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游戏内外
—— 罗歇·卡伊瓦游戏理论述评
程梦稷.
一、游戏研究的理论路径
法国社会学家罗歇·卡伊瓦（Roger Caillois）① 由于法语名Roger Caillois在中文资料中受到英文拼写的影响出现了诸如凯罗伊斯、凯洛瓦、凯哇、卡洛斯等译名，本文统一采用《国际社会学家辞典》（联邦德国）伯恩斯多夫（Bernsdorf，W.）/克诺斯普（Knospe，H.）主编，王蓉芬，孙英珠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和法音比较接近的译名“罗歇·卡伊瓦”。 1913年生于法国兰斯，1978年卒于巴黎，他在原始文化、游戏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如《神话与人类》（Le Mythe et l' Homme，1938）、《人与神圣》（L'Homme et le Sacré，1939）与《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1958）等等。卡伊瓦曾在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习社会学，后来又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进修，与人类学家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莫斯（Marcel Mauss）等人交往甚密。1937年，他与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一道建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的学术团体，并创办刊物《无首领》（Acéphale）。这个学术团体回应当时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思潮，把神话作为窥探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窗口，强调对原始社会、文化仪式等内容的研究，并由此来讨论现代社会中非理性的意义所在。卡伊瓦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方面展开学术研究，而且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在思想倾向上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卡伊瓦一度暂停学术活动并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先后接受了伦敦解放委员会和法国临时政府的多种使命，在拉丁美洲进行了五年解放运动。战后他先后担任《自由法国》（France libre）、《第欧根尼》（Diogène）等杂志以及“南十字星”（La Croix du Sud）丛书的主编② Roger Caillois (1913-1978). Académie française. 2009. Retrieved 2009-01-08. 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les-immortels/roger-caillois 。这些背景都是我们讨论他的游戏理论的学术思路时所需要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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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戏的讨论，最早发端于古希腊柏拉图发出“生活当如游戏”的论述，一直绵延不绝，到今天已经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发展出各自非常丰富的研究传统。参考游戏学界的一般认识，在时间的维度上，大致可以按照游戏说的讨论程度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古典游戏说”，大多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关联，而游戏的起源及其与艺术、与人类行为的关联则构成这一阶段理论话语的中心，比如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游戏说，席勒的游戏冲动论、斯宾塞和格鲁斯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讨论的游戏本能等等。第二阶段，也就是现代游戏理论则以赫伊津哈于1933年在莱顿大学发表的演说为标志。这一演讲的内容后来也被整理为著名的《游戏的人》一书出版。与前一阶段不同，现代游戏理论开始对游戏进行独立的、整体的、系统的考察。比如卡伊瓦对游戏的结构类型学考察、萨顿·史密斯对游戏的文化意义的讨论、休茨、古特曼等人对play、game、sports等概念的理论整合等等，这样一来，学术意义上的游戏理论雏形就逐步形成了。第三阶段，当代游戏理论，其面貌则相对复杂。有学者通过将西方游戏说的发展历史划分出为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后现代五个阶段① 洪琼：《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呈现出游戏说关注重心的变迁轨迹。