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价格指数测算和使用中的矛盾:基于法国的分析
[法]Florence Jany-Catrice1，2著，高 强2，孙莉彭2译，康 蓉2,3审校
(1.里尔大学 社会经济研究中心，里尔 法国 59650；2.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3.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旨在对法国价格指数的构建演变进行社会经济学分析。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中,这个指标的演变引发了很多公开或非公开的争议;针对这些争议的分析表明,虽然价格指数演变的各个时间阶段的背景不同,但是这个指标的测度和使用中有许多冲突,也可以说面临各种挑战,而这些冲突和挑战始终与经济分配和财富表征联系在一起。同时,争议所涉及的各个主体,包括国家、政府、工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及其遵循的原则都发生了变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政府部门、统计机构和工会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代表的政治因素, 逐渐让位于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意味着近期的争论本质上是更具技术性的。随着更多的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价格指数的争议也与从前完全不同。研究还表明,这些争议存在于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尽管现有的指数工具已经非常精巧,然而还是无法很好地表征现实的复杂性。
关键词： 社会经济学；价格指数；价格指数测算；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经济活动总量；财富的表征；欧盟
引 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测度价格的一般性变化的指数,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s index, 简称为CPI)一直是各国政府最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将CPI作为显示“通胀压力”的宏观经济指标。 CPI亦成为工资谈判中极具影响力的因素(Hartwig,2006)[1],而且CPI也被用来确定工资指数(包括最低福利金,最低工资,养老金等)。在通货膨胀严重的20世纪70年代,CPI成为高度关注的焦点,该指数在20世纪80年代用于“约束”国家政府——尤其是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标准生效,各国都在为加入欧元区做准备[注] 译者注:马斯里特里赫特标准包括:通胀不超过3个最低国家平均数的1.5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债累计不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长期利率不超过欧盟中物价最稳定的3个国家平均利率2个百分点;各国货币汇率稳定在规定浮动范围内;为建立区域央行统一货币做各种技术准备。该标准隶属于《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又称欧元趋同标准),它是于1991年12月9日至10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条约,包括《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这一条约是对《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修订,它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 。本文试图探讨法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关于价格指数的测算和使用的内部惯例以及一些非公开的争议[注] 这篇文章只涉及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社会经济分析。之前该指数被称为“零售价格指数”,它与批发价格指数或生产者价格指数不同,尽管后两者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也极为重要。这些指数所采用的数据收集的基本准则差异较大:批发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数据是直接从企业收集的,它面临着具体的测度困难,因为在寡头垄断部门中的价格数据在战略上特别敏感。而消费者价格的数据是直接在“销售点”收集的,在销售点无法直接获得的固定价格商品和服务的数据是通过其他适当的方法收集的,所以数据收集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消费者的标准化资料。 。
价格指数非常像某些重要统计指标,尽管引发高度关注的时间并不久,但它似乎本身就带有普遍性的特征。CPI最早的统计发布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国民账户和官方统计体系发展初期,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指数才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有专家称,“当时市场类型的符号货币已经确立了,而且看上去已经掌控了整个经济;因此国民核算体系的计量单位被认定为惯例,而稳定货币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参照一般价格水平的统计指数”(Théret, 2010)[2]。尽管有少数例外的情况,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几乎从未认真研究过CPI,而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数据被赋予的”含义,围绕如何测度通货膨胀的“斗争”(Touchelay,2014)[3]和争论并不真实, 并且这些争议经常会引发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Toutain,1996;Vanoli,2002;Coyle,2014)[4-6]。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国办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加快推进BIM技术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顺应建筑行业改革发展整体需求，近年来BIM技术在工程建设行业不断普及推广，影响力不断加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各地方政府先后出台BIM标准及政策文件，成立BIM产业联盟推动各地区建筑业信息化发展。
本文旨在对法国的通胀指标构建过程中发生的数次演变进行社会经济学分析。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发生过许多公开或非公开的争议,对这些争议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尽管程度不同,但是这个指数总是和分配(CPI对工薪阶层工资购买力的影响)以及财富[注] 这里选择的“财富”一词可能会引起混淆。在下文中，“财富”一方面是股票或累积资产意义上的，另一方面“财富”是流动“产出”意义上的，它没有其在会计学上的含义。 “财富”在这里有着更为普遍的含义，涉及许多社会领域。一般而言，由于经济收入人们拥有“财富”，但也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环境健康的地方，或者因为他们与他人维持的人际关系质量。例如，Méda(1999)，Gadrey和Jany-Catrice(2006)以及Stiglitz等(2009)[16-18]人已经探讨了这些问题。 的表征紧密相连。然而,参与这些争议的各方以及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却发生了变化:这包括政治因素越来越大地发挥作用,有时各方还会发生正面冲突,这包括政府、统计机构和工会;而这种情况已经逐渐让位于更多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最近的争议本质上更具技术性。专家在此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近期的争议与过去差别很大(详见第1部分)。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专家们在激进的媒体报道或较少公开的学术辩论中被人们所知晓。而且这些争议也更加深入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深刻的复杂性、差异性都不能完全被现有工具测度到,无论这些工具设计得多么精巧,都无法做到(详见第2部分)[注]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各种统计手册(包括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统计局(Eurostat)、经合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劳动统计局(BLS))以及对1950—2016年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新闻文章、报告或工会文件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来自于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语料库。作者撰写这篇论文还利用了一些半结构化访谈。在2016年1月和2017年5月作者进行了27次访谈, 对象包括曾在法国国家统计局的价格司或国民核算部门工作过的统计学家 (或前统计学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会会员。这些定性调查的成果是本文非常重要的间接资料来源。在此作者衷心感谢这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的慷慨帮助。 。
