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反省运动及其对文学变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其对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学产生代变，一是源于文学自身求变的要求，一是社会文化变革对文学的制约与影响。在社会文化激烈变革时期，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反省运动，直接推动了文学变革思潮的兴起。文学因此开始进入时代变革大潮的中心并获得鲜明的时代品格。由于文化反省运动的矛盾性和不可避免的缺陷，世纪之交的文学变革思潮也存在着新旧杂糅、中西交错的复杂性。这一思潮虽然在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历史决定其任务必然由后起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来完成。
〔关键词〕 文学代变 文化反省 文学变革
一 文学发展的两种驱力
清代朴学家焦循从学术思想之嬗变角度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①]，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考察戏曲的发展之后也从文体之代变得出结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②]。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文学史的发展也强有力地支持了这种结论，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常识。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之代变，而在于产生“代变”的历史文化动因和文学动因是什么。具体分析文学之代变的动因颇为复杂，各时代均有所不同。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两方面。
第一，文学在沿着自身轨迹发展时所产生的求变要求，促使文学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内驱力”。当传统的艺术表现规范和文体形式等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和历史积淀而被推向其极致之后，“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按传统规范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陷入一种难以超越的困境，因而打破原有规范，另辟蹊径的变革要求会被逼出。这里我们借鉴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加以说明，按照库恩的理论，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paragon）的形成，并成为该学科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e）。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问题时，便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科学革命即表现为旧“典范”的改变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楷模”的诞生。[③]文学的发展变化就其内在要求而言，与库恩所阐释的“科学革命论”极为相似。当然，按照库恩的分析，新“典范”代替旧“典范”没有一道清楚的界线，它可在旧“典范”中逐步孕育发展，而新“典范”确立之后，旧“典范”也不会一下就失去作用。因此，对传统文学范式和规范的突破与革命，既可表现为对传统规范和范式的补充、丰富与发展，亦可表现为打破旧“范式”与“规范”之后对新范式、新规范的建构与确立。上述两种方式既可同时进行，亦可表现出先后阶段性。其对传统规范与范式的突破既可从某一局部展开，亦可表现为对传统范式和规范的整体性革命。而旧传统亦会以新的方式融入新传统之中，不可能完全消亡。我们所谓“盛极而衰，衰而生弊，弊极而变”揭示的某些道理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亦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二，文学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部分其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制约与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激烈变革时期，文学与其所处时代表现出更为密切的关系，时代所产生的各种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制约与渗透更为明显。我们不妨将时代变化（包括文化变革、学术思想嬗变等）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称为“外驱力”。
“外驱力”这一概念的使用是相对于“内驱力”而言的。这并不等于其对文学的影响完全是“外在”的。在实际的情形中其表现相当复杂。尤其当我们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风尚时，根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对文学的影响。正如我们把握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精神与风尚时，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精神和时代风尚对文学的深刻作用与影响。中外文学发展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进一步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把这种作用与影响概括为不同的侧面和层次。首先，它对文学的影响可体现为“背景式”的作用。即时代的风云激荡和文化的变革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现实文化土壤与基础。时代的风云激荡酿成一股巨大的文化思潮时，就不仅决定了时代的走向，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时代风格和未来流向。其次，当某一种时代及文化变革对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之后，其产生的诸多新的价值观念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于文学，导致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从而影响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这种深刻影响还在于，它以“外驱力”的方式作用于文学时，可以逐步转化为文学的内在要求，形成“内外驱力”的“合力”。
在文学之“代变”和文学思潮发展中，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看，一个时代文学所出现的较大变化往往是综合因素（或者说是内外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就宏观形态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发展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即传统文学逐步走向衰落，产生蜕变的过程和新型文学逐渐滋生、发育、成长的过程。而且认为，在这一矛盾交织的历史演进中，由于时代的变革和文化转换的促动，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轨，最终完成了跨世纪的历史转变，翻开了全新的一页。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内外驱力”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