认为与传统的游戏理论相比，当代游戏说在现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由理念世界、理论世界回到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着眼于游戏本身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关注核心由游戏的人转移到游戏本身；另一方面反本质主义，强调游戏自我生成的创造性与多样性，认为游戏是生命存在的当下参与等等。就学科视角而言，以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渐渐进入学术话题中心的电子游戏研究为例，就有学者总结出文学理论、游戏学、艺术哲学等多种研究路径② 吴玲玲：《从文学理论到游戏学、艺术哲学——欧美国家电子游戏审美研究历程综述》，《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而其中关于叙事学与游戏学的论争更是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
以SPSS1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计量资料行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以（± s）表示，两组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游戏理论的学术脉络来看，卡伊瓦的游戏研究在其中的结构性位置一目了然。一方面，正如卡伊瓦在《游戏与人》的附录《心理与数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的，他的游戏研究不同于他此前已有的诸多数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是摆脱了所谓理论帝国主义的学术殖民，重新“把游戏作为游戏本身”③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67.的整体性研究，而这一点正是游戏理论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突出特点；另一方面，在现代游戏理论的本体论系统当中，卡伊瓦的游戏理论同样有其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他对游戏的定义与分类不仅作为对赫伊津哈理论的回应而展开，而且，不论是他对游戏的四大基本类型还是两大游戏方式的归纳，都为后来所谓Ludology的“游戏学”建立奠定了理论的基本框架。比如，1999年乌拉圭游戏学家贡萨洛·弗拉斯卡（Gonzalo Frasca）提出“游戏学”（ludology）这一术语的背景，就与卡伊瓦所提出的ludus的概念直接相关 ④ Gonzalo Frasca,Ludology Meets Narratology: Similitud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Video) games and Narrative’ .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innish in Parnasso 1999: 3, 365-71. Online: http://www.ludology.org/articles/ludology.htm.。
二、罗歇·卡伊瓦的游戏研究
卡伊瓦的游戏研究集中在初版于1958年的《游戏与人》一书中，这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他游戏论述的基础与核心，主要内容是他的游戏定义、游戏分类与社会学分析。第二部分内容是他在第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世界各地大量的历史文献与民族志资料，从历史变迁、文明进步的视角讨论游戏与整体文化结构变迁的相互关系。最后，书末还附录了两篇论文，进一步阐释他关于“机运游戏”，尤其是对赌博的认识以及他的游戏理论整体研究思路等等内容。由于全书各个部分在内容上相互交叉，所以本文主要以卡伊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卡伊瓦对游戏的定义、游戏类型学与游戏的文化分析三部分着手展开讨论。
1. 游戏的定义
据英译者的序言所称，卡伊瓦的《游戏与人》这部著作是在他1946年的一篇对赫伊津哈游戏理论的批判论文基础上经过十年的系统化与扩展而完成的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ix.。卡伊瓦在全书第一章《游戏的定义》中开章明义地围绕赫伊津哈的游戏定义，不断加以批判性的反思论证，逐渐修正而得到其关于游戏特性的认识。
在对赫伊津哈游戏定义的批判中，卡伊瓦虽然肯定了赫伊津哈的独创性，尤其是其对游戏文化意义的强调，然而他更是毫不讳言地指出，赫伊津哈对于游戏的定义“既过于宽泛又过于狭隘”②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4.。一方面，就所谓的“过于宽泛”的批评而言，卡伊瓦认为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与其说是游戏研究，其实更多地是一种关于游戏精神、游戏原则的泛文化研究③ Roger Caillois,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4.，而其中游戏本体，尤其是对于具体游戏的描述与分类在赫伊津哈的讨论中则是缺席的。另一方面，就“过于狭隘”的批评而言，卡伊瓦对赫伊津哈游戏定义中的“非功利性”表示质疑，他认为，作为机运游戏的一种，赌博虽然在文化价值上看似不及赫伊津哈所重视的竞争性游戏，但非生产性则把它与工作、与艺术区分开来，因此赌博同样值得被纳入游戏的范畴中讨论④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5.。
