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杨[1]2003年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西域探险》文中研究指明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探险热对人类有着重要意义，在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各国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行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来到西域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其探险目的有所转变，最终使学术考察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些外国探险队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探险活动，无论他们的行为或可称道，或可谴责，但是应该承认，他们都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以及对中国西部历史、民族、宗教、地理……的札记和图象资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促成了国际性东方学——敦煌学的产生。本文希望通过简要论述外国探险家西域探险的过程、原因及意义，为我们今天的中外交流、改革开放作一历史的回顾。
尹红丹[2]2012年在《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中叶,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在宗教界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佛教受到严重打击。面对危机与难题,净土真宗本愿寺派门主大谷光尊顺应时势,推行改革,大谷光瑞巡游海外,留学欧洲。其时正逢欧洲西域探险热潮,在对国家和宗教使命感的促动下,大谷光瑞在归国途中组织了西域探险。大谷探险队的西域探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西域考察活动的组成之一,其活动结果造成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活动记录构成西域史地资料的组成部分。关于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的背景和活动内容,学术界系统研究尚少。本文以探险队成员的旅行日记、通信文、谈话录为基础,结合西域史地知识及已有研究成果,从探险背景、旅行路线、考察过程、文物获取几个方面,对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作一详细介绍。
宋文[3]2010年在《大谷探险队吐鲁番地区活动研究》文中指出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组织、赞助的大谷探险队在1902-1914年这12年的时间内在中国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及印度等地进行探险、发掘活动。而正是因为大谷探险队的这叁次中亚探险的刺激,才有了日后日本的敦煌学兴起和发展。其中吐鲁番地区是叁次大谷探险队考察的重点地区。本文中即理清叁次探险过程中在吐鲁番地区考察的具体日程。以日为单位,将渡边哲信、野村荣叁郎、吉川小一郎在吐鲁番地区的探险活动一一进行梳理,以期可以对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便。
杨涛涛[4]2016年在《清末民国游记中的新疆社会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游记是认识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清末民国时期众多关于新疆地区的游记对我们深入了解当时新疆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该时期,新疆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不同身份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涌入新疆,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游记文献,这些文献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新疆的社会风貌。本文欲通过对大量涉疆游记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受国际局势以及国内情况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入新人员游历新疆的主要原因有:科学考察、文化考察、收集情报、盗挖文物、传教布道以及调查财政状况、交通线路和政治考察。第二,国外进入新疆进行考察的时间较早。受“一战”的影响,在1914年之前进入新疆的人员较多,“一战”爆发后,入新人员较少,直到“一战”结束后的八年,入新人员才逐渐增多。国内进入新疆进行考察的时间较晚,且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中间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第叁,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的服饰、饮食、交通出行、礼仪、娱乐等方面虽然依旧很大程度上遵循着传统的规范。第四,在所谓的社会变革和近代化历程中,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家庭伦理、婚姻理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在众多中外旅行家的笔下新疆依旧保持着“中世纪”的种种生活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疆正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
张艳奎[5]2013年在《吐鲁番出土的四类习字文书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吐鲁番位于今新疆境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地发现了大量的纸质文书,书写文字有汉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等,内容包括赋税、田制、户籍、兵役、宗教、文学和教育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习字文书,力图通过对习字文书的研究来探索高昌时期和唐代西州时期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目前所刊布的材料,经过笔者的整理,共收集到40余件习字文书,分为：单纯习字文书、算学习字文书、儒家典籍习字文书、书法习字文书、诗歌习字文书、习字纸断片和千字文习字文书。其中最后两类习字文书约占整个习字文书的叁分之二,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加之这两类文书内容单一,故本文中未对这两类文书做系统研究：另有一件《唐写古诗习字残片》文书,这在李肖、朱玉麟的《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中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亦不再赘述。本文在前四类文书中各选择一件或者两件具有代表性的文书来进行详细讨论。本文分为叁章：第一章,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吐鲁番文书和本文所涉及的习字文书叁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第二章,吐鲁番出土的四类习字文书具体研究：第一节,对《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文书进行探索和研究。这两件文书内容简单,只书写了一个字,但是其中涉及到了令狐慈敏、和阁利两个学生的名字,并且文书的纪年是用武周新字书写的。同时这两件文书的书写时间相差两日,这向我们展示了武周时期西州学生的练字学习情况。第二节,对《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进行分析和研究。吐鲁番文书整理者将《古抄本乘法诀》列为高昌时期的文书,笔者根据《新唐书》、《唐会要》的相关史料中关于高昌人民“有文字,知书计”的记载考证得出,高昌地区存在有数学教育,而这件《古抄本乘法诀》文书即是有力的证据之一。《数字习字纸片》是大谷探险队在新疆盗掘所得,由日本学者小田义久负责整理,并将之确定为唐代西州时期。