一、如何分析“价格指数”
“价格”总量指数是当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主要统计概念工具。这是一个“虚构的统计指数”,逐渐被组织机构、社会习俗和运行机制不断强化,成为一个牢如磐石、让人们习以为常的统计指标,而使用这个指标的人,有的视之为“约束因素”,有的则视之为“一种资源”。 对CPI的研究将从证明工具和政府工具这两个方面进行(Desrosières,2008)[7]。社会经济学视角借鉴了科学研究领域特有的社会科学工具,旨在打开指标测度及其相关概念的“黑箱”(MacKenzie,2005)[8]。它结合了量化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社会历史,并借鉴了特德·波特(Ted Porter,1995)[9]和阿兰·德罗西埃(Alain Desrosières,2008)[7]的研究。它也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和托马斯·斯特普福特(Thomas Stapleford,2009)[10]的杰出研究成果一脉相承。本文中,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分析那些重大的争议及参与者,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对这些争议和“危机”进行定位。除了历史学家贝亚特丽斯(Béatrice Touchelay,2014,2015)[11]的研究之外,几乎没有研究采用这种视角来明确界定这个代表性指标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其在分配中以及财富表征中存在的矛盾(Touchelay,2014,2015)[11]。因此,本文将聚焦价格指数的构建(早于各种已经被采用的理论和技术)及其发展的历史、社会和制度条件,我们还将分析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在其所构建的模型中如何运用价格指数以及这种模型对“现实状况”的影响。
(一)第一个时期:构建一个指标来代表加工制造活动
我们的研究采用历史视角是具有启发性价值的,因为它揭示了构建该指标的动机和初衷——有些时候是互补的,有些时候是相互冲突的,这些当初的动机现今仍然影响着这个指数在财富表征和分配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能完全说清一个历史性的争议吗?恐怕不能。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研究通货膨胀测度方式起源的作者非常少,而且财富表征和分配这两种原则也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
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促使建立了欧盟,并诞生了单一货币,它规定了成员国在一体化前后必须遵守的相互融合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各国的国内赤字要保持在GDP的3%水平以下,国债要保持在GDP的60%水平以下。同时条约规定各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不应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那些想要签署该条约的国家就开始做准备,确保其符合欧洲标准的严格政策设计(Boyer,2015)[33];并加强在测度通货膨胀工作上的协调。实际上,这个工作成了欧盟统计局协调下的一项任务。由于各成员国的统计体系不同,所以对通货膨胀测度进行协调统一很难实现,因此从1996年起欧盟统计局开始测度“统一的CPI”(Harmonised CPI,简称为HCPI)。欧盟设置了有关规定来修正这个指数,并根据各成员国收集的价格数据进行编制。欧盟统计局通过一系列规定和指令,与联合国和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确定统计,它最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机构,借助法律的力量,统一了欧元区各国关于价格测度的定义、分类[注] 特别是COICOP(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BY PURPOSE)分类;详见表1。 、方法和范围。同时,欧洲央行也采用HCPI作为物价稳定的指标。但是HCPI和法国的CPI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如何处理再分配公共定价政策方面存在差异,例如,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统计的是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总成本,而欧盟统计局所采用的会计原则只统计净价格(Magnien,Pougnard,2000)[34]。
一方面,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的统计学家让·鲁谢(Jean Rouchet,2016)[12](P5)认为,19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在官方统计中开发和使用总量价格指数的起点。按照这种观点,正是这场金融危机才引发各国去构建测度经济活动的指标,这其中包括测度价格的指标。他认为,1907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实体经济面临危机,从而引发了产出和进口的急剧下降。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称,起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困扰着法国政府”(Rouchet,2016)[12](P5),最终促使法国建立了由迪热·德贝农维尔(Duge de Bernonville)领导的价格观察站。然而,根据鲁谢的说法,第一个价格指数被认为是间接衡量了经济活动(因为当时为了方便起见,价格指数记录的是价格的变化,而非实际数值)。因此,官方统计部门对价格进行的第一次实证估计可以追溯到通货膨胀危机发生之前(Rouchet,2016)[12](P5)。
虽然勒基特在他的文章中努力平息各种争议,提出法国的CPI非常可靠。但一些研究人员仍然认为该问题存在争议,博斯金报告及在那之前的拉格尔斯和雷斯的研究都呈现了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被高估了。这些研究人员包括克莱克(Clerc)和库丹(Coudin,2010)[29],他们后来应用了所谓的“恩格尔曲线”的方法,这种方法开始在美洲大陆之外的地区采用。这些统计学家延续了达科斯塔(Da Costa,2001)[30]和汉密尔顿(Hamilton,2001)[31]关于美国的研究工作,量化了当前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活成本指数之间的差异。在使用恩格尔曲线进行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1974年至1981年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每年高估了3%的生活成本,在1981年至1994年期间每年高估1%的生活成本。西方的官方统计工作全球化程度很高,贝亚蒂(Beatty)和拉森(Larsen,2005)[32]对加拿大的研究也取得了相似的结论。然而,博斯金与勒基特的争论中并没有过多地针对这项研究,原因是在新的争议开始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努力在欧洲内部实现一体化,而欧元已经开始在欧洲使用。
然而,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数构建方法与法国是不同的。斯特普福特曾经分析了耶鲁大学的理查德·拉格尔斯(Richard Ruggles)[14]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阿尔伯特·雷斯(Albert Rees)[14]教授,这两位1958年曾供职于华盛顿特区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他们强调工会在通货膨胀增长和行业垄断中的作用。斯特普福特在一份报告的总结部分写道:“广泛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个统计错误。事实上,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标准评估所呈现的状况。”(Stapleford)[10](P308)。根据拉格尔斯和雷斯的观点,官方统计未能“呈现战后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形式:即产品质量和新商品所体现的创新因素”(Ruggles和Rees,1959)[14]。这些公开的讨论质疑了测度方法,并聚焦在难以把握质量效果的问题上。这些也是经济学家最初的建议,他们建议改进编制价格指数的计量方法,不仅将新产品计入指数当中,还要更好地反映质量、生产率的变化(Ruggles,Rees,1959)[14]。
根据鲁谢的观点,无论是上面哪种情况,都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价格翻了两番时,量化通货膨胀才得到真正关注。通货膨胀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法国发布的第一个指数是针对批发价格的,之后是针对零售价格的,然后才是针对生产者价格的。在当时,法国和美国都采用的是拉氏指数(Laspeyres)这种固定基准指数,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实用。它是描述价格演变比较简单、方便的方法,因为在拉氏指数中使用的数量是在基准年中确定的数量(见式1)。
