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特殊生活事件的应对意向与情境性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老年人论文,意向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老年期诸多重大生活事件中，合法权益受侵（由1996年10月1 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界定）是对老年人身心损害颇为严重的一类比较特殊的社会性应激源，本研究称之为特殊生活事件，针对此类事件现今老年人在态度和行为上如何处置，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有关应对（coping）的问题。所谓应对，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对应激源的评价、 在主观意识中产生的情绪反应及潜在行为反应（potential response）、以及具体行动的实施。[1]
已有研究大多着重分析个体经历应激事件时的应对反应，它通常包括上述三个应对亚过程；而现实生活中，当某些事件尚未发生或者并非迫在眉睫，但人们却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性，此时也会产生一种事先防备式的应对或主观意识上的应对倾向，即本研究所要研究的应对意向（coping intention,CI），它通常不涉及上述第三个应对亚过程。 意向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有计划地对待或处理事物的行为意图或倾向[2]。在老年人群体中， 大部分人虽未经历特殊生活事件却可以对此产生相应的应对意向，然而与实际身处逆境者所作出的情境性应对反应（situational coping,SC）[1]相比较，有何异同？尚需深究，本文就此作出分析。
本研究旨在了解现今老年人针对合法权益受侵这类负性生活事件的应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便探索成功的应对方式，提高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有效性，对于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老年生活适应性，以及维护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现实意义。
2 方法
2.1 被试 上海市社区居住的老年人共418名。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进行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对象年龄为60至86岁；其中男性208人， 女性210人；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分别为55人、148人、131人和84人；经济条件较好者158人，较差者260人；健康状况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很差者分别为43人、70人、182人、72人和51人；不同程度地经历特殊生活事件者112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6.8%，未遭遇特殊生活事件者306人，占73.2%。
2.2 调研工具 自编《老年人特殊生活事件应对问卷》， 内容包括（1）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了解程度。（2 ）特殊生活事件调查：过去一年内是否经历合法权益受侵事件。（3 ）应对测评：在上海市民政局老年人保护办公室近年来收集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有关应对量表 [1,3]，选定应对反应条目共18项，编排于特殊生活事件调查项目之后，其间插入指导语：“发生了上述不良事件，或者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您如何对待和处理？”，每项备选答案分四种，从“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对应评分1—4分。
2.3 调研过程及数据处理 实地调研由经培训、 具有调研经验的人员实施完成。问卷一般由被试自评，如有疑问则由主试当场作解答，对于因文化、疾病等原因而无法自评者，主试按问卷内容作定式询问，并逐项记录他们的回答。
所获调研数据按照经历或未遭遇特殊生活事件者分成两组,根据研究分析目的,在PC微机上采用SP SS软件分别进行多元因素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数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应对意向的因素分析
表1示未经历特殊生活事件老年人组（N＝306 ）针对此类事件的应对意向测评结果的因素分析VARIMAX旋转因子负荷矩阵， 五个公共因子根据碎石检验（Scree test）[4]提取，它们的特征值（Eigenvalue）均大于1，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5.1%。 根据各公共因子上高负荷值条目内容，分别对它们命名解释如下：