基于对赫伊津哈游戏理论的质疑与修正，卡伊瓦给出了他用以界定游戏的六项特征。首先，游戏必须是自由自愿的，参与者为了得到自身的愉悦而自发参加游戏活动，并且可以随时随意退出。如果强迫他人游戏，不仅被强迫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强迫者除了权力之外也享受不到游戏的纯粹快乐。其次，与赫伊津哈游戏理论中的魔圈概念类似，卡伊瓦同样强调游戏相对独立于日常生活，有其预设的时空界限，拥有一个独立、自足而自由的游戏世界。第三，游戏具有不确定性，游戏过程是参与者在规则之内自发即兴进行的，因此游戏的结果不可预测，比如棋牌类的游戏，一旦胜负确定则游戏停止并重来，而游戏的乐趣正在于这种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第四，游戏是具有非生产性的，这一点是卡伊瓦对赫伊津哈理论的主要修正。卡伊瓦认为，游戏是精神与物质的纯粹浪费，在游戏结束后没有任何形式的物质生成，即便有玩具、金钱等物质性内容参与在游戏当中，也只是在游戏的范畴内，在游戏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内部流通。这一对游戏内部的物质性内容的肯定，与赫伊津哈所强调的纯粹“非功利性”发生了微妙的内涵偏移。第五，游戏规则严格规定了游戏的秩序。游戏参与者的角色以及各个角色的权利与义务，游戏参与者上场的顺序，彼此轮换的方式，胜利者的奖励，失败者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游戏中的一切都是依照预定的游戏规则，按部就班进行的。第六，游戏具有虚构性，它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模仿，既不进行任何生产，也不解决任何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不仅游戏中的人物、道具是虚构的，而且其中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也是虚构的，都只在游戏的范畴之中才有效。
问题是，谁也没看到许武生对您耍流氓啊？即使他真耍流氓了，拒绝的方式很多啊，走开，大声地求救，报警，都可以，为什么非要捅他十四刀呢？
2. 游戏类型学
如果说卡伊瓦的游戏定义是在赫伊津哈的启发下进行，并且往往只是作为诸多游戏定义中的一种说法在学术讨论中被作为一种参照而提及的话，那么，在卡伊瓦的游戏理论当中，最具有独创性，并且最为学界所称道，影响也最为广泛的部分则是他对游戏类型的结构分类。
简而言之，卡伊瓦在《游戏与人》一书中将游戏分为竞技游戏（Agôn）、机运游戏（Alea）、模仿游戏（Mimicry）和眩晕游戏（Ilinx）四种基本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卡伊瓦的分类思路与通常从游戏的具体内容出发的分类法不同。他把分类的标准和关注点放在游戏者的态度上，认为工具的有无、智力体力的对立、身体的参与等等分类标准都是外在的，而且由于现实游戏情况的复杂多变，只有游戏者的态度才能构成真正有效的区别标准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2.。
如果说竞技游戏、机运游戏都为游戏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生活，实现绝对平等的理想途径的话，那么卡伊瓦所定义的第三类游戏类型，即模仿游戏，在他的定义中则为游戏参与者提供了逃离自我身份，随心所欲地变成他者的机会。在卡伊瓦的介绍中，儿童玩具中的玩具武器、迷你家具，过家家一类的角色扮演游戏，以及成人的假面舞会、戏剧表演都可以归属在模仿的范畴当中。卡伊瓦对于这种模仿游戏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分析。一方面，他指出模仿游戏的根源在于生物的动作模仿本能，比如哈欠、微笑、奔跑等动作都具有传染性等等。这种生物之间运动的传染与模仿，虽然与模仿游戏中的模仿并不完全等同，但卡伊瓦认为这种本能至少对模仿行为的普遍存在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就游戏意义上的模仿而言，卡伊瓦指出，模仿游戏的乐趣并不在于对观众的欺骗，而只是在于扮演和模仿行为的本身。也就是说，游戏自身就是目的。他在这里举了儿童“开火车”的例子。当一个孩子在玩开火车游戏的时候，他会提醒父母自己正在扮演火车头，因此拒绝和父母亲吻拥抱。换言之，儿童对于自己的角色扮演行为是有意识的。基于此，卡伊瓦指出，只有间谍或者逃犯在假扮成别人时才是真正希望达到欺骗的目的，而游戏中的扮演和模仿只是一种游戏的趣味。
2.2.1 地区分布 发病最高腾冲市，4 392例，占全市病例总数的67.89%，其次是龙陵县770例，占11.90%，隆阳区742例，占11.47%，施甸县494例，占7.64%，昌宁县最低71例，占1.10%。各县市区年发病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 337.11，P＜0.000）。2.2.2 时间分布 发病高峰4-7月，发病数合计3 828例，占总病例数59.17%，发病最高5月，其次为6月，最低为12月，222例，占3.43%，见图1。