3.工资指数、社会保障福利和金融产品对指数敏感度的影响 工资和社会保障福利(以及税收)的指数化提高了价格指数的政治敏感度,它将一些斗争和争议转移到了统计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化国家推出了金融产品的指数化, 这些国家推出的创新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争议。将某些金融产品纳入价格指数,显示了国家如何“再次开始依赖资本而存在,并且揭示了一种依赖于国家的、特别是以公共债务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形式”(Théret,2010)[2]。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产品指数化是“对借款人再保险”的另一种机制(Tinel,2016)[21]。1997年,国债溢价担保证券(Treasury Inflated Protected Securities,简称为TIPS)开始发行,目的是“给投资者提供调整了通胀因素后的持续回报”(Greenlees and McClelland,2008)[22]。在美国采用金融指数化统计方法1年之后,法国财政部将其自身债务的10%以与价格指数(OATi 和 OATie)挂钩的债券形式发行了。这些债券又被称为DSK债券(Lemoine,2016)[23],是由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议开始发行的,其利率以通货膨胀率计入价格指数。国家通过提供降低利率来减少利息支付,从而降低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1)
另一个原因是理论层面的,正如吕西安·马奇(Lucien March)所说的那样:“价格指数是相同生活方式的成本……,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它精确地衡量物价变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与习惯和品味无关,与需求的增加或分化也无关。”(由鲁谢引述)
围绕着这个普遍性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数据收集方式不断变化,表明价格指数的编制越来越详尽。如表1所示,统计数据数十年“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涵盖所有的家庭、商品和服务。1914年至1949年间,法国国家统计局(French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采纳了34种物品的统计类别;其继任机构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将“住在巴黎市的一家四口工薪阶层家庭”视为“典型家庭预算”的代表。到2016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涵盖了[注] 特别是在欧洲层面，如何在价格指数中考虑房屋租金仍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家庭消费直接相关，而与投资无关。因此，在CPI中，只有租户支付的房屋租金会被考虑，而为了获得住房所花费的成本和筹资引发的成本(即抵押贷款产生的利息)并不会被考虑。这种惯例与国民核算中租金的处理方式不同；在这里，自住业主采用的惯例是推算租金。然而，自住业主占法国所有家庭的53%(来源：法国公报，“La prise en compte des services de logement dans l′indice des prix à la consommation: une comparaison internationale”115期，2003年7月)。该惯例对用于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预算系数“住房”部分的权重有着重大影响。 所有消费者(居民超过2 000人的城镇)和97%的消费。
2.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和血胶囊内容物各3.0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甲醇50 mL，密塞，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250 W，频率40 kHz）1 h，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二) 20世纪 70年代公开的争议引发了公众对测度通货膨胀的广泛讨论
1.最初的紧张局势:政府的斗争与经济学家的批评 围绕法国价格指数编制的最初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对产品价格和“在构建指数中使用的公共价格”施加了直接压力 (Touchelay, 2014)[3]。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分配问题是政治争议的中心议题 (“防止其增加和触发一系列工资增长”;资料来源同上)。此外, 当将最低工资与价格上涨挂钩进行立法后, 1952年首次引入了工资指数。这些早期的指数构建举措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各方陷入了与生活成本有关的争议当中, 并逐渐将通货膨胀因素转移到经济政策机制之外。
据悉，二二二团赴山西省长治市观摩学习共分两个批次开展，共计57人次，此次学习也是山西省长治市人才交流援建的一项内容。目前第二批次学习交流活动也于11月19日拉开。□
1.3.3 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量表(SF-36)评分[10] 该量表评估内容主要包括8个维度(一般健康状态、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神健康、精力)，36个项目，每个维度评分范围0～100分，评分越高患者生存质量越高。
如果说威尔逊确定菲律宾自治和独立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自己的理想主义信念，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哈丁到罗斯福的菲律宾政策的演变则很明显反映了美国决策层的现实主义考虑。罗斯福对其上台前后美国朝野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主流态度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把握，将共和党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大趋势延续了下来，即放弃美国对菲律宾的直接的殖民统治，改为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继续对菲律宾进行实质上的控制。
起初来自工资指数化[注] 这个指数化过程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打破通胀预期, 制定工资的新措施被实施, 该措施包括将工资与先前宣布的通胀标准挂钩, 此后工资增长将以此为基础。换句话说, 重点是用“预索引” 到适度通胀目标, 替代“后索引”到过去通胀。如果指数化标准偏离事后观察到的实际通货膨胀标准,这一新的指数化就带有 “赶超条款” (Bezbakh, 2011)[15]。” 和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双重压力,逐渐演变成了四方压力即加入了专家和工会的压力,这些压力促使价格指数转变为“生活成本指数”。然而,指数应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各方观点差异很大。在法国和美国,工会需要的是消费者消费指数,而专家更偏好恒定效用指数。斯特普福特介绍了,当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招募了芝加哥大学的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美国官方统计开始采用“标准恒定效用的生活成本指数分析”,这是一个高度标准化、毫无歧义的关于“恒定质量生活成本”的概念。从1959年开始,经济学家建议将CPI构建为一个恒定效用指数或福利指数,或者使得指数可以记录“由于替代效应、质量变化、更加合用的新产品”等原因而导致的价格小幅上涨(Stapleford,2009)[10](P313)。20年后,著名的博斯金(Boskin)委员会重提了这些建议中的大多数(1996年)(见下文)。当时的学术研究不断推进,总体结论基本上都是通货膨胀(相对于生活成本指数)被“高估”了。
表1 1914—2016年法国 CPI的8个版本
钢纤维混凝土为新型水泥基复合材料，其在强度、抗弯抗拉、抗冲击、抗剪、抗变形、使用寿命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其在桥梁工程中应用日益广泛。本文结合具体的桥梁工程实际，对钢纤维混凝土在桥梁面层铺筑施工环节、钢纤维材料参数的确定等加以探讨，所提出的技术措施详细而具体，从该桥梁工程竣工之后的运行效果来看，钢纤维混凝土施工技术能有效提升桥梁结构的抗剪力、抗变形力、弹性模量、桥面拉伸力和抗冲击能力，保证桥梁工程质量。
2.法国第一轮公开的争议:工会在第一线 法国围绕该指数的公开争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公开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方的妥协,涉及的第一波重大信任危机与当时刚刚出现的金融全球化有关,当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很快就在1971年退出了金本位制。布鲁诺·特雷(Bruno Théret,2010)[2]写道：“1973年,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活动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变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竞争性财政货币世界。”就这个指数而言,正是工会发起了第一波挑战。法国总工会(CGT)首先质疑一揽子商品的构成(工会质疑是否应该将税收计入指数,同时拒绝计入任何“质量”因素)。因此,皮里乌(Piriou)[19]表示,从1972年起工会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工会定期提出由自己构建的指数,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个指数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Piriou,1992)[14](P82)。直到1998年,由于通货膨胀下降以及大规模失业成为主要问题,法国总工会才停止发布其指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政府提出编制一揽子商品中包含和不包含烟草的指数的有关建议后,法国国家统计局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议。一揽子商品中“包含烟草”的指数最终被用于国际比较和欧洲一体化;“不包含烟草”只是编制指数之用(Saglio,1993)[20]。这项决定载于《内尔茨法案》(Neiertz Act)[注] 译者注:1990年通过的《内尔茨法案》在法国每个行政省设立了一个“过度负债委员会”,作为处理家庭过度负债案件的一种手段。 是各种争议不断加剧的例证。从指数中去掉烟草显然使得在不影响价格指数的情况下提高对这一大众消费项目的税收成为可能,因此也不会影响工资。这也是一种将不同“纯度”或合法性的价格纳入一揽子指数的方法:一方面,烟草价格是政府授权制定的,因此不是一揽子商品的合法部分;另一方面,“其他商品”价格被视为“真正的”市场价格。这也是将道德因素引入政府行为的一种方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失业率上升成为了新的公共问题;1974年,工会势力减弱,法国经济学家埃德蒙·马兰沃(Edmond Malinvaud)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所有这一切都暂时削弱了那些争议。