笔者查阅《新唐书》、《旧唐书》、《唐六典》等相关资料可知,唐朝设立了“算学”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央设立了官办的“算学馆”,并在各地设立有州学、县学。这件《数字习字纸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西州地方官学里的数学教育。第叁节,对《<论语>习书》进行分析探究。《<论语>习书》的书写时间被确定为高昌时期,阅读文书整理者对于该墓的年代说明,加之笔者的推测,指出其最有可能的书写年代是在高昌王国麴氏统治时期的前半个世纪,即501-558年。在此期间,高昌王国与内地关系紧密,据《魏书》、《周书》、《北史》记载,当地“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王曾经遣使朝贡,也曾“求解五经、诸史”,另有“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的记载。此文书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说明当地儒家文化的繁荣。第四节,对《唐人习字》文书进行分析和讨论。唐代文化繁荣,书法昌盛,不但有专门的“书学”考试制度,而且在中央还设立有官办的“书学馆”。另外唐朝还诞生了众多的书法名家,创造了大量的书法理论专着,足以证明唐朝书法艺术的强盛。这件《唐人习字》所临写的是晋朝卫夫人的法帖《与释某书》的内容,足见魏晋书法艺术不但传播于唐朝,而且远播西域。第叁章,总结。从古代教育的角度分析,特别是从本文所述的四类习字文书来看,隋唐时期的教育虽然有阶级之分,但是分科细致,管理有序,内容充实,对于当代教育应有所启示,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岳炜[6]2015年在《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中美大国责任观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逐步走上大国崛起之路,在国际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获得更多话语权的同时,对中国的“大国责任”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反恐问题上一直苛责中国,仿佛除了西方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在笔者看来,中国从古至今,帝制王朝时期也好,现代民族国家时期也好,国民党执政时期也好,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好,中国一直展现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个不负责的人绝对无法取得成功,而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同样也成就不了大国伟业。一个民族在文明历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民族就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价值观或民族性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国家责任的变革。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责任有共性的东西,即源自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在这过程中所达成的人类社会共识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个性的东西,而个性的东西就是源自不同文明历程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所谓的国家责任观就是用来一个国家根据外部环境因素、自身国力状况(客观因素)以及价值观(主观因素)来界定自己国家的国家责任的一种观念。因此,文明、价值观与国家责任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大国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因此两国的大国责任观具有许多共性,当然,也存在许多差异性,而差异性来自于中美这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大国责任是基于“大国”身份定位而来的,因而在探讨大国责任以及大国责任观问题之间,首要的要厘定“大国”的概念。“大国”是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对比得来的概念,大国概念和国际体系概念紧密相连。因此,梳理有关国际体系概念、理论以及总结其变迁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大国概念的认识,这最终将有助于我们对大国责任和大国责任观的理解和认识。现行的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而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步。在国际体系中,大国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强大的力量以及更多的“权力”,因此,大国比一般国家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大国在形成过程中,其成长历程的复杂性以及对外交往的广泛性远比一般国家要多,因此大国责任个性的东西远比一般国家要多。所谓大国责任就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含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自认为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所谓大国责任观就是是大国基于“大国”身份定位根据自身国力情况、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来界定并区别于一般国家包括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在内,但是更强调个性责任的观念。中华文明,又被称为儒家文明(笔者认为“中华”两字体现礼仪特性,“儒家”两字体现价值观特征,本文因为行为需要,两者将交替使用)源远流长,在欧亚大陆的一端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起源于易经思想,被儒家发扬光大的“和文化”乃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基础上,无论是帝制王朝时期也好,民族国家时期也好,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始终带着与世人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成份。中国帝制王朝时期“薄来厚往”的朝贡体系与欧洲近代残暴的殖民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现和概念,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责任心、使命感并不是仅仅通过一次领导人就职演讲或者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就能“制造”出来,而是要从这个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从其用铁与血铸就的历史中凝练出来的笔者通过凝练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对外关系史,向世人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前世今生。中华民族中正仁和的价值观、中式的责任观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口号,是祖先传承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将传诸于子孙的东西。中华文明一直是内敛、自守型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也不以侵略和扩张着称,今日中国再次大国崛起之后也不会走上寻求霸权的道路。从古自今,中国一直表现出慷慨任侠的大国风范以及共生共荣的大国责任观。西方文明,又被称为基督教文明,源于基督教对其主导性的影响力。(“西方”体现其历史传承性,“基督教”体现其文明的特征性,笔者因行为需要,两者交替使用。)与中华文明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是大陆型农耕文明发展而来,而西方文明是海洋及商业型文明,因此又可称之为海商文明。