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的教育发展转向及当今思考
罗 述 善
(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日本明治维新在19世纪80年代尤其是明治十四年(1881年)政变后逐渐实现了一个转折,在这次转折过程中,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内阁成立并只对天皇负责,以“天皇主权论”为核心的近代天皇制确立并得到巩固。与此同时,日本的教育领域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在指导思想上,从以文明开化、大力学习西方教育为主导逐渐转向以我为主、批判吸收为主导;在教育培养目标上,从培养“国民”逐渐转向了培养“臣民”;在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上,从急功近利式的教育改革逐渐转向注重国家实情的教育建设。
关键词： 日本教育;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与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后期是指19世纪80年代尤其是明治十四年(1881年)政变之后的日本。这一时期也是日本从70年代大兴欧化风潮的变革时期逐渐转向了日本特色的民族化时期。[1]142日本朝野逐渐开始反思前期明治改革所提出的文明开化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开始思考欧美文明与日本文化传统如何结合。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逐渐销声匿迹,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近代日本天皇制形成并开始支配国家的命运。在这一时期日本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之下,日本的教育也开始逐渐发生转向。
一、明治维新后期教育发展转向的表现
1.指导思想:从文明开化到日本开化。日本明治维新伊始,国内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明显分为两派：维新官僚坚持学习欧美各国的先进文化知识,他们认为“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欲使国家强盛,则必须“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1]120；而守旧派则坚持“先王的大经大法”“皇国正学”的立场,他们认为“妄慕外国强盛而不顾利害得失,从房屋建筑到赏玩摆设,无一不仰仗外国,只能使日本成为附庸”[2]。明治维新前期,维新官僚的思想占据了上风,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日本政府坚持改革开放、以强敌为师的大方向,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积极展开了鹿鸣馆外交,在开化之风影响下,日本达官显贵们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等各方面都大力移植西方,充分显示了一幅极端欧化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也充分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移植与崇拜学习,自1872年《学制》到1879年《教育令》都体现出了这一特色。在《学制》颁布之前,政府就不断派员到国外考察，因此,在教育制度方面,《学制》的一个明显特色便是学习法国教育制度采取了大学区制;1879年的《教育令》则是效法美国的地方分权制。此外,在学科内容上,日本学校也广泛吸收了西学,例如“小学的教学科目中有西方算数、地理学、物理学、绘图、几何、博物、化学等……中学规定由外籍教师教授外语,有的中学则用英法德等外国语教授中等教育的学科内容,以作为理解大学里外籍教师专科讲义的预备教育……”[3]留学人数方面,1869～1870年在外留学生共174人,1873年373人；外籍教师聘任方面,1872年来日外籍雇员369人,1875年增加至524人。[1]122-123据明治四年的调查显示,在东京的知识分子中,国学只有汉学的十分之一,而汉学只有洋学的一半。从当时教育领域书籍的销售方面亦可以看出对西洋文化的崇拜热情,福泽谕吉关于西方介绍的书一版再版,其《西洋事情》总销售量达20万部之多,其《劝学篇》在出版后十年内销售量更达70万册之多。
在文明开化的口号影响下,日本国内迅速实现了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日本教育迅速发展并初步跟上了世界潮流,这一时期,日本学制初步创立,师范学校开始创设,东京大学也开始创办。但另一方面,盲目的崇洋媚外也造成了日本国内民族自信心的衰落和传统道德的沦丧。加之守旧派不断的攻击也使得统治阶级逐渐注意到明治维新前期改革中存在着与传统文化脱节的问题。相对于文明开化的口号,这时候有人提出了“日本开化”的新概念,例如志贺在《所抱宗旨之告白》中说道：“我日本应以我‘国粹’为精神和骨髓,使之成为大和民族现在及未来变化、改良之标准和基础,尔后摄取外来文明之长处和妙处,从而形成‘日本的开化’。”[1]196可见,“日本开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复古,而是强调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要以我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逐渐放弃全盘欧化的政策,开始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培养忠君爱国思想,以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想方设法利用天皇的权利反对“欧化殖民政策”。于是,1879年元田永孚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圣旨》,目的就是批判“文明开化政策”,指出:专尚知识和技艺,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道德,伤害风俗,究其根由,在于维新之初,过分强调“欧化主义”；从今以后,要根据祖宗之训典,着眼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学为主。[4]355这标志着保守势力压倒了开明派的意见。[5]148随后,元田永孚根据明治天皇敕令撰写了《修身书》和《幼学纲要》,并将两书作为青少年道德修养方面的必读书,颁发到全国各地。1890年明治政府又颁布《教育敕语》,进一步巩固教育领域的日本传统道德教育。日本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后期逐步加强日本传统思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期改革中盲目崇拜西方思想的问题并改善了道德标准方面的混乱状况。从盲目学习西方文明逐渐走向以我为主,有所选择地吸收欧美文明,对于更加符合日本实际国情进行近代化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教育中强调传统道德教育,也大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强调自尊、自主、自立的精神,避免日本成为欧美文化的附庸,而使日本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近代化道路。然而,在日本传统道德教育加强的同时,随着封建忠君爱国思想的不断强化,日本优越论以及侵略思想也开始出现，尤其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更加盛行,为“二战”法西斯侵略奠定了基调。
