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心理的跨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人类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早期的文化与人格研究
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文化的进化或对某个民族早期文化的重构，对文化中的心理问题很少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个人在文化中的作用（文化存在表现于个人的行为中，文化规则又经由个人传递下去），因此，要深入理解人类文化，就不得不触及文化中个人的心理层面。另一方面，科学的心理学自1879年由冯特（W.Wundt）建立后，进展迅速，影响日彰， 这自然波及到发展中的人类学。
在早期心理学的诸种理论中，人类学家对精神分析最感兴趣。精神分析学者重视人格问题的研究，强调早期经验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人类学家则想弄清个人是如何接受文化的，文化又如何经过个人传到下一代，这样，他们就在心理学的人格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于是，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研究的思潮便孕育而成。
这方面的大规模研究工作是在美国人类学的舵手博厄斯（F.Boas）门下展开的。博厄斯很早就倡导对文化中个人行为的研究，在他的学生中，萨丕尔（E.Sapir）在进行语言研究时便注意到人类的各种无意识行为，因此呼吁人类学与心理学联姻；后来成为民族心理学派主将的本尼迪克特（R.Benedict）与米德（M.Mead），在做学位论文时，就大量运用了心理学的理论观念与分析方法，而米德本人更是在修完心理学硕士课程后转入人类学的；作为博厄斯继任者的林顿（R.Linton），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阵地，引进卡迪纳（A.Kardiner）等精神分析学家，正式开始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合作。
林顿与卡迪纳等人经过共同研讨，形成了早期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最著名的是他们二人提出的基本人格类型（basicpersonality type），“是指一个社会（或文化）中的每个成员在人格方面所共同具有的元素”〔1〕。卡迪纳认为， 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具有共同的人格面貌，原因是这些人具有共同的早期经验。林顿认为，基本人格类型使得社会成员在涉及他们共同的价值时，能产生情感上的一致反应。
与基本人格类型相关，卡迪纳提出了制度问题。此处制度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得到传递、认可，一旦违反或越轨就将给个人和集团造成障碍的思考和行为的模式”〔2〕。他将制度分为两大类， 一是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包括有关育儿方式的文化侧面，如哺乳和断乳的方式、排泄训练、性的教育、家庭结构和规模等；另一个是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包括宗教、民间传说、神话、艺术、禁忌等。而基本人格则是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间的中介、联系物，社会的初级制度塑造了其成员的人格特征，即基本人格，而次级制度又是基本人格的反映或投射。
制度问题的提出使育儿方式（child rearing）在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地位被突出出来，林顿等人经过大量研究形成如下推论：“1.个人的早年经验对其人格有着持续性的影响， 特别是对其心理投射系统（Projective systems）的发展。2.相似的早年经验会使受其影响的人产生类似的人格形态。3.虽然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中的儿童教养方式都不致于完全相同，但是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会受其文化的影响而有类似的儿童教养方式。4.每个社会受文化影响的儿童教养方式均与其他社会不同。”〔3〕
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中又发展出国民性或曰民族性的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于想了解盟国及其敌人的动机和态度以获得战略优势的需要，这类研究在大范围内得到促进。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是指在文明国家内通常的人格类型（the average personality type）。据Robert Redfield 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民族（people）的民族性，或它的人格类型，乃是见于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类型’”〔4〕。这个概念， 与基本人格类型颇多相通之处，因而学者们在进行国民性探讨时，仍然采用了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基本假设和方法。
二战中国民性研究最负盛名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所做的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即《菊花与军刀》）。在战争结束前，美国便着手制订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因为同属西方文化圈，故美国对德国较了解，但对日本在战争中的许多表现却大惑不解，至于战后如何管理日本，更是茫然无措。本尼迪克特受委托完成的这份报告指出：日本投降后美国不能直接统治，而应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的组织机构。战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正与这份报告相符。
在《菊花与军刀》中，本尼迪克特注意到日本国民性的双重性，即既有温柔善良的一面，也有凶狠残暴的一面。她分别以菊花和军刀作为这两种性格的代表，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她运用了其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理论来分析深藏于日本人外显行为之中的日本文化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她从日本人的育儿方式上进行了探讨〔5〕。
《菊花与军刀》于1946年整理出版，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此书1948年译成日文，一纸风行，在日本学界反响强烈，日本民族学会出版的《民族学研究》在1949年曾以一期的全部篇幅刊登讨论此书的文章。日本学者对此书大为欣赏，他们指出：“关于本书首先要谈的是著者令人惊叹的学识能力。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6〕
