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及其重构的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6)02-0144-06 中国印刷技术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最初的印刷形式木版印刷在6—7世纪隋末唐初(590—640)已在中国出版”“活字印刷出现于10—11世纪”。①之后的很长时段中，印刷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技术形式上看，其经历了雕版印刷、泥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套版印刷等；从传播范围上看，其东传至朝鲜、韩国、日本，西传至西非、北非、欧洲等。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始于法国学者儒莲(Stanlislas Aignan Julien)，1847年他发表了《关于木雕版、石版印刷及活字印刷的技术资料》，对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研究。1911年，叶德辉所著的《书林清话》问世，标志着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古代印刷史进行有意识的专题性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相继召开了数次关于印刷史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钱存训博士所著的《中国印刷史简目》共选录近人对中国印刷、刻书及其相关版本目录学的著述约五百种，②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事实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中一直没有中断过”③。纵观20世纪的中国印刷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萌芽阶段，印刷史研究偶有为之；1950年到1989年为起步阶段，对印刷史的研究意义、历史分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有了初步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伊始，逐渐确立了印刷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印刷文化史等新的研究范式的传入，问题意识、计量史方法、心态史方法等相关研究路径冲击着中国印刷史理论的传统研究方式，现在这种趋势还在持续。 一、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现状 一般而言，某一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对其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内容、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印刷史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以后，相关学者对印刷史也展开了研究，例如，郑如斯、曹之、张树栋，台湾学者李兴才、黄浮云、张子谦等。彭俊玲从文献梳理与评述角度来考察我国印刷史研究发展历程、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等，④比较有代表性。但她的论述比较简单，似有言之未尽之感。故本文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相关阐述。 第一，印刷史研究的意义不断深化。对学科研究意义的研究，不仅是要在学术领域里划出自己领地的问题，而且是要论证该学科的研究价值和合法性的问题，印刷史研究也不例外。中国印刷史研究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其研究始于外国人士，且有他国欲抢夺中国印刷术发明权的问题。在这两个背景下，民族情感意识大大推动了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也突显了其研究的意义所在。当史实得到澄清之后，如何再推进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成为重要话题，相关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印刷史，显示了现今印刷史研究意义的不同面向，如张树栋等编撰的《中华印刷通史》是“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研究印刷史”⑤的，曹之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是“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印刷术”⑥研究等。 第二，印刷史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学术界对于印刷史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的认识，随着印刷史研究的进展，有一个深化、细化的过程。在21世纪以前，绝大部分的中国印刷史论述都是围绕着厘清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与发展史而展开的，其原因一是外人争我印刷发明权对我民族情感的伤害和激励；二是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累累。也正因为如此，现已出版多部有关印刷史的通史类书籍，如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张树栋等编撰的《中华印刷通史》等，也出版了多部专题性的印刷史论著，如马贵斌的《中国印钞通史》、宿白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等。总体而言，中国印刷史的研究逐步加深，其研究逐渐走向从史实的梳理到史论的讨论、从史料的整理到谬误的纠正的态势。 第三，印刷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从开始就有外国学者加入，从法国学者儒莲，到美国学者卡特、钱存训、芮哲非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扩大了中国印刷技术在世界的影响。在国内，1985年相关高校开设了印刷史系列课程，2001年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了专司印刷史研究与宣传的“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并多次召开印刷史学术国际会议，团结了一大批学者对中国印刷史进行学术研究。这些学者有的来自高等学校，有的来自图书馆系统，有的来自印刷界本身，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不断推进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深入。 第四，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印刷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与书籍史、出版史等学科的关系而展开。书籍史与印刷史研究的差异很早就进入学者的视野，北大学者郑如斯指出：“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⑦台湾学者李兴才也提出“印书史不能越俎代庖印刷史”⑧，等等。鉴于在雕版印刷时期印刷与出版浑然一体，印刷史与出版史的研究也时常交集在一起，直至近代印刷业逐渐强大，印刷史的研究才出现与出版史研究不同的研究面向：出版史侧重出版物的研究，印刷史则重视技术史的梳理等。尽管如此，但仍有不少出版史学者将印刷史研究纳入其中，如叶再生指出：“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是近代出版史的特征，也是与中国古代出版史时期实行以雕版为主要特征的手工印刷术有着本质的区别。”⑨由此可见，国内对于印刷史研究范围的界定，尚存争议，其概念模糊的背后既囿于中国独特的印刷发展史、相关理论介入式微的缘故，又有传统中国印刷史叙述模式的问题，表现在中国印刷史的扁平化叙述模式缺乏深度叙述等方法的运用。 