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文王论文,程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华简《程寤》以“惟王元祀”开篇，记载太姒得吉梦，预示周受“皇上帝”之命代商。“惟王元祀”乃周文王纪年，受“皇上帝”之命就是“文王受命”。传世文献对“文王受命”的记载多有矛盾，自汉代以来争论纷纭。清华简另一篇简文《保训》发表后，已有学者围绕“惟王五十年”对文王受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程寤》简简首为“惟王元祀”，系周文王纪年之元年，简文内容完整，既可补今本《程寤》仅存少数佚文的缺憾，亦可重新考辨“文王受命”的问题。①
一、简本《程寤》与今本佚文
清华简《程寤》全篇可分三部分：第一，太姒之梦；第二，祓祭、告神、占梦、拜梦；第三，文王解梦训发。第三部分为新见材料。前两部分除祓祭、币告外，与今本《逸周书》的《程寤》篇佚文多相近。简文曰：
隹(唯)王元祀贞(正)月既生
(魄)，大(太)姒梦见商廷隹(唯)梾(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杼(梓)梪(树)于氒(厥) 
(间)，
(化为)松柏棫柞。【一】意(寤)敬(惊)，告王……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三】于皇上帝。②
今本《程寤》已失传，佚文见于多种类书，较完整的是《太平御览》卷三九七所载：
《周书》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
梓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与简文不同，这条材料明确记载梦的发生地为“程”。相近记载见于《艺文类聚》卷七九，也引为“《周书》曰”。《太平御览》卷五三三与以上佚文不同，直接引为“《程寤》曰”，地点却是“翟”，与“程寤”之名矛盾，疑系讹误。对比简本与相类材料，其他材料都未超过以上两段引文的范围，仅《帝王世纪》例外：
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柞棫。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太平御览》卷八四)
此条有两点不见于其他相关材料，一为纪年“十年正月”，二是“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后者与简本《程寤》第二部分中的告神相合，是以略写的方式引了《程寤》。简文在“币告”之前，尚有祓祭，“祓”由“祝”等引导，“币告”者当仍是“祝”等神职人员，这与《帝王世纪》所载“祝”为币告者相合。“币告”的对象，简文包括“宗祊社稷、六末山川”，《帝王世纪》的“宗庙群神”应即前者的概括。但是，《帝王世纪》“十年正月”之“十年”，与简文“惟王元祀”不合。“十年正月”的上文曰：“文王合六州之诸侯以朝纣，纣以崇侯之谗而怒，诸侯请送文王，弃于程。”疑由《逸周书·程典》之类的材料改写而来：“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纣以崇侯之谗而怒”指商纣听崇侯的谗言将文王囚于羑里，“诸侯请送文王”即文王由羑里释归，今本《竹书纪年》把此事置于帝辛二十九年：“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据今本《竹书纪年》：“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及“文王在位五十年”推定，事约在文王即位后的三十八年。这与《帝王世纪》“十年”不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有争议，恐难深信。③但是《帝王世纪》“十年”也不可靠，文王囚于羑里已七年，不可能释归时才“十年”，应为讹误所致。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个启发，今本《程寤》可能有纪年。而《太平御览》卷三九七的佚文有纪月及月相。今本《逸周书》的《程寤》疑原有纪年、月、月相，与简本《程寤》合。
综上所述，简本《程寤》前两部分与以上三个本子的引文对比情况见表1：
对比简本与今本佚文的同异，疑简本与今本《程寤》是同源的两个本子。简本《程寤》前两部分与今本《程寤》佚失前的本子大多相同。除“祓祭”外，简本内容在佚文中都有相合。各佚文的异文，或系引用时省改所致。“文王去商在程”不见于简本，应属另一本。
二、文王受命之争
《程寤》吉梦是周“受商命于皇上帝”的预兆，即“文王受命”的标志，而简本的“惟王元祀”应即文王受命之年。
“文王受命”，围绕“命”的内容与来源，汉代以来争论纷纭，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天命，如《诗·文王》毛传“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第二，商王嗣位之命，即《书·无逸》郑玄注“受命，谓受殷王嗣位之命”；第三，商王得专征伐之命，即今本《竹书纪年》“(沈)约案”：“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也。”争论聚焦于一点：“文王受命”受的是天之命还是商王命，是代商之命还是“嗣位”、“得专征伐”之命。
《诗》、《书》、西周金文等西周材料，可确证“文王受命”之“命”是天之命，是代商受邦受民之命。
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文王》)
2.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文王有声》)
3.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天休于宁王，④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书·大诰》)