硫化氢作为溶质，利用湍流模型计算出速度场和压力场的分布规律见式(1)—式(4)，经过一定的时间，扩散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溶质扩散与流体流动耦合的多物理场过程，联立式(1)—式(7)运用COMSOL进行求解，得出掘进工作面风流流场及硫化氢涌出后的扩散行为。
2008年穆阿提(Moati)和罗什福尔(Rochefort)[24]的报告发布,这个报告提出几个指数可以并存,而这次拯救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是银行家。银行家德尔普拉(Delpla)[25]在评论该报告时,强调了DSK债券在巩固金融化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估计有1 5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计入了价格指数,他的结论是:“如果当前的攻击继续,大家会对CPI的完整性提出质疑,如果投资者开始认为CPI严重低估了法国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将存在严重风险——投资者将抛售债券,或要求将债务纳入指数,这样指数就会显示出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将对公共财政、法国的财务信誉以及指数化债务价格的策略造成严重打击。迄今为止,关于消费物价指数的争论并未得到投资者的严肃对待。然而,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认真对待这些争论,那么财政部和CADES基金[注] 该基金于1996年成立以摊还法国的社会保障债务。 如何继续为他们的债券提供资金?”最后他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停止质疑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而且停止引入不同的一般价格指数。否则债券市场十年的财政信誉就会受到损害。”(Delpla,2008)[25]
(三)后博斯金( post- Boskin)时代
1996年博斯金关于测度通货膨胀的报告在美国和国际上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并非此类报告中的第一篇,早在1959年,拉格尔斯和雷斯就曾提出了通货膨胀可能被“高估”的观点。然而,这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博斯金报告直接关系到两种方法测度结果的差异,一种是使用当时的方法计算价格指数,另一种是使用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更接近“生活成本指数”的方法计算价格指数。博斯金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正是它指出1996年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1.1%,而那之前的10年中这个指数每年都被高估了1.3%。
博斯金委员会认为,与这些偏差有关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处理商品购买中的替代品,越来越频繁地将新商品引入市场一揽子商品中以及要更好地反映消费质量的想法。托马斯·斯特普福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论研究一直持续,同时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推动,它们实际上都是在为“通货膨胀被高估”这个观点提供科学证据。无论如何,这是博斯金报告得出的结论(如拉格尔斯和雷斯在1959年所做的那样),即应该改革价格指数的测算方法以减少过高估计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利于这种改革。当时冷战已经结束,而且美国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赤字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Théret,2010)[2],这些都是要求减少财政赤字的因素。根据斯特普福特的观点,美国政府通过与主流经济学家合作,讨论改革价格指数。20年后,法国各方提出的论点与美国的非常相似。穆阿提和罗什福尔的报告(2008年)[24]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价格指数可能弱于其本该有的状态,法国巴黎银行(BNP-Paribas)的经济学家德尔普拉对此做出了回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是否真的希望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的是远远高于目前价格指数的一个指数吗?”(Delpla,2008)[25]他补充说:“表明通货膨胀率更高的这种指数,会引发对最低福利金和社会保障福利进行重新评估”。他总结道:“如果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几个价格指数显示出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重新评估最低福利金和社会保障福利的要求将会加剧政府赤字。”(Delpla,2008)[25]
在国际范围内,挑战不再是来自于工会,而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当中。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建设了一个名为“ShadowStats”的网站,他撰写的论文在美国引起了大量的评论(Fioramonti,2014),原因是他提供的令人震惊的图表数据表明:与没有改革的情况相比,自从美国进行CPI改革后,通货膨胀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些改革有时被认为是通缩或贬值措施。美国媒体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以至于劳工统计局的统计人员,甚至包括价格司司长都提出了批判意见。在《劳动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的一篇长文中,格林利斯(Greenlees)和麦克莱兰(McClelland,2008)[22]全面批评了自CPI被首次引入以来,美国进行的各种改革可能低估了通货膨胀率的观点。他们观点明确,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都市传奇”(urban legends),专门指代那些各种指数以及大量博主或评论人的批判意见(Greenlees and McClelland,2008)[22]。他们希望能够消除各种争议,或者至少可以有力地反驳这些批判。由劳工统计局统计人员提出的辩护意见有几种形式。这些观点包括关于生活成本和无差异效用理论广泛的“科学共识”,包括与各种“国际标准”和“统计原则”保持一致,也包括计量经济学享乐定价法的优势和严谨性。
法国的情况有些矛盾,这场争论是在1996年博斯金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由比较激进的一些研究人员引发的,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兴趣在于指数必须对财富有一个什么样的新表征方式(Gadrey, 1996)[17]。加德雷(Gadrey)[17]倾向于更加重视博斯金委员会相当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高估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特别是他强调了,有一些经济活动如果采用“产出单位”来统计,则毫无意义,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测度产出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必须有创新的方法,医疗保健和教育就是突出的代表。法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学家担心的是民众会对他们发布的指数失去信心。统计学院作出了官方回应,他们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由弗朗索瓦·勒基特(François Lequiller)[26]撰写的论文发表在《统计经济学》(Économie et Statistique)上,另一篇是由时任法国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统计部主任米歇尔·格洛德(Michel Glaude)[27]撰写的论文发表在《法国营销学刊》(La Revue française du marketing)上。格洛德认为“美国的争论似乎已经失控”,有一些批评意见是源自“政治机会主义”,而且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特别机敏地证实其货币政策可以承受零售价格年上涨2%或3%(Glaude,1997)[27]。弗朗索瓦·勒基特时任法国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价格、资源和生活条件部的副主任,他负责编撰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工作,他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工作过几年,他的文章特别详细地做出了回应。