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经济与政治--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谈政治的讲话的经验_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经济与政治--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谈政治的讲话的经验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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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为中心,这是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以经济为中心,决不意味着要淡化政治,更不能把经济为中心理解为只埋头于经济事务,而不注意政治,把政治看做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把经济和政治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强调政治,就是否定经济为中心,就是影响经济建设。恰恰相反,搞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08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强调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同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同时又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还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163、164页)他提醒全党同志: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陈云同志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理财能手,他从来就十分强调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经济工作,“不能没有政治观点”,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著名口号。(《陈云文选》第3卷第44—45页)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和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以及一系列的讲话中多次指出:“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注意政治”,提出要“全党动手,全力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里说的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他希望大家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活动,对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极端重要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埋头具体日常事务而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他要求我们全党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参见1995 年12月21日、1996年1月17 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也都是要求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认真地学习、研究、掌握和贯彻一定要讲政治这一关系全局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为什么又不能淡化政治,而强调一定要讲政治呢?为什么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要注意政治呢?怎样正确理解列宁所说的“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原理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政治,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列宁说过: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总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含义,并不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政治的含义和侧重点是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有的同志正因为以固定不变的、僵化的观点来理解政治,总觉得一提政治,就是要搞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左”。实际上这样来理解政治,恰恰是以一种“左”的教条主义态度来理解政治,是不正确的,没有从根本上全面理解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和政治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不能绝对分离的。从经济和政治的最基本关系来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经济和政治的最基本的定义。经济所以是政治的基础,这是因为一切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决定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然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更,全部社会的政治关系(包括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政治冲突、党派斗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对立。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虽然是在一切因素交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但是,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不断完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判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与失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只有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巩固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或最终意义上决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一个阶级的最根本的、最重要、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必然集中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并通过政治(包括政治观点、政治制度等)来得到满足、维护和保证。任何一种经济基础、经济制度,都有同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观点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政权机构。例如,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以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专政,就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不管具体形式如何,总是由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和产生的,但它又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一旦产生以后,就积极地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以维护和保卫资产阶级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这就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资产阶级经济服务的。

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就是必须从被雇佣、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剥夺剥夺者,实行公有制,使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此,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使经济上彻底解放。这说明无产阶级政治,也就是无产阶级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的表现。

以上情况说明,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是互相作用的辩证统一。但“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恩格斯),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经济是基础,是根源性的,否定了这一点,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成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了。但是恩格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起决定性的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特别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国家政权,又反转来对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决定性的反作用。否定了这点,则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是机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过:“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中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重点是引者加的)(当然, 这种决定性的反作用,仍然属于反作用的范畴,归根到底是属于派生的,这和经济作为根源性的决定作用是不相等的,所以,这仍然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列宁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原理,并强调指出:“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第3版第4卷第407 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占首位”的含义,当然不是从根源性或最终意义上说政治可以决定经济,而是说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主要是国家政权,一旦产生以后,就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反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列宁说:“因为问题只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08页)很清楚, 列宁的“政治占首位”的原理和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

既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所以,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又是为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这三种斗争又以政治斗争为最高形式。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阶级利益得到满足。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种错误的经济主义的思潮,他们鼓吹经济斗争有头等重要意义,而否认或轻视政治斗争的意义。他们鼓吹“政治冷淡主义”,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严肃地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3 页)列宁在和俄国的经济派斗争时,指出经济派把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了解”为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说什么对每一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了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但是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经济斗争。因为,经济斗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不能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历史经验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67 页)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政治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基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是无产阶级政治的最本质、最主要的内容。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已掌握了国家政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政治的内涵,除了国家政权和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方面的政治。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归根到底,集中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并通过经济建设来满足。所以,十月革命后,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镇压资产阶级的武装反抗,而到了1920年底,当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军事战线上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列宁特别强调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强调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指出,如果这时还把政治仅仅理解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会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因为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政治任务。主要的政治任务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即列宁说的“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参阅《列宁选集》第3版第4 卷第308—309页)