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轨迹看，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学显示出这样几个特点：（1）占据文坛正统地位的仍然是以诗文为主体，以承接文统道统自居和以学步先哲、宗先法古为号召的文学派别，文学仍在遵循着传统既定规范所形成的惯性自然延续。（2）虽然如此，正统派别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与突破。虽然他们以宗先法古为号召，但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传统法式的一味承袭，而力图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对传统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当然，这是在传统规范下的求变意识，既无心也无力对传统“典范”来一次深刻的革命。所以这种求变意识产生的结果相当奇特，他们缺乏冲破传统束缚，打破传统格局的力量与勇气，仍在传统诗文与审美范畴、概念和法式中徘徊，修修补补，辉煌的传统不仅没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反而窒息了一些学步者的想象。（3）传统文学所形成的“典范”已推向自身极致，因此，其在整体性上显示的创造力贫乏已预示着传统文学“典范”步入衰落、走向解体的必然，展示着传统文学的困境、挣扎、危机与无奈。与此相对照的是，真正的求变意识作为一种“新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他们以精神革命为先导，力求把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审美观念等引入传统文学之中，表现出对传统的某些超越。这一新导向终于在19世纪末酿成一股新潮流。
与此相适应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文化学术思潮的主流也发生了转换，成为文学发生巨大变化的外驱力。这种转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1）代表着有清一代学术文化最高成就的考据之学自此开始走向衰落。作为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有清一代学术不满宋明理学之空谈义理，转求务实，“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④]，又由于其不满于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专注于经学的探讨，由喜言经世之务转向治经考证，以至于堕入歧途，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至其末流，则自得于一字一义之新见。这种时尚在乾嘉之际形成高峰，创造了有清一代学术的辉煌。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风不复见。其虽在经籍校勘、音韵小学、典章制度、古籍考证等方面多有发现，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研究方法，但由于其多纠缠于经义字句之得与失，无补于天下时事，在19世纪中叶后终于步入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积极入世、致力于经世致用、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术文化精神。知识阶层关注的问题由书斋转向现实。即使是朴学本身，也再度出现了以解经论时政、借经学言改制的学术倾向，滥觞于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再次勃兴。这不仅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选择与价值趋向，而且以其独特的方式制约着作家的心理与行为，促使文学在沿着传统轨迹行进时，不得不以现实的需要为归依，调整自身的结构，以适应纷纭变化中的社会现实。（2）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入，导致民族生存危机的加剧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相对封闭的传统文化体系与格局由此被打破，学术文化思潮的转换出现了新的动向。由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制性纳入世界格局，中国文化也不得不在新的、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格局中重新确位并思考着自身的出路。在激烈的文化对抗与冲突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进行痛苦的化合与调整，产生了一种颇为复杂的矛盾心态，即理智上对异质文化先进性的认同与学习和情感上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及对自身传统的依恋。这不仅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开始显现出中西交汇、新旧杂糅、传统与革新并存的形态特征的话，那么这无疑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转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 文化反省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扬弃
19世纪九十年代民族生存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为新的变革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尤其是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文化反省运动的展开，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格局受到强烈冲击，文学也开始逐步脱离了传统轨道，被纳入了整体社会文化变革思潮之中。这终于酿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文化与文学运动，这就是融政治改良、文化变革和文学革新为一体的“维新改良思潮”。它的出现，不仅预示了传统文化与文学格局的瓦解，而且在思想文化、艺术形态、文学观念、价值趋向等诸多方面为更新一轮的文化与文学运动做了铺垫与准备，标志着中国文化与文学跨世纪转换的开始。
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后文学自身演进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变量的话，那么19世纪末由民族生存危机和中西文化冲突所引发的文化反省运动及变革思潮则对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基础。
梁启超论及“时代思潮”时曾说过：“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⑤]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各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则是危机中对传统文化结构和价值系统的调整。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虽然这一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潮及派别所持之观念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但无不围绕着挽救危亡这一时代中心议题而展开。正因为如此，救亡与启蒙不仅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而且成为超越各种思潮派别的时代主旋律。从深层次看，以救亡图存为旨归，以思想启蒙为表现特征的文化反省运动，实际上已成为时代的主潮。这是促使中国文学发生深刻变化的最为直接的文化动因。
