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叛徒论文,真相论文,十一人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到处网织罪名，肆意打击、迫害老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他们迫害老干部，制造的一起大冤案。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八九月间北京的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
1936年3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30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60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年7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雁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3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信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们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样祯留在门外瞭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9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开始局部反攻。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正着手进行。
宝塔山下，春风杨柳，红旗飘飘。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论，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却又将它作为一桩历史疑案，重新提出，纯属别有用心，无事生非。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欺骗各中央委员。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40人健在，其中有22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当时不但这40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更有甚者，江青、康生一伙怕张闻天如实说出当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议的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并关押监护。
1968年4月的一天，两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了张闻天。来人自称是“康老”派来的，他们严厉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原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之前曾向张闻天追问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没有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自己批准的。于是，祸从天降。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将张闻天夫妇带走，实行关押监护。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监护才被解除。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正义终会战胜邪恶，问题总会水落石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此，“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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