首先，在用文献［1］的数据对计算方法进行确认后，再对TS02采用完整检定法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即按照式（4）～式（9）计算出计算用三角形各顶点的坐标；然后按照文献［7］的四参数法进行坐标系旋转，获得TS02的平面位置精度SXY =0.72 mm，按照式（15）～式（17）获得高程精度SZ =4.14 mm。
2.教育思潮: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明治维新初期,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以及文明开化指导思想的提出与实行,欧美的资产阶级思想涌入日本。19世纪70年代左右的欧美思想充满了自然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特点,如法国卢梭流派的天赋人权论、民约说，英国边沁和穆勒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当时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就是边沁和穆勒功利思想的代表。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873年,“明六社”成立,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6]1841875年,爱国社成立,1878年召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自由民权运动成为全国性的斗争[6]187,民权自由、功利主义的思想因此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这一时期,日本教育也较多体现出了民权自由、功利主义的色彩，且日本著名教育家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都较多倾向于自由教育思潮,如1873年森有礼从美国学成归来,与福泽渝吉等人积极倡导创办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并出版《明六杂志》,提倡民主、自由、民权等资产阶级思想。[4]369可见当时的福泽渝吉、森有礼等教育家都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参与者甚至领导者。此外，从当时的国家教育法令也能窥见自由主义的色彩。1872年《学制》和1879年《教育令》都受到了美国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更多强调学生作为“国民”应受到的教育,尤其是《教育令》,削弱了文部省对于学校的干涉权,推行地方分权,取消强制入学,同时也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如规定“如果经过四年且每年四个月的学习而可以完成义务教育者,即使不再进学校学习,国家也予以承认”[5]138。这种教育思想是以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在社会教育方面,报纸杂志对新思想的普及也起了巨大作用，尤其是明治七年发行的《读卖新闻》、明治八年发行的《东京绘入新闻》等，主要刊登通俗易懂的文章、社会新闻以及小说,以大众为对象,向平民灌输了较多的西方民主思想,具有较强启发民智的作用。
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随着正式确立相对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并踏上资本主义经济之路,日本教育才逐步完善并建立起符合国情的教育制度。1885年森有礼就任伊藤内阁文部大臣,上台伊始就进行学制改革,实际出发,依据国家办教育的原理,拟定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计划,即《学校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升学等都做了明确规定。随着《学校令》的颁布,日本国民教育制度得以正式确立。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注重从财政上支持义务教育，1896年和1899年两次颁布教育费国库补助法,实行国库补助制度。在制度完善和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20世纪初,学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大幅提升,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基本普及了六年制义务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走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这一时期,明治政府也注意到了改革初期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忽视。1893年,井上毅出任日本文部大臣,充分利用产业革命的有利条件,借鉴德国经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先后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和《实业国库补助法》,及至明治四十年,日本职业学校网逐步形成,职业教育日益体系化。由此可见，虽然日本教育在明治前期提出了长远的发展目标,但某种程度上却脱离了国家实情,只是在明治中后期的不断探索中,日本才逐渐寻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
2.日本传统社会“神皇一体”的统治特征决定了其教育的国家主义特征。自古以来,日本国家建构的合法性一直以古老的氏族政治和天皇神教为基础,天皇与日本的神道教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神皇一体”的特点,天皇自始至终都是日本民众心里的最高精神领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合法性建构仍然由神道宗教的介入完成,“神皇一体”下的集权统治得以保留下来,倒幕运动的旗号便是“尊王攘夷”,而非西方近代化道路中的自由平等。[8]在教育制度方面,也更多保留了国家主义的特点特色,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最终导致天皇制和日本国权打压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教育领域也曾出现过自由主义的思潮,但在日本集权统治的大环境下,日本教育最终回归到了中央集权式的教育制度。可以看出,无论是《学制》还是后期的《改正教育令》,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制的教育制度,并曾使得日本走上了教育近代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教育敕语》的颁布,更加体现了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的教育目标,极端的国家主义最终使日本教育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