众多研究人员针对溢流阀的性能、突变负载对直动式溢流阀的影响以及脉动流量对溢流阀的影响都已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针对交变压力对先导式溢流阀的性能影响的文献却非常少见。为此本文针对高频交变压力工况，对先导式溢流阀数学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对高频交变压力下先导式溢流阀的响应特性进行仿真和试验对比研究。
卡伊瓦首先回顾了此前的游戏研究，指出在赫伊津哈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游戏的文化意义被推向两个极端，比如赫伊津哈将游戏作为文化的源头，但在对游戏精神的泛文化阐释中，游戏本身却被悬置了；而人类学家则将游戏看作仪式的失落，认为游戏不过是儿童的消遣与文化的遗留物②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58.。对于这两种游戏与文化的源与流之争，卡伊瓦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游戏始终存在于文化结构整体之中，因此不存在游戏是文化的根源还是文化的遗留物的说法，而游戏的历史变迁只是其特定内容发生的结构变化，而游戏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比如爬杆取物的游戏在最初可能是一种原始信仰的文化仪式，但后来为其他形式所取代，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功能发生世俗化的变迁，但这只是特定具体游戏的功能变化，并不意味着游戏本身文化意义的失落。
括号图适用于分析化学知识整体与部分的联系[2] 初中化学内容比较零散且多，在复习的时候需要注意对不同单元的结构分析。进行化学复习时，教师一般都以课本学习单元为单位，讲授每个单元包含的知识及其内部知识间的关系，这时候非常适合使用括号图进行讲解。这种思维地图通常会以某物质作为主题，然后分析其组成部分。如碳的组成，碳分为单质和化合物两大类，单质下的物质分类及其性质、化合物的制法与各种方程式等，教师可在黑板上画好框架或在课件上展示头部括号，带领学生逐步完善括号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梳理，能更好地分析学习单元各部分的关系。
从这一分类思路出发，卡伊瓦在对诸多具体游戏行为的归纳中发现了竞技与投机、模仿与眩晕这样两组游戏中对立互补的基本态度要素②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2.，以此为基准，卡伊瓦将游戏系统地划分为以上四大基本类型。
卡伊瓦归纳出的最后一个游戏类型被他用“眩晕”来命名。这种游戏的目的在于暂时打破自我意识与身体的稳定状态，感受失去平衡、失去重心的纯粹快感，而任何能够提供这种身体性刺激的游戏与运动都被卡伊瓦归入这一类，比如秋千、滑梯和蹦极等等。正如模仿游戏的根源在于生物本能，卡伊瓦对眩晕类游戏的分析同样是从本能出发，比如他从格鲁斯对动物游戏的分析出发，提到小狗会试图捉住自己的尾巴，不断旋转直到晕倒为止，再如长臂猿喜欢选择细软的树枝，双臂交替着攀援向前，靠树枝的弹力把自己抛向空中等等。对于这一类看似纯属于身体刺激的活动，卡伊瓦从先前的游戏特性定义出发，认为眩晕游戏遵循着自由自愿、时空限定的游戏原则，因此同样应当被作为游戏的一大种类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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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嬉戏”（paidia，παιδιά）在希腊语中的词根为“儿童”（παιδί)。代表着自由、即兴的完全没有规则的嬉戏本能与狂欢。而“竞技”（ludus）则是拉丁语中game的词根，它作为游戏行为的另一极端，代表着对规则、技巧的严格强调与束缚，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技艺才能达成。由此，天真自由的本能冲动与复杂严谨的游戏规则就构成了卡伊瓦游戏理论内容类型之外的一个形式性的维度。
在四种游戏类型的基础上，卡伊瓦通过上述“嬉戏”和“竞技”这两种不同的游戏参与方式作为变量引入考察，得到了这样一张游戏类型学的图表。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36.（如下图），每一个栏目从上到下代表着嬉戏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对游戏规则的强调逐渐增加，比如在模仿游戏的类型当中，儿童对成人的行为模仿放在规则性最小的一端，戏剧演出则位于规则性最强的一端，而诸如面具、角色扮演等一般意义上的游戏，则处于栏目的中间位置。
从四种游戏基本类型来看，虽然在每一类当中，游戏者的态度是大体一致的，但其内涵依然十分庞杂，比如打闹和运动竞赛、猜拳与赌博、过家家游戏和戏剧等等，虽然在卡伊瓦基本类型的划分意义上分别同属于一种游戏，但在游戏难度与规则的复杂性上却存在着量级的不同。正因如此，在游戏的这四种基本类型之外，卡伊瓦进一步引入了“嬉戏”（paidia）和“竞技”（ludus）这样一对概念来代表游戏参与方式的两种极端，在由这两个概念组成的连续体当中，任一种具体游戏都可以在卡伊瓦的游戏类型系统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首先是竞技游戏。顾名思义，竞技性的游戏是指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对立双方或多方对各自能力进行比较的游戏。卡伊瓦对竞技游戏的归类较为宽泛，从斗鸡、下棋到现在一般认识上的体育竞赛，都是归在这一类里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卡伊瓦对竞技性游戏的定义特别强调了平等性（equality）与友好性（friendly dueling）两个特点。所谓平等性，就是说在竞技游戏中双方会尽力制造绝对平等的环境，实力较弱的一方一般会被给予一些优势，比如扳手腕中允许小孩用双手等；再如在球类运动中，为了保证日晒、风向等自然条件的公平，游戏者通常会有交换场地的做法等等。所谓友好性，则是指一种竞技中的游戏精神，具体来说，则是指竞技的双方只是单纯为了一决高低，而不是死缠烂打，因此是没有恶意的。为了保证这一点，游戏通常会在规则上做出诸多限定，来保证竞技在可控、友好的范围内进行。基于这一认识，卡伊瓦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战争行为就是对古典比武中这一友好原则的破坏。