20年来他的这一文章常常被研究人员和工会参考,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相反,法国是受到了指数高估的些许保护,而且米歇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28]不应该对“偏误”进行评估。勒基特(1997)曾写道,“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试图量化这个问题是徒劳的”。他甚至强调,“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统计学家的做法必须是先承认他们的无知并努力减少它,而不是做出危险的估计”(Lequiller,1997)[26]。此外,勒基特还指出,博斯金报告中的大部分估算值是来自于商品的替代性问题。而对于其他方面的处理(包括产品质量、服务业的估算、无差异效用与恒定商品种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仍然大多是基于想象做出的结果,但报告中并没有用+/-符号表示可能会对指数产生的影响。尽管如此,勒基特仍然提出了三条改善指数的途径,代表着三种独立的、效果各不相同的后续改革(即采用计量经济学特征方法，更全面地利用欧洲统计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更多地使用私有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等)(Lequiller,1997)[26]。这个话题我们后面还会提及。
资料来源:前6代根据 Saglio (1993, P. 4) 的研究整理,第7代和第8代是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各种方法论备忘录整理。
但这段历史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同。历史学家图什莱(Touchelay)[3]已经证明,价格指数实际上与20世纪初“第一次通货膨胀爆发”同时出现。 她说,发布价格指数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三年前抗议生活成本的家庭主妇的愤怒”。类似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皮埃尔·谢兰尼(MichelPierre Chélini)[13]强调了从1919年起,应“生活成本问题中央研究委员会(1920年法令)”的要求,法国成立了生活成本联合部门委员会(Chélini,1998)[13],这种做法显示了政府和家庭“生活成本” 的重要性。
(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统计局日益强大的力量
According to the Fresnel diffraction theory, the radii of a Fresnel zone plate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18:
(五)向欧元过渡,零售商的新突破
2002年欧元启用,这对法国家庭产生了各种影响,包括对货币信心的不足。因此,人们对与物价变动有关的主要综合指数产生了怀疑。不仅法国,欧洲各成员国对官方指数的信任度下降,这导致了2004年一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修订调查。这个调查属于对经济状况的调查,采用的是针对欧盟各国均标准化设置的问题,其中还包括法国人关于调查前后一年中对“法国总体经济状况的看法”(包括总体经济状况、失业、通货膨胀、购买和储蓄的机会等),也包含人们对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的感知。这项调查显示[注] 因此,每月约有2 000户家庭接受电话访问(Accardo等,2011)[36-37]。这项调查并不完全是新的。此前,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月度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收集了家庭对宏观经济总量,特别是通货膨胀的看法。但调查问题并不精确。他们的问题如下:“你发现价格在过去的12个月里大幅/中度/轻微上升,或者不变/下降了吗?”从而给他们展现变化的前景(见Informations rapides,2007年2月28日,第2页)。然后通过“正面和负面反馈之间的百分比差异”评估折衷意见(第1页)。此前,即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生活成本的心理指标”。该指标每年出版多次,它由IFOP(法国民意调查所)以以下问题为基础进行汇编和传播: “你认为每个月需要多少钱才能满足你所在地区四口之家的生活费用?”(资料来源同上) ,在整个欧洲,人们“感知到的”通货膨胀与官方统计数据中列出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欧洲央行委托几位经济学家(Dieden等,2006)[33]的报告显示,在所有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感知指数与官方指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据估计,2004年至2010年间差距始终为6个百分点(Accardo等)[36-37]。
在有关价格指数测度的争论中产生了一位新的代表人物,他是米歇尔爱德华·勒克莱克(Michel-Edouard Leclerc),他拥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连锁超市,也是家庭购买力的官方捍卫者,而且他积极地推动低价策略,主张取消工会,实际上当时工会已经开始衰退了[注] 工会在官方统计中的处境总是很艰难。一方面,他们要对工会组织自身保持高度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表达集体的诉求(Pénissat,2009)[38]。 。2004年2月,这家企业发起了一场目的明确的广告运动,挑战法国国家统计局对家庭购买力的判断结论。当时的经济和金融部长定期对大型零售商的涨价行为进行谴责,在推动这场争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勒克莱克的要求就是价格指数应该反映出这种真实销售场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变化,政府已经批准并要求法国国家统计局执行这一点,但这让许多工会和法国国家统计局的专业人士感到非常不满。
自欧元问世以来,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有关通货膨胀“正确”测度标准的争议,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口异质性的日益增加,法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因素。法国国家统计局(Accardo等,2007)[37]在一份关于2007年“家庭购买力的衡量和感知”的长篇报告中,建议针对每个社会职业类别编制相应的价格指数。但是结果表明,社会职业类别对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并不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数据收集的方法问题,这种基于类别统计的价格指数就无法体现各种产品的值域效应,而且这种指数的建立扭曲了按社会职业分类统计的预算系数。官方统计机构在回应这一测度争议时提出了两点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更加注重在感知的基础上统计出来的通货膨胀感知指数,这样就明确了“实际”的通货膨胀和“感知”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差距。时任法国国家统计局的主管承认这些差异在历史上是很高的(Data,2009)[39],阿卡尔多(Accardo,2008,2011)[36-37]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第二个解释就是推出了一种创新的工具,即个人计算器。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接入一个模拟装置,能够迅速测算出自己的价格指数。开发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争议,它假设人都是高度理性和精于计算的。2006年,德国统计研究所(Destatis)的官方网站推出了第一版个人计算器,每个人(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消费模式加以调整。“Sigma”杂志和《欧洲统计公报》(Neutze,2006)[40]报道了该方法,欧洲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也迅速跟进,展示了创新的统计方法和相关专业知识是如何快速传播的[注] Vincent Gayon(2013)[45]以政府部门的专家为例,解释了信息的传播:“政府行为者一方面在他们国家的官僚系统内和国际业务领域内任职,另一方面则分别在经济合作组织和欧共体工作委员会任职,政府行为者是在各部门之间同等程度的不对称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2007年1月,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两位统计师,马修·鲍威尔(Matthew Powell)和吉姆·奥多诺休(Jim O’Donoghue)[41],在《经济与劳动力市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个人通货膨胀计算器》的文章,描述了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计算个人通货膨胀的网站。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展示了“个人”通货膨胀的情况是如何因其社会特征及人口特征而变化的(如图1所示)。
图1 英国按花费模式测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演化
资料来源: Powell and O’Donoghue[41], 2007.