这里所说的“经济方面的政治”,我的理解,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说,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经济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则经济建设本身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第二是指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们指明党的各项工作的政治方向,调整各个阶级、阶层和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集中反映,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列宁说过:“政策就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的。”(《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7 页)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特别是党的基本路线或总路线和总政策,它是规定各项工作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三,是指经济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的工作的贯彻和完成,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工作武装夺取政权是党的中心任务,那时我们党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军事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建国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而政治工作又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去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经济方面的政治这三层含义,既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来说的,“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语),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的集中表现。所以,它本身就成为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但是,这并不是说,既然经济建设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那末,就只要埋头搞经济建设就行了。恰恰相反,为了更好地完成经济建设这一最大的政治任务,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否则就会迷失政治方向。所以,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这就是要讲经济方面的政治的第二个层次的含义问题。 也就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和加强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的问题。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它既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的集中表现,那么就有可能而且也必须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交给群众,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来积极完成,同时也在群众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这就必须注意加强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任务的完成。这就是经济方面的政治的第三个含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这一命题的精髓之所在。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政治,就是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因此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就是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切实关心、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最大利益,时刻不能脱离群众、对待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剥削阶级统治制度,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也不断会出现新的变化。同时,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长期存在。因此,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仍然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经济的政治以外,也是离不开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的。1979年3月,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问题。并强调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思想理论工作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如此。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国内外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进行的。我们既反对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要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但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不能离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只埋头搞经济工作而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从理论务虚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提醒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讲政治。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8年,在天津讲话时又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1989年的动乱我们记忆犹新。针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这里所说的大小气候,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要颠覆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动乱“精英”,也要颠覆我们的国家。“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条,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语)。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1989年9月,陈云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提出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问题。他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并没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陈云文选》第3卷第370页)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指出: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江泽民同志1991年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回顾我们党七十年的光辉历史,提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2页)这就是我国新时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政治形势。

苏东解体以后,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东方。他们鼓吹苏东的解体和演变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宣称还要在东方“争夺最后一战的胜利”,矛头直指中国,要“西化”、“分化”我们。他们对中国实行颠覆、遏制与接触、交往的两手战略。而颠覆、遏制是主要的一手,“接触”、“交往”或“参与”归根到底也是为“颠覆”、“遏制”服务的,是通过“接触”、“交往”、“参与”来达到“颠覆”和“遏制”的目的。

为了“颠覆”和“遏制”我们,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上挑拨离间,企图分化我们。臆造“中国威胁论”。离间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打“台湾牌”,允许李登辉访美,直接间接地制造两个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充当“世界人权卫士”,搞人权外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实质是全面抹煞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搞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美国的人权外交已经完全歪曲了人权的本来意义,成为“西化”、“分化”我们的一个突破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西方推行文化侵略和渗透,大搞意识领域的攻心战。面对国际斗争这一严峻形势。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麻木不仁。所以,不讲政治不行,不警惕不斗争也不行。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不仅是国际斗争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国内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好,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形成长期拉锯战的形势。近几年来在国内的主要报刊上已很少见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却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大中型企业改革问题上,公开的或隐蔽的鼓吹私有化和“趋同论”,有意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企图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取代和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实际上是企图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他们否定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区别,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由否定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明晰为借口,主张通过股份制把产权量化到个人,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资产者为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公有制经济的维护和控制。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在意识形态上,鼓吹用西化和儒化来挤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所谓“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等庸俗文化消解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等。

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影响,使我国社会意识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使得有些人变得是非不分,美丑不辨,黑白颠倒;把社会主义新生的东西说成“传统”的旧东西,而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沉渣,当成是新事物。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抛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把极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作为生活的主旋律,如此等等。而这些所谓新观点,大都是在“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下出笼的。这就清楚地说明所谓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淡化无产阶级政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强化资产阶级政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已。所以,淡化政治、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当前,反腐败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要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信念坚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艰苦奋斗,作风廉洁,清除腐败。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有些腐败现象还在发展,一些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纠而复生,党内监督措施不够有力。江泽民指出:“在反腐败问题上,今后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斗争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结合起来。”(《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1月17日)要做到这一点,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严以律己,防微杜渐。反腐败问题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需要另一篇专门文章来探讨。

总之,以上情况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仍然是当前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讲政治,特别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包括经济方面的政治和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一定要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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