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需要重视的几个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5-0059-04
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仅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迈入科学发展轨道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开展这项活动需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认识问题。
一、关于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这次在党内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具有很鲜明的重在实践的特色，就是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从实际情况看，以往不利于和有悖于科学发展的理念，多以政策形态和制度形态积淀下来；妨碍科学发展的各种突出问题，也都可以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上找到原因。因此，这次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初步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紧紧把握这次党内活动的特点，才能理论联系实际，取得应有的成效。
例如，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考核评价干部？现在仍有不少领导干部缺乏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习惯于落后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增加财政收入，以大量耗用能源资源来提升GDP的水平，以损害生态文明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固然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但更与我们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有关。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里，客观上存在着以GDP论政绩、GDP挂帅的现象。这也是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能够激励干部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的考核评价机制，就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一大任务。就干部激励问题来说，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党内激励机制，应当说，物质激励、升迁激励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应重视开发事业激励、感情激励、党内和谐激励等精神激励机制。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有一个和谐的党内生活环境，能够感受到政治上的平等，感受到“官本位”不是在不断加重而是在不断减少，并且有人尽其才的宽广舞台，那么，他就会心情舒畅，并且激励起强烈的事业心，自觉地以党的事业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但现实中，我们对党内和谐激励问题的认识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建设还远不到位，党内和谐环境建设还存在较大差距。
又如，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从当前实际来看，许多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都与政府自身改革的滞后有关。如医疗、教育、社保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错位、缺位有关；一些民怨、民愤的产生，与一些政府部门乱收费、与民争利有关；一些地方的投资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不好，与一些政府部门的诚信缺失、不积极正确作为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加快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真正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这不仅需要改变过去那种政府大事小事都管、大权小权都要、大钱小钱都收的状况，而且要在体制机制上体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四川省在试点中有一项改革引人注目，那就是从2008年6月1日起，成都市锦江区所有的街道办事处不再负有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职能，各办事处的“经济科”予以撤销，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能就是集中精力为所辖社区提供越来越完善的公共服务。这样深受群众欢迎并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改革应大力推进。
再如，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大政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改变一些人仅从改善干群关系或者送温暖等角度形成的肤浅理解，而且应当建立改善民生的体制机制。例如，当前改善民生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非常薄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财政投入上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财税分配机制、社会建设投入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这个方面，北京的做法值得借鉴。多年来北京市区的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发展得很好，但郊区及农村则差距很大，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北京长期以来对城市和农村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比例一直很悬殊(这种情况在全国许多地方具有普遍性)。近年来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北京市过去对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比例是8∶2，2003年调整为7∶3，2004年调整为6∶4，2005年调整为5∶5。投入机制的改变大大加快了郊区及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步伐。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在搞农村电网工程、道路工程、村村通工程，这些“工程”对于解决农村社会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必要的。但只有这些突击性的工程还不够，只有建立稳定的、长久发挥作用的投入机制，农村社会建设及公共服务的长足发展才会有可靠的保障。
二、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的“快”与“好”的关系问题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快”与“好”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成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十七大及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把“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从全局意义上讲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此，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如何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快”的关系问题，对于真正实现一个地方的科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好与快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离。好，指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要高，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快，指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不能慢下来。只快不好，不仅是无用功，而且有破坏性。有的地方虽然GDP增长很快，但环境被破坏了、水源被污染了、土地也卖得差不多了，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有的地方经济发展很不协调，尽管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却难以持续。因此，只有“好”字当头，加快发展，才是有效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平稳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当然，也不能用好否定快。只好不快，不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支撑社会的稳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快”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任务。特别是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好与快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对党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我们应当加以辩证把握。在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自身严重发展不足的问题，这就必须以“快”来做支撑，更加注重加快发展的问题，增强发展的紧迫性和忧患意识。然而，这种加快发展，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端正指导思想的加快发展，是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加快发展，是重视科技创新、重视环境保护的加快发展，是在吸取别人经验教训基础上避免再走弯路的加快发展，一句话，就是坚持好中求快。