4.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诰》)
5.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6.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书·君奭》)
7.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书·文侯之命》)
8.肆文王受兹[大命]。(何尊，集成6014)
9.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先王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集成2837)
1、3、4、6、7的“天”、“上帝”即降命者。2、5、6的“文王受命”即西周早期金文大盂鼎(9)所言的“文王受天有大命”，“命”即“天有大命”，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新“命”，此“命”的本质是商所受的大命，即“兹大国殷之命”(《召诰》)、“式商受命”(《立政》)，也是“诞受厥命”(《康诰》)、“受有殷命”(《君奭》)、“受商命于皇上帝”(《程寤》简)。由《康诰》(4)可知，“文王受命”是以“殪戎殷”即伐殷为手段，其结果包括“厥邦”、“厥民”两方面，前者即《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盂鼎“受疆土”、西周金文中的“匍有四方”，后者即《立政》“奄甸万姓”、大盂鼎及《书》中常见的“受民”。
“文王受命”是周代商命，简本《程寤》还可提供辅证。简本《程寤》记载了文王对商周关系的定位：
商戚才(在)周，周戚才(在)商。
《诗·小明》毛传：“戚，忧也。”商之忧是周，周之忧是商，“商”、“周”的对立关系昭然若揭。文王把商看作周的威胁，《康诰》中以“殪戎殷”的方式，完成“受命”，便是必然。无疑，以“文王受命”为开端的是充满对立与冲突的周代商命，而不可能是受商王“嗣位”或“得专征伐”之命。
除“文王受命”外，“文武受命”也多见于西周文献，《书》、《诗》曰：
1.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2.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诗·江汉》)
这两条材料，郑玄注、笺都是“文王、武王受命”。学界一般认为，《洛诰》作于西周早期，《书》序曰：“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江汉》则是西周晚期作品，《诗》序曰：“《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由这两条材料看来，“文武受命”的说法西周早期已出现，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
“文武受命”还多见于西周金文中：
1.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师询簋，集成4342)
2.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询簋，集成4321)
3.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乖伯簋，集成4331)
4.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师克盨，集成4467、4468)
5.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集成2841)
6.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逨鼎、逨盘，《考古与文物》2003.3)
这些器中，师询簋时代最早，历日为“元年二月既望庚寅”，据其形制、纹饰等，当为共王器，即西周中期。同一器主的询簋，纪年为“唯王十又七祀”，且右者乃共王器多见的“益公”，应系共王十七年器。乖伯簋也有“益公”，记其“征眉敖”，时间为“唯王九年九月甲寅”，是共王九年器。师克盨、毛公鼎、逨鼎(盘)文体相近，皆无历日，前两者以“王若曰”开篇，后者也有“王若曰”，都是西周晚期器。
对比“文王受命”的西周材料，《诗》、《书》等传世文献中，“文王受命”、“文武受命”皆见于西周早期及晚期文献，西周早期“文王受命”、“文武受命”说已并存。出土文献的分别尤明显，“文王受命”所见《何尊》、《大盂鼎》都是西周早期金文，“文武受命”的金文材料则是西周中期或晚期的，疑“文王受命”西周早期流行，“文武受命”更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有“文武之受命”：
公曰：“天子，三公，我亦上下卑(譬)于文武之受【一二】命，皇
方邦。”
今本《祭公》无“文武之受命”，这与两本前文的异文一致。前文中，简本的“惟文武中大命”，今本作“维武王申大命”。《祭公》是西周文献，简本文字古朴，纠正了今本多种讹误，比今本更能体现西周文献的原貌。此条材料两本的差异可为辅证。“文武受命”在西周中晚期金文中颇多见，应为较流行用语，简本《祭公》即其反映。疑今本编定过程中，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文王、周公的地位不断上升，以致“文王受命”与“文武受命”不能并行，故而进行了修改。
简本《程寤》的吉梦疑即“文武受命”的标志。简文的太姒之梦，太子发将周廷的梓树种到商廷而化为松柏棫柞，有两层预意，周树种到商预示周“受商命于皇上帝”，树由太子发种则预示天命将由他完成。这在简文中还有证据：
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