F1（C2,C3,C6,C12,C14）：直接应对（Direct Coping,DC），代表针对特殊生活事件主张不作忍让，采取直接行动解决矛盾，包括据理力争、坚决制止、申诉求助，以及必要时诉诸法律。
F2（C8,C11,C15）：合理化（Rationalization,R），对事件采取思想超脱的做法，寻找理由以求心理平衡，缓解情绪。
F3（C1,C5,C10）：心理摆脱（Mental Disengagement,MD），代表的是尽量避免想起事件的存在，通过从事其它活动而将注意从问题移开，如更换环境，做一些积极有益的事以摆脱不好的情绪等。
F4（C13,C16,C17,C18）：情绪渲泄（Venting of Emotion,VE），反映的是适应不良性的情绪发泄，即以不适当或不理智以及对问题解决显得无效的方式表现负性情绪反应，诸如怨怒转嫁、大吵大闹、烟酒依赖以及独自悲伤。
F5（C4,C7,C9）：自抑（Self-inhibition,SI），反映的是压抑、陷入回忆和幻想、自责。
表1 应对意向的因素分析旋转因子负荷矩阵
应对条目F1F2
F3 F4 F5
C12 0.82313
C2 0.81609
C6 0.79583
C14 0.79441
C3 0.71714
C110.83481
C8 0.81444
C150.80072
C50.77927
C10
0.75474
C10.70062
C18 0.79856
C13 0.65000
C16 0.64508
C17 0.53639
C7 0.83441
C9 0.82452
C4 0.59199
特征值 4.3229 2.9747 2.0169 1.2953 1.1088
方差贡献率 24.0% 16.5% 11.2%
7.2% 6.2%
注：小于0.35的因子负荷值不列入表中。
表2示各因子得分（每个因子所包括的0.5以上高负荷值条目评分之和）的相关系数矩阵。从相关结果分析，这些因子大致产生两种聚类倾向：一个群类（cluster）由MD和R组成；另一个群类则由SI和VE组成，为此采用二阶因素分析法作进一步分析，结果产生两个二阶因子，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高负荷值（均超出0.7）的是MD、R；在第二个因子上有高负荷值的是SI、VE（均超出0.7），而DC 在此因子上具有负性负荷值。上述结果表明，由五个公共因子所代表的五种应对意向，可以归为三种基本类型， 即针对问题型应对意向（Problem—oriented
CopingIntention,POCI ）， 即直接应对； 缓冲型应对意向（BufferingCoping Intention,BCI），涉及合理化和心理摆脱；以及欠适应型应对意向（Less Adaptive Coping Intention,LACI），涉及自抑和情绪渲泄。
表2 各应对意向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MD RSI VE
DC0.1522**0.0167
-0.2348***-0.2927***
MD0.3953***-0.0872
-0.2849***
R
0.0572
-0.1866**
SI0.4275***
注：*：P＜0.05；**：P＜0.01；***：P＜0.001。
3.2 情境性应对的因素分析
采用上述研究分析程式对遭遇特殊生活事件老年人（N＝112）的应对反应进行因素分析，结果生成特征值大于1的六个公共因子， 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5.5%。将所得因素结构与表1相比较，发现两者有三个因子即F1、F2、F3彼此类同，而不同之处在于其余因子在应对意向为两个，而在情境性应对则为三个。所以，情境性应对的六个因子中，F1、F2、F3 的命名和解释类同于应对意向的相应因子，
即分别为直接应对（Direct Coping,DC）、合理化（Rationalization,R）、 心理摆脱（Mental Disengagement,MD），另三个因子根据各自所包括的高负荷值应对条目内容，分别对它们命名解释如下：
F4（C13,C16,C18）：怨怒发泄（Venting of Anger,VA），所反映的是怨怒转嫁、大吵大闹以及烟酒依赖等怒气表达方式。
F5（C4,C17）：克制／不表露（Suppression/Concealment,SC），代表克制负性情绪而不公开表露出来，或者暗自表现而不让他人察觉。
F6（C7,C9）：自责／退缩（Self-blame/Recessiveness,SBR），代表的是将事件的发生归咎于自己，或者陷入回忆和幻想而不能摆脱。
同样通过二阶因素分析，可以区分出四种应对类型：一是针对问题型应对（POC），即直接应对；二是缓冲型应对（BC）， 涉及合理化和心理摆脱；三是退缩型应对（Recessive Coping,RC），涉及克制／不表露、自责／退缩；四是发泄型应对（Coping of Venting,VC），即怨怒发泄。
3.3 应对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采用Cronbach α系数为指标， 检验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的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此外分别对经历特殊生活事件的58名老人和未遭遇此类事件的76名老人进行间隔时间为三周的两次应对测评，计算前后两次测验的相关，结果见表3。考察表中数据，可以发现， 各因子的同质性和重测信度的高低范围与已有应对测评的研究比较一致，基本符合应对测评的要求[1,5]。
