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妇女作用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试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妇女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在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正在积极探索发展民族地区的途径和措施。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地区的人民，他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因，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民族地区的妇女。女性作为具有独特生理功能和社会角色的性别群体，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受教育机会的多少，她们受教育水平的高低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一、我国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现状
教育是把人类创造的文化“内化”为个体知识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作为一种内聚和释放人的智慧的产业，具有明显的间接增殖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教育的间接增殖性是指它可以通过提高人的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同时还能优化社会结构和净化社会风气，以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因此，教育产品的价值高于任何一种物质产品的价值，在时空上有高度的延伸性，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可在未来得到加倍偿还。所谓教育的迟效性是指教育又是一种周期性最长的产业， 一般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比使用时间约提前10 ——15年，其投入产出效益几乎要在十几年后才见分晓。教育的这个特征又使社会上目前存在的狭隘功利主义行为有了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不情愿把有限的发展资金更多地投向教育，更不情愿投向女性教育。
尽管我国少数民族女性，特别是部分民族女性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受经济、政治和传统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人口受教育水平与男性人口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的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还相当低，这不能不影响到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能不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一）少数民族在校女生比例高低不等
各民族在校女生占各自民族女性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既能衡量每个民族文化教育奠基工程的状况，又能衡量其妇女人口在享受教育权利方面的进展程度。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看，汉族在校女生占其女性总人口的15.0%，在少数民族中，高于汉族这一比例或与汉族的比例相同的，已有蒙古族（20.8%）、维吾尔族（17.3%）、壮族（17.1%）、朝鲜族（16.9%）、满族（18.6%）、侗族（15.2%）、瑶族（16.9%）、白族（17.1%）、土家族（15.3%）、哈萨克族（23.4%）和黎族（19.9%）。但是，有的民族在校学生比率却很低，其中藏族仅为6.4 %，彝族和哈尼族仅分别为10.6%和10.2 %， 布依族和苗族也仅分别为11.3%和12.0%。〔1〕
（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普遍低于男性
每千人所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既是衡量女性文化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990年，少数民族女性每千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口521.5人， 低于汉族的635.6人。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 其中高于汉族的已有朝鲜族（794.9人）、满族（730.7人）、哈萨克族（679.4 人）和蒙古族（653.4人）。而藏族（169.4人）和哈尼族（249.4 人）却远远低于少数民族的平均数。
从各民族有文化人口的性别比来看，女性普遍处于劣势，汉族129.1，低于此值的有蒙古族（113.9）、维吾尔族（109.5 ）、 朝鲜族（104.9）、满族（118.8）、哈萨克族（111.1）和黎族（128.6）。但有的民族却高得惊人，如藏族高达424.7，哈尼族高达203.7，布依族、彝族和苗族分别高达185.4、178.5和175.7，白族、 瑶族和侗族有文化人口的性别比也在140以上。
少数民族每千名女性所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人数（5.9 人）低于汉族（9.0人），但超过汉族的已有朝鲜族（27.6人）、蒙古族（13.8 人）、哈萨克族（13.8人）、满族（12.4人）、回族（11.0人）。不过哈尼族（0.8人）和彝族（1.3人）的比例过低。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其性别比也随之升高，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性别比，汉族已升为230.3，低于汉族的有蒙古族（171.6 ）、 回族（182.0）、维吾尔族（176.8）、朝鲜族（210.1）、满族（177.6）和哈萨克族（215.9），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一性别比均高于汉族。
（三）少数民族女性的文盲比例都有所下降，但是其绝对人数却有所增加
1982年～1990年，少数民族女性的文盲比例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侗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下降了26.5、20.5 和20.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哈尼族和藏族，仅分别降低1.8 和6.5个百分比。
虽然少数民族女性的文盲比例不断下降，但是其绝对人数却有所增加。1982年至1990年， 少数民族女性文盲人口由1179.58 万人增加到1225.51万人，增加了3.9%，文盲队伍呈扩大趋势，其中女性文盲人数下降的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和朝鲜族，分别下降了12.3%、 27.0%、18.5%和3.0%， 其他民族女性的文盲人口的绝对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多，扩大幅度最高的为土家族，由44.94万人增加为70.42万人，扩大了56.7%，满族由33.34万人增加到51.38万人，扩大了21.1%，藏族由109.14万人增加为123.46万人，扩大了14.0%，侗族由29.22 万人增加为34.90万人，扩大了19.4%，哈尼族也由26.37万人增加为29.66万人，扩大了12.5%。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女性文盲人数的增多，是新文盲超过或大大超过老年文盲自然减员的结果。
