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信仰现状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从我国信仰现状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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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成穷说过:“人生在世,总是从事着、烦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最后似可得到最基本的两类,也就是人生的两个维度:求生存与求生存的意义。”[1]这两种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求生存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人首先必须生存,然后才能谈其他的事情。但人对生存意义的需求更为重要,没有它人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内涵,而成了纯粹的动物。人生意义有很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因此,我们关注人生意义时,首先必须重视人们的信仰。

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求生存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信仰问题。“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使我们意识到我国一部分人中确实存在着信仰危机。这种现象迫使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仰状况做一次深刻的剖析,同时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

一、对我国目前信仰状况的分析

信仰状况纷繁复杂,总的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1.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地位和一少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坚定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信仰,它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理论,并且得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马克思主义不仅在革命时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它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仰保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是党的三代领导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理论产物,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占核心地位的信仰。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意识非常淡薄,甚至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据调查,在四川范围内参加修炼‘法轮功’的党员占修炼者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相当一部分在职干部党员和曾担任过一定职务的离休党员成了‘法轮功’的骨干。1998年以来,四川‘法轮功’练习者九千人以上大型聚会和今年‘4·25’被我们成功阻止的15起大型聚会,其组织者大都是党员干部练习者。”[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不正确。“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真理体系或知识体系,只主张对其进行所谓的‘学术性’的研究,只强调对其从科学认识或学理层面上进行深刻的理解或正确的认识,质言之,只把它诉诸理论领域或层面”[4],这样只是使理论层次较高的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忽视了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信仰体系,甚至作为一种像圣经一样的宗教信仰体系,只主张对其加以崇拜,加以朴素的、盲目的,甚至一种本能式的相信(迷信)”[5],把马克思主义终极化了,忽视科学性和发展的必要性。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实际上使我们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其次,苏东剧变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发出了“社会主义还能在中国撑几年”的疑问。殊不知,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倒退,而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它从反面证明了:不按社会主义的规律办事,任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再次,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一部分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早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在上海视察时指出:“不要认为一提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

2.宗教信仰的兼信状态和宗教意识的淡薄

谈到信仰不能不提到宗教信仰,毕竟在我国有一亿以上的人在信仰宗教。所谓宗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相信,《辞海》认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一般的相信只能一时对人产生影响或只能影响人的生活的某一部分,而宗教信仰则对人的整个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良好、正规的宗教信仰使人向善,培养真诚、助人为乐等优秀品质,使人对各种邪恶思想有较强的抵抗力。然而,有一种情况值得人们重视。在我国有一部分人不是笃信某一种宗教信仰,而是对各种宗教信仰都兼而信之(简称兼信)。所谓宗教信仰的兼信状态是指并不是确定地信仰哪一种宗教,而是对各种宗教信仰都相信一点,对哪一种都不是笃信这样一种状态。这种兼信状态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它是对各种宗教信仰都相信一点,那么它必然缺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主宰,导致人对事物的判断没有固定的标准,缺少基本的判断力,最终使人的信仰没有归宿。人生在世总是希望在内心里有一个根据、尺度,而兼信状态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因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在潜意识里渴望、寻求这种固定的尺度。这样人们对外界的各种邪恶思想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法轮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兼信状态主要发生在一部分汉族民众中。在少数民族中很少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国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宗教信仰。比如藏族和蒙古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因而不存在信仰的兼信状态。宗教信仰的兼信状态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伴随着历史上民族、文化的融合产生的。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民族众多,因此各种宗教信仰也很多:道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天主教、基督教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华文化体系的巨大包容性,各种宗教思想都交融于庞大的中华文化体系中。这种文化的交融现象造成了一部分人不确定地信仰哪一种宗教,而是各种宗教思想都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人们信仰的兼信状态。体现各种思想融汇、交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朝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了。在这本小说中,佛、儒、道、封建迷信等思想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另外,处于兼信状态的人的宗教意识又是非常淡薄的。他们对宗教、命运采取“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烧香、拜佛一般都是一时兴起,或者“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虔诚的宗教意识。平时并不热衷于求神拜佛,但一旦有需求或遇到灾祸厄运时,则不管什么神仙菩萨、鬼神上帝,都可以拜上一拜,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了。

宗教信仰的兼信状态和宗教意识的淡薄是相互作用的:信仰的兼信必然使人们对各种信仰都是浅尝辄止,宗教意识的淡薄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宗教意识的淡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信仰的兼信。

3.信仰的世俗化

所谓信仰的世俗化是指人们对人世间的存在物或存在者(尤其是金钱、权力等)的无限尊崇。世俗化的信仰是一种层次极低的信仰,是对金钱、权力等人世间的东西的一种无限向往。具有这种信仰的人一般都宣扬金钱、权力万能论,不择手段的去获取这些满足个人欲望的东西。权力腐败、经济犯罪等现象就是拜金主义、权力万能论的典型表现。这种信仰的世俗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得从信仰的价值结构谈起。“信仰价值张力结构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二级超越过程。这种二级超越过程是由信仰的本质决定的。信仰是人的一种自我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一般性的超越,而是一种终极性的超越;信仰是对理想的一种关怀,但这种关怀不是一般性的关怀,而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信仰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掌握,但这种掌握不是一般性的掌握,而是一种超越性的掌握。这就是说,信仰最为独特的本质和功能,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超越、关怀和掌握,而是一种终极性的超越、关怀和掌握。”[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呈现为一种两级超越过程。第一级是一般性的超越,即对人世间的存在物或存在者的崇拜;第二级是在终极目标的感召和引导下发生的在一般超越基础上的再次超越过程,即终极超越过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受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许多人就停留在或退后到一般超越阶段,这就是信仰世俗化产生的根源。

4.封建迷信思想一定程度存在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持久不衰。建国后,对此做了比较彻底的清算。但是,迷信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彻底消失。迷信思想还比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的地方尤其是农村迷信活动还比较盛行。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从上述对信仰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有坚定的信仰,但也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信仰危机。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在现实与理想的基础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现实与未来的一般学说。它既是一种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信仰,是科学理论和科学信仰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总是能够不断地从现实世界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地做出新的发展(比如毛泽东、邓小平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创造性的运用),因而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信仰,它所描绘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通过人类无止境的实践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基础上实现了终极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理想性信仰,它一方面使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确信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的最高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从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又使人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它必须通过人类不断实践方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想性信仰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和灵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没有方向和目标。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为核心,建构人们群众的坚固的信仰体系,这样才能避免信仰危机,使各种邪恶思想没有可乘之机。对于信仰教育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不去占领,那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所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教育军队和群众,凭着先进的理论武装,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8]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9]因此,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的教育同社会经济活动紧密联系,体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等理论,指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根植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然而,有一种现象我们应当特别重视,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我国经济的发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同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对这种现象,复旦学者陈学明这样描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同时又是十分巧妙地不是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是证明其失败。他们竭力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通过肯定前者来否定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征服力。”[10]因此,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教育与社会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最后,在人们有较迫切的信仰需求的情况下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人们的信仰选择的能力。一部分人的信仰危机状况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这部分人有迫切的信仰需求。信仰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为人人需要,这种状况对于那些处于信仰危机的人来说尤为迫切。在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产生信仰的兼信状态和使信仰向世俗化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就是这样转化而来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信仰需求,并增强信仰选择的能力,摆脱信仰危机,自觉抵制邪恶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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