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政策论文,基础论文,产业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国际产业分工方案比较研究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设计方案分析入手，对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的重点应放在传统的规模经济产业上；对成熟的规模经济产业，主要运用国内市场，改善贸易条件；对发展中的规模经济产业，则应尽量不干预。
战略性贸易政策系指一国政府对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实行扶持政策，以期获得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垄断利润。其实质是产业组织理论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延伸、发展和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除了要克服产业政策推行的两大传统难题，即政策制定的信息不完全和植根于政治经济现实的政策寻租问题外，还涉及到国际分工和产业协调的问题。因为根据对策论研究的成果，如果有两个国家同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持政策，必然会产生过度竞争，导致“囚犯困境”的出现。战略性贸易政策自然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
因此本文研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基础，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合理国际分工的原则。
一、现有国际产业分工方案比较研究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的方案，主要有小岛清模式和巴格瓦蒂模式两种。
（一）小岛清模式
图1：成本递减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图1表示Ⅰ国和Ⅱ国X、Y两种商品的成本递减曲线，实线的高度表示两国分别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成本。假定X商品全由Ⅰ国生产，Ⅱ国把X[，2]量的市场提供给Ⅰ国。Y商品全由Ⅱ国生产，Ⅰ国把Y[，1]量的市场提供给Ⅱ国。两国这样分工，进行专业化集中生产之后，如虚线所示，两种商品的成本都明显下降，两国都取得更多的贸易收益。此外，如果把随着成本、价格的下降两国需求会跟着增加的情况考虑进去，实际效果会更大[①]。
小岛清模式要求贸易国进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各国专业化于不同的规模经济产业，双双获得垄断利润。如果条件允许，这是一种很理想的分工方案。但这种分工模式有3个缺点：第一是在协议性国际分工中可能存在以强凌弱的现象，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使弱国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使弱国失去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的动力。第二是由于规模经济产业具有垄断利润，参加分工各国都具有建立独立的规模经济产业的倾向。即使订立了国际分工协议，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卡特尔式的背叛。第三是现实经济中必须存在足够数目的规模经济产业以供各国瓜分，且这些规模经济产业对经济影响程度大致相同。否则由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国际分工协议很难达成。
（二）巴格瓦蒂模式
巴格瓦蒂认为，现代经济中的规模经济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既代表了一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又是一国现代化的象征，各国都想竭力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很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如果各国都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扶持政策，则必将形成过度竞争的囚犯困境，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巴格瓦蒂仍然主张政府不干预规模经济产业分工，让各国企业自由竞争，自然形成规模经济产业的国际分工秩序，并且允许其它国家对采取干预措施的国家进行报复[②]。
巴格瓦蒂的方案也有两个缺点：一是不现实。规模经济产业作为垄断产业，在各国受到普遍的干预。完全取消所有干预措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二是完全否认了扶持政策的有效性，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在特定的条件下，政策扶持确实能促进规模经济产业发展。安全忽略政策变量对规模经济产业的正面作用，显然不够客观。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设计方案
针对小岛清模式和巴格瓦蒂模式的不足，笔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设计应该具有如下原则：
（一）开放原则
新贸易理论证明了自由贸易经济优于封闭经济。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只有立足世界市场，才能建立真正的规模经济产业。否则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只能降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应当坚持开放原则，维护开放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将民族工业的合理保护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二）效率原则
判断国际分工效率的标准应该是能否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在次优世界里成本最小化地重建世界一体化均衡，而不是规模经济产业分布的广泛程度。规模经济产业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对各主权国家都有极大的诱惑。所以判断效率的标准只能从世界的角度而不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设立，毕竟规模经济产业的分工模式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由于市场分割等原因，仅仅根据被扭曲的价格信号来判断产业比较优势，也不尽合理。但竞争规律的存在，最终仍然会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只不过在规模经济产业中，竞争已远远地超出了价格竞争范畴，包括了广泛的非价格竞争。由此可见，虽然通过贸易和分工重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均衡的路径很多，但仍然存在着成本最小化的最优路径。因此巴格瓦蒂主张放弃政府干预，从原理上讲，可以说无懈可击。只不过需要把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规则，和现有各国的产业组织管理政策协调起来。
规模经济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损害效率。首先，规模经济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企业并非越大越好。其次，假如垄断长期存在，势必降低企业的进取精神和企业家创新才能，降低企业效率，也使垄断利润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垄断产业的产出永远无法达到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这无疑是一种效率损失。因此各国政府管制包括规模产业在内的垄断产业，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管制也存在成本，因此改进现有的垄断产业管理政策，降低管制成本十分必要。为此有必要对各国反垄断立法进行广泛的改进，如放任厂商差别定价、加强对垄断厂商和行为的长期和弹性管制、促进企业的分工与协作等。如果条件允许，应尽可能使各国政府放弃对垄断产业，包括战略性产业的扶持。因为只要有充分的经济刺激和差别定价的权力，垄断厂商的努力就足以成功地建立起战略性产业，根本不需要过多的政府干预。日本的摩托车、家用电器等产业就是在几乎没有什么政府支持的条件下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因此至少在建立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秩序之初，应该采用巴格瓦蒂所描述的产业自然选择过程。等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以后，才可以考虑允许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产业的国家进行适当的政策扶持，这样才能形成较为合理的国际规模经济产业分工秩序，进而找到重建世界一体化均衡的最优路径，达到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公平原则
