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腾飞中的儒学文化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儒学论文,作用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能不使人注意到这样一个决非巧合的事实：即这一地处东方的各国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的文化历史背景，简言之，它们同属于“儒学文化圈”。那么，儒学文化和东亚经济的腾飞究竟存在着何种内在联系，以及此种内在联系的实质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引人瞩目的新景观。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于6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随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成为号称“四小龙”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中国大陆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都先后进入了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从统计数字上看，除中国大陆外，上述8 个国家和地区，自1965年以来，其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为5.5%， 比拉丁美洲快2倍。中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年增长率平均则在9%以上。又据亚洲开发银行近期预测，1995年东亚经济增长仍比世界其它任何地区都要快得多，除日本外其它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增长率为（%）：中国9.8，新加坡9，泰国8.6，马来西亚8.5，韩国7.3，印尼7.1，台湾6.7，香港5.6。而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总之，中国等9 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龙腾虎跃，已成为东亚9颗璀璨的明星。
东亚经济为什么能如此迅猛地发展呢？除了外部条件和各国各地区的各自条件外，人们自然注意到，这里的国家和地区（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则指其中的华人社会）恰好都共同具有儒学传统的文化历史背景，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同其历史文化背景对人们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的。
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儒学传统源源流长，这个不用多说了。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76%的国家，儒学传统一直是其主流。此外，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中的华人社会也都保留着儒学传统。这里顺便提一下，华人在这3个国家中虽都属于少数民族， 但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泰国，华人占人口的10%左右，但最大的10家企业中竟有9家是属于华人的；印尼华人仅占人口的4%，但最大的10家企业竟全是华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约占37%，但同泰国、印尼的情况一样，华人资本都控制着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3 国中的华人社会也包括在“儒学文化圈”之内。日本和韩国在古代就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它们还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时候，就已从中国传入了《论语》等儒学经典，并在学习吸取儒学的同时，学习、掌握了汉字。时至今日，在日本，儒学的学习和研究仍受到极大的重视，而且相当普遍。日本很多公司的决策人，都很熟悉《论语》，他们在决策的时候，往往拿《论语》或其它儒学经典中的一句话作为根据。在韩国，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旗图案，采用了《周易》的八挂图案；至今仍于春秋两季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祭孔大典；国内还特设一所专门培养儒学人才的高等学府——儒学大学。
上述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同处于“儒学文化圈”， 由于各自历史社会的发展不同，各国和各地区和儒学的理解和接受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但是其儒学文化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应当指出，导致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是较为复杂而多样的，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儒学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人伦的双向关怀与家庭的凝聚力
孔孟倡导的人伦即五伦，原是以家庭为基点再扩充至家族、社会和国家的伦理政治架构。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这里，规定了社会群体中5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在各种关系中， 双方都要以对方为重，双向关怀。如“父子有亲”，即父子之间应相互亲爱，所谓“父慈子孝”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君臣之间本来也应如此，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以下引《论语》只列篇名）必须双向关怀而不应是单方面的。对于这一点，孟子更作了透辟的发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信信。”（《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这种人伦观，体现了社会群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较为融洽的相互关系，表现了在道德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就家庭这个群体来说，其成员之间既有血缘关系，又是一个经济生活的集体，有了这两方面的重要基础，彼此之间做到双向关怀就比较自然了，也就有可能达到《礼记·礼运》中所要求的纯真而和睦的相处：“礼义以为纪……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这就可以使我们明白：千百年来，东亚的家庭为什么往往那样地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以及东亚人为什么往往具有那样浓厚的家庭观念的道理了。时至今日，在韩国，各地农家的墙上贴着立身处世的格言中最常见的一句是：“家和万事兴。”这一格言所表达的也就是东亚人民的传统信念。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在东亚极为普遍。
中国经济的蓬勃向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而乡镇企业就不乏这类以家庭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在新兴的商品市场上，这种家庭型的经营方式更是到处可见。那些以搞批发生意为主的小摊位，几乎全是由家庭经营的，而且绝大多数是进城的农户。小商品市场的商品，大都是乡镇企业所生产的，不少还属于自产自销。
在日本，有人这样说，日本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把现代企业当作一个家庭来管理。这话道出了日本企业管理的一个极重要特征。但说得较为笼统，没能把实质性的东西真正揭示出来。依笔者看来，日本企业管理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质，是能创造性地把家庭中的人伦双向关怀的精神转接到现代企业中去，同企业的利润原则结合起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从而使公司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活力。如，实行“终身雇用制”，使特定的公司成为职工的象传统家庭一样的终身劳动场所，从而使他们有了“安全感”，也产生了“归属意识”。实行“资历工资制”，职工工龄愈长，熟练程度和技术愈高，工资也就愈高。这种“资历工资制”是同“终身雇用制”相适应的，它对稳定职工队伍，增强对公司的“同心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行“提建议制度”，鼓励大家提合理化建议，使职工共同关心公司的经营发展。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兴办福利事业，关心职工疾苦。多方面的关心使职工在心中产生了“公司情结”。组织“企业工会”（以企业为单位组织的大会）。其主要任务是缓和工人和企业主的矛盾，以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不难看出，以上种种办法，正体现了人伦双向关怀的精神与现代企业的利润原则相结合，使职工和公司形成象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
新加坡现任总理吴作栋特别强调家庭凝聚力和与之不可分割的家庭观念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在1994年8 月国庆日讲话时指出：“如果我们丢掉了传统观念，失去了家庭力量和凝聚力，我们就要败落，这（家庭观念）是东亚经济成功的一个无形的保障。”
（二）富民治国与尊重权威
“富民治国”可说是孔子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他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先后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同一的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尧曰》）把是否能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要富民，就要动员、组织百姓从事劳动生产，而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就得具备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政府的威信，进而使百姓能够“尊重权威”。因此，孔子的高足子夏曾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富民治国”和“尊重权威”这对相互作用的传统政治理念，对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有较大的影响，而这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东亚各国和地区是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的：一方面，政府对经济实施积极而灵活的干预，而在英美等国政府是不干预民间企业的；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界紧密合作，而不象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二者往往不能很好协作，甚至相互对抗和猜疑。至于东亚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投注更大的力量，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活动。
