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工业化国家招商引资方式的变迁及其启示_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新兴工业化国家招商引资方式的变迁及其启示_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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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和外汇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步入发展中国家“毕业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引进外资加快本国经济发展方面做得尤其成功,它们创造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本文着重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的变动轨迹及其原因,以期引起借鉴和比较。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的变动轨迹

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系指亚洲“四小”和拉丁美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文选择刚刚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韩国和拉美地区引资大国巴西作为样本,揭示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的变动趋势。

首先考察韩国。韩国是亚太地区引进外资规模较大而又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其利用外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1961年,是韩国大量接受外援恢复经济时期。由于朝鲜战争,战后韩国经济起步较晚,而且时间较长。这一期间,韩国面对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和外贸逆差等经济问题,实行了全面接受外资的政策。但当时引进的外资主要是美国的无偿援助。1952~1962年,美国援韩48.19亿美元,其中军援15.73亿美元,经援32.46亿美元。美援占韩国固定资本积累的77%。第二阶段60年代到80年代初,是韩国积极引进外资,经济调整增长时期。这一时期,韩国通过利用外资,基本上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和重化工业刺激型的战略转变。60年代以后,韩国引资的方式由主要接受无偿援助转变为主要向国外借款和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其中借款是主要的。据统计,1962~1983年,韩国向国外借款262亿美元,占同期引进外资总额的95%,引进国外直接投资仅占5%,绝对量约14亿美元。这一期间,虽然国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不大,但呈增长态势。1962~1966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新增33家,1967~1971年新增347家,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1972~1976年,新增845家。第三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韩国继续引进外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这一期间,韩国通过利用外资提高了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巩固了上一阶段工业化成果。80年代初以前,韩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工业,但技术含量低,即使是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为了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防止陷入债务危机,80年代初以后,韩国调整了外资政策,引资方式由主要向国外借款转变为向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倾斜。这一期间韩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绝对额虽然仍少于向国外借款,但前者逐年大幅度增加,后者逐年大幅度下降。1981年韩国向国外借款29.37亿美元,达到最高点,以后逐年减少,1985年仅19.88亿美元,5年中平均每年减少近2亿美元。而引进国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大,1981~1985年平均每年引进1.17亿美元,1986~1990年平均每年引进6.76亿美元,1991年引进11.16亿美元,1992年底止累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71.58亿美元,超过1983年底累计数的4倍多。80年代韩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工业竞争能力大大增强,出口扩大,外汇储备增加,1989年一跃为净债权国。第四阶段为90年代初以来,是韩国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阶段。这一时期韩国在进一步放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同时,加速推进金融自由化,扩大证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大引进证券投资力度,并且把它作为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重要措施。1989年韩国引进债券投资1.5亿美元,1990年7.93亿美元,1991年25亿美元,1992年上半年8.96亿美元,比当年全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5.5亿美元高出6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初以来,随着韩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国外投资者大举进攻韩国股市,1992年进入韩国股市的外资为30亿美元,1993年增至70亿美元。现在韩国主要通过证券市场引进外资。前些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韩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率,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推进经济国际化的口号下,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1992年对外直接投资达51亿美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对外投资大国。

综上所述,韩国因应国内外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引资方式,走出了一条重点接受外援—向国外借款—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引进国外证券投资的引资道路。