前文是祓祭、币告，祓祭者有王、太姒、太子发，但“并拜吉梦”仅“王及太子发”，不载太姒，可见“并拜吉梦”不是完成祭祀的需要，而是为了强调“受商命于皇上帝”的受命者是“王及太子发”两人，故“并拜”，而这一受命疑即“文武受命”。
“文武受命”与“文王受命”的核心内容一样，都是“受商命于皇上帝”，但是受命者是“文武”，而不仅仅是“文王”，这一变化，《逸周书·克殷》所载武王伐殷后的仪式已有迹象：
王入，即位于社……尹逸筴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
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纪》所录文字稍异。值得注意的是，《克殷》的“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周本纪》则前缀“曰”字，是武王所说，这时武王与周是合一的，所谓的“受天明命”，既是周受命也是武王受命。《克殷》所载武王在标志灭商即位的祭祀仪式上代表周接受天命，说明《诗》、《书》、西周金文中“文武受命”的出现并非一个泛称，而是确有所据的。此外，“膺受大命”一词屡见于西周中晚期铭文，皆前缀“丕显文武”或“丕显祖文武”，将受命者并归于文王、武王。《克殷》与西周中、晚期铭文的这一联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周代商“受命”的看法。
“文王受命”、“文武受命”两称的出现，因“受命”(即周受天命代商)始于文王，完成于武王。西周文献多有记载，武王伐商乃继续成就文王所受天命：
1.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帝之来，革纣之□，予亦无敢违大命。(《逸周书·商誓》)
2.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逸周书·祭公》，简本仅文字稍异)
《商誓》系周初文献，⑤受上帝命的仍是“文考”即文王，“小子发弗敢忘”、“无敢违大命”，才伐商。或许正是依据此类文献，《周本纪》直言：“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不同于《商誓》的婉转，《祭公》今本与简本都说周“改大殷之命”，经历了“文王受之”、“武王大克之”两个过程。
此外，战国时期还有“武王受命”的材料，《中庸》曰：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郑玄注：“末，犹老也。”孔疏：“谓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作为周代商标志的“受命”，是始于文王而终于武王的一个过程，故有“武王末受命”之说。
与“文王受命”、“文武受命”相类，《诗》、《书》等西周史料中还有“王受命”、“(我)受命”等称法，其实质内容都是周受天命代商。简本《程寤》与《书》中的“王”或“我”(皆指代周)“受命”材料参照，仍可证所谓“受命”是受天之命。
1.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程寤》简)
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召诰》)
3.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立政》)
《程寤》简的“皇上帝”分别即“皇天上帝”(《召诰》)、“帝”(《立政》)；“商命”即“兹大国殷之命”(《召诰》)、“商受命”(《立政》)，指商所受的大命。由《立政》可知，“受命”的目的是“奄甸万姓”，这便是“诞保文武受民”(《洛诰》)、“相我受民”(《立政》)、“以义我受民”(《立政》)之“受民”。所谓的周“受命”是受天之命，即商曾受的治理万民之命。
综上所述，“文王受命”、“文武受命”、“武王末受命”、“王受命”、“(我)受命”都是指周受天之命代商统辖疆土、治理民众。周代商始于文王而终于武王，因此有强调受命之始的“文王受命”、强调整个过程的“文武受命”、强调其核心内容的“我(王)受命”、强调其结果的“武王末受命”等各种说法的出现。其中，“文王受命”、“文武受命”西周早期都已出现，而据金文材料看，“文王受命”流行于西周早期，“文武受命”则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三、文王受命各说的衍生
《诗》、《书》乃至金文等西周材料都表明，无论“文王受命”或是“文武受命”、“武王末受命”、“王受命”、“(我)受命”，所受皆为上帝之大命，内容即伐商代之，为什么“文王受命”问题长期争论纷纭?试以“文王受命”的标志为切入点，清理东周以后相关记载，加以辨析。
除《程寤》的太姒之梦外，标志“文王受命”的还有“赤鸟”、“平虞芮之讼”、“嗣位”、“得征伐”四说。前两说是受天命，后两说乃受商王命。
“赤鸟”说见于《墨子》和纬书，有多种变称：
1.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墨子·非攻》)
2.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易·是类谋》)
3.有人侯牙，仓姬演步，有鸟将顾。(《易·通卦验》)
4.赤雀衔丹书，入酆，止于昌户。(《尚书·中候》)
5.凤皇衔丹书于文王之都。(《春秋·元命苞》)
虽然文字、详略各异，以上材料应是一个神话母题演变而来。《非攻》的“赤鸟”，即《是类谋》与《中候》的“赤雀”、《通卦验》的“鸟”、《元命苞》的“凤凰”。《非攻》所衔之“珪”，即《是类谋》、《中候》、《元命苞》的“丹书”。
“平虞芮之讼”说，则没有明确指出“文王受命”之“命”的内容与来源。《史记》曰：
1.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周本纪》)
2.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周本纪》)