但在欣赏的同时，日本学者也指出了《菊花与军刀》一书的缺陷，例如：没有考虑存在于日本人集团内部由于阶层、职业、年龄等因素产生的差别；主要以明治时代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未注意从明治时代到现在的变迁；太简单地依赖于模式化的精神分析性解释，在历史的思考和政治学经济学的分析方面，有很多缺欠之处；把作为理想类型的“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情混同在一起〔7〕。
这种批评，不仅对本尼迪克特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是适用的，它也指出了同类研究的通病。在50年代对早期文化与人格研究及国民性研究的反思中，一些学者提出诘问：育儿方式或濡化方式对人格影响到底有多大程度？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的研究结论能否概化为普遍的行为理论？一种文化是否只有单一的人格结构？尤其是一个现代国家，文化十分复杂，内部差异极大，且在不断变迁，能否只用一二个标签标明其国民性？
针对以上问题，人类学家在5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对概括国民性的热情逐渐降低，开始重视微观的研究。而为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的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例如 1953年出版的《儿童教养与人格》一书，便是怀廷（j.Whiting）和柴尔德（L.Child）运用默多克（G.P.Murdock）在耶鲁大学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中的几十个不同地区的民族志材料所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1.它关心文化如何透过文化而整合的过程。2.它倾向于验证所有社会的人类行为之一般假设，而不是对某个社会之深度了解。3.它使用了统计学的相关法（correlational method）来验证假设。4.它以心理分析理论为假设的主要来源，而以一般行为理论的概念去构作假设。”〔8〕怀廷等人又以此研究为契机， 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六文化计划”（ Six Culture Project），这项计划自50年代发动，对其资料的分析延续了二三十年，对心理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心理学的发展也促使人类学家开展反省。如动机与行为的研究，证明二者间并不是单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许多个别的差异。因此，相似的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同的人格结构。受此启发，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同一社会中的不同人格类型，即由阶层、团体、年龄、性别等因素导致的人格差异。
二、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早期的国民性研究固然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不同民族间性格的差异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极为久远的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各民族的独特性就表现出来，因此“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还有“正常的儿童”〔9〕。譬如，中华文化所特有的重视天人和谐的民族精神，就可以在人类最早的口头创作——神话中发现其踪影〔10〕。
一个国家或民族因外力压迫而感到危机时，最容易对自己的国民性、民族性开展反省，中国近代以来屡遭外国列强入侵正提供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条件。本世纪初年，一批有识之士将中国与世界强国比较，发现差距，求其原因，认为不外乎国民性的不同。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即称中华为“沙聚之邦”），非改造国民性不足以振兴。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也是意图从治疗国人性格上的病态入手而立国强邦。
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议论中，以鲁迅先生的见解最为深刻，影响也最大。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开始思考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1〕鲁迅当时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2〕。因此，鲁迅一生便以立人、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鲁迅的议论，主要偏重在民族劣根性上，其“意在复兴，在改善”。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就是在批判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 鲁迅在其一系列著述中，无情剖析了国人自私、狭隘、守旧、愚昧、迷信、散漫、浮夸、自欺、奴性、崇洋诸种心态，对中国国民性做了较全面的清理。
更为系统的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是由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做出的，从事这项工作的有费孝通、许烺光等人。 费孝通在1943年至1944年赴美访问期间，不断为国内一家周刊撰写访美随感，此即后来成书的《初访美国》。在这些随感中，费孝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去观察美国文化和美国的国民性，他认为，“中国和西方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在于，西方不断追求，中国满足现状。”〔13〕他访问了米德，他们的话题涉及到文化与人格的问题。而费孝通在编译米德《美国人的性格》一书时，更明确表示了要研究中国人的性格的愿望：“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一一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这一本《美国人的性格》不过是这项工作所做的微小的准备。”〔14〕
果然，一年后费孝通完成了《乡土中国》一书，该书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要了解这社会，应首先把注意力放到乡下人身上，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5〕。这本书是为了回应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而作的，费孝通指出：“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16〕