确保贸易利益在各国公平分配的公平原则，可能是保证规模经济产业能在国际间合理分工的最重要原则。规模经济产业的对策论研究成果表明，一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推行，是以其它国家放弃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产业，从而蒙受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和贸易利益损失为前提的。如果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对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不进行贸易利益的足够补偿，那么各国势必竞相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结果将是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大战。因此规模经济产业的国际分工要求对处于竞争劣势的国际贸易利益补偿。贸易利益补偿主要采取两种方式：1.使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贸易条件不发生过度恶化；2.在适当时候，使企业家创新来源在不同国家间转移。总之只有使非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产业的国家，从分工中的得益超过从封闭经济中的得益，那么通过推行战略贸易政策，建立稳定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秩序，就是可能的。
总之，通过改革各国反垄断立法和制定规模经济产业国际竞争规则，来寻找重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均衡的最优路径；确保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应该是设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三大原则。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中国
发展中国家运用新贸易理论有一系列较为严格的约束条件。首先，发展中国家缺乏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基础。一般来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规模经济产业垄断利润产业的源泉，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全等因素，最为缺乏的资源就是企业家才能，因此发展中国家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家推动。其次，发展中国家缺乏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财政手段。财力不足，公共财政制度不健全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这使得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扶持力度，明显不如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对策论的进入制裁模型，很容易得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国际分工秩序的结论。
由于以上原因，实践中指导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仍然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假定之上的H—O模型。发展中国家得自国际分工的利益，也仍然是植根于国家间自然差异的要素禀赋，而不是规模经济。克鲁格曼教授也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管理政策，基本上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因此发展中国家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十分谨慎。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限制在我国也存在。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其独有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的产业，又有技术水平先进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部门。因而在局部领域有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兼之国内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如何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有着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
但中国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潜力有限。因此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尽量避开与发达国家产业发生战略的冲突，应当成为我们制定相关政策的原则。
按照产业发展的成熟程度（以技术成熟程度和市场潜力为标志），规模经济产业可以分为3大类。第一是传统的规模经济产业。如造船、钢铁、铁路建设以及部分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如煤炭）等。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变成名符其实的夕阳工业，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在这方面丧失了比较优势，我国如果对该类产业进行政策扶持，遇到外界阻力相对较小，政策成功的希望较大。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钢铁产业的技术水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所以应对该类产业重点实际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出口政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第二是成熟的规模经济产业。如汽车、电力、机电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该类产业是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吸收了这些国家绝大部分的生产要素，其国际竞争力分布状况，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该类产业一贯是发达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中国如果也相应对现行的规模经济产业进行扶持，其效果有可能因发达国家的对等行动而大打折扣。但如果考虑到该类产业正日趋成熟，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改善贸易条件，还是大有可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国政府在飞机采购中，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采取灵活策略，就曾有效改善了我国外交、外贸环境。这实际上就是利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以尽可能多地获得贸易利益。第三是发展中的规模经济产业，这是本源意义上的战略性产业，如飞机制造、半导体和信息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生物工程和海洋开发等。该类产业技术上尚未完全成熟，市场潜力和风险很大，其开发成功与否可决定各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主要方针应是尽快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联盟，以一个潜在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使发达国家加快技术转让，尽量避免恶化贸易条件。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的规模经济产业上。对成熟的规模经济产业，主要运用国内市场，改善贸易条件。对发展中的规模经济产业，则应尽量采取不干预政策，以此换取发达国家对转让传统规模经济产业的支持，而且可以让发达国家承担探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成本。只要贸易条件不过度恶化，待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得到更大提高以后，一举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应当是中国理性的战略性选择。
注释：
①薛荣久主编：《国际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杰格迪什·巴格瓦蒂：《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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