表3 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的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应 对 意 向
因 Cronbach α系数 重测相关系数 因 Cronbachα系数 重测相
关系数
子 (N=306) (N=76) 子 (N=112) (N=58)
DC 0.8605 0.7816 DC 0.8172 0.7018
R 0.8052 0.7207 R
0.7265 0.6124
MD 0.7484 0.6101 MD 0.5617 0.4937
VE 0.6365 0.5398 VA 0.6356 0.5910
SI 0.6897 0.6450 SC 0.4488 0.4381
---SBR 0.5406 0.4805
3.4 各应对方式使用程度的比较分析
对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各种方式在老年人群中的使用程度进行比较分析，以各因子得分除以该因子所含高负荷值条目数即得因子项目分，表4 示未遭遇事件组应对意向和遭遇事件组情境性应对各因子项目分的均值（Mci,Msc）和标准差以及两者所存在的差异检验（所列顺序按因子项目分均值大小而定）。
表4 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的各因子项目分均值、 标准差及差异检验
应 对 意 向情境性应对差异
因子MciSD 因子MscSDt-检验
R 2.81 0.69 R 2.73 0.730.99
MD 2.72 0.68 MD 2.51 0.662.95**
DC 2.72 0.67 DC 2.45 0.703.70***
SI 2.04 0.67 SC 2.19 0.74 -
VE 1.77 0.55 SBR2.19 0.69 -
-- -
VA 1.95 0.66 -
**：P＜0.001；***：P＜0.001。
3.5 影响各种应对类型的多因素分析
表5 示影响老年人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类型的因素之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其中以被试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类型为因变量，其数值确定为所含因子得分之总和；以被试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了解程度为自变量。
表5
影响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类型的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标准系数表
类应对 年
性文化
健康经济法规了
别类型 龄
别程度
状况状况解程度
POC
-0.2172 0.1673 0.1370
情境性
BC0.2076 -0.2774
应对RC-0.2284
VC
-0.1698 -0.3295
应对POC -0.1066 0.2268 0.1153
0.1310
意向BC
-0.1254
LAC
0.1142 -0.1576 -0.1267
注：列入表中的数值均有显著性（Sig T均小于0.05）， 所在回归方程的F检验值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表明回归方程显著。
4 讨论
应激研究从动物模型转向人的行为模式后，更侧重于揭示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策略及其复杂程度，学者们试图从多方面对应对行为的基本维度进行鉴别，所区分的应对方式随生活事件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比较一致的结果是，应对在基本机能上主要涉及针对问题的应对和针对情绪的应对，前者为解决问题或改变应激源，而后者的发生则意在减弱、控制由应激情境所引起的情绪不适体验[6—9]。随着研究的进展，另有一些学者指出，将应对划分出针对问题和针对情绪的两类还不足以反映人们多元化的行为反应模式，这两类应对本身又可进一步区分出几种不同因素，因而对应对的分析鉴别应通过多维度测量的途径[1,10]，本研究也采用了这样的分析测量方法。
应对过程包括认知态度和行动两方面的反应，以往研究对两者大多不作区分地考察，这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研究对象为经历应激事件者，因而难于将两者区分开来；二是可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两者在基本维度上是一致的。本研究有意对此作一验证，获得了一些答案。
首先，将未经历和经历特殊生活事件的不同老年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前者的应对意向和后者的情境性应对的因素结构，结果发现，两者在三种应对方式（直接应对、合理化、心理摆脱）和两种基本应对类型（针对问题型应对、缓冲型应对）上彼此雷同；然而所不同的是，老年人的情境性应对方式及基本应对类型比应对意向多出一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未经历特殊事件老年人群中，被试将悲伤和怨怒同视作负性情绪，对两者不作仔细区分，故而C17 （独自悲伤）与C13、C16、C18归入同一因子，后三项在情境性应对中构成F4 即“怨怒发泄”；反映压抑克制的C4与反映自责退缩的C7、C9同属一个因子，说明被试在认知上可能认为压抑是随自责感而生，被试未经历具体事件，故所作出的反应更多基于认知态度。在经历特殊事件的老年人群中，所分化出的另一个因子F5即“克制／不表露”，由C4与C17组成， 说明被试所表现出的心理反应更侧重显现其隐匿的特征，所代表的意义更在于具体的行为表现而非认知态度。
