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行为悖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悖论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然而，现实经济中经济人行为悖论现象的出现，不仅促使人们对经济人假定进行反思，同时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
一般来说，经济人是指具有理性的自利主义者。经济人假定中内含的个人行为的基本动力是个人利益，行为准则是既定目标的最优化，经济人在理性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会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而经济人行为悖论是指在承认经济人假定合理的前提下，经济人受利己动机支配，为实现最大化自身利益，采取最优化理性行为导致的客观结果既有悖于利己理性，也有悖于“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社会效益。
最能说明经济人行为悖论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囚犯的两难困境”：假设囚犯A、B同时被指控犯有某一罪行，他们面临的选择只有招供或抗拒两种方式。检察官在他们彼止隔离的情况下分别告之，若两人都招供，每人判处十年监禁；若两人都抗拒，指控变为他们只是在一素不相识的罪犯作案时在场而判刑两年；若一人招供另一人抗拒，则招供者只轻判一年，抗拒者要重判二十年。现在，作为经济人，A、B该如何选择？对于A，不管B如何选择，自己选择招供将是理性的。因为若B抗拒，A将只被判一年而非两年；若B招供，A将只被判十年而非二十年。同样，对于B，理性的选择也是招供。这样一来，A、B从各自的利己理性出发选择招供这一理性行为的结果是两人同时被判刑十年。也就是说，利己理性的行为结果客观上有悖于利己理性本身。相反倒是A、B双方均选择抗拒这一违背经济人理性的非理性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对A、B是最满意的（判两年）。另外，当把A、B视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就会发现，A、B选择理性行为的社会效应是总刑期四年，经济人理性行为的结果客观上同时又有悖于“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社会效益。
“囚犯的两难困境”形象地说明了经济人假定不能对此类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同样，经济人假定也无法理解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有悖于竞争者的初衷，同时也给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它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不一定能达到最优化结果，经济人理性行为导致的恶性竞争可能是无法增进社会利益的两败俱伤。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的幸运结果不大可能在所有社会环境里出现。‘囚犯的两难处境’这一例子用博奕论的语言说明了这个基本真理。”（注：萨缪尔森：《经济学》（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924页。）
二
经济人行为悖论不仅对经济人假定本身提出了挑战，也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如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个人决策时，仅仅只是考虑在给定价格和收入的前提下如何使个人效用极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决策即不考虑自己选择对他人选择的影响，也不考虑他人选择对自己选择的影响。“囚犯的两难困境”和恶性竞争的现实表明，个人效用函数不仅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且是他人选择的函数。因而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着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漏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经济人假定进行反思，使经济学对人的假定更贴近于现实。为此，西方经济学家有的对经济人的行为理性提出了批评，有的给经济人假定赋予了新的内涵，还有的运用新经济人假定来分析政治决策过程，从而大大深化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对经济人行为理论提出批评最具影响的要数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和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对经济人假定赋予新的内涵的当数加里·贝克尔和新制度学派；运用新经济人假定开创分析政治决策过程先河的乃属公共选择学派。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完全理性假定的两个前提实际上并不现实。完全理性假定的前提之一是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手段是已知的或给定的，每种行为手段的结果也是已知的，人们只需从已知的最优结果出发选取给定的能达到已知最优结果的行为手段就行了。而现实是人们很难对每种措施产生的结果有正确的预见和完全的了解，即不可能有完整的价值预见，因而在决策时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措施并选取或采取最为有效的行为手段。完全理性假定的前提之二是经济人具有完全的知识和精密计算的能力。而在市场不完全因而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搜集、加工、整理信息所需付出的代价及受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全面理性将不可能实现。因此，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理性而决非完全理性。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决非最优决策。
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运用“微观的微观分析方法”，深入企业内部，把一个人而不再是企业作为全部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考察了理性行为假定中作为经济人行为准则的最优化行为，指出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假定的企业利润极大化或成本极小化将由于“X非效率”的存在而不可能实现。该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其行为是非极大化的，这主要源于人的天生惰性。虽然外部的压力可能会改变这种惰性，但只有当外部的压力充分大时，人们才会克服惰性向极大化行为靠近。而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市场，这就在客观上为企业提供了免于一定竞争压力的天然庇护所，从而使得企业与个人不可能按极大化理性原则行事。同时由于企业是由股东、董事、经理、雇员等集团共同组成的，各集团对团体利益的追逐和集团内部个人对个体利益的追逐所产生的偷懒行为和搭便车等现象将严重影响企业行为偏离利润极大化。X非效率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个人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企业理论将企业作为微观基本单位的分立，打开了企业这个“黑匣子”，统一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并据此深入研究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深层次问题，大大促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
加里·贝克尔的新经济人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人追求的是效用极大化；第二，经济人的偏好是稳定的；第三，不同的经济人其时间价值是不同的。在他看来，经济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并不是对立的，两者完全可以在经济人身上统一起来，即使是“怠惰厂商及其他形式的非理性厂商也能够再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原理”。（注：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84页。）因为，经济人追求的目标既可表现为财富的极大化，又可表现为非财富（包括声望、荣誉、尊严等）的极大化。概括地说就是追求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而经济人对效用极大化的追求与时间价值紧密相关，因为时间对不同的人其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即时间价值不同。因此，必须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资源组合，以期在一定收入和时间内求得效用的极大化。经济人在追求效用极大化的同时，其偏好是稳定的。如经济人的消费方式之所以改变，并不是传统消费理论所认为的出现了无法解释的新欲望，而是因为时间价值变化了，基于对时间价值的考虑，经济人便追求以更有效、费用更低的“要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贝克尔不仅对经济人假定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且运用新经济人假定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至对整个人类行为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极大化。因此可以运用新经济人假定对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时间配置、犯罪现象、自杀原因、利他主义行为、婚姻问题、语言进化等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拓展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微观经济学日益演变成为研究人类选择和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
