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文论文,轨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有识之士们痛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趋严重；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自己的短处，这就包括了从“船坚炮利”到“中体西用”的技术，乃至政治体制、文化改革、人才选拔，一直到启蒙大众。
伴随着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夏曾佑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新文体”以及“小说界革命”等等。
这些涉及文学及文学表达的企求，实际上都已逼近到“白话文”问题。
中国的语、文不一已经是历来以久。语、文不一，既造成了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同时，又对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的社会底层，尤其是劳动者的文字表达造成了障碍、困难与窒息。
亡国的危险，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但是，民众的麻木与沉睡，又需要作进一步的唤醒和启蒙。于是，“白话文”的呼唤也就应运而生了。
还在1887年，黄遵宪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要使旧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嘴能通文字之用”。（黄遵先：《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他还在诗歌写作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当手中所写的就是口中所说的，其中不需“之乎者也”的转弯抹角，这不就是一种“白话文”了么？
当时，也果真有一批公开倡导、论述白话文价值及其应用文章，如裘廷梁、陈茶裘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报章宜用浅说》等等，纷纷鼓吹“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
一些白话小报也陆续出现。
还有些人，甚至借鉴外拼音文字，倡导中国文字的拼音化。戊戌孪法领导者之一的王照，创造出60个“官话字母”，用“两拼法”来“专拼白话”，主张“语言必归一致”。他的这个“官话”，已经是以北京话为标准了。天津的严修、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劳乃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王照的拼音字母表示了支持和响应。
到了本世纪初，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有10多种，如杭州的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北京的杭率斋、彭翼仲等所编；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钟》与《警钟》等，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白话教科书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其中，陈独秀就创办过《安徽俗话报》，还帮助别人出版《通俗杂志》。
白话文已经有了势头。不过，那时的白话文，还只是为了通俗易懂、得以普及，而不是主张取消文言文并以白话取代。
本文旨在钩沉轶事，重新梳理白话文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十分清晰的三个阶段。
一、胡适的提倡与运动的兴起
《新青年》创刊以后的语言表达，仍是传统的文言。虽然，它的思想、希冀是崭新的。
第1卷第3号刊载了谢无量的一首有160 余行的五言长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诗前题为：《已酉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浃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怀不诠理奉寄会嵇山人冀资嗢噱》）这首诗抒写了在长江上漫游的感受；在表现风格上是比较典型的古典式，即讲究五言排列、韵脚严正、平仄分明，朗朗上口，也夹杂了不少典故和传闻。
陈独秀以“记者”的名义在诗后写了一段话：“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于此徵之。”
就在这首长诗底下，陈独秀撰写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第四号又连载）。其中谈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im），……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读者张永言写信给陈独秀，询问：“贵杂志第三号论欧洲文艺，谓今日乃自然主义最盛时代，目历举古典主义等用相比较。仆意我国数千年文学屡有变迁，不如此四主义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意提倡此种主义否？”陈独秀明确回答：“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新青年·通信》第1卷第4号）
这些文字引起了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注意。
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日本东京参加《甲寅》编辑工作时，胡适就有译稿在上面发表。两人遂此相交。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于是在文字上有了更多的来往。
1915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的“通信”栏内，刊载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说道，“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
胡适对陈独秀以“希世之音”等语来评论谢无量的那首诗表示了不同意见：“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接着，胡适又尖锐地批评了“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胡适认为，“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于是胡适又进一步提出：“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终于，胡适提出了“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
胡适又进一步表示了他的心迹：“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成可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安定是非。”
陈独秀在答复中解释了自己对谢无量诗的赞扬，“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赞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
对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态度是：“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陈独秀对五、八二项谈了看法，一是有“画蛇添足”之感，二是与第六项重复。