1.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决定了其教育改革中有大量传统色彩。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日本明治维新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彻底性。由于维新改革派都出身于封建武士,有很深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烙印,因此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渐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与英法美相比,其革命性并不强,这也决定了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畸形发展特点：一方面,明治宪法坚持“钦定宪法”的形式,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将国民置于“臣民”地位;另一方面,明治宪法又设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与义务”[7]；教育一方面注重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臣民的忠君爱国思想的灌输,以加强对日本臣民的思想控制。因此,近代日本虽然在明治初期改革中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甚至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但是最终在道德教育方面还是回归了本土,重新转向了传统教育。
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宣扬崇敬天皇和皇权至尊至上的思想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对以自由党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论的高涨,也感到是一种可怕的危险思想的大泛滥。[3]409政府于是或采取怀柔政策,让自由民权论者担任官职；或进行武力镇压,强迫解散自由民权运动团体,以遏制“危险思想”的发展。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自由民权运动逐渐从高潮走向沉寂,国权论急剧膨胀并逐渐压倒民权论,1884年,自由党宣布解散,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终告结束。与此同时,明治政府组建近代天皇制的步骤却在摧毁民权运动的过程中迅速展开,最终在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一部“钦定”而非“民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将“天皇主权”作为立宪原则确立下来,使得君主立宪制下的资产阶级议会变得极不正常。随着近代天皇制的建立,日本教育界皇权至上的思想也蔓延开来。之前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教育家福泽渝吉、森有礼等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也发生巨大转变,1880年以后,森有礼接受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由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徒转变为了忠实的国家主义者。[4]370这一时期福泽渝吉的教育思想也开始渐趋保守,他反对自由民权运动,公开提出“官民协调”“内安外党”。[4]384作为宣传皇权至上的天皇近臣,睦仁的儒学师傅、侍讲元田永孚在这一时期起草了《教育圣旨》,从教育方针入手,否定《学制》的个人功利主义指导思想,主张恢复传统儒学仁义忠孝理念。1890年元田永孚与井上毅等制定《教育敕语》,将崇敬皇祖皇宗、克忠克孝的教育方针贯彻于教育之中,培养“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臣民,完成了教育从培养“国民”到培养“臣民”的转变。在教育内容方面,传统忠君爱国道德教育加强,1891年政府公布了小学的各项规章制度,更加强调各学科在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方面应注意的事项,要求各科都要进行“尊王”与“爱国”的教育。教育领域的专制加强,同时效忠天皇的思想成为教育领域一条重要圭臬,为后期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侵略他国埋下了祸根。
我的心一沉，就像吞下一块巨石。这时，坐在另一个桌上的无畏派成员大喊老四的名字。我转头看了一下克里斯蒂娜，她皱起眉头。
二、明治维新后期教育发展转向的原因
宝儿康散是用于治疗小儿腹泻病的临床经验方，由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兴制药厂生产的中成药，临床应用广泛。为了评价宝儿康散治疗小儿急性水样腹泻病（脾虚湿困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探索适宜的儿童剂量，由16家医疗机构对该药进行了上市后再评价临床研究。在临床研究开始之前，本试验方案获得了临床研究负责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TYLL2013［Y］字023）。
3.教育改革:从追求政绩到贴近国情。明治政府前期的改革可谓是急行军式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日本国内希望救亡图存、摆脱落后局面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前期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国情国力的相对落后与政府追求政绩之间的矛盾。面对日本突飞猛进的改革,外国舆论反响强烈。法国人惊叹于日本人“简直就像从路易十一时代直接跳进罗伯茨比尔时代,从乡间小路突然进入铁路时代”,“毫不顾忌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真正进步所必须经过的阶段”;英国人表示对于日本这个古老的国家突然西方化难以置信,感叹文明开化风潮中的日本是“不可思议的国家,不可思议的历史!”[1]128这一阶段的日本,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好大喜功而脱离国情的问题,在1872年《学制》中,日本政府试图一举在日本设立八所大学,256所中学,5.3万余所小学,并且提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方针。而当时的日本基本国情却远远滞后,明治初年的日本依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80%以上,文盲在30%左右,人民的生活水平尚未得到提高,却要被迫承受教育费用,这无疑给贫困家庭加重了负担。另外,刚刚摆脱幕府统治的日本民众,尚未完全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变革,也无法理解明治政府大兴教育的良苦用心。因此,师资、校舍、教材、经费都成了教育发展中的物质障碍,民众思想落后、愚昧无知也成为了教育发展的思想障碍。于是,在《学制》颁布不久,国内就出现了废止《学制》的呼声,最终《学制》因没有适应其社会基础而半途而废。之后教育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及至1879年,大学和中学尚在陆续筹建中,小学虽建成了2.8万余所，但就学率很低,男女学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50%，在校生中,士族、商人子女占有绝对优势,农民、工匠子女人数不多，中学教育机构没有成形,大学也只有东京大学一所且教授队伍还未形成。学校教育状况尚且如此,更别提完整的教育体系建设了。这一时期的职业技术教育也是脱离实际的,以东京驹场农业学校为例,“教师全是英国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日本的农业,只懂得英国农业”[1]129，课堂上讲的是英国麦作技术,却从不讲授日本稻作农业。由此可以看到,在明治前期日本教育领域提出高目标的追求,但这显然忽视了日本国情的状况。