法国国家统计局直接借鉴了德国的经验,2007年第一季度在法国开展了同样的项目。它将计算个人通货膨胀的模拟器放在网上,任何互联网用户都可以访问它。在此过程中,法国国家统计局努力实现几个目标:包括满足个人消费者、解决更广泛的争议、帮助重建指数的权威性,证明生活成本指数的概念更加适用。官方统计机构认为通过增强与个人的相关性,就可以维护这个平均化的指数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新的统计工具也反映了政府部门中普遍存在新自由主义思想,计算中心和更加个性化的测量工具都增多了(Desrosières,2008)[7]。由每个人计算出的价格指数成为个性化的统计描述,虽然没有法律地位,但它允许每个“代理人”通过采用理性的、最优的行为来“自我分类”。这些工具丰富了官方统计中贫乏的指数概念。这个过程中,这些工具使得官方统计机构不再是集体认知协调工具的提供者。
(六)控制政府支出、收银机数据和与营销机构的新联盟
由于感知指数和实际指数之间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所以法国国家统计局为了恢复人们对其价格指数的信心,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创新和新的投资。2010年至2016年统计局与大型零售商企业的谈判促成了“收银机数据”监测系统的引入。这些零售连锁店的收银机数据或“扫描”数据有一部分是由营销机构处理的,直接接入这类数据是因为法国国家统计局需要降低其费用;在政府削减支出的情况下,每个月在各个销售点收集20万项价格数据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作。而且法国国家统计局也需要通过将自己定位在大数据“空间”中来象征性地展示自己是一个创新者,并且利用数字化技术计算价格变化来提高其统计结果的声誉和合法性。法国国家统计局还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解决替代商品估价的问题,特别是在非常分散的层面上(即所谓的“微指数”层面上)存在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解决与估值质量相关的问题(Silver, Heravi,1999)[42]。这种工具背后的理念是在美国被称为“扫描”数据的概念,马尼安(Magnien)和普尼奥(Pougnard,2000)[34]以及西亚尔(Sillard,2013)[43]将它作为无差异效用指数引入法国。这个概念与经典理论相一致,这样官方统计数据就可以服务于经济理论。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扫描数据项目的目的是“通过使用扫描数据来测算指数,反映消费者对相对产品价格可能的敏感度,从而密切反映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些都是建立在无差异效用指数的概念之上的”(Sillard, 2013)[43]。这个项目也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巨大的转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再是经济中的测度和规划主体,私营部门成为了主体” (Gayon,Lemoine, 2014)[44]。
二、在当代环境中测度指数:不可解决的奇点集合?
我们对于价格指数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强调其再分配效应,即价格指数逐步地、技术性地修正调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导致或促进此类改革的商业惯例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主要目的是将价格统计的参与者(法国国家统计局)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以及他们在制定和调整指标时所采用的策略重新引入到价格指数的分析中。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持续不断的创新导致产品快速更新;将一些因素纳入价格指数的测度还面临一些困难,例如服务活动(Griliches, 1992)[46]、耐用品(Gordon, 1990)[47]和某些“免费”商品及服务(Horn, 2002)[48]，等等;销售模式(例如电子商务)和销售点的增加，等等。这其中还包含非常棘手的“质量”及其测度的问题。指数测度所面临的困难还有可能与日益复杂的定价手段有关,例如以歧视性定价为理论基础的收益管理式定价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收益管理不仅越来越受青睐,而且在技术上也具备了可能性,社会接受度也提高了(Finez,2014)[49]。收益管理的做法在某些领域(例如航空和铁路运输)迅速传播。除此以外,指数测度面对的困难还有一些与食品和能源的投机性定价政策有关[注] 某些价格的波动导致了“潜在”通货膨胀指标的产生,管理价格也被排除在外。 。
低噪声放大器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对其进行精准的判定是不可或缺的。一般而言，采用k检验的方法[13]对稳定性进行判定，如式（4）所示：
(一)商业行为的分散化和单一化
造成指数测度困难的原因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但这些困难在最近几十年里成倍加重,统计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创新都未能克服它们。实际上,大多数宏观经济总量指数都是在福特主义时代设计和应用的,就产出而言,这些指数意味着观测的都是标准的、质量恒定的制成品。因此,从那时到现在,统计机构都会遵循非常详细的标准来确保统计工作与“质量恒定的标准单位”这一概念相符。然而,有时候统计数据所代表的现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会偏离程序上的理想值。现实情况甚至可能“未得到恰当统计”(Boltanski,Esquerre, 2016)[50]。通过使用更加分散的和具有不确定性的分配网络,更加非典型化的生产活动取代了过去那些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现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它们都对统计价格指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变化包括占到社会产出四分之三的具有无形性特征的服务业,还有企业经营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混淆,各种交换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法规编纂和标准化也存在障碍,更不用说数字世界发生的增长以及大量无成本的产品，等等。因此,这就必然要求统计系统做出特别调整,最初在福特时代创建的统计指标和工具,在当代环境中,因为产品和服务的统计与过去存在很大差异,所以调整不可避免。虽然并非所有的争议都只是关于如何处理价格统计中的质量问题,但质量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
(二)“质量”:它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归纳一下在统计中处理质量问题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考虑质量问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想法,很快就被实业界和经济学家所采纳。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工会要求在衡量通货膨胀时考虑质量要素,他们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被低估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销售的产品质量明显下降了(Stapleford,2009)[10]。B·图什莱 (B. Touchelay)[11]也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法国总工会针对两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一是改变指数的原因,二是指数是否能够反映随时间推移生活成本的变化”(2014)。因此,对质量加以考虑首先是进步主义者的想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最保守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很快接受了这一想法。然而,尽管所有的学者都认同是安德鲁·库尔(Andrew Court)于1938年首先提出了享乐主义方法(hedonic method),而这种方法通常被认为能够解决有关质量统计的冲突,但他们都没有提到当时激励他的原因是什么[注] Thomas Stapleford是明显的例外。 。安德鲁·库尔是汽车行业的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官方的统计学家,他将质量因素纳入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测度当中,就证明了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是购买时的名义价格)低于价格演变的正常轨迹。因此,他可以向政府提出,企业成功地压低了销售价格,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再受到限制,政府不应该再向它们“收费”(Stapleford,2009)[10]。