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特别是部分民族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和问题，受资料的限制，过去的研究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存在着“男比女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上学是为别人投资”的社会认知，视两性受教育水平差异为“正常”的社会心态，不能真正认识到教育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回报。
二、提高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能带来经济回报
人所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过程，其驱力是满足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以保障自身的一定消费水平。“个人才能”在这一过程中的释放，是通过掌握劳动工具并作用劳动对象实现的，所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知识、技能、体力的结合，教育可以通过增进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深化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了解，优化人们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所作出的各种选择。经济活动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量，它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不同时期对经济活动中技术规范的深谙程度，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教育水平与创造物质财富总量成正比例关系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教育投资的效益一般比有形资产的收益更高，在发展中国家最初等教育的经济收益率是有形资本的两倍。 〔2〕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时间，在韩国可以使农业产量提高2%， 在马来西亚则可使农业产出提高5%，在秘鲁， 如果农民多受一年学校教育，就可以使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提高45%〔3〕。 国内也有类似的研究报告，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创造的产值就大相径庭。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农业劳动者人均年创产值仅1—2千元，具有一定水平的传统产业工人人均年创产值1—2万元，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人年创产值可达10.2万元〔4〕。 由于智力物化在形成现代经济产品或劳务中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高素质的劳力能把知识和技能有效地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有利于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使用，也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从而实现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巨大节约，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而且，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受教育水平如果无法提高到接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由于提高男性教育水平而取得的社会效益就会被抵消掉。
（二）女性教育水平与就业层次有直接关系
199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把职业分为8个大类，这里把1～3 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党政群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列为智力型职业，4～8类（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农业劳动者、工人、其他）列为体力型职业。二者间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或1.5∶1。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的相应比例在1∶40以上的有苗、彝、壮、布依、瑶、哈尼和傣7个民族，在1∶10以下的只有哈萨克、满、朝鲜、蒙古和回5个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妇女从事智力型职业的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低幅最大的有哈尼（75.9%）、藏（72.1%）、白（61.1%）和土家（60.1%）等族；最小的有满族，仅低5.1%；蒙古族则是女性高于男性2.64 个百分点。
我国少数民族就业层次低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智力型职业对供职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如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03年， 在金融保险业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59年， 在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09年， 而在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4.99年。〔5〕显然， 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现状不利于提高就业层次，不利于产业女劳力的转移，也难以提高女性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三）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的关系
人的受教育水平不同不仅会造成工作效率的差异，也会带来个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一般人的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就业者，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时间一般使工资增加10%左右，例如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韩国可使就业者工资增长6%， 印度尼西亚可增长10%，秘鲁可增长12.5%，泰国可增长15%。但在世界各国，妇女地位都比较低，即使是同等教育程度的男女，也很少有同工同酬的。然而有关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工资收入增长的影响大于男性，成年妇女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泰国可增加其工资收入25%，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均增长18%，印尼和秘鲁约增长12%，〔6〕女性因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造成工资收入提高的比例高于男性。
我国也有类似的报告，湖北省农村抽样调查队80年代末对该省调查发现，以家庭成员最高文化水平为准，人均收入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大专530.5元，高中428.30元，初中395.60元，小学335.20 元， 文盲287.25元。〔7〕在城市，个人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联系还不明显。 女性教育回报率仅为2.9%，低于美国7%的水平。〔8 〕但是对文化技术水平要求高的就业岗位，一般也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岗位。正常情况下企业减员时，那些文化水平低，不能学习掌握技术的人员会被列在优先裁减之列。