1.纵向角度:教育改革中既不能固守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日本明治维新之初,以“文明开化”作为其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大有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之势,造成了日本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甚至一度认为日本民族是低于西方民族的,由此造成了日本民众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到明治中后期,日本提出“日本开化”的口号,强调对外学习要以日本为主,批判吸收,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学习方式。明治后期,在教育中强调传统的道德教育,大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避免日本成为欧美文化的附庸。然而,在日本传统道德教育加强的同时,尤其是封建忠君爱国思想的不断强化,日本优越论的思想以及侵略思想也开始出现,这为后来的日本以及世界也带来了灾难。
三、日本明治维新后期教育发展转向的当今思考
3.“德国模式”对日本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德国的统一与迅速强大给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以重要启示,1871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成功统一了多个德意志邦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同一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之后德国以超常的发展速度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的帝国。德国壮大之快震惊了世界,也给明治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以启示。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政策被明治政府中一些人视为德国国运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1882年伊藤博文一行前往欧洲考察,重点考察了德国、奥地利国家的各项制度,其中德国的教育制度也是这次考察的内容之一。随着德国的崛起以及明治政府官员对德国制度的引进,德学也在日本逐渐流行起来,当时的井上毅甚至认为，“现今欧洲各国之建国,唯独德国与日本相近……欲使方今天下人心稍存保守之风气,须专心奖励德国之学。数年之后,使之在文坛制胜,以遏制英国学一往无前的势头”[1]160。同时代的森有礼也持有这种看法。受德国的影响,日本的教育制度也逐渐由效法美英法转向效法德国,1882年《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制定后,留学生所赴国家及所修科目均由文部卿指定,这之后,无论留学生的专业为何,大多都被派往了德国。[9]1885年,森有礼接任文部大臣,把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天皇制“国体”结合起来,推行“国体教育”并得到了伊藤博文的赏识,一直作为伊藤博文的重要参谋,辅佐其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国体教育”被认为是日本天皇制近代教育制度的定型。[10]302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时代进步的关系,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注定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另一方面,不能识别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陷入极端国粹主义,也会使得国家走向疯狂,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教育领域的改革也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时代进步之间的关系。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2015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11]文件特地强调了教育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利用好学校教育资源,在教室里、在课堂中加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历史教育中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塑造具有中国精神的学生;另一方面发挥好社会教育的作用,加强大众媒体与信息管理,建设网络思想文化阵地,既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又要针网络宣传中的糟粕文化、有碍时代发展的传统落后文化进行揭露和批判,以促进传统文化与时代进步相融合。