其次考察巴西。巴西是一个被誉为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大国,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930美元。从引进外资方式变动角度看,巴西引进外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战后初期至1968年,是巴西不断扩大引进外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二战前巴西工业化已开始起步,引进外资有一定的基础。二战后巴西政府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利用外资规模逐年增大。这一时期巴西引资的方式是向国外借款和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其中向国外借款是主要的。到1968年底,巴西外债余额37.8亿美元,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累计18.57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1倍。1953~1968年,巴西向国外借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9.2%,而1950~1968年,巴西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不到1%,两者的差距是8.2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巴西通过扩大利用外资,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逐步完成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二阶段1968年至80年代初,是巴西急剧扩大引进外资,经济大起大落,最终引发债务危机的时期。这一期间巴西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为了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巴西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引资浪潮。这一时期在引进外资方式上,除了继续扩大向国外借款外,加大了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从1968年至1982年,巴西外债余额由37.8亿美元增加到915.7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5.6%,同期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由18.57亿美元增加到216.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2%。两者的差距是6.4个百分点。显然这一时期巴西通过向国外借款方式引进的外资仍然占多数,但两者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比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大大缩小。这表明这一时期引进国外直接投资这一引资方式地位上升了。在这一阶段,巴西利用外资既有辉煌的成就,又有沉痛的教训。1968~1974年,由于当时巴西政府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借助于外资的力量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所谓“巴西经济奇迹”,7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1%。1975年以后,当时巴西的新一届政府未能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继续实行过于庞大的投资计划,在西方大国经济陷入“滞胀”,国际贷款利率大幅度上升(平均利率从1974年的4.5%上升到1984年的8.8%)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扩大向国外借款的办法,实现经济高速度增长,再现“巴西经济奇迹”,而后通过扩大出口来清偿外债。结果事与愿违,扩大借款并未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相反,引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外债失控。1980年底巴西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紧缩计划”,从而导致1981年出现了30年代以来第一次经济负增长1.6%的局面。198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终于导致年底爆发债务危机。第三阶段为80年代初以来,是巴西修正外资政策,实行经济大调整,逐步走出困境的时期。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银行大幅度减少或停止对巴西的贷款。尽管80年代巴西外债余额不断扩大,但外债增长的原因并不是获得新的国际贷款,而是每年无力偿还的外债利息的增大,即使借新债也是用于还旧债,通过向国外借款净流入国内的资金不多。由于债务危机,流入巴西的国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减少。面对沉重的债务负担,恶性通货膨胀和外资流入的急剧减少,巴西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致使巴西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0~1992年期间,巴西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4%。为了走出困境,启动经济增长,必须扩大投资。但在巴西现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国内储蓄来扩大投资受到限制。因此,引进外资仍然是最佳选择。在向国外借款由于债务压力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巴西引进外资的方式转向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中重心是引进国外证券投资。80年代末期以来,巴西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政策;一方面以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债务换股权”计划为契机,推进金融国际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结合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引进外资的重点转向引进国外证券投资。1986年,根据巴西《中央银行第122号决议》建立了巴西基金,1991年6月,巴西股市对外国投资者全面开放,允许外国资本直接参与本国股票投资。最初规定外商只能购买私有化国有企业40%有投票权的股份,后来放宽到100%,外国资本抽回的期限由12年缩短为6年。1990年巴西引进国外证券投资0.85亿美元,1991年35.12亿美元,1992年上半年29.44亿美元。从1991年开始到1994年底,政府出售国有企业33家,累计收入86亿美元,其中债务换股权33亿美元。据巴西《阅读》周刊1996年5月29日报道,1995年约300家巴西企业被外国人控股,1996年这类企业超过600家。巴西引进外资的做法在拉美地区有代表性。1994年中南美洲地区国家证券投资净流入648亿美元,而直接投资净流入仅185亿美元。这就是说,近年来流入这些地区的外资有70%以上是国外证券投资。90年代初以来,由于外资再次大量流入拉美地区,使该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大多数国家连续几年保持了3%以上的增长率,1994年巴西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7%,总的前景看好。由此可见,巴西引进外资方式的重心也是首先向国外借款,继而扩大引进国际直接投资,之后转向引进国际证券投资。

韩国和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引进外资方式的变动轨迹基本相同,这说明向国外借款—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国际证券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引进外资主要方式变动的一般趋势。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规律性变动的原因

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调整引资方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制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受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二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工业化水平却很低,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而经济地位的软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因此,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增强独立自主能力。由于引进国外直接投资触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引进国外证券投资更牵涉到放松金融外汇管制让渡货币主权问题,而向国外借款的引资方式,既不损害主权,又可以获得自主地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外汇资金。权衡利弊,发展中国家自然首选向国外借款的引资方式。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从外部引进资金,而且需要引进包括原材料、技术设备、工业产权、管理知识等一系列生产要素,而包含一系列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国际直接投资这时候自然受到重视,加上初期阶段向国外借款累积的债务不断增大,为了避免出现债务过重,不能不寻找不形成外债的引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出口替代产业面临不断升级换代时,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提升本国经济国际化水平是必备条件。这时,让国内企业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是使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有力措施。因此,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及时地开放金融证券市场,扩大引进国外证券投资力度是明智的选择。