在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在任职期间曾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大胆地对改造日本国土提出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新干线的开通和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四通八达，牵引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所谈到的，这并不是流行于西方的所谓“渐进”改革说，而是由于中央领导人对改革采取了不拘泥于教条，一切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而找到了一条绕过困难、推进发展的途径。这似乎也可以说，由于中央找到了一条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富民治国”这一儒学传统的正确方针所致。自然，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这一正确方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他们重视中央的权威，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去，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谋利讲义的义利观
孔子说：“见利思义。”（《宪问》）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表达了孔子的“利”必须合乎“义”的道德观，即“谋利讲义”的义利观。这里应该说明一点的是，在孔子看来，“谋利”必须“讲义”，但“谋利”是人的普遍欲求，是不足为怪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又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长期以来，孔子的义利观为东亚人民所认同。这种谋利讲义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发展。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要合理地追求利润，增加财富。而“义”所指的，正是“合理”或“应当”的意思。荣毅仁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得好：“每项经济活动，都要有利可图，但不是唯利是图。”可见，儒学传统的义利观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促进市场经济在正确的规道上运行起着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法制规范，需要制定和完善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周祥而细密的法律条文。而所有这些法律条文当然要求是“合理”的。因此，从法治观念看，一切经济活动只要是“合法”的，也就是“合理”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说：“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这样看来，传统的义利观和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规范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上文所提到的所谓“不是唯利是图”也就是要“合法地图利”。可见，传统的义利观在提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守法的自觉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讲究信用
讲究信用是儒学重要的道德观之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他的高足子夏指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儒学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则是“讲信修睦”的。这种讲信用的儒学传统一直保留在东亚人民的观念之中。日本民间则以双方的小指拉钩来表示信誓。
在现代的经济运转、企业经营中，讲究信用尤显重要。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富兰克林说过：“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以遵守诺言按时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来的钱。”自然，在当今繁复的企业经营中，还需要用文字形式如“合同”或“协议书”等等把双方应信守的内容标明，进而不折不扣地如约兑现。为了发扬这种讲信用的传统精神，我国地方政府常常成批地张榜表彰所谓“讲信用重合同”的单位。
（五）勤劳节俭
儒学倡导勤劳节俭。有一次，子路请教政事，孔子说：“先之劳之。”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无倦。”（《子路》）同时，他认为如爱护人就应让他勤劳：“爱之，能勿劳乎？”（《宪问》）孔子还极力主张治国应当“节用”（《学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命题。不是吗？忧患使人勤奋，安乐则令人怠惰。可见勤俭同忧患意识是密切联系着的，而忧患意识正是一种深谋远虑的结果。
儒学中这种崇尚勤劳节俭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它对于创造并积累财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之一，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
日本当初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生活并不富裕，而国民最优先考虑的是多储蓄和多投资。中国人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全国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至1993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4764亿元。1994 年城乡居民在认购国库券近1000亿元的同时，全年新增储蓄存款达6300多亿元，比原来存款余额增长高达42.67%。 高储蓄为银行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从而为经济建设的高投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99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宏观调控下其增幅有较大回落，但仍比上一年增长28.5%。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和投资也都属于高水平的。
另外，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从全国看，乡镇企业几乎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尤为突出的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年增长率已超过30%，而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农民的集资。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自力更生的高投资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积极作用。
（六）重视教育
春秋末，作为儒学创始人的思想家孔子，打破贵族垄断教育，大规模地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同时，他本身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历代奉为“万世师表”。孔子已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东亚人民历来重视教育的象征，人们竭尽全力培养子弟就学蔚为社会风尚。
这种传统的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伴随着政府部门大量投资于教育的措施，导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就学率、识字率和整个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使人的资源素质也不断地得到优化。这就使该区域容易培养熟练的劳动力，容易掌握现代的产业技术。而且当今在日本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地区，都存在着知识密集的条件，这对于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信息网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技对生产越来越显出其巨大的作用，日本产业技术审议会（通产相的咨询机构）于1994年6 月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日本应寻求“新技术立国”的道路。自20世界中叶以来，东方的科技发展令世界瞩目，而中国已进入了世界先进的科技国家行列。有着重教育的儒学传统的东方，无论是科技或者经济的发展，明日都将更辉煌。
上文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儒学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表明了它的影响乃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腾飞的共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实质上看，这也是儒学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并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自新的结果。《礼记·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总的看来，实行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从而不断推进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乃至由此对世界文化宝库不断增添新的财富，乃是中国人民和东亚人民“自强不息”而“日日新”的传统精神在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逻辑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