其次，在各应对方式的使用程度上两组老年人群间也存在异同，相似者表现为R、MD和DC排序相同，且R在两组中的使用程度最强并彼此不具差别，但MD和DC的组间差异显著，表现出一种“知易于行”的现象（见表4）。
再者，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见表5），其一，在影响各应对类型的诸因素中，年龄、文化程度和对老年人保障法了解程度均被纳入以POC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表明相对低年龄、文化程度较高以及对法规了解较多的老年人，无论在应对意向方面还是在情境性应对方面采用针对问题型应对的倾向性较强，此外，健康状况较好也有助于增强针对问题型的应对意向。其二，对法规了解程度越低，老年人越可能采取缓冲型的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而较好的经济条件也能使老人在身遭逆遇时倾向于采用此应对类型。其三，在遭遇特殊生活事件人群，退缩型应对倾向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较强于男性；而经济状况较差，对法规了解较少者则采用VC的倾向性较强。在未经历特殊生活事件组，相对高年龄、经济及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产生LAC的倾向性较强。
以往一些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各应对方式与身心健康及社会机能适应性的关系，分别将应对划归积极的应对和消极的应对，[3 ]或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和机能失调性应对（dysfunctional coping），[1]本研究通过因素分析所鉴别出的“直接应对”因子， 其条目组成在内容上涉及主动应对、 寻求问题解决手段的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 for instrumental reasons）[1]以及寻求法律帮助，在性质上属针对问题的应对，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较好适应性、反映成熟人格特征而有助于维护身心健康的应对方式[1,11]。
本研究结果也鉴别出了在理论上具有适应不良性的应对类型，应对意向为LACI，其构成条目在情境性应对中构成RC和VC，这些应对反映出一些抑郁倾向的行为特征。此外，其中所含的情绪发泄因子反映不成熟的防御机制，组成条目中包括烟酒依赖，国外研究发现，情绪发泄正相关于酒精—药物依赖，也与特质焦虑、A型性格相关[1]。由此可见，发生此类应对行为的个体在面临应激事件时主观情绪不适程度增高，继而产生不恰当或不理智以及不利于问题解决的失效反应，并可能阻碍成功应对方式的采用，这样的应对在维护身心健康机能方面显得十分脆弱。
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MD 和R 同属于缓冲型应对， 前者雷同于Carver等人应对测评同名分量表内容，而后者与心理动力学相应理论构念相一致。这两种应对的性质是个体自身在主观上缓解应激情绪反应而不直接改变应激源，此类应对具有两面效应，即如果个体在面临应激事件时控制情绪反应有助于回头采取解决问题的理性举措，则具有积极的效应；但假如仅止于长期采用缓解情绪的应对方式，则也会成为成功应对方式的障碍。
5 结论
5.1 针对特殊生活事件， 现今老年人的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存在异同，即两者具有相同的三种应对方式和两种应对类型，即直接应对、合理化、心理摆脱以及针对问题型应对、缓冲型应对；此外，老年人的应对意向还表现为情绪渲泄和自抑的应对方式和欠适应性应对的类型；情境性应对也表现为三种方式和两种类型，分别为怨怒发泄、压抑／不表露、自责／退缩和退缩型应对、发泄型应对。5.2
现今老年人采用不同方式的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的强弱程度存在异同。5.3 相对低年龄、文化程度较高以及对法规了解较多的老年人，无论在应对意向还是在情境性应对方面采用针对问题型应对的倾向性较强，此外，健康状况较好也有助于增强针对问题型的应对意向。对法规了解程度越低，老年人越可能采取缓冲型的应对意向和情境性应对，而较好的经济条件也能使老人在身遭逆遇时倾向于采用此应对类型。退缩型应对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较强于男性。经济状况较差，对法规了解较少者则采用发泄型应对倾向性较强。相对高年龄、经济及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产生欠适应性应对的倾向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