许烺光是另一位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研究的学者， 他对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国民性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纵观当代人类学界，国民性研究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应该首推许烺光。 尽管同行们对这一领域已缺乏兴趣，但他依然在进行着执著的研究。”〔17〕40年代初，他从英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云南时就曾写出《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等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
许烺光赴美后，又于50 年代初推出《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的力作。他在分析了中美两国艺术、两性、婚姻、儿童养育、英雄崇拜、宗教、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生活方式后，总结道：“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大约可以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的系列：首先是，美国方式强调个人，即一种我们称之为个人中心的特征，这与中国强调个人在其同伴中的恰当地位及行为的情境中心适成对照。第二种基本对比是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情绪重心与中国深思熟虑的趋向适成对照。”〔18〕
在坚持国民性研究的同时，许烺光也注意了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例如，他吸取了霍贝尔（A.Hoebel）在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的“基本假设法”，又在亲属研究中提出“二人关系”（dyad）的概念，并以此入手推论中国及其他大而复杂国家的国民性〔19〕。他还建立了心理社会稳态（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的理论来分析中国人的性格〔20〕。他深信国民性研究终将在人类学领域复兴。
中国国民性研究的最新趋向是科际综合，即联合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力量协同攻关。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和人类学家李亦园合编的《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次历时一年的科际综合性讨论，参加者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精神医学家等，其研究有问卷式调查，有对行为的观察，有文化经典的研讨，有对民间故事的分析，试图从多角度多层面揭示中国人的性格〔21〕。
三、文化与变态行为
虽然有许烺光这样坚持开展国民性研究的学者， 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去归纳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较具体的行为上，
其中对变态行为（abnormal behavior）的跨文化研究就是引起学者兴趣的一个课题。 研究变态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它予以界定，对人类学家来说，关心的是变态行为在不同文化中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美国的博厄斯学派是主张文化相对观的，本尼迪克特认为：“无论哪一方面的行为，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标准都千差万别，乃至竟如正反两极。”〔22〕如此说来，变态行为的标准在不同文化中也是不同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例如，妇女袒胸露背，在一些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正常行为，但在伊斯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过分暴露，是一种异常行为（裸露癖）。又如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常有某女子男妆到学堂念书或赴京赶考一举成名的描写，这被视作求知或上进的合理行为而加以赞颂，但在有的国家中，这种举动却有可能被看成是异性装扮癖。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造成一些独特的变态行为。例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过去有一种谓之“缩阳症”（koro）的心理异常，一些当地人相信，男人的精子是身体的精华，房事过多，就会严重损害身体，当他们受到严重的心理挫折和打击时，就会害怕阳具缩小，甚至会缩入体内因而丧命〔23〕。
类似缩阳症的独特变态行为，人们还发现过一些，较著名的如极地歇斯底里（Arctic hysteria）、拉塔尔病（Latch）、萨卡病（Saka）、比普罗库特病（Piblokto）、亚霍克病（Amok）、温德科病（Windigo）〔24〕。学者们经过研究相信，这些独特的变态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特定文化影响的。
我国医学工作者所做的跨文化精神病学（ cross- cultural psychiatry）研究也发现文化背景对变态行为的影响。 他们调查了云南德宏州5个县112个自然村的2.7万余人， 发现傣族的精神病比较少，景颇族的精神病相对较多，而阿昌族中精神发育不全者较多，这与各族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有关〔25〕。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造成了精神病患者症状的差异。如我国桂北红瑶地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之一就是整日嘟囔着鬼师念的经文，鬼神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变态行为也带上了宗教的色彩〔26〕。
国外的有关研究也证实不同的文化对变态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极大的影响。譬如，就幻觉（hallucination）的内容而言， 一般都是患者在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经历过的，变态行为“可以从病人过去的全部生活经历中找出它的深刻根源”〔27〕。有人调查发现，在巴西的巴伊亚地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精神病患者会有受电流影响的幻觉，而社会地位较低下的患者却无此幻觉，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关于电的知识。在非洲一些地区的调查也得到同样的结果〔28〕。