卡伊瓦对游戏类型的认识并没有止步于这一张表格的总结归纳。在《游戏与人》的第二部分，卡伊瓦用“游戏理论的扩展”一整章的内容继续讨论了游戏的四大基本类型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现实的游戏世界中，竞技、机运、模仿、眩晕四种游戏基本类型常常是混杂在一起进行的，并复合地表现在具体的游戏行为当中。在六组数理上可能存在的两两关系当中，他认为，竞技与眩晕、机运与模仿这两组关系在原则上不能够兼容，比如在竞技与眩晕这一可能的组合当中，前者要求自我控制与对规则的尊重，而后者则天然地要求对眩晕本能的投入与对规则的抛弃等等。另外，竞技与模仿、眩晕与机运这两组关系也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立。比如竞技与模仿在要求技能展示的表演性的游戏中同时出现，而在机运游戏中出现眩晕反应则是后者的实现等等。因此，在六组可能存在的基本类型复合关系中，只有“竞技与机运”“模仿与眩晕”这两组复合关系构成了游戏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方面，这两组关系在原则上相互兼容，并且呈现出一种互补性的存在。比如竞技与机运在原则上都要求对平等性与规则的尊重，而模仿与眩晕则都源自于游戏本能的即兴冲动；另一方面，这两组对立都在这种复合的内部达到了消极与积极的平衡，比如竞技与机运当中，竞技是对自我能力的积极调动，而机运则是对命运结果的消极等待，两者的结合平衡了对方而不至于到达极端。再如在模仿与眩晕的组合中，前者要求清醒的自我意识与身体控制，而后者则是对身体本能刺激的服从，由此实现了这种组合关系的平衡。举例来说，我们常常见到的纸牌游戏就是竞技与机运的复合形态，游戏的结果同时取决于手气的好坏与牌技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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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戏文化论
基于此，卡伊瓦指出，游戏与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无所谓高低之分，而是独立并平行于现实存在的，比如从同样的竞技、投机的冲动出发，在成人世界中就存在着游戏与现实的区分。就前者而言，扳手腕是一种游戏行为，而战争却是现实行为；就后者而言，轮盘赌博是一种游戏，而股票操作则是一种现实行为，两者虽然出于同样的文化冲动，但却归属于游戏与现实这两种平行而独立的范畴。正是从游戏行为与社会现实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平行关系出发，卡伊瓦将游戏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理想图示，他认为，游戏中竞技、机运、模拟、眩晕的四种基本类型及其结构关系可以映射出特定社会文化态度的不同倾向，比如斗牛作为西班牙的典型，可以反映出其文化性格中热情奔放的特点等。
卡伊瓦所定义的第二类游戏是通过与竞技类游戏的对立而划分出来的一种所谓“机运游戏”。在这类游戏中，游戏的结果与参与者的个人能力完全无关，而仅仅依靠一种偶然运气的裁决，比如常见的猜拳、骰子、老虎机、彩票等等，在卡伊瓦的定义当中都属于这一类。对于机运游戏，卡伊瓦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分析。首先，机运游戏与竞技游戏在游戏态度上是完全对立的，竞技游戏要求参与者的积极性，原则上要求完全依靠参与者的能力取胜，而机运游戏则与此相反，将参与者的个人能力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对于游戏结果是持一种消极和不干预的态度。其次，卡伊瓦在德国学者格鲁斯（K. Groos）对动物游戏本能的分析基础上指出，机运游戏的游戏原则相对抽象和消极，因此是为人类所独有，并且在成人中更加流行的一种游戏类型。在对于竞技与机运游戏两个类型的特征分析基础上，卡伊瓦进而对两者的联系及其现实意义展开了讨论。他认为，竞技与机运游戏一方面寻求在各自意义上的绝对平等，而这一点正弥补了现实生活的缺憾，因此得以流行。另一方面，两类游戏当中，规则与胜负都直接而清晰，这一点则实现了复杂混乱的现实生活所无法提供的虚拟的理想境界。
在游戏的定义、游戏类型学之外，作为社会学家与左翼社会活动家的卡伊瓦，他在对游戏展开理论探讨时所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则在于对游戏的社会文化分析。这一点虽然在后来的游戏理论界往往被忽视，然而不仅在书中，卡伊瓦对游戏的文化意义探讨占据了近半篇幅，而且正如卡伊瓦坦言，“游戏类型学（the typology of play）是为建立一种基于游戏的社会学分析奠定基础。”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67.因此他对游戏的定义与类型结构的划分思路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他的社会文化反思的。
