coalitions in the Tria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1,1956,pp.489-493; Theodore Caplow,Two against On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8.
⑥主张均势的学者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爱德华·吉利克(Edward Gulick)等；主张霸权稳定的有奥根斯基(A.F.K.Organski)、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罗伯特·基欧汉等。
⑦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Vol.33,No.4,1981,pp.485-515;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ung J.Kim ed.,The Strategic Triangle: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7,pp.29-47.
⑧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pp.489-490.
⑨吴玉山著：《抗衡或扈从：两岸关系新诠》，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177-183页。
⑩同⑨，第183页。
(11)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46页。
(12)包宗和：“战略三角个体论检视与总体论建构及其对现实主义的冲击”，《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13)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6页。
(14)相关阐述参见：Fritz Heider,"Attitudes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Journal of Psychology: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Vol.21,1946,pp.107-112; Fritz Heider,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58.
(15)认知一致性理论主要包括平衡理论(或称为认知一致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认知一致性理论假设人们倾向于寻求认知一致，当不一致出现时，人们会产生心理的紧张和不安，为了减少这种紧张的情绪，人们通常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认知以实现不一致的最小化。
(16)相关研究有卡特莱特(Dorwin Cartwright)和哈拉里(Frank Harary)的结构平衡理论，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的平衡理论，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和坦南鲍姆(Percy Tannenbaum)的协调理论，罗森伯格(M.Rosenberg)和阿贝尔逊(R.P.Abelson)情感-认知一致理论等。
(17)Fritz Heider,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p.174.
(18)Ibid,p.176.
(19)Ibid,p.177.
(20)Fritz Heider,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p.176.
(21)Nehemiah Jordan,"Behavioral Forces that are a Function of Attitudes and of Cognitive Organization",Human Relations,Vol.6,1953,pp.273-287.
(22)Fritz Heider,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p.205.
(23)Dorwin Cartwrigh,and Frank Harary,"Structural Balance:A Generalization of Heider's Theory",Psychological Review,Vol.63,No.5,1956,pp.277-293.
(24)Ibid,p.286.
(25)相关观点可参见：Frank Harary,"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1956",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No.2,1961,p.167-178; Brian Healy,and Arthur Stein,"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Theory and Rea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7,No.1,1973,pp.33-61.
(26)Pitirim A.Sorokin,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7.
(27)David Lai,"Alignment,Structural Balance,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1948-1978",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18,No.2,2001,pp.222.
(28)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29)Michael Moore,"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f Heider's balance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8,1978,pp.401-405.
(30)Brian Healy,and Arthur Stein,"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Theory and Reality",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7,No.1,1973,pp.33-61.
(31)罗致政：“美国在台海两岸互动所扮演的角色——结构平衡者”，《美欧月刊》，1995年第1期，第46-48页。
(32)European Council,Presidency Conclusions,Brussels,16238/1/04,16-17 December 2004,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83201.pdf.
(33)有关美国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作用参见，黄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分析”，《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91-102页。
(34)David Lai,"Alignment,Structural Balance,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1948-1978",pp.222-223.
(35)Frank Harary,"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1956",pp.169-170.
(36)尹继武：“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外交评论》，2006年8月，102页。
(37)详情参见：R.Petty,and J.Krosnick(Eds.),Attitude Strength: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5.
(38)相关研究参见：Joanne M.Miller and David A.M.Peterson,"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Attitude Strength",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6,No.3,August 2004,pp.847-867; David A.M.Peterson,"Certainty or Accessibility:Attitude Strength in Candidate Evalu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3,July 2004,pp.513-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