很少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强调质量的不确定性和传统性特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自然地接受那些分类假设,认定商品的“真实”质量好像刻在商品中一样,是明确而且肯定的(Eymard-Duvernay,1989)[51]。事实上,质量是由许多不可分割的要素组成的综合体,既包括生产者的感知,也包括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还包括各种规范、标准、法律和隐性惯例。质量的定义及其测度方式是各方相互协议的结果，它代表的是不同主体,包括企业、消费者(主观判断)、公民或家庭以及人际关系。在现实中,虽然统计会涉及所有这些方面,但在关于质量的统计处理中,我们可以发现财富分配和财富表征领域存在的冲突。就财富表征而言,当主题是质量时,冲突非常明显:质量测度的是什么?质量是否就是创建商品技术规格的分类?服务和质量的关系又是什么?消费对福利的影响是什么?统计时需要考虑商品的耐用性吗?就财富分配而言,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将通货膨胀指数纳入法律法规时,必然会在财富分配方面产生冲突,低估通货膨胀往往会引发采取通货紧缩的措施,反之亦然。虽然统计学家更希望“生产标准是客观的,而且不受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控制”(Eymard-Duvernay, 1989)[51],但实际上,这些标准早已被纳入研究者所使用的协议中(数据调研人员的任务就是要记录价格发生变化的商品的特征是否已经改变,或者目前的商品是否属于同一“产品类别”),法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师们也接受了这些标准,他们将这些信息输入到数据处理系统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享乐主义计量方法占据了上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如此。
享乐法是基于兰开斯特(Lancaster)[32]的特征向量理论建立的,它假设商品可以分解出各种特征并加以客观地测度。分解过程使得对每个特征的测度成为可能,但是如何加总这些测度结果仍然存在问题。设计包含一系列消费者偏好的效用函数,然后用特征来取代商品,在市场分析框架内重新定位分析(Eymard-Duvernay,1989)[51],一旦有了商品特征和“各种同类产品”的价格数据对比,就有可能明确每个特征所隐含的价格(Moati,Rochefort,2008)[24](P76)。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享乐主义方法由多元回归构成,用回归系数度量商品特征,将其视为商品特征的“隐含价格”(资料来源同前)。“剩下的就是将这一系列隐含价格应用于新产品的实际特征,通过对这些特定特征进行直接赋值,估算出新产品的价格。这个理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能够显示出‘单纯的’价格变化中所包含的质量效应”。
虽然在理想的享乐函数中,必须考虑影响消费者效用的所有定性或定量的变量,然后通过消费者效用的变化来定义质量,但在实践中质量标准的客观化是非常模糊和任意的,或者必须基于惯例来处理质量问题,前提是大家同意使用统计人员所采用的“实用的和技术上的惯例”。通常,有关特征的信息也仅限于“厂家”描述的那些。比如在统计汽车价格时,统计人员往往是参考厂家的产品目录中列出的特征和价格(Lequiller,1997)[26]。弗朗索瓦·埃马尔迪韦奈(François Eymard-Duvernay,1989)[51]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质量定义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将引发中介机构的产生,它们独立于统计涉及的各方,其作用是验证交易的正确性。市场定价代表的是合同各方的意愿,而定义标准化的质量则开启了依据合同以外数据库评价产品质量的可能性[51]。外部各方也会进行干预,来明确质量的外生标准,这就有了分类假设。勒基特(1997)曾指出“AC尼尔森法国公司(AC Nielsen France)非常愿意在其与法国国家统计局的联合研究项目下,为国家统计局免费提供关于某些市场的自1997年开始的详细数据”[26]。
享乐定价法[注] 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 method)是根据人们为优质环境的享受所支付的价格来推算环境质量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即将享受某种产品由于环境的不同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差别的价值。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常被视为能够客观地解决价格测度中质量问题的方法。对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质量定义的规范性是一个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享乐主义法提供了知识进步的永久保证(Schultze,Mackie,2002; Piketty,2013[注] 尽管如此,“国民核算的方法”并不完美。特别是它目前并不以任何衡量服务质量的客观标准为基础(虽然这方面的进展在望)[54](P155)。 [53-54]),并使得对“质量”进行纯技术化和非政治化的客观定义成为可能。然而,对于将享乐定价法扩展到捕捉质量效应,不同学者看法截然不同。其中一些人,包括法兰西银行的经济学家肖万和勒比昂(Chauvin,Le Bihan,2007)[55],认为“对质量效应进行修正现在已非常普遍”,而更多人则认为,在美国(Greenlees,McLelland,2008)[22]和法国(Moati,Rochefort,2008)[24(P76)],享乐法并非广泛适用,而且也仅仅只用于某些商品的统计。享乐定价法所涵盖的商品份额或其所代表的总消费份额,几乎没有量化的估算。2001年,穆尔东(Moulton)[56]曾提出,享乐法测算的美国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仅占18%。而且由于只包括耐用品,所以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享乐法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有几个原因:第一,在公共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统计各种特征的方法成本很高,这使其吸引力日益下降,这也是法国官方统计机构最常提出的理由。其次,虽然在实物商品(经常被人引用的例证是冰箱或个人电脑[硬件]的享乐定价实验)的情况下,对商品构成特征的客观化统计仍有可商榷之处,但它似乎还是一种合理的方法,然而在无形商品的情况下,使用享乐法统计是非常棘手的,例如关系复杂的计算机软件和服务就是例证。最后,重要的是早在本世纪初,来自主流学者的批评性意见就已经开始削弱享乐法的可信度了。因此,已有文献中就包括这种新的批判性意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计量经济学家豪斯曼(Hausman)[57]曾经指出:“不幸的是,我认为享乐定价法总体上就是错误的。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使用的享乐定价法是一种‘纯价格’的方法,但它无法通过数量和价格数据的组合来捕捉消费者的偏好,而数量和价格数据又是需求曲线和相关消费函数的基础。这种享乐法不能用于测算真实的生活成本指数。”(Hausman,2003)[57]这些新的批判者是“无差异效用指数”的倡导者,他们提出采用纯功利主义的理论方法,并通过新的方法来修正生活成本指数。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马尼安(François Magnien)[34]于2000年在《经济与统计》(Economie & Statistique)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杰里·豪斯曼(Jerry Hausman)[57]于2003年在《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个“转折点”的精彩典范。这些文章明确指出,这种测算方法对价格总水平会产生直接下行的影响。因此,豪斯曼指出,“鉴于经济体中的商品和价格,生活成本指数是基于在两个不同时期达到给定效用水平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Hausman,2003)[57]。他甚至提出消费者剩余接近这个“最低收入水平”[57]。
(三)商品耐用性与消费者效用
法国从二战后的扩张期间一直到今天,很多商业经济活动的统计都没有将质量纳入在内,这让人们对计量经济学方法所宣称的实证主义产生了怀疑。统计机构内部和外部的争议都没有涉及商品的耐用性问题,还有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例如,在农产品和食品方面,1950年到1980年所记录的生产率的惊人增长是以牺牲口味和营养价值,甚至损害健康为代价的(使用农药,热量过高的产品)。同样,在制造业中,没有人谈论制造商的计划报废战略。基本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统计学家基于生产者的陈述采用享乐法来估计质量特征,他们发现制造商们不愿在产品规格表上列出表明产品质量下降的标准。而且,保持一定福利水平的成本变化问题引发了更为棘手的问题,例如商业活动引发的正的或负的外部性问题,还有各种与消费传统商品和服务无关但却会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等等。福利中的“护理”问题也没有得到统计。服务业的质量核算很少或根本没有改进,这些都是“数量”统计方面的棘手问题。
针对当前目的地感官营销实践面临的问题，结合上述目的地感官营销的3种运用方式分析，本文认为现阶段目的地感官营销研究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