在游戏类型学中，卡伊瓦基于游戏的四种基本类型总结出了“竞技与机运”（competition and chance）、“模拟与眩晕”（simulation and vertigo）两种主要的游戏复合形态。从这一游戏形态的归纳出发，卡伊瓦结合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进一步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文明的类型与文化的演进展开了讨论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79.。首先，卡伊瓦将这两种游戏复合形态归于神圣与世俗、酒神与日神等文化类型的对立。比如他以萨满教、伏都教的降神仪式为例，讨论这种酒神式原始文化与“模拟与眩晕”这种游戏形态的对应关系。而与此相对，他认为中国传统琴棋书画的教养门类中，作为游戏形态的“棋”则培养和暗示了一种和谐理性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游戏形态与文明类型的对立中，卡伊瓦主要以面具为例，进一步说明了游戏变迁与文明祛魅的关系。他指出，面具在原始部落中往往和降神、附体等信仰仪式结合，然而随着理性力量的上升，面具的功能最终为世俗的装饰性所取代，而这样一种脉络则是与文明的整体变迁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当由模拟与眩晕所主导的神圣世界被由竞争与机运主导的世俗世界所压制和取代后，竞争与机运的动态平衡就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
不难看出，卡伊瓦游戏研究的视野从文化史的角度延伸到了他所身处的当下社会现实本身，正因如此，他对于当时社会出现和流行的诸多文化现象都做出了基于他的游戏理论的分析与批判。首先，卡伊瓦提出，在由竞争与机遇所主导的“新的社会游戏”当中，绝对的公平与现实的成功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成为人们新的集体无意识。然而阶层固化的现实则使得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真正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偶像认同”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通过对贵族财阀、演艺明星等大众偶像的投射，被现代文明所压抑的模拟与眩晕冲动得到复活，而在这种对明星的自我投射当中，被现实所压抑的大众也获得一种假想的、代理的成功（triumph vicariously）②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21.。再比如卡伊瓦对当时流行的游乐场的功能分析指出，不论是过山车、哈哈镜还是鬼屋，都提供了人们暂时逃离现实，进入幻想世界的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被现代性所放逐的幽灵重新归来。
如果说，明星偶像、游乐场的流行尚且处在卡伊瓦所讨论的游戏范畴中，那么，卡伊瓦还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最后列举了诸多越出游戏范畴，被他定义为“游戏的堕落”（the corruption of games）③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43.的一些社会现象。
前面提到，与赫伊津哈的“魔圈”概念类似，卡伊瓦在对游戏的定义中同样强调了游戏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即游戏应当有其独立自足、不受干涉的文化空间，因此现实生活的入侵很有可能会破坏自由、平等的游戏精神，从而带来他所说的“游戏的堕落”。具体而言，卡伊瓦对于竞技、机运、模仿和眩晕四类游戏都分别给出了游戏精神堕落的例子。对于竞技游戏而言，卡伊瓦认为现实成功的压力会导致作弊行为的风行，这样一来，不仅平等原则被打破，而且游戏参与者也无法享受纯粹的游戏乐趣；对于机运游戏而言，出于同样的目的，舞弊、迷信与占星术大行其道，原本游戏原则中对机运的服从变成对结果的贪婪与掌控，而机运游戏原本的神秘魅力也不复存在。对于模仿游戏，角色扮演本应有明确角色意识与时空界限，然而卡伊瓦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迫于现实压力而在生活中长久地扮演他人，忘掉真正的自我，也就是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最后，在眩晕游戏当中，对身体刺激的本能冲动在游戏当中本应是有限度、有界限的，然而毒品与酒精则让这种自主掌控的界限不再可能，人们屈从于毒瘾、酒瘾而一蹶不振、无法自拔，所谓的有限度、自主掌控的游戏也就不存在了。
对于这种游戏精神的堕落，卡伊瓦则将原因归结于当代现实社会与游戏世界的界限的日趋模糊①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43.。卡伊瓦指出，竞争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般规则，而机运也褪去了前现代文明时期的神秘面纱与神圣光环，不仅不与现实生活的一般规则相对立，而且甚至可以被掌控。正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变迁，日常生活的规则开始侵犯到游戏的领域当中，游戏精神的堕落就在这种界限的模糊中发生了。