三、关于统筹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社会越往前发展，民生问题就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如何改善民生已成为亿万人民瞩目的一大焦点。党在这时将执政的重点指向民生，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十分明智的。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本，已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成为衡量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我们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应当看到，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可靠的保障。如果GDP增长很快，而改善民生的步伐却很慢；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很多，而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却很少，不仅会民怨丛生，损害社会和谐，而且不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改善民生放到更突出和更实在的位置上。为此，应当改变过去那种“先生产、后生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一类思维定式，真正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与此相应，我们也应克服以往那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简单化理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个人的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就不是简单的“谁服从谁”的问题。即使为了公共利益要征用个人财产，也必须依法行事，并给予个人足够的补偿。关于“足够补偿”，国际公约中有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需征用包括外国投资、个人投资在内的私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这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尤其是在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补偿，都应很好体现“及时、充分、有效”的规则。近年来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出现的一些尖锐矛盾和上访案件，其中一个带有共性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体现这个规则，教训深刻。
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我们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和要求，切实地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诸如促进就业、扶贫解困、教育助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道路畅通、环境治理等民生工程，应统一规划，制定措施，明确工作进度，强化投入保障，将所需财政资金纳入预算足额安排，并建立目标责任制，强化监督检查，确保群众得到实惠。在这方面，我们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上都是大有可为的。有专家提出，要把城乡居民生活困难的解决程度，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的解除程度，教育、住房、交通等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空气、水源、土地等环境状况的改善程度，作为对各级政府的硬约束性指标。这“四度”，不仅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实实在在的需要，也是对党和政府改善民生实实在在的要求。当然，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预料，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将步入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四、关于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
科学发展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讲科学发展，不仅要讲科学，也要讲民主。这就要求我们统筹处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近年来，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进步，我们理应在此基础上，有更扎实的工作和更大的作为。
例如，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表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式，将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展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前所未有，大到对国家大局、国家立法、国家外交、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小到对党政机关公车泛滥、特权现象、城管执法、乃至某个具体建设项目的关注。今天，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已从传统的动员式参与，发展到现代的自主参与；从松散的个人参与，发展到组织化的参与；从孤立的参与，发展到横向的参与。因此，如何去积极适应、而不是消极应对甚至处处限制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回答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好，有时甚至处在比较被动的局面，一些制度、机制乃至具体做法，还停留在一种传统的过时的格局中，有的人甚至还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中。目前，在各界群众如何有效监督领导干部和公共权力、如何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如何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如何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等许多方面，广受欢迎和卓有成效的办法还不多，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又如，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公民意识历来淡薄的国家来说，很有意义。但如何去增强公民意识？我们现在的许多党内教育和学校教育不注重培育独立人格和讲真话的品格、勇于质疑的品格、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品格，这很成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次抗震救灾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数以万计涌到灾区的志愿者中，组织化的程度很低，这明显影响了救灾的效率。这里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对民间组织、非官方组织、非政府组织(NGO)的快速发展还很不适应。国际上对这类组织通行的是登记制度，而我们目前实行的是审批制、挂靠制。这是否也应当作些与时俱进的调整？还有，在一个公民社会，我们的官员应当怎样对待舆论？这是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考验和难题。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社会舆论如潮，各种说法纷呈，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十七大积极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网络世界越来越发达的大背景下，我们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更应正确对待社会舆论，而不应消极抵触，大惊小怪，更不应文过饰非，一味压制。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防民之口，是极不明智的。你可以删除网上你不满意的话语，但你很难删除人们心中的疑问和不满。因此，要想按照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更加积极的作为，而不能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
此外，在如何真实而有序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如何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如何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我们还缺乏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理由、有条件走得更快一些，做得更好一些。
总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通过几个月的活动就能完成的。但是，通过集中的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进一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打好体制机制的基础，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