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大职业教育思想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职业教育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和特殊功能开始产生共识,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倾注更多的关注。在这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临之际,重温我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七十年前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学习和借鉴其先进的职教观念和经验,树立崭新的大职业教育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黄炎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的。他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为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创造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良机。然而当时的社会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政治腐败,生计恐慌,教育落后,再加上“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要使职业教育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又谈何容易。尽管黄炎培及其同人满怀“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坚韧不拔地推广职业学校,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可谓是“尽心力而为之”了。但是奋斗了八九年,他们所企望的沟通教育与社会、教育与职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目标,却“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
冷酷的社会现实,促使黄炎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寻找职业教育新的出路。1925年12月,他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思路。他总结道:“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的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1]那么,分竟怎样才能真正发达职业教育呢?他指出:“积极说来,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2]
“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旨在突破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狭隘的小圈子,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拓广阔的新天地。从黄炎培的有关论述综合起来看,它主要揭示了三层涵义:
其一,“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核心,也是他的办学方针。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与一般教育联系密切;同时,它比一般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于社会的需要上”。[3]职业教育“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4]而“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5]因此,他积极主张教育与职业相沟通,学校与社会相沟通,办职业教育须以完全适应社会需要为原则,须与社会各界多接触多联系,才能取得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
其二,“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无情的社会现实使他悟到,社会不改革,教育办不好,仅靠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会好。反之,什么事业都不会好。”[6]因此,职业教育工作者“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主动置身于社会改革和民族解放事业之中。1941年他在《从困勉中得来》一文中又指出:“吾们深深觉到,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职业教育乃是吾们工作的归宿,吾们的一切努力不仅不会放弃这本位,而且要加强它,充实它。吾们关心政治,研究政治,为着吾们推进职教工作的必要准备。吾们的动机十分纯粹,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始终站在国民的立场,参与国家的新建设。”[7]
其三,职业教育应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作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桥梁,应该向社会开放,全面地拓宽自己的教育境域。首先,凡有生计问题之处,都应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下层群众,除了举办各种正规的职业学校,还要多层次多形式地普及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短期的职业补习班。对特殊的社会群体,如伤兵、灾民、清室旗人、盲哑残废人等,也要有特殊性质的职业教育。其次,“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职业教育贯穿于人们受教育的全过程和整个职业生涯之中。黄炎培指出:“不要说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大学、中学、小学和职业教育何尝没有一部分关系?”[8]他提出在小学进行职业陶冶,在初中阶段进行职业指导,在高中阶段设立职业学校或在普通高中设职业科,就业后接受职业补习和再补习,形成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补习和再补习一条龙的职业教育体系。再次,建立产学联合体,实行联合办学,“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9]
黄炎培把这种抱积极态度联合社会各界办学的行动,称之谓“大职业教育主义”。
二
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理论上讲,“大职业教育主义”,更深刻地揭示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更全面地展现了职业教育的特殊功能,更充分地挖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它是一种与传统教育迥然不同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的大教育观。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
1.“大职业教育主义”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提出了教育社会化的命题。
毋庸置疑,职业教育是伴随着近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始终与个人生计问题紧密相连。它是以训练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知识和就业技能、减少失业为目的的。黄炎培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就是“鉴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10]这种以解决生计问题为目标的职业教育,要在中国落脚,谈何容易!它一方面要努力消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鸿沟,避免在学校制度上形成双轨制;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消除教育和社会之间的鸿沟,避免使刚刚破土而出的职业教育成为远离社会本土的“孤岛”。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定义上论证了这两个沟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指出:“职业教育,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11]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又从理论上论证了实现这两个沟通的基本途径,就是使职业教育社会化。
2.“大职业教育主义”合理地拓展和延伸了职业教育的境域,使职业教育成为一种开放的、全方位的、对整个社会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教育。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针对小教育而言的,是与传统的小教育观念相对立的。大教育与小教育的观念之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教育的场所上,小教育只满足于把学校化作为自己活动的目标,以办职业学校为职业教育的唯一内容。大教育则倾向于将社会化作为自己驰骋的天地,着眼于提高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在教育的价值标准上,小教育重学历教育,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囿于获取学历、文凭的狭小的范围内,大教育则追求多元、开阔的教育价值观。它认为教育的价值既可以体现在学历、文凭上,也可以表现在对工作和职业的适应性上,还可以凝聚在受教育者个性特长的发展上;在教育形式上,小教育重正规教育,大教育则提倡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并存,主张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发挥自身优势,以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在教育的时空上,小教育重青少年时期一次性、阶段性教育。大教育则强调把教育对象扩展到社会全体成员,一是纵向延伸,使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一是横向延伸,使教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正是一种突破传统小教育观念、着眼于全社会的大职业教育观。