中国印刷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研究内容上，重视古代印刷史研究而轻视近代印刷史研究，尤其是对近代凹版、凸版、平版技术史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在研究资源建设方面，印刷史研究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北京等中心区域，学者张树栋在2010年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曾说：“如果有人要问当今印刷史研究上还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印刷史的立项研究不应都集中在北京，期望各省市的学者能在本地相关单位领导支持下，在本地申报项目，开展研究，让印刷史研究遍地开花。”⑩在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方面，主要集中于专业类期刊，在历史类期刊中只有少数刊物会刊载印刷史类的研究性文章，如《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等。总体而言，中国印刷史研究呈现出研究古代的多、研究近代的少，研究技术的多、研究与社会关系的少，单一研究的多、综合研究的少的局面。 二、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特点 从理论上说，出版有三大环节：编辑、印刷、发行，印刷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也是情理之中。在现今学术研究视阈中，印刷史研究常常附属于出版史研究之中，其自身的史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究其原因，与中国出版史的复杂史实以及现今学术研究的条块化分不开。综观现今关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不论是“印书史”的研究，还是“大印刷史观”印刷史的研究，均较侧重于印刷技术史的梳理，且常与编辑史、出版史、书籍装帧史交叉展开。 第一，在印刷史的核心概念界定方面相对模糊，其中多数概念欠周详，难以涵盖中国印刷史的历史事实，也难以满足现今中国印刷史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受传统文献学等学科的影响，与印刷史相关的概念主要涉及两大类型，一是围绕印刷技术和程序方面的概念，如雕版、刻版、装订等；二是围绕印刷品的形制、考订、流传、存藏等方面的概念，如校勘、分类等。但真正涉及印刷史本身的诸多概念却尚存争议而难成定论，包括印刷、印刷术等，因为这些概念发展至今，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变化，已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如何区分当代与近代(大规模集成印刷技术之前)的印刷、印刷术，本身就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更别提其他诸如印刷文化、印刷文化史、印刷商业等相关概念了。以印刷文化的概念为例，肖东发在其《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等论文中，并未给出明确定义，字里行间，还明显将印刷文化与出版捆绑在一起。胡潇认为“印刷文化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书面文化”(11)。彭俊玲指出：“所谓印刷文化，即由‘印刷’与‘文化’的概念组配所形成的范畴体系。”“印刷文化不同于印刷史，它不是仅仅对线性的、纵向的历史过程的观照，同时要考察印刷技术、印刷行业、印刷学科等领域与相关的社会、历史、人文等因素互相作用所构成的综合信息与知识场域，研究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建构关系。”(12)郝建国则将印刷文化的本质概括为具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代表一种个人化的存在方式”“精英化”三大特征。(13)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了印刷史理论的相关概念，但都没有获得广泛认可，这就难以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应根据中国印刷史的实际，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规范相关学术概念，这将对深化中国印刷史理论研究大有益处。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我国印刷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印书史和大印刷史观两方面。在印书史和大印刷史观的宏观理论指导下，身处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图书版本学界、自然科学史学界、社会科学史学界、出版界、印刷界等)对中国印刷史中的印刷人、印刷物、印刷机构、印刷工艺技术(包括起源和发明等)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对印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界，学者们或利用丰富的馆藏书籍，尤其是古籍，进行印刷史的相关实践环节研究，如张秀民、李致忠等；或利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在高校开设书籍史、印刷史等相关课程，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相关学者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14)具有大印刷史观的学者认为印刷史属于科技史，其研究试图从整体的、全面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丰富了其研究内容，扩大了其理论体系。(15) 第三，在研究路径与写作实践方面，我国印刷史与出版史、书史研究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综观当今以出版史命名的著述，重视的是出版物的内容和出版机构、出版人物、出版政策等的研究，如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等；以印刷史命名的著述，则侧重于印刷技术发展史的记述等，如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中国印刷史料选辑》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尝试打破这一壁垒，将三者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如肖东发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及各地编撰出版的出版史志等。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印刷史、出版史、书籍史的研究对象有同一内容即书籍(印刷史范围内的印刷品和出版史内的出版物的范畴都不仅包括书籍这一种)的原因外，现代学科发展方式也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学科发展时常显现出与其自身要求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容易人为地设置学术界限而割裂学科之间的联系，推动本学科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又常常声明是要吸收多学科的知识，交叉研究、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版史、印刷史的相关学科史研究亦是如此，以《中国出版学研究综录：1949—2009》为例，书中“历史出版学与出版历史类综录”的“综合出版史类综录”下设“出版装帧、编排、印刷(复制)史类综录”等；“图书出版史类综录”下设“图书装帧、编排、印刷史类综录”等，每个目下多则数百种书籍，少则数十种，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今出版史研究的现状，印刷史、书籍史与出版史研究条块化等特点尤为明显。(16) 随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其学科细分与学科融合并不会像平行线一样，而是相互有所交叉，出版史研究亦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管是出版史、印刷史还是出版印刷史，其写作模式一般都是分成印刷技术、出版企业(或印刷企业)、出版内容(印刷内容)和国家监管法令这几个部分。”(17)中国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技术史历史脉络的梳理，强调印刷的技术价值，包括纸张、字墨、印刷技术等，易于出现史料铺陈和述而不作的现象。