2.受该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制约。战后发展中国家先后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由发展内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一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大与小,反映了该国经济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程度的高与低。事实证明,一国经济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总有一个过程,因而经济对外开放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扩大的。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处在消费品进口替代阶段时,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需要,对外开放程度不可能太大,这时引进外资只能以向国外借款为主,引进国外直接投资为辅。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时,外向型经济比重明显增大,整个经济对外开放度必然扩大,这时候引进外资的重心转向引进国外直接投资,这既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稀缺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竞争能力的需要,又是按照互惠原则,扩大国内市场准入的需要。当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确立之后,其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大,不仅要有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而且要有金融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因为企业跨国经营的普遍化,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直接融通资金。因此这时候扩大国际证券引资规模势在必行。

3.受该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有一个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众所周知,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截然分开,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不同时期两种方式会有不同的组合。一般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大致可以划分为粗放型增长为主集约型增长为辅、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并重、集约型增长为主粗放型增长为辅这样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来提高产出水平,当时最缺乏的是向国外购买适用的机器设备所需要的外汇资金,而此时国内企业既无力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直接融通资金,又需要政府提供市场保护,因此主要通过向国外借款方式引进外资是处于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在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实行粗放型与集约型并重,这意味着既需要保留第一阶段的引资政策和做法,又需要围绕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和投入产出率目标对引资政策进行调整。这时候除通过向国外借款方式引进外资之外,扩大或重点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三资企业,对于改善企业素质,强化集约经营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进入第三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以集约型方式为主,即主要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求产权清晰,公司管理结构科学,资源配置合理与有效。而证券市场的特定功能就是界定产权、完善公司管理结构、调整资产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其配置效率。因此,这一阶段扩大引进国外证券投资,让企业直接进入国际证券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举措。

4.受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制约。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方式的重心也大致经历了国际信贷—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这样三个阶段。战后初期至50年代初,从事资本输出的主要是美国,当时美国主要通过战后救济计划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以贷款和赠予方式对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直接投资逐步增加。但与国际中长期信贷相比,直到80年代以前,后者的增长速度一直领先。1980年与1960年相比,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从65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平均每年上升8.4%,而同期国际中长期信贷年流量从20亿美元增加到1600亿美元,平均每年上升24.5%。而80年代的情况则不同,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从1980年的40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320亿美元,同期国际中长期信贷年流量从1600亿美元增加到4658亿美元,前者平均每年上升19.2%,后者为11.2%,这说明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国际中长期信贷的增长速度。90年代前半期,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和国际中长期信贷年流量较前几年有所下降,近两年恢复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前者不到1%,后者为6.2%,与80年代相比,均呈下降局面。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国际证券投资增长速度加快。据经合组织统计资料,1980~1989年的10年间,仅全球累计发行的国际债券就有9714亿美元(同期国际直接投资累计108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3%;1990~1993年间,总共发行国际债券达13425亿美元(同期国际直接投资累计80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7.9%。这说明80年代以后国际证券投资增长速度加快。综上所述,80年代以前,国际信贷增长最快,之后逐步减速;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加快,80年代达到高峰,之后逐步减速;80年代以后国际证券投资增长加快,直至90年代达到高峰。所以,战后国际资本流动方式的重心也是沿着国际信贷—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的轨迹变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进外资的主要方式变动轨迹呈此状是正常的。

5.与该国国有经济发展相适应。战后发展中国家为了稳定社会,创造民族工业发展的条件和发挥政府的宏观控制作用,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建立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于国内税收和国债收入,一部分来自政府对外借款。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向国外借款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有企业多数为大型公共设施和基础工业企业,它们的建立只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为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加快工业化建设,发展中国家都随之扩大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70~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为此,各国纷纷寻找改善国有经济的途径。实践证明,改革产权制度,强化产权约束,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出路。因此,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逐步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或民营化的政策,没有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韩国和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开放证券市场,引进国际证券投资,是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或私有化的有力杠杆。这也是现阶段证券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呈上升势头的原因之一。

