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重要意义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 （1999）06—0047—（05）
我国对少数民族教育比较规范的专门研究（以下简称“民族教育研究”），70年代末开始逐渐增多，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总体上在我国教育学界仍显得势单力薄。现有重大研究的动因很大程度上仍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科研规划引导，研究人员大多为民族教育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者，专业学者不多。民族教育中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仍缺乏充分的研究，有的甚至尚未涉及。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尚不多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科学理论更是缺乏。显然，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这种薄弱现状，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地位、显著成就及其当前充满生机的改革与发展相比，实在不相称。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教育学界至今对民族教育研究的价值缺乏深刻、全面的认识。本文拟系统地论述民族教育研究的重大意义，以企能引起对该领域研究的更广泛重视。
一、民族教育研究具有多方独特而重大的实践价值
首先，民族教育研究将提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所必需的科学理论和技术 一般地说，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需相关性强的科学理论与技术，这是因为民族教育有其独特的内外部制约因素。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模式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民族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宗教习俗等因素，决定了其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学用语、学校管理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例如，藏族学生学习现代科技的心理特点，对新疆维吾尔族儿童的汉语教学，草原蒙古族的办学形式，都与汉族教育的有关方面差别较大。这就需要通过民族教育研究去探究有关的独特理论和技术，从而有效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美国著名民族教育学者班克斯（J.A.Banks）认为， 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合理的民族教育模式，他们一直接受的是主流文化的教育模式[1]。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充分说明， 民族教育不能机械地照搬汉族教育的模式。
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呼唤加强民族教育研究。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和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特殊措施，诸如双语教育、预科教育、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编译、民族院校的创办、大中专招生时对民族学生的特殊政策、有关民族教育的支援与协作等。同时，我国民族教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切都是民族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使其得到理论上的完善和升华。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少数民族成员对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使民族教育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和新挑战。这就更需要加强民族教育的科学研究。
第二，从中国教育大系统看，民族教育研究对中国教育和谐发展具有特别意义 与1949年以前相比，新中国民族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教育程度总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民族教育总体上仍较为落后，制约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据调查，汉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为5.64，而有16个少数民族在5.0以下，其中的7个民族尚在1.07到2.10之间；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占其人口的33.83%，成人文盲率超过50 %的民族还有18个，而同期全国人口平均文盲率为22.21%[2]。目前，民族教育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据统计，少数民族较多的10 省区儿童入学率为89.92%，个别地区低至19.40%，而全国平均入学率为97.84%； 民族中小学生的流失率辍学率为10.7%；少数民族女童入学问题尤其严峻，四川省有5个民族贫困县女童入学率不超过20%，青海省有的牧区仅有8%[3]。可见，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实现全民族教育理念尤其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两大重点目标等重大方面，民族教育是主要难点和关键之一。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教育不进一步发展，跨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就难以实现。所以，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正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
解决民族教育的各种重大问题必须遵循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指出的：“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应“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这就必须加强民族教育研究。
第三，从国家大局来看，民族教育研究对我国全局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民族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全局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从人口上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已达9132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4%，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已达18个。从行政区划上，55个少数民族不仅散杂居于全国各地，而且聚居在占全部国土64.3%的面积上，组成了5大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2个自治县。从国防上看，我国陆地边境线的90%在民族地区，边疆少数民族中有20多个是跨境民族。我国民族人口聚居的西北、西南边陲，历史上就是重要国际通道。从自然资源上看，民族自治区的土地占全国63.7%，草原占99.4%，森林蓄积量占51.1%，水利资源占52.5%，矿产储量也较为繁多、富饶。从扶贫工作来看，全国“八七扶贫计划”重点扶持的592 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7个，占全国贫困县的43.4%， 占全国民族自治县总数的40%左右，尤其是云南、贵州、青海的民族贫困县分别占该省贫困县总数的71.0%、70.8%和85.7%[4]。
显然，加强民族教育研究不仅有助于普遍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进一步落实我国民族政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且许多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诸如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与西北部开发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边防建设、环境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都与少数民族教育有密切关系，都需要通过深入的民族教育研究，以获得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二、民族教育研究将直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本土化，丰富我国教育思想
针对欧美教育中长期以来盛行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同化主义，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认为，文化集团或民族无论大小，其文化无优劣之分，应坚持“文化共存”与“文化共享”的原则；课程应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学生不管属于什么民族或文化特质，都享有均等的学习机会和学业成功的机会；须努力帮助所有学生对不同文化、人种、民族与宗教团体，养成不带偏见的积极态度，习得欣赏异文化和与不同背景人共处合作的技能；应帮助少数民族、移民的子弟建立自我认同[5]。
虽然该思潮产生于西方，但于我国仍有可取之处。一方面，它是对“白人文化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直接反动，客观上符合当今世界地球村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追求公正、和谐的精神。另一方面，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民族问题仍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弘扬，民族教育由于历史缘由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将更广泛深入，移民会不断增多，各种亚文化集团的冲突也可能会更公开和复杂。所以，多元文化教育的思想会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应付以上挑战，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但是，我国各族人民历史地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我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与欧美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对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观我们不能排斥，也不能照搬，而应当努力使之本土化。