新制度学派对经济人假定的阐释除了强调人的有限理性及追求效用极大化之外，还特别注重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分析。该学派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二重性。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等倾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损人利己倾向。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损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厂排出的“三废”污染了环境），也可能是纯粹故意以损人利己手段来为自己谋利（如偷窃、欺骗等），甚至还可能是在维护社会利益或合法的名义下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现实中的人实际上都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是损人利己与非损人利己及利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经济学应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因此，要克服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规则、制度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人人追求效用极大化的结果将只能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或低效运行。
率先将新经济人假定从经济市场运用于对政治市场进行分析的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该学派认为，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及政府官员都是经济人。作为选民，其政治选票总是投向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则总是支持那些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方案。这样，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政府运行的实际效率以及公共选择的有效性。而要保证政府运转的效率，防止“政府失败”，就必须找到能使政府最有效率运转的规则制约体系。
三
经济人行为悖论不仅使人们对经济人假定本身进行反思，同时也促使人们对经济人假定赖以存在的基础进行反思。我们知道，经济人假定是建立在“理想市场”的基础上的，符合这种“理想市场”的条件有：(1)市场是完全竞争的；(2)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3)市场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4)市场是完全出清的。在“理想市场”状态下，经济人依据价格机制的调节将会求得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将因此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对经济人假定赖以存在的“理想市场”的条件的否定，不仅使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更加贴近现实，而且也使西方经济学不断推陈出新，发展深化。如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否定导致了博奕论的产生；对交易费用为零的否定导致了新制度学派的产生；对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否定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对完全出清市场的否定导致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当然，这些理论的产生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原因，有的甚至是上述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
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否定，西方经济学一般是从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个方面来认识。而博奕论则从经济人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角度对完全竞争市场进行了重新认识。博奕论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在分析个人决策时只依据个人效用函数而不考虑别人决策对自己决策的影响所导致的“囚犯两难困境”式的恶性竞争，不可能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达到一致，不可能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福利达到最优。因此，博奕论特别强调对人与人之间经济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研究，特别强调除了竞争之外还应有合作。“囚犯的两难困境”形象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比竞争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更具有效率。这与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竞争必然产生效率的观点明显不同。
对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否定是新制度学派的创举，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该学派认为，市场交易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费用包括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及执行合约费用、运输费用以及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等费用。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产生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不同制度安排，如企业的出现就是因为通过企业组织生产比通过市场来配置企业内部资源所需的交易费用更低；产权制度通过产权的不同界定、转让以及产权结构的调整，目的也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科斯负外部性”与“诺思正外部性”内在化；强化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不仅使违约成本高于违约收益以保证经济有序运行，而且还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使是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约束最终也是为了减少制度运行的矛盾对立面而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新制度学派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石，以经济人假定的极大化原则为准则，以制度约束与变迁为主线，揭示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不仅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将制度看作是既定外生变量的缺陷，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
对市场信息完全且对称的否定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人们对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缺乏了解，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必须通过搜集才能获得，而要全面搜集以离散形式出现的信息是要耗费成本和有相当难度的。另一方面，信息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是非对称的，如通常卖方对产品所掌握的信息比买方多，工人对自己工作技能的了解比雇主多等等。而且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还可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故意隐瞒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产生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信息的不完全与非对称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在市场竞争、垄断、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观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将不再具有完全竞争的特征，垄断将因信息的获得而加强也可能因信息的不完善而削弱，市场效率无论多高都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不能保证社会福利的极大化。这不仅给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也使得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化。
对市场是完全出清的否定应归功于凯恩斯。在他看来，瓦尔拉斯均衡只是一种特例，不适用于通常情形，即生产者所提供的实际供给与消费者所需要的实际需求刚好相等从而市场上既没有多余的供给又没有尚未满足的需求的这种市场是完全出清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地实现瓦尔拉斯均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凯恩斯理论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形成。虽然凯恩斯没有明确提出对经济人教义的批判，但他在建立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厦的过程中，直接否定了个人理性行为将总是自动地导致社会福利极大化的传统教条，如个人的储蓄美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现象的产生。也正因如此，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与微观经济学有关经济人的假定前提保持一致。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在为建立自己的微观基础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