3.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齐太公世家》)
4.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刘敬列传》)
《周本纪》(1)以故事性的笔法描述了西伯以平虞芮之狱而成为“受命之君”的过程；《周本纪》(2)、《齐太公世家》则引用“诗人”之说重申了西伯受命与虞芮之讼的关系；《刘敬列传》则直白点出一个“始”字，以“断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始。这些材料显示，司马迁以“断虞芮之讼”作为文王受命的标志。司马迁记“文王受命”两引“诗人”，表明其说与《诗》有关。⑥“断虞芮之讼”出自《大雅》之《绵》：“虞芮质厥成，文王厥厥生。”“西伯受命曰文王”则出自《大雅》之《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但是，以上两诗都未将“文王受命”与“平虞芮之讼”直接联系。
有学者认为“文王受天命的标志是由汉代经师毛亨首先渲染出来的”，而《周本纪》是“本汉初经师之说，⑦并引毛传解释“虞芮质厥成”的故事为证：
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这一说法尚需细加分辨。“虞芮之讼”的故事还见于《尚书大传》、《孔子家语》。同一故事，《尚书大传》、毛传与《孔子家语》核心内容都是争田，结果都是所争的田成为“闲田”。其中，毛传与《孔子家语》用词、内容相近，疑为同一本，《尚书大传》文字多不同，疑为另一本。《周本纪》则不同于其他三个文本，只讲“有狱不能决”，并没具体到“争田”。虞、芮之君的对话，《周本纪》为“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尚书大传》云：“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也”，毛传则说：“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孔子家语》与毛传同义。更重要的是，《尚书大传》、毛传的这两条材料都不同于《周本纪》那样将“虞芮之讼”与“文王受命”直接嫁接。
目前所见文献，最早以“文王受命”与“虞芮之讼”直接联系的材料见于《尚书大传》的另一记载：
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⑧
这是“文王受命”七年说的最早记载，而《周本纪》所载文王受命至崩也是七年：
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除“虞芮”之事外，以上两条记载有三点相同：文王受命七年；纪年首尾之年，即受命的原因、崩年皆相同；所伐五地相同。⑨征伐顺序不同，仅三年伐密须及六年伐崇纪年一致，其余三事纪年不一。除《尚书大传》外，《周本纪》这条材料应参考了其他文献。换言之，伏生及至司马迁时期，“七年说”已有多种不同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大传》这条材料虽将“文王受命”与“虞芮之讼”相联系，但只是大事纪年，并非如《史记》那样以“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的标志。《史记》所引“平虞芮之讼”的四条材料，一条是讲述虞芮之讼的故事(《周本纪》)、两条出自太史公赞语(《周本纪》、《齐太公世家》)，另一条是汉初谋士刘敬于汉高祖五年初见刘邦时的谏言(《刘敬列传》)。上文已述，据太史公的两条赞语，表明“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标志的这一说法与《诗》有关，是将分别代表“文王受命”、“断虞芮之质”两事的《文王有声》、《绵》相结合，并据《绵》“虞芮质厥成，文王厥厥生”，以“文王厥厥生”解读为“文王受命”。而从《刘敬列传》的这条材料看，早在汉初已有“断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始的说法。换言之，如果《刘敬列传》的这句话并非司马迁臆造的话，这一说法的下限是汉高祖五年。
但是，这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由汉代经师毛亨首先渲染出来的”，前文已从与《周本纪》等其他文本的对比上证明了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汉初毛诗并未流行，而司马迁所传也非毛诗。全祖望、陈寿祺与陈乔枞父子、王先谦、金德建、陈侗生等都已论证了司马迁所引《诗经》是《鲁诗》。⑩证据主要有5点：司马迁从孔安国学，孔氏所传是《鲁诗》；司马迁曾“讲业齐鲁之都”；当时仅《鲁诗》立为博士；司马迁“其列儒林，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首数孔安国”；早在东汉王充《论衡·书解篇》已明言“世传《诗》家鲁申公……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11)因此，《史记》中屡屡出现“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标志的这一说法很可能便来自《鲁诗》。这也合于今文诗的文风，《毛诗》以训诂为主，《鲁诗》等三家诗特色在于义理。“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标志的说法，秦末西汉初年应已存在，疑为鲁诗所传，至司马迁而大彰显。
以上三说，程寤简的“太姒之梦”、“赤鸟”、“平虞芮之讼”，所谓“受命”，都是受天之命，另有受商王命，即“嗣位”、“得征伐”两说。
“嗣位”说出自汉末郑玄。《书·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郑玄将“中身”解作“中年”，因此“受命”为“受殷王嗣位之命”。此说并未为后世广泛信从，孔疏便引王肃语“文王受命，嗣位为君”而“不言受王命”，认为是“受先君之命”。