三、卡伊瓦理论的讨论空间
不难看出，卡伊瓦的游戏研究一方面在游戏定义、类型结构方面有其不可小觑的理论贡献，并在现代游戏理论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结构性位置，是我们展开对游戏理论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作为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左翼知识分子，卡伊瓦的学术研究更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他对游戏的理论分析同样是基于他的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而展开的，有其难以忽视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在本文最后，我想要简略地提出卡伊瓦的游戏理论当中两个可以继续商榷并且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卡伊瓦的游戏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他在机运游戏的分类中关于赌博游戏的论述。针对赫伊津哈游戏论中“非功利”的定义，卡伊瓦将其置换为“非生产性”，这样就为将赌博纳入游戏体系在理论结构上提供了空间。在《游戏与人》一书的多处，尤其是附录《机运游戏的重要性》一文中，卡伊瓦特别对机运游戏，尤其是赌博的意义做出阐释。他认为，赌博在现实层面上可以带来国家税收，并且作为一种侥幸心理的出口可以为人们减轻当代生活的现实压力，给予现实中的失败者以安慰与希望②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60.等等；在文化层面，机运作为对竞技、规则的一种补充，起到对社会文化的平衡作用，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③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157.。然而，不仅许多赫伊津哈学说的拥趸对这一游戏定义的修正表示怀疑，而且一方面，虽然赌博常常借助于机运游戏的形式进行，但作为一种以物质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现实行为，赌博元素的参与在直观上也打破了游戏精神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无疑是值得再做讨论的；另一方面，在法语中，“赌博”和“游戏”使用同样的单词（jeu），“下赌注”在语言表达中等同于“玩游戏”（jouer），而“赌徒”亦表达为“玩游戏的人”（joueur），从这一词汇层面的混淆来看，卡伊瓦对赌博的独特认识或许与法语表达的特殊性或者其特定的文化认识有关。
与这一问题相关，卡伊瓦为游戏建立的类型结构系统与普遍性理论是否遮蔽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同样构成值得当下学者反思的话题。比如法国中世纪社会史学者就曾经对卡伊瓦等人的游戏理论提出批判，认为游戏理论家用以归纳游戏定义的诸多材料在特定文化语境里经不起推敲，“对他们（赫伊津哈、卡伊瓦）来说，采用现代的游戏定义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做法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们对游戏的理解自来如此，但它明显地是把现代人的游戏定义强加给了古人”① 唐运冠：《游戏与法国11—17世纪的社会演变》，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此外，作为当下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电子游戏的讨论常常会对卡伊瓦等人的传统游戏理论进行参考性的指涉，然而电子游戏在基本符合传统游戏架构的同时，往往也改变了很多传统游戏的原则。比如电子游戏的规则是以计算机的绝对运算为基础的，再如，在退出时只能获得暂时性结果的在线角色扮演类游戏“无尽的任务”（EverQuest）等，也挑战了传统游戏中所谓“结果的多样性”（a variable outcome）的概念② Jesper Juul, The Game, the Player, the World: Looking for a Heart of Gameness. In Level Up: Digital Games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dited by Marinka Copier and Joost Raessens, 30-45. Utrecht:Utrecht University, 2003.。而在卡伊瓦的游戏理论与特定历史、特定社会文化乃至当代电子游戏的诸多不匹配的地方，一方面得以成为我们反观卡伊瓦理论的切入口，对卡伊瓦的学术理路展开历史性的、系统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则给我们以新的启发与讨论空间，从中生发出关于游戏和游戏理论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9）03-0109-10
[作者简介] 程梦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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