开展民族教育研究将是这种努力的渠道之一。这是因为，首先，多元文化教育观的基础之一——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当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对欧美种族问题反思的成果和倡导的理念，而民族学正是民族教育研究主要基础学科之一。第二，该思潮的切入点主要从民族文化入手，这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基本思路之一。第三，多元文化教育针对的不只是少数民族，但它始终首先关注的就是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第四，该思潮关注的各种有关问题，诸如双语教育、多元文化课程设置、民族教育师资培训等，在我国依然存在，尚需进一步大力研究。第四，新中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与实践一直坚持各民族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切实努力消除该方面历史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重视通过民族教育传承、整理与弘扬少数民族文化。这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值得深入研究，以弥补欧美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之局限，展示我国该方面的卓越成就。所以说，对于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民族教育研究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在理论基础、研究策略、研究对象、研究成果效用等方面，都具有我国一般教育研究难以具备的优势。
三、民族教育研究将有助于充实我国教育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体系
一方面，加强民族教育研究将丰富我国教育研究的对象，拓展教育研究领域 民族教育现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而相当庞大的组成部分。到1996年，我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中共有少数民族学生1511万多人。在普通高等院校、中专、中师、普高、职高和小学各层次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已分别达到6.5%、6.3%、10.3%、6.5%、5.2%和9.2%[6]。全国已共有独立设置的民族小学25037所，民族中学2287所， 民族职业中学303所，民族高等学校40余所[7]。
长期以来，民族教育研究很少受到我国教育学界应有的重视，几乎是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例如，现有的“中国教育史”基本上是汉族教育史，教育心理学、课程论、学科教学论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汉族儿童。民族教育研究虽然逐渐增多，但整体上在我国整个教育研究界仍显得非常薄弱，与民族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正如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研究也须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样，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才算更加完整。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将“九五”规划中有关民族教育的课题从综合类中专门单列出来，将民族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组织有关专家建立了民族教育学科组。
另一方面，民族教育研究将为推动教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education）在中国的发展作出特别贡献 在国外， “教育人类学”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末该学科开始制度化和专业化，60年代成为一门合法学科，七八十年代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8]， 更加成熟，尤其在北美和欧洲现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学科。在我国，“教育人类学”作为术语于80年代始日益多见，并已出现少数有关的评介性论文和专著，但至今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能不说这是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
国外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民族教育研究对建立和完善教育人类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外教育人类学可主要分为北美的“文化教育人类学”和欧陆（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前者长期以来注重以经验主义的实地研究和参与观察等方法，研究原始社会和部落的教育，偏重分析人的起源、人种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文化对教育和个体发展的影响。后者传统上主要运用哲学的思辨法，偏重探讨教育范畴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以及人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必须指出，一方面，二者都重视教育与文化的互动，而民族教育研究的基本思路之一就是从民族文化入手分析民族教育问题。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两大流派有相互借鉴和促进的趋势，北美的教育人类学随着多元文化思潮的盛行而影响日益增大，尤其是其方法论方面，因而值得我们更加注意。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也急需完善。北美的教育人类学基本上发源于对民族教育的探讨，尽管今日其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民族教育研究，但是仍然关注该领域。况且，该学科仍属于应用人类学，坚持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概念、理论、方法与技术，描述与解释教育现象。而民族教育研究始终重视运用人类学研究的模式。可见，民族教育研究是我国建设教育人类学的重要基础和独特途径。
四、民族教育研究有助于推广教育民族志，促进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
“教育民族志”（educational ethnography， 也有人译为“教育人种志”）是指“为特定情境中的教育系统、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现象提供完整和科学的描述”[9]。 从长期以来困扰现代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界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来看，教育民族志方法论的基本主张确有相当可取之处。
其一，研究视角的相对主义 即研究者既要尽力保持科学客观地“他观”被研究对象，也要努力做到像被研究者去“自观”——用被研究者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教育，甚至应进行“参与性观察”，以使观察更全面和客观。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冲突。
其二，研究对象之选择与考察须坚持整体主义 即被选择的研究对象最好是相对完整、均质的单元或组织，而且对研究对象的考察须有全貌性，即要系统地弄清对象的内部因素和相关的外部因素，以便获得对其更全面的认识。这就可以较好地避免现代“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中常见的分裂完整人格和有机组织的机械主义之弊端，也有助于克服我国许多教育研究中“就教育论教育”的现象。
其三，数据来源的自然主义 民族志方法论认为，人们的正常活动多发生于自然情境，现实由被研究者经历意义构成，故研究者很有必要走出实验室或书房去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提出、修正和验证假设，以尽力去掉自己对被研究对象的局外感和先入为主的看法。这就能较好地克服教育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其四，具体方法与技术的多元化 民族志主张，研究过程是整合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各方法并行不悖，可交叉运用，博采众长。这样就打破了某种方法技术自以为是地称霸教育研究界的企图，能够避免因“科学的”与“非科学的”二分法简单思维而造成的方法论上无谓的争吵，尤其是有利于各种方法技术都能够在复杂的教育研究中作出特有贡献。
但是，民族志在我国教育研究界至今仍是少数学者偶尔提及的术语，或译著中的内容。这种局面显然应当积极地得到改变。加强开展民族教育研究应该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有力措施。一方面，它是民族教育研究和教育人类学的经典方法。从国外教育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概念和最初的运用即其初级阶段，系源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其前期研究和许多今日研究都关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所以，从教育研究发展逻辑来看，民族教育研究是我国推广教育民族志方法的一个天然生长点。另一方面，就可能性而言，我国做得较有成效的民族教育研究都努力运用了教育民族志方法，并得到了国外教育人类学学者的称赞。显然，民族教育研究能够促进我国教育民族志的发展。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研究具有重大而特别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我国教育科学界大力拓展。
收稿日期：1999—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