产生高频抗原抗体的血型称为稀有血型。据ISBT统计，目前已发现的人类血型包含36个血型系统，还有6个红细胞集合、高频抗原901系列和低频抗原700系列。这些血型抗原在不同地域、种族的人群中的分布概率不尽相同，故稀有血型的划分也有所不同。（表1）以血型系统为序，归纳了大多数种类的高频抗原抗体的血清学特征或分布特点，以及对应的稀有血型。由于高频抗原数量众多且部分尚未在国内发现，在此未全部列举。很多高频抗原存在对偶抗原，一般是低频抗原，如Jsb和Jsa、Dib和Dia、Yta和 Ytb、Sc1 和 Sc2、Coa和 Cob、Inb和 Ina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些偏误,他们将经典消费者理论的主要部分——消费者效用理论作为起点。虽然无差异效用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科努斯(Konus,1924),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仅仅限于一小部分思想家。在勒基特的论文中,我们可以找到消费者“无差异效用”的概念,但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对于一个消费者,这个概念都很难定义,对数百万消费者来说,更是如此”(1997)。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研究“无差异效用”的论文成倍增加,因为这一概念符合经典理论,同时通过将质量简化为个体效用的概念来淡化基于惯例的质量性质。在法国,马尼安和普尼奥(2000)[34]直接借鉴了美国的研究成果,借助从尼尔森公司购买的数据库检测了无差异效用的概念。他们提出“无差异效用指数(CUI)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它是基于大量消费品,如咖啡、食用油和洗衣粉而存在的”(2000)[34]。十年后,帕特里克·西亚尔(Patrick Sillard)和利昂内尔·维尔内(Lionel Wilner,2015)[58]直接借鉴了豪斯曼(2003)[57]的理论,他们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完全符合衡量生活成本的需要。” 实际上,这个指数应该是描述为了让效用保持在与参考期或基期同一水平上,典型消费者的支出在两期之间的变化 (Sillard,Wilner, 2015)[58][注] 这实际上是最常见的对“无差异效用指数”的解释。 无差异效用指数源自美国,通过使用扫描数据等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注] 在法国,2015年的“数字法案”(Digital Act stipulates)中有一条与扫描仪数据直接相关的条款,该条款规定经济部长可以要求“企业将存储在其数据库中的信息传递出去,以满足特定统计输出的需要”。“通过制定严格的标准来规范数据传输的目的、机密性和安全性”作为相应的保证。(法国国家统计局通讯信息,2016年3月第2期:“Big Data et Statistique Publique”)。 。稳固了它的地位,它有若干个好处。无差异效用指数结束了关于质量测度的传统争论,那些争论已不再具有价值,取而代之的是更严格的术语,即推动者所说的“消费者效用”。该指数继续推动着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最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终止了,而生活成本指数盛行开来。但本文认为,它并没有解决质量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福利的社会准则问题。
结 论
今天的法国统计局早已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仅仅听命于政府,而是受到许多(可能更微妙的)与政治相关联的主体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测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争论让新的主体浮出水面,不仅仅限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而争论演化的过程不仅与技术(技术方法、技术语言)相联,也与工会力量的削弱以及工会退出某些争论有关。法国国家统计局承担着寻求解决方案的任务,同时还要不断地关注会计惯例的稳定性来保证其权威性。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家则在继续更详细的研究,等待着“合适的时机”(Vatin,2013)[59],通过官方统计机构,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注] Sillard在2013年撰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最近扫描仪数据的可用性确实使我们能够考虑将恒定效用指数的概念应用于实践中”(P. 27)。 。创新手段正在将“旧的”价格指数推向生活成本指数(包括链接技术、几何算法、享乐统计法、扫描数据等),但是因为商业实践非常复杂,所以这些创新也有不可消除的成本。实际上,这些复杂的商业实践都还未得到测度,也没有可采用的工具。以上这些创新为宏观经济指数的构建提供了具有实用价值的微观经济基础。正如棘手的质量测度问题所示,在微观经济基础中包含了一种可能的集体秩序,这种集体秩序并非来自明确的集体协议。经济学的自给自足也来自于这些离散的选择。对实体经济分析的证据表明,专家们对争议的控制对工会不利,导致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从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转向一个似乎已经稳定的领域。这种转变使指数的构建更具有技术性,并且是巩固凯恩斯宏观经济工具的微观基础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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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in the Calculation and Use of the Price Index :the Case of France
Florence Jany-Catrice1，2,GAO Qiang2，SUN Li-peng2, KANG Rong2,3
(1.University Lille-CLERSE,59650 Villeneuve d′Ascq Cedex, France;2.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3.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of inflation in France.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open or more muted controversies that underlie the history of the index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to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hows that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o the index have always been and continue to be linked, albeit to varying extents, to issues around economic distributio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However, the actors engaged in these controversies and the principles around which they are organized have changed: politics, which brought into play the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statistical agencies and trade unions, has gradually given way to more scientific considerations, which has meant that the more recent controversies have been more technical in nature. And by giving experts a greater role to play, these controversies have also tended to play out at an even greater dista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actors.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se controversies are embedded in a real world which, because of its increasing complexity and singularity and its (justifiable) concern with quality, is not fully captured by the available tools, despite their sophistication.
Key words :social economics;prices index;calculation of the price index; inflation; financial crisis; aggregat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representation of wealth; The European Union
收稿日期： 2019-03-10
基金项目： 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类”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估算研究”(GDW20166100005)
作者简介： Florence Jany-Catrice，女，法国人，中国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类”高端外国专家，西北大学客座教授，法国里尔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特级教授。兼任法国政治经济学会主席，法国国家经济学大学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代表团成员、法国大学研究院IUF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经济社会学研究委员会成员。2014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研究方向为经济测度、服务经济、产业经济。
①本文原刊于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42, Issue 4, 14 July 2018, Pages 963-986, https:∥doi.org/10.1093/cje/bex067。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中文翻译版权。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3-013
[责任编辑 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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