这种历史写作模式有其优势所在，即可较好地保存史料。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印刷史研究必然会受到相关理论的影响，从关注其技术价值发展到关注其文化价值，正如肖东发所说：“研究出版印刷史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出版印刷)研究工作不应满足于对古代图书及印刷技术发明发展源流的揭示弘扬，也不应满足于对历代刻书史实的钩沉索隐，阐述历代图书的编辑、复制、流通、管理等出版环节和系统发展的现象和头绪也仅是研究的开始。”(18)很明显，这里的“目的”应该是指“问题意识”，围绕某一问题而展开相关研究，达到其研究的目的。 三、反省与进路：中外印刷史理论视野下中国印刷史研究重构的基点 结合中西方现有印刷史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印刷史理论研究的辨析和检省，无论是指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意义，还是申明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最后都必须立足于中国印刷史自身的史料与史实上。明确了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代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为中国的印刷史理论建设提供了哪些镜鉴，我们应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基于中国印刷史的历史事实，重构中国印刷史理论，深化和拓展印刷史研究，成为印刷史研究必然的发展趋势。 第一，全方位回归中国印刷实践史研究。中国印刷史独具特色，全面回归印刷实践史的研究，是新时期深化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印刷史理论在生成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启迪和影响，这无可厚非、不应排斥，但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中国印刷实践历史的认真研习和深刻把握，缺少了这一点，一切印刷史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当前，中国印刷史理论建设最迫切和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过分强调发展纵向史实梳理、忽视对印刷史本身横向理论研究的研究范式，放下“印书史是不是印刷史”“大印刷史观必须从印刷工艺史、印刷科学史角度”研究的争论，让印刷史研究的起点重归印刷实践的历史阐述，既重视印刷史实的梳理，又重视对其理论本身的探究与总结；既注重古代印刷史研究，又对近代印刷史的变迁给予更多的关注。回归中国印刷实践的历史，印刷史理论研究就必然与现今几个学术命题相关联。 首先是“印刷史是不是印书史”这一学术命题。学术界对这一命题存有许多争议，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力图得出自己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一命题乃具开放性、包容性、时间性，不同的时间段，其答案也不同。如果说21世纪以前，强调印刷史不仅是指印书史是为了拓宽研究时间上限、争取印刷术发明权这一民族话语的话，那么当这一切尘埃落定，印刷史的研究还是要回归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实践中去的。在近代以前，印书、印报确实是印刷行业的主流，印告白、印会子(钞券)、印纸牌等是次要的，因此，印书史成为印刷史研究的主流无可厚非。进入现当代，印书史只是印刷史中的一个部分，其他多种形式的印刷大量存在，也是事实。 其次是“大印刷史观”这一学术命题。综观现有“大印刷史观”的提法，学界基本上都是认同的，但针对这个“大”的理解却又有所不同。张树栋和李兴才等站在印刷、印刷工艺、印刷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印刷史，其所主张的“大印刷史观”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怪圈，忽视了印刷者行为、所处文化环境等内容。武汉大学曹之强调：“‘大印刷史观’的关键是一个‘大’字，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印刷史，就是不要老是盯住一个地方，在那里苦思苦想，而是放开眼界，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19)印刷科技领域的学者往往侧重现今的印刷技术研究，轻于印刷史的研究，因而也鲜有有影响力的研究作品问世。 现当代的印刷术与近代以前的印刷术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在现当代，强调技术的力量是可行的，但在近代以前，未必能得到证明。现今印刷史研究的着重点应将印刷术置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坐标中，从广阔的中国史背景中综合研究印刷术的起源，既要认识到印刷术起源在时间上的延伸、空间上的扩展及影响的多元性等特点，又要认识到印刷术作为文化单元的相对独立、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即科技史、工艺史的影响)，同时还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即将印刷术纳入文化史的整体之中进行考察。 第二，坚持民族化方向。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其他国家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已成为学界之共识。维护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权以及金属活字的发明权，是每一位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民族责任。因此，运用大量的印刷实物和文献资料探索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时间，研究活字印刷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传播历史，都可以有力驳斥国际上否定“中国发明印刷术说”。基于中国印刷实践的历史以及印刷史理论的研究现状，在最近这些年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民族性一直包含其中，民族化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范式，应以印刷史实(包括印刷者、印刷术、印刷品等)为研究对象，重点是对史实进行探讨。 中国印刷文化史研究本身是在印刷技术不断革新的基础上开始的，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民族化色彩。比如，对不同印刷技术的看法、印刷书的认识等，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这为印刷史研究坚持民族化方向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与史实基础。虽然印刷技术的更新变化，尤其是当代印刷技术中科学与工艺的重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印刷文化传统造成冲击和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刷文化的民族性丧失，因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成经过了长期的凝练、沉淀，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深深地影响着印刷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刷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可见古色古香的古籍复印本、拓本等的原因。坚持印刷史研究的民族化方向，一方面符合中国印刷实践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印刷文化所固有的特性，成为驳斥国外歪曲言论的有力证据。 第三，恰当运用西方印刷文化史的相关理论，实现印刷文化史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如果说史实研究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内部问题的话，那么理论研究则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外部问题。