2.横向角度:教育改革中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故步自封。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实行的“闭关锁国”外交政策,落后于西方国家。明治维新之初,提出“文明开化”,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极力推崇西洋文化,甚至在日本高层推出了“鹿鸣馆外交”,在日本社会上层,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舞、盖洋楼等欧化风潮风靡一时，甚至日欧通婚也成为一种倡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明显表现出了民族自信心不足。在明治后期,尤其是在井上馨上台之后,欧化之风逐渐式微,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势力高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日本开化”,即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应当以日本为主,加强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增强民族自信心。自此以后,日本对民族文化的建设十分重视,二战以后,日本又重新制定了“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从内到外大力发展日本文化,以推动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正是在这一战略影响下,二战后日本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逐渐得到改观。[12]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愈来愈多,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也提出树立文化自信的口号,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文化自信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从“文明开化”到“日本开化”的转变给了我们较多的启示和经验,就根本而言,就是要处理好多元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尊重多元文化,这样才会避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等不健全文化观的产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遵循“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坚持一元主导，保持住民族特色。日本明治维新便是一个明证,坚持民族的主导文化,则民族就有自信心,失去民族主导文化,则民族自卑心理就会出现。但一元主导并不意味着贬斥其他文化,而是坚持多元并存,日本明治维新后期教育改革也告诉我们,一味地坚持一元主导而忽视多元并存则会导致民族自信膨胀,从而出现歧视其他文化甚至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行为。
(3)不论是20°还是30°楔体的侧面平板上都存在较大的低压区, 在应用压力与热流相关的工程预测方法时应当引起注意. 但是由于低压区位置楔体几何形状的特殊性, 严重影响本数值方法采用的结构网格对于热流模拟的精度, 因此没有获得合理的热流数值模拟结果以便与实验测热结果进行比对.
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民族教育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当加强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教育,构建民族教育的体系,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三者相互补充,协调一致,以促进全社会民族精神的培育;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善于发掘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从传统文化、典型事件、民风民俗中寻找中国特色的文化因子,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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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ur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Meiji Restor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LUO Shusha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Hebei, China)
Abstract ：The Meiji Restoration of Japan witness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1880s, especially in the 14th year of the Meiji period. In the course of this turning, the free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suffered setbacks in Japan. The cabine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was only responsible to the emperor. The modern imperial system with "Emperor’s Sovereignty"as the core was established and consolid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 has also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shift in direction. The guiding ideology turned from learning the civilize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ducation to the self-orientation and critical absorp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The education goals also turned from the previous cultivation of "nationals"to the cultivation of "subjects of a feudal ruler". In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previous education reform with quick success and benefit turned to the education construction that stressed the national reality.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ha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our educational reforms.
Key words ：Japan’s education; Meiji Restor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罗述善,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G649.3/313
文章编号： 1007-8606(2019)04-0037-06
收稿日期： 2019-03-10
DOI: 10.19411/j.cnki.1007-8606.2019.04.006
文献标志码： A
(责任编辑 孙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