“得征伐”说与《周本纪》的一语密切相关：
(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周本纪》中，此事发生在西伯从羑里释归时，“平虞芮之讼”之前。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条则作“得专征伐”：
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12)
今本《竹书纪年》又记“(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从“命”到“薨”，计首尾，为九年，实际上用的是“文王受命九年说”。换言之，这是将“文王受命九年说”与《周本纪》“得征伐”嫁接。“约案”认识到这一点，(13)便进一步说：
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这是将古文尚书《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解读为“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并强调“受命自此年始”。
“文王受命九年说”得以流行，归于《汉书·律历志》所录刘歆的《世经》：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尽管刘歆没有直接引用《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但《世经》后文大段引用了《武成》的其他语句，刘歆的“受命九年而崩”可能源自他对“惟九年，大统未集”的理解。但是，也不排除他接受了《逸周书·文传》的记载：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
这篇文王“身老”即临终时对太子发的告诫恰为“文王受命之九年”。
除了“文王受命九年说”的这些记载外，以“得征伐”为文王受命的标志，还有一个原因，即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否定文王称王。驳斥文王称王说，东汉应劭已有，(14)而以欧阳修的《泰誓论》影响最大，他直陈“文王受命称王”为“妄说”，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欧阳修坚信“孔子之言，万世之信”(《文忠集》卷一八)。
“受命”与“称王”关系密切，欧阳修即以两者连称，驳“文王受命称王”。文王称王，说明文王有代商之心，否定文王称王，便需要证明文王没有代商之心，即典籍中屡见的“文王受命”不是天命代商。可能出于这一思路，今本《竹书纪年》以“文王受命九年说”与《周本纪》“得征伐”嫁接，“文王受命”便俨然成了受商王“得专征伐”之命，而“约案”直接引《武成》，使之更显白。
无论是“得专征伐”、还是“嗣位”，以“文王受命”为受商王命的这些说法，都难以成立。这些说法的文献时代较晚，而《诗》、《书》、西周金文等西周史料乃至新出的《程寤》简都已确证“文王受命”是受天命代商。
简本《程寤》记载了太姒之梦、梦后的祭拜以及文王解梦训发。其中，“惟王元祀”这一纪年，以及“祓祭”、训发等内容皆为今传《逸周书·程寤》佚文所无。这些新见材料对于重新理解商周关系，尤其是“文王受命”问题有重要意义。
以简本《程寤》与其他文献结合，证明“文王受命”确系受天之命代商，而见于文献中的“文武受命”、“武王末受命”、“王受命”、“(我)受命”等其他多种称法实质内容相同，都是周受天命代商统辖疆土、治理民众。《程寤》简的太姒之梦疑即“文武受命”的象征。“文王受命”、“文武受命”西周早期都已出现，前者流行于西周早期，后者则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东周以后“文王受命”衍生了各说，可概括如下：第一，东周时期，“赤鸟”说为“文王受命”的标志较为流行，内容则仍是天命周代商。第二，东周时期，有“文王受命”九年说。第三，西汉初期，《尚书大传》、《史记》有“文王受命”七年说，《尚书大传》明确记为“天命”，《史记》则未记“命”之来源。司马迁以“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的标志，将《文王有声》的“文王受命”与《绵》的“断虞芮之质”两事结合，疑传自《鲁诗》。《尚书大传》、《鲁诗》西汉初年已见，而其渊源有自，不能排除“文王受命”七年说、以“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命”的标志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第四，东汉末年，郑玄为了合于《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解“受命”为“受殷王嗣位之命”，嗣位说出现。第五，大约宋以后，今本《竹书纪年》以“文王受命九年说”与《周本纪》“得征伐”嫁接，隐指“文王受命”是受商王之命而“得专征伐”，“约案”引《武成》，直接明示此说。
从西周时“文王受命”受天命代商，到宋以后流行的今本《竹书纪年》的得征伐说，“文王受命”因文献解读等问题发生了多种衍生，也导致了后人的聚诉不已。回到同时代文献，据此辨析真相的同时梳理后代文献，了解谬误产生的原因与过程，方能对古史乃至古文献有更深刻的体认，“文王受命”便是一例。
注释：
①参见王晖：《周文王受命称王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刘国忠：《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刘国忠：《〈保训〉与周文王称王》，《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刘国忠：《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刘光胜：《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祝中熹：《文王受命说新探》，《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王和：《文王“受命”传说与周初的年代》，《史林》1990年第2期。