三、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能带来社会回报
当今世界各国不仅用经济发展指标，而且还用社会发展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水平。如婴儿死亡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妇女总和生育率、成人识字率等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指标都与女性受教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一）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城市化水平、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都在从各个侧面对女性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而其中的文化程度则是经常地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水平。以1981年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彝族女性的生育水平为例，当时这几个民族都还未开展计划生育，其生育行为还完全处于自发型，虽然这三个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程度和宗教信仰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文化程度对这三个民族女性的生育行为都有着同样的作用。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文化程序的妇女的多胎率来看，蒙古族分别为51.0%、46.3%、29.5%、10.1%和0%；维吾尔族分别为67.1%、68.5%、52.2%、51.1%和0%；彝族分别为63.5%、43.1%、 11.1%、7.7%和0%。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水平愈高，多胎率愈低，文化水平愈低，多胎率愈高，文盲女性的多胎率与大学文化程度女性的差别最为突出。
再看一看西藏和贵州两省区的情况。1990年人口普查时，西藏的汉族人口只占其总人口3.09%，藏族占96.11%，其他民族仅占0.80%。 除汉族、回族外，大都信奉藏传佛教，而且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近年来除在国家职工和城镇非农业人口中实行汉族生1胎， 少数民族生2胎的生育政策外，在广大农牧业地区（农牧业占全藏人口的87 %）还未开展计划生育。1990年人口普查时，贵州人口为3239.11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124.23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7%，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土家4个民族。 少数民族主要从事农业活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实行2胎生育政策。 西藏和贵州两个省区在人口、宗教、民族构成、生育政策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但文化程度对女性的生育率仍然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1989年，西藏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程度女性的多胎率分别为59.6%、39.5%、23.6%、11.1%和4.2%，贵州女性则分别为44.3%、28.4%、20.5%、9.4%和0.2%，也是文化水平愈高，多胎率愈低，反之则愈高，可见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二）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993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减少伤病残能取得的最大成效的措施是扩大公共医疗保健服务，增加女孩基础教育投资和发展经济三项。在低收入国家，前两项措施尤为急需。在本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生理和医药等科学知识还没有发展到能控制或减少人类疾病的程度，许多疾病还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那时的世界各国即使工业化国家儿童死亡率都很高，并且也不因母亲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有多少变化。
当本世纪医药卫生科学知识和技术飞速发展，以至于能有效控制和减少疾病的威胁，延长人的寿命的情况下，人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就极为明显了，一般由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操持家务，保持家务卫生、处理食物、准备和制作饭菜及喂养照顾幼儿或病人，她们一定的文化水准可以优化日常生活行为的选择，提高家庭各种资源（如现金收入、各种生活物资等）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家庭成员及后代的健康成长。
（三）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成长的关系
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女性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值也不同，从而对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母亲不仅有可能使子女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享受趋利避害的好处，而且还有能力自觉摸索和按照儿童心理规律启发教育子女，注重子女智力和心理的发展，期望子女受良好教育，未来事业有成。因而她们更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上多投入。据1987年北京地区一项调查显示：文盲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占全部子女投资的10.54%；初中文化父母的教育投资占对子女全部投资的17.16%，而大学文化父母的教育投资占子女全部投资的26.27%。〔9 〕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受更多学校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未受过教育或教育很少的女性，一般都分布在贫困或低收入人口群中，她们的生活标准低，养育子女的费用也低，“身在苦中不知苦”，不能明显地体会多生养子女的艰辛，“多一个孩子多一双筷子”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她们对子女主要寄希望于尽早为家庭带来经济收益和自己年老时的归宿。因此，她们的子女年龄很小就做家务，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或外出打工，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的担子，没有足够的受教育机会，长大以后，这部分人又加入到文盲大军中，重复着她们父母的同样命运。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与男性有不少差距，而且各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均衡的，这不利于民族地区的全面协调发展。增加民族教育投资，尤其是增加女性教育投资，以期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不失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好途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