所谓文化反省，是指某一文化传统中的知识阶层，在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下，由于现实危机的刺激，从文化系统的各个层面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检讨、调整或变革，以求通过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或再造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危机。梁启超曾把近代中国的文化反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⑥]从“器物”的觉悟到政治制度的觉悟，最终发展到整体文化变革的觉悟，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文化觉悟过程，反映了文化反省运动分层次逐渐递进的特点。如果说当这种文化反省在物质层面展开时尚不能构成对传统文化的真正冲击的话，那么当这种文化反省进入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时，必然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系统产生强烈冲击和震撼，民族文化价值心理及趋向也因此会发生较大变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维新改良思潮代表着文化反省运动第二阶段及向第三阶段的转折期。这一文化思潮，从政制层面和思想价值层面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批判，对域外异质文化的引进与介绍，在动摇着传统文化大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瓦解传统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改变着人们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
维新改良文化思潮发生的现实依据是抗击外侮失败而不断加剧的民族生存危机，其旨归相当明确，即通过政制改革和文化检讨解决现实危机。其理论根据则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表达的“变法”思想和梁启超、严复等人所介绍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想。前者是“托古改制”，着眼于传统文化的承接、转换与扬弃，后者则是“托外改制”，着眼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检讨与批判。
我们从思想启蒙这一角度对维新改良思潮的文化反省做一简要的概述，以阐明其对文学运动发展的影响。
从学术角度看，康有为为鼓吹变法而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其所以能形成“思想界一大飓风”，诚如梁启超所言：“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⑦]所以，《新学伪经考》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学术方面，而在于它通过对古文经学的激烈抨击，从根本上对正统儒学和官方统治思想提出了挑战。康有为公开宣称，自西汉末年以来为历代统治者和儒家所尊崇的经典——古文经是“伪经”，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朝之学”即新学。这不仅对于破除当时知识阶层对传统经学的迷信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其所昭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国人的文化价值心理产生了巨大震撼，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基础，既然长期被人们奉为圭臬的传统经学亦要受到怀疑、抨击，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对传统信仰和价值的重新思索与估价，其思想启蒙意义不容低估。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着眼点在于对传统经学的怀疑和批判，那么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著述中则着眼于传统的承接与转换，肆意发挥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借助传统思想的力量来改造传统。在这些著述中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改制之作，以“公羊三世说”为《春秋》之一大义，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解释历史的发展进化，并比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的政治意旨极为明显，我们姑且不论。而就其文化思想意义而言，其作用即在于从传统和经典中引申出了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为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提供了历史观基础。康有为还阐释发挥了易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提出“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⑧]这一从传统承接而来的思想资源，又成为反省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学强有力的哲学思想基础。因为按照康有为阐释的“变易”理论来推论，传统的经可变、法可变，那么建立在这“经”、“法”基础之上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学审美观念等自然也包含在“可变”之列。这种以“托古改制”方式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不仅为维新改良思潮罩上了一个“神圣”的历史光环，而且在文化价值心理和思想层面对变革传统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以古为上、崇先法古的文学价值心理取向会因其思想价值基础的动摇而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强调文学随时代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进化观。
康有为通过对古文经学的抨击而进行的文化反省，一方面把立足点放在了政制改良上，另一方面又是以传统抨击传统，即立论的思想基础仍是从传统承接而来的。由于其打着孔子的旗号，披着儒家今文经学的外衣，其自身所显示出的深刻矛盾当然无法彻底破除人们对传统文化偶像的迷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严复等人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由此而展开的文化反省显示出更强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具有更为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对西学的大规模的介绍与引进，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和心态下进行的，即梁启超所论，是在抗击外辱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时期对西学的输入，虽然“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⑨]，但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参照系，以“托外改制”的方式对传统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了多侧面的反省，大大推动了维新改良文化思潮的发展，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变革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在良莠不分的文化引进中，独严复所译最精，影响最大，视野最为开阔。