②《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836页。
③今本《竹书纪年》真伪的争议，参见邵东方：《〈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析与“今本”真伪之争论》，见《竹书纪年研究论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④宁王，即文王。清代学者陈介祺、吴大澂、王懿荣、孙诒让、方濬益等都已指出，“宁”是古“文”字之讹。参见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78页。
⑤李学勤：《〈商誓〉篇研究》，见《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1—86页。
⑥《史记》所引“诗人”说法共八条，都出自《诗》。除上文所引两条外，还有六条：1.“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周本纪》)(出自《大雅·公刘》)。2.“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周本纪》)(不明确，孔颖达《毛诗正义》疑指《郑风》之《鸡鸣》)。3.“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三代世表》)(指《商颂·玄鸟》)。4.“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十二诸侯年表》)(已道明为《关雎》)。5.“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列传》)(分别引《閟宫》、《六月》、《出车》)。6.“汤武之隆，诗人歌之”(《太史公自序》)(指《商颂》)。
⑦祝中熹：《文王受命说新探》，《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⑧《通鉴外纪》卷二引《尚书大传》。
⑨“畎夷”即“犬戎”。畎夷，《尚书大传》作“四年伐犬夷”，郑玄注：“犬夷，昆夷也。”(《毛诗正义》卷九)《诗·皇矣》孔疏：“混夷为西戎国名也。《书》传作‘畎夷’，盖畎、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毛诗正义》卷一六)
⑩参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卷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九，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513页；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见《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金德建：《司马迁所引〈诗经〉系〈鲁诗〉说》，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49页；陈桐生：《〈史记〉采用〈鲁诗〉说》，见《史记与今古文经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11)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引〈诗经〉系〈鲁诗〉说》，第44—49页。
(12)“得专征伐”另有一记载，《孔丛子》曰：“子思曰：‘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毛诗正义》等皆引)如果这条材料成立，“得征伐”并非纣授予文王之命，而是早在王季时便有了，文王仅是“因之”而已。《孔丛子》的成书情况比较复杂，恐难断定子夏确有此言。
(13)关于“约案”，钱大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辨其为后人作伪。钱大昕所据主要有三点：第一，“相传附注出于梁沈约，而《梁书》、《南史》约《传》俱不曾言注《纪年》”；第二，“《隋经籍》、《唐艺文志》载《纪年》亦不言沈约有附注”；第三，“附注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之用心如此”。(《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约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抄《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著于史，又不易一字而移为此书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4)应劭《风俗通义·皇霸》“三王”条辨曰“《论语》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服事殷。’时尚臣属，何缘便得列三王哉。”《论语》系“《左传》”之讹。《论语·泰伯》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同而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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