3.“大职业教育主义”在理论上也突破了黄炎培早期“教育救国”论的认识局限,比较正确地摆正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黄炎培在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时满怀信心,认为可以走职业教育救国的道路。然而社会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仅靠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国家政治不清明,社会组织不完备,经济制度不稳固。“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因此,1926年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12]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从困勉中得来》中又指出:“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过来讲,又赖有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的出现。”[13]这就更明显地从“教育救国”的迷恋中清醒过来,自觉地把职业教育纳入抗战救亡、复兴中华民族的轨道,从而找到了职业教育正确的位置。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得到中华职教社同仁的认同和支持,成为中华职教社调节办学方向、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和民主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职教社的主要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了,把过去以办学校为中心的工作转移到以社会为中心,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向农村。在城市工作中,也注意改变办学形式和进一步发展职业指导工作,由过去主要办职业学校转向多层次、多形式地普及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短期的职业补习班,使职业教育更接近大多数平民,实现真正平民化。职教社在农村从事教育实验,大力推广农村改进工作。从1926年至1937年的十年里,先后建立了江苏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区、镇江黄墟乡村改进区、上海漕河泾农学团、沪郊农村改进区等等,还建立了农场、信用合作社、新农具推广所等改进机关及训练农村改进人员的学校,还创办了《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和书店。在农村改进实验区内,把农村生产技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风民俗乃至修桥补路都统管起来。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也有其缺陷或局限性。首先是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阐述还不够清晰,这一概念于1925年12月提出后,在以后的论著中也未能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显得比较单薄,缺乏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黄炎培对在旧中国社会条件下实施“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困难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如何沟通社会各界办职业教育也还缺乏比较得力的措施,特别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经济不发达,以及后来抗战爆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实施,使他的教育理想难以实现。
三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在旧中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然而它作为现代职教理论,在我国当今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却具有重新挖掘、发扬光大的价值。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我国的职业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形成相当的办学规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大职业教育的实施奠定了深厚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纵深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为大职业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困难,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强烈要求在职业教育的观念形态、领导体制、办学方针、运行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笔者认为,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启示:
1.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树立大职业教育观
职业教育的改革取决于教育思想与观念的更新。我国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着从小教育转向大教育的历史转折,教育观念的更新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当今的大职业教育观主要表现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树立崭新的职业教育地位作用观;全面认识职业教育的功能,不仅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还要重视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重视职业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功能;形成新的职业教育时空观,最大限度地拓展职业教育的境域;确立新的职业教育价值观,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从学历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2.改革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加强社会协作
职业教育事关国计民生,涉及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个人,它的主体是多元化的。而我国原有的职业教育机制,同产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一样,也是政府包办的单一的,高度集中的,因而带来了许多弊端。同时由于我国相当数量的职业学校,是在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中从普通中学转轨来的,基础比较薄弱,市场适应性较差,其内在动力,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其运转,尚水建立自动、有效的运行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渐完善,树立办学主体多元化的观念,明确各活动主体的利益、权力、职责和义务,调动诸活动主体的办学积极性,促使诸活动主体克尽厥职,建立起新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教育理想,使职业教育向社会开放,加强社会协作,优化人才培养过程,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供需协调,提高运行效应的目的。
3.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加强宏观管理
实施大职业教育最大的难题,是我国现行职教管理体制不顺。目前的职业学校和其他形式的职业教育机构处于多头管理、部门所有、布局分散、专业重复设置的状况。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中等职教的管理格局是:中等专业学校归教育部门主管,政府职能部门或大企业主办;技工学校由劳动部门主管,各部门、各企业主办;职业中学由教育部门自管自办或与企业联办。三类学校自成体系彼此不相往来,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难以发挥职业教育的整体效益。正如黄炎培七十年前所批评的那样:“范围越划越小,界限越分越严,不互助,不合作,就不讲别的,单讲职业教育,还希望发达吗?”因此,要实施大职业教育,就要打破原中专、技校、职高、成人教育单独设校、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综合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融就业前教育与就业后培训为一体,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规模效应和辐射功能,实行社会化、集约化的办学体系。同时,国家对职业教育应从总体战略高度上加强宏观管理,通过已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理顺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调整职业教育各方面的关系,推进职业教育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并在宏观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的办学积极性,多渠道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形成多专业、多层次、多种培养目标和培训形式的职业教育网络,开创我国职业教育的新局面。
4.突出重点,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
我国80%人口在农村生活,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应在农村。七十年前黄炎培及职教社同人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创办农村改进区的经验,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结构从单纯种植业向种植、养殖、加工综合经营发展,从单纯农业生产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为大职业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河北、江苏等地建立的县一级的职教中心和县、区、乡村三级职业教育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示范。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村职业学校在校生仅占全部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的23.9%,农村职业教育还大有潜力可挖。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化,建立社会化、集约化的职业教育网络,已成为我国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
总之,黄炎培未竟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成为现实!
注释:
[1]——[6][8][10][11]《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第431页、432页、488页、489页、363页。
[7][13]《从困勉中得来》,《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第20—21页。
[9]《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89页。
[12]《苏州会议纪要》,《教育与职业》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