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译介了以《天演论》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术理论名著，向国人宣传了进化论和民主民权等思想。这些使国人耳目一新的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强化了知识阶层对民族生存现状和危机的认识，给他们变革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以巨大启迪，而且在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结构等深层次上给传统价值观念以巨大冲击，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比较也是从严复开始展开的。其比较既不是坚船利炮和大刀长矛的“器物”之比较，也不是政制之间的简单比较，而是从伦理价值、国民性等方面分析中西文化之差异。虽然失之笼统，但视点的新颖和结论的深刻性的确振聋发聩。[⑩]很显然，在严复看来，中西文化的差异已不仅表现在“技艺”、“政制”方面，而且是在文化结构深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历史观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严复认识到中国危亡的出现，既非简单的战争失败所致，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哉！”[(11)]而是整体文化竞争中的落后，导致了民族的危亡。因此，文化反省必然要从整体文化和文化深层结构入手。
有了这种思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检讨必然是整体性的。严复对传统旧学的抨击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救亡决论》（1895年）一文中，不仅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而且对传统的宋学义理、汉学考据、文章辞赋等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的反省检讨。
对于学习西方，严复认为，“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其“天算格致”虽精，但亦“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2)]待其实施能否与通，而在民自由否。因此，学习西方，不能舍本逐末，而其本在民智、民力、民德。“以是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3)]传统文化思想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出极大弊端。“中士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14)]从思想启蒙角度出发，其对传统旧文学也给予了否定与批判。
梁启超通过中西文化发展与性质的比较，对传统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进行了反省清理。他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15)]中国传统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名实混淆和言必称古，“此病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6)]，西方“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17)]。而中国传统思想恰恰缺乏这种思想自由。梁启超以思想启蒙为旗帜，以新民救国相号召，明确提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18)]并以此自勉，“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19)]，不惜矫枉过正。“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勿为古人之奴隶也”[(20)]。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支配下，必然引发对西学的大规模引进。梁启超认为，“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21)]介绍西方新思想新学说成为推动文化反省，改造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与手段。仅在1902年一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就发表12篇专论，宣传西方各种学说与理论，影响相当大，如时人所言：“欧风雨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22)]。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仅1902年—1904年的译著，就有8大类，25种，共计533册之多，几乎涉及西方文化各领域，出现了空前规模的西学输入高潮。
谭嗣同以其思想的敏锐与激烈被梁启超称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彗星”，其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融中学、西学、佛学为一体，创“冲决网罗”之说，从思想价值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猛烈的抨击。其在《仁学·自叙》中曾言：“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明白地显示出告别传统，冲破一切束缚的决心与意志。
三 文化反省下的文学变革
19世纪末这场伴随着政治变法而展开的具有浓厚思想启蒙色彩的文化反省运动，不仅是中国文化实现跨世纪转换的直接动因，而且也成为跨世纪转换的突出标志。其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扬弃、反思、检讨、批判，还是对西方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及学说的引进与介绍，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因而有可能从整体上推动时代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文学的发展格局与走向不能不受这一运动的影响。如果从积极意义上评价的话，它对文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场文化反省运动试图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解决救亡图存问题，当其借助传统力量（今文经学），寻求传统支持时却对传统的古文经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与批判，赋于传统的今古文之争以全新的时代意义。这种以经学攻击经学，以传统反对传统的“托古改制”，实际上瓦解动摇了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赖以存在的经学基础，进而打破了知识阶层（包括作家）对传统经学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迷信，开创了思想自由与价值多元的新时代，为传统文学体系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与改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价值基础和文化精神氛围。