这样一来，文化的差异便对变态行为的分布产生了影响。一般认为，文明程度越高，社会越复杂，人们的紧张情绪也随之增加。例如，都市化的过程使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了拥挤、噪音、贫富两极分化、歧视和犯罪等，这都可造成人们的紧张状态。一些学者在纽约的调查发现，大都市的中心区人们的紧张情绪更为常见，心理异常的比例也较大〔29〕。阶层的差异也影响心理异常的分布，在美国和台湾等地的研究证实：下层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高；而在上层社会中，躁狂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30〕。
文化因素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待心理异常的态度有着差异。在东方国家，人们倾向于把心理疾患说成是生理疾患，而在西方国家，人们有了不舒适的感受会很快联想到是不是心理上的毛病。在美国，一个人有个心理医生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事，而在我国，人们常把有心理疾患看作是一件羞耻的事，多数人在找心理医生时遮遮掩掩。另一方面，“就像文化引起特有的紧张一样，文化也能提供消除紧张的机制”〔31〕。一些发达国家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专职医师来治疗心理变态，而在没有专职精神科医生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系统往往也发展出独特的治疗手段。有研究者在与非洲巫医一道工作后，从命名过程、医生的个性、病人的期望、治疗技术等方面经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巫师同精神病学家治病使用的是同样的机制和技术，而且都获得同样的效果〔32〕。
不过，变态行为受文化制约只是问题的一面，因为文化毕竟只是判定变态的指标之一。“与那些认为变态性存在着跨文化变异的人相对应，最近的一些研究人员相信他们有证据表明，在精神病问题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跨文化一致性。”〔33〕变态心理学家也指出：“比较严重的精神异常，如系统的幻觉、妄想、严重的精神和行为的障碍等，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都可能被确诊为病态。”〔34〕对于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变态行为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讨，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精神病症状既有跨文化的共同模式，也有地方性的文化差异。”〔35〕
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人类心理的观察、剖析，无论是称作跨文化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或心理人类学，都是一方极具价值的研究园地。我国学术界有过对民族性、国民性研究的传统，民族学、心理学亦曾长期开展对民族心理素质的探讨，我们目前所应该做的，就是要加强各学科间的联合，尽力吸收域外最新研究成果，更为深入细致地检视中国人心理的各个层面，同时在广泛比较的基础上，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
注释：
〔1〕〔4〕《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 971年版，第204、92—93页。
〔2〕[日]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3〕〔19〕转引自许烺光：《文化人类学新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9页，第8、9章。
〔5〕[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军刀》（中译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日]川岛武宣：《评价与批判》， 见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军刀》（中译本）附录。
〔7〕〔24〕[日]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43—147页。
〔8〕许木柱：《心理人类学研究晚近的发展趋势》， 台湾《思与言》13卷5期，1976年。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10〕钟年：《天人和谐——中国古神话透露的信息》，《东方》1994年第2期。
〔1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
〔1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3〕[美]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14〕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5页。
〔15〕〔16〕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 、97页。
〔17〕〔28〕〔30〕〔31〕〔35〕[美]V ·巴尔诺：《人格：文化的积淀》（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538、563、573、561页。
〔18〕[美]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20〕[美]马塞勒等：《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1页。
〔21〕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4号，1974年。
〔22〕[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23〕〔27〕〔29〕〔34〕张伯源、陈仲庚编著：《变态心理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93、91、90、95页。
〔25〕万文鹏：《试论跨文化精神病学》，载《医学心理学文集》第1辑，1979年。
〔26〕钟年：《广西融水红瑶婚姻、家庭及习俗心态调查·心理特点》，《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7辑，1987年。
〔32〕〔33〕[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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