西方文明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古希腊、古罗马阶段;中世纪阶段;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现代阶段。基督教思想以及基督教本身把西方文明贯穿起来,并以新教的方式传承给美利坚民族。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民族性的形成有两个渊源,一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二是开拓美洲大陆过程中形成的特有价值观。美国从1776年7月7日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立国开始至今不过二百多年历史,美国的对外关系大致可以简单分为叁大阶段:大陆扩张阶段、海洋扩张阶段、全球扩张阶段。这叁个阶段轮廓十分清晰,虽然每个阶段内部有所起伏,但是,每个阶段都有其主导性政策和方向性非常明确,美利坚民族是个非常务实的民族,在每个阶段都有所待解决的问题,并都比较稳妥的得以解决,美国逐步走向大国崛起之路。同时,美利坚民族也是不乏使命感和理想抱负的民族,美国人以“天定命运”自居,一直梦想建立所谓的“山巅之城”来照亮整个世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之中。从美利坚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来看,美国人和美国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确与传统的欧洲列强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总结历史,尊重历史,分析历史,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人自负及现实主义的一面,追求利益,追求权力,意图一直维持其世界卓越领导地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具有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一面,并意图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的一面。美国有其带有“使命感”的大国责任。中美两国的大国责任观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也有鲜明的差异存在。当今的中美两国都是以民族国家形态的国家,所以都是以本民族、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自己国家的责任,同时,在现有的国体体系下,对于大国应尽的责任也有共识性的东西,因此基于以上二点,中美两国对这些责任有共同的认识,而这就是两者大国责任观共性的地方。同时,因为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许多全球问题需要各个民族和国家一起来面对和解决,因此,对于达成共识性的国家责任或大国责任中美两国也都应予以承担,而这就是当代中美大国责任观相同性的另一个方面。但是,两者的差异性的东西更多,这是由于两者不同的文明历程造成不同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儒家文明内敛自守的特性以及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表现,中国都是一个“自守型”的国家,因此,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在笔者看来是一种“自守型”大国责任观。由纯粹的宗教理想变成政治与信仰结合的国家“使命”是美国人所创造出来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的存在,但是,只有美国人清晰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并融入美国的大国责任观之中。笔者给美国式的大国责任观也下了个定义——“使命型”大国责任观。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大国责任观,采取何种处世方式,最后的道路必须走向“共生共荣”,这是面对现在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的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因为今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朱建军[7]2018年在《新疆龟兹石窟及佛教遗址考察报告》文中提出2018年7月1日至12日,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十多位博士、博士生共同组成“青年学者丝路行”考察团,对新疆多处佛教文化遗产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考察。文章在实地走访勘察与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发展现状、南疆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况、新形势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几点思考与建议等方面,就新疆龟兹石窟及佛教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言。
钱婉约[8]2016年在《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第一部分,详细考察了着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走上东洋学研究道路时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并探明其学术上的师承关系。第二、第叁部分对石田干之助在东洋学领域的成就做出专门的评价,将其独特的造诣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在东洋文库的工作,将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贡献给了日本乃至世界学术界;二是他所着《长安之春》一书,提供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方法,即“以文证史”,利用古代诗歌、民间故事、笔记小说等文学性资料进行关于西域胡风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性研究与书写。
辛德勇[9]2014年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文中研究说明关于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豊八、向达和秃氏佑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然而,后来的论述,不仅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一一辨析现有各种説法,试图说明,印刷术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导致这一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是密教的全面典盛和从印度傅入中国的佛像捺印技术。
参考文献：
[1].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西域探险[D]. 施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03
[2].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研究[D]. 尹红丹. 兰州大学. 2012
[3]. 大谷探险队吐鲁番地区活动研究[D]. 宋文. 兰州大学. 2010
[4]. 清末民国游记中的新疆社会文化研究[D]. 杨涛涛.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5]. 吐鲁番出土的四类习字文书初探[D]. 张艳奎.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6]. 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中美大国责任观比较研究[D]. 岳炜. 苏州大学. 2015
[7]. 新疆龟兹石窟及佛教遗址考察报告[J]. 朱建军. 敦煌学辑刊. 2018
[8]. 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J]. 钱婉约. 汉风. 2016
[9]. 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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