三、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变动轨迹给我国的启示

70年代末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引进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起步较晚,但步子较快。就引进外资而言,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户。纵观我国引进外资方式的变动方向,我们会发现,它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资方式的变动轨迹是相同的。1979~1991年,我国总共引进外资796亿美元,其中向国外借款563亿美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33亿美元,前者占引进外资累计额的70.7%,后者为29.3%。这说明我国在1991年以前引进外资是以向国外借款为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次之,引进国际证券投资刚开始摸索,为数极少。1992~1995年,我国引进外资1498亿美元,其中引进国际直接投资1100亿美元,占73.4%,向国外借款398亿美元(含少量国际债券发行),占26.6%,引进国际证券投资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这说明1992年以后我国引进外资开始进入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能持续多久,近期是否需要调整引资方式,调整的方向如何?这些问题急需作出回答。我认为目前我国把引资重点放在国际直接投资上是对的,但应看到,90年代前半期引进外资方式的格局不可能长时间维持下去,需要尽快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下降作好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1993年以来,我国每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每年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40%左右,这一比重已相当高,再要上升或长时间维持这一比重困难很大。2.目前发展中国家竞相放宽引资政策,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我国更宽松,给我国继续扩大或已达到的引资规模形成负面拉力。3.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台湾的占第二位,香港占第一位。由于近年来台湾当局对向大陆投资采取收缩政策,给我国继续扩大或维持已达到的引资规模造成不利影响。4.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环境保护、国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方面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影响我国继续扩大或维持已达到的引资规模的因素。5.1994年以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幅度呈下降倾向。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分别比上半年增长152%、150%、23%、12%,增长的绝对量分别为56.4亿美元、165.1亿美元、62.5亿美元、39.3亿美元。1994年以后,增长的幅度和绝对量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继续扩大或维持已达到的引进外资规模出现困难。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幅面临下降的同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调整发展对外部资金需求更加殷切,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调整引资方式。那么,调整的方向是否也同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加大引进国际证券投资的力度,逐步把引资的重心转向国际证券投资上来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不是要盲目学习外国,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一,按照普遍的看法,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进入中期阶段,进口替代基本实现,出口导向正在推进,整个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大为提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开放证券市场势在必行。第二,18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全国来说,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超过40%,在沿海地区,外向经济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我国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门槛在即,国外要求我国开放市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金融证券市场开放是国外施压的一个重点。第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的步履维艰,进展不快,需要借助于证券市场的开放,提高金融集约化水平,以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增长。第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一个难点。加快金融国际化,开放证券市场,扩大产权交易,是企业重组资产结构、改革产权制度、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巨大推动力。第五,我国外债余额已超过1100亿美元,在向国外借款受到还债压力制约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又难以保持已有的增长态势的情况下,扩大引进国际证券投资是必然的选择,也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趋势。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今后我国的引资工作,除继续重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向国外借款之外,应抓紧做好扩大引进国际证券投资的工作,逐步提高国际证券投资在引资总量中的比重。具体地说,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加快金融国际化。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把更多的国外银行、证券公司、基金会等放进来,让我国更多的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走出去,为扩大国际证券投资活动创造条件。2.扩大B股发行,开辟B股海外第二市场,有计划、有步骤地让外商进入A股市场和国债市场。3.扩大企业股票海外上市范围。目前除香港、美国证券市场已经接纳我国企业股票上市外,还有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做好了接纳我国企业股票上市的准备工作。国内也有大批企业积极要求到海外上市。因此,扩大企业股票海外上市范围完全具备条件。4.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逐步向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推进。5.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强化产权约束,打破企业在发行国际债券和向海外借款上吃国家大锅饭的旧做法,健全企业借—用—还债的机制,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益。6.加强对外资的管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开放证券市场,扩大引进国际证券投资,“飞燕式”的国际投机资本势必进入我国,从而威胁我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需要加强对外资的管理,完善外资活动法规,防止外资大规模转移。巴西政府1995年规定,进入巴西的资金必须在国内停留18个月以上,如果提前撤走,必须交纳20%的税。1996年又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为参与私有化的基金交纳5%的税,巴西企业接受的外国贷款期限从2年扩大到3年。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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