第二，文化反省运动把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与介绍作为检讨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这必然会打破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不仅为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一个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迥异的参照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尊临卑”、“以夏变夷”的文化优越心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成为一时强烈的呼声和要求，这也使得中国知识界以更为开阔更为理性的态度和视野去审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亦使中西文化在冲突中的融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和高度。在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许多维新人士和翻译家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作品介绍进来，并以此为参照，对传统文学进行嫁接和改造，力求创造一种适应时代需要，表现时代精神的新的文学范型。
第三，这场文化反省运动对文化深层的最大影响表现在观念形态所发生的诸多变化上。文化反省在破除、扬弃许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通过对传统的改造和对西学的引进也逐步确立、生成了许多新的观念与理论。这一方面促使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趋向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又通过观念的改变和渗透直接或间接地对文学施加影响。如文化反省中对复古崇古思想的批判，对传统经学的思想清理，对今文经学变易思想的发挥，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介绍与认同，不仅打破了以古为上、宗先法古的文学价值心理，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文学是随时代而变化，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共识。这些观念变化成为维新改良文学思潮扬弃改造传统文学，呼唤“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和价值基础，既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又推动了文学形态等的变化。
第四，由于文化反省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逐步由时代思潮的边缘步入时代思潮的中心。当文化反省由单一的政治制度检讨、改良转向整体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时，维新志士们开始意识到开启民智是振兴积弱、改良政治制度的基础，尤其是在政治改良陷入失败境地之后，文化反省的重心由政治转入了启蒙与“新民”，并认识到文学在开启民智方面的“不可思议之力”，因而由改良思潮初期对文学的忽视，转而以空前的热情去呼唤文学的改良，文学被重新确位，由传统“载道”与抒情言志之工具，一跃成为“新民救国”之良器，被纳入时代变革大潮之中，直接促使了新的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围绕着开启民智和思想启蒙并不断展开的文学改良运动，成为世纪之交文学思潮的主流。文学所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无疑得益于文化反省运动的推动。
在时代思潮和文化反省运动的强大推力下，中国文学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构成，无论是审美价值观还是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都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脱离传统文学运动轨道的趋势，开始以新时代文化品格和历史品格显示对自身传统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反省运动与五四的全面反传统有所不同。首先，在文化反省中虽然表现出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和慷慨激昂的指责，但并没有对传统进行全面否定，“传统和现代却尚未放在敌对的地位上，他们仍未放弃寻求改革传统的可能性”，“他们仍然以为某些传统预设（assumptions）是当然之事”[(23)]，这一点梁启超的一些言论颇能代表。其言：“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24)]“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25)]其次，正因为如此，文化反省运动从价值形态上看，表现了中西化合，互相融汇的特征。即一方面从传统中寻求价值支点，一方面又汲取西学的思想营养，以调和二者的对立与冲突，出现了诸多言西学必引中学为支持，论中学必以西学为之张目的现象，此正如梁启超所言：“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26)]再次，这场文化反省运动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改造解决现实民族危亡问题，这种最终的价值指向成为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所以，无论是对传统的承接还是扬弃，无论是对今文经学的鼓吹还是对古文经学的批判，无论是对西学的介绍还是对传统中学的轩轾，一切以是否有益于挽救危亡为旨归。因此，对文学价值的褒与贬，对文学的忽视与看重，对传统文学优劣高低的评价，对艺术表现方式的选择，乃至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兴衰，无一不受这一价值指向和思维方式的支配。如果说这一时期文学在诸多方面呈现新旧杂糅、中西交错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话，那么我们均可从文化反省运动所表现出的上述三个特点中找到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尽管如此，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也是时代剧变与文化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它对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所起的整体推动作用却不能因此而被抹杀。它的成功或失败的变革尝试，都将为未来新文学的诞生发展奠定不可或缺的文化与文学基础。它对传统文学的扬弃与改造，更显示了中国文学跨世纪的强劲态势。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以如此大的热情和如此积极的方式自觉参与、反映并推动着社会文化变革，这是第一次。
注释：
①《易余签录》
②《宋元戏曲考·自序》
③有关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可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为该书日译本所撰的序里也论及这种理论可以在文学史、艺术史等方面运用。
④ ⑤ ⑦ ⑨ (16)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⑥《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⑧《日本书目志序》
⑩参见《论世变之亟》
(11)《救亡决论》
(12)《论世变之亟》
(13) (14)《原强》
(15)《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7)《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8) (19)《致康有为书》
(20)《新民说·论自由》
(22)《诗界潮音集》、《新民丛报》第16期
(2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24) (25)《西学书目后序》
(26)《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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