内部研究是根本，外部研究起着架构与调适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受到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影响，注重“述”而不作，着重于描述印刷实践历史的相关史实，而鲜有相关理论的探讨，现今出现最多的也只是诸如“印书观”“大印刷史观”等少量的学术解释文本，这些文本难以承载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因此，根据中国印刷史实，巧妙地创造一些合理的学术理论工具，将有利于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深入。 在西方学术界，随着《印刷书的诞生》出版，西方书籍史研究范式逐渐确立，年鉴学派等相关学派对印刷文化史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理论问题有了深入探讨，显示了与中国印刷史理论研究迥然不同的学术趋向，问题意识、计量史方法、心态史方法等相关研究路径广泛运用于其中。例如，芮哲非在其《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就在中国史研究的语境下重新定义并运用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中的“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印刷资本主义”“文化街”等概念工具，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有选择地、慎重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20)的问题。当然，西方学者所创设的学术概念体系更多的是建立在西方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的，要将其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需要进行全面的权衡与考察，最好是既不盲目适从，亦不削足适履。 需要说明的是，合理使用西方学界印刷文化史的相关研究范式、理论工具等，并不会否定和弱化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回归中国印刷实践史和坚持民族化方向的问题，而是运用其合理的阐释路径，在中国印刷史的发展史实已经基本明确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理论选择。 不可否认，开展中国印刷史研究难度很大，其原因包括史料，尤其是近代以前的印刷史料甚少，论述的面向较窄，相关学术理论工具不够等。从史料角度来看，印刷技术并未得到传统社会的广泛运用，其保存下来的资料亦是少之又少，正如钱存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印刷术的轻视，有关雕版的技术、工具和印刷程序等的记录，在文献中几乎连片言只语都没有留存。”(21)从研究范式上看，在很长时段里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对于印刷史的研究，只重视其技术发展史的梳理，而鲜有探讨印刷技术背后意义的，正如日本著名中国书史研究学者大木康先生所说：“迄今为止，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而被记述下来的。”(22)从发展趋势来看，多学科的交融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学术研究趋势，美国书史名家梅尔清曾言：“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23)因此，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印刷史理论，并结合中国印刷史实践，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印刷文化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工具，总结适合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理论，才是推进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起源及其在东亚各国的传播》，韩琦、[意]米盖拉主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页。 ②钱存训：《中国印刷史简目》，《中国印刷》，1992年，第2-3期。 ③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 ④彭俊玲：《我国印刷史研究述论》，《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9期。 ⑤张树栋：《填补历史空白 弘扬中华文化 再创印刷辉煌——〈中华印刷通史〉面世》，《广东印刷》，1999年第5期。 ⑥王松茂、姚承春：《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印刷术》，《图书情报论坛》，1995年第1期。 ⑦郑如斯：《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 ⑧李兴才：《试为印刷术发明年代及印刷史观问题画下句点》，第六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筹委会编：《第六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1页。 ⑨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⑩张树栋：《三论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和前景》，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筹委会编：《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7页。 (11)胡潇：《论印刷文化的逻辑构型——关于文本思维的语言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2)彭俊玲：《论印刷文化与印刷文化遗产》，《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3)郝建国：《试论印刷文化的本质及其演变》，《现代出版》，2014年第4期。 (14)彭俊玲：《我国印刷史研究述论》，《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9期。 (15)庞多益：《中国印刷术孕育发展的文化背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编：《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第152～164页。 (16)李新祥：《中国出版学研究综录：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17)许静波：《当技术遭遇文化——读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史林》，2011年第1期。 (18)肖东发：《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上)》，《出版科学》，2001年第2期。 (19)曹之：《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筹委会编：《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2-232页。 (20)[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70页。 (21)钱存训：《序》，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2)[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23)[美]梅尔清著，刘宗灵、鞠北平译：《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标签：文化论文; 印刷工艺论文; 北京印刷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 印刷行业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印刷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