胡适的八事主张揭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从表面上看，“八事”来源于对谢无量诗及陈独秀评价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八事”酝酿久已。
关于这段情况，胡适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胡适口述自传》中都作了多多少少的介绍。
还在美国留学不久，胡适每月收到一份支票。随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实际上，这些“口号”可以算作“白话文”了。可是，胡适当时并不习惯于此。
胡适与他的同学朋友、对汉字语言有研究兴趣的赵元任对此作了探讨。终于，胡适本人对语言也有了兴趣，并作了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这时是1915年夏天。胡适致力于语文改革有两年时间，“八事”的提出，也就在这个时候。
胡适的朋友梅光迪将去哈佛，胡适写了一首送行的打油诗，其中用了十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如爱默生、霍桑、达尔文、拿破仑、达尔文、牛顿、爱迪生、培根等等。胡适的另一位朋友任鸿隽（叔水）把这些外国名字连缀起来，也做了一首打油诗，说“文学今革命，作诗送胡生！”这倒反过来促使胡适进一步思考“文学革命”的问题了。
经过深入的探讨，在1916年2、3月之际，胡适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胡适也看到，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1916年3月，胡适把他的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梅光迪，同时，又写了一些比较完备的对中国文学史有新看法的概念和大纲。
1916年7月6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比较详尽地写下了他对“文言”、“白话”的提纲挈领式的看法：“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敬、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坛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另外，还有“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价值的文学”、“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
胡适很快写出长达近六千字的《文学改良刍议》，分寄予《新青年》和《留美学生季报》，陈独秀随即将它刊载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
二、白话文运动的开始与反响
《文学改良刍议》一开头就坦陈：“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事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胡适的结论是：“八事主张，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胡适突出强调的是，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
在文章的未尾，陈独秀附了一“识”。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宣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不过，陈独秀也有所悲哀：“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紧接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的头条文章，就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文章劈头就盛赞：“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文章批评了“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
陈独秀谈到“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接着，陈独秀就讲到了“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文章最后，又一次强调“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文章列举了一连串的欧洲文化名人，又进一步表示，“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仿佛是为了显示文学革命的方向与实绩，就在刊载《文学革命论》第2卷第6号《新青年》上，又刊载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
这八首诗，是胡适“八事”主张的一个实践，全都是口语入诗，写出了人们日常口头所说的、心中所想的一些话。尤其是那首《孔丘》，可以说又紧密配合了正方兴未艾的批判孔教的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从白话入手的文学革命，首先在《新青年》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
也就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读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左右所提倡文学写实主义，一扫亘占浮夸之积习，开中国文学之一大新纪元，无任钦佩。……足下既不主理想主义，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无物，与理想主义有何分解？仆愚昧无似愈不了解，请左右有以教之。”（陈丹崖）
对胡适的“八事”主张，有读者颇不以为然：“足下所列八事，均系消极的，不知有积极的否？此八事条条精锐，良能发人猛省。惟第六第七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款确有矫枉过正之弊。”（第3卷第2号，李濂堂）有些读者又从其它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文学倘不革命，即中国科学亦永远无发达之日。以中国现在之文学，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然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便言文渐相一致，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使中国文学开新纪元。”这个读者对文学革命还作了很好的设想：“仆以为处今日而言，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双方并进，盖国人之道德既趋于诚实之途，则对于种种花言巧语自认于道德有亏，必力避之人人有些自觉心，则文学革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矣。”（第3卷第3号，张护兰）
有读者坦率承认，对文学革命持“折衷”立场，如第3卷第3号上：“对于胡先生之说，既不敢取绝对的服从，则有折衷之论在乎。”这位读者具体提出：“小学生则授之以普通之应用文字，文理与白话二者可精酌而并取。中等以上之学者，则取纯一的文理，而示以深遂精奥之所在。”（余元濬）有意思的是，就在该信前面，又有北京大学理科学生提出“偏激和中庸”的说法，认为“中庸美德也。然使中庸不能成事，则中庸为无用矣。偏激，恶德也。然使偏激能成事，则偏激为有功矣。”（胡哲谋）还有人提出：“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第2卷第4号，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元学、常乃惠）
不少读者来信，对文学革命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许多设想，如有人提出“当先普行俗语。益中国文字繁难极矣，以其事者尽毕生之力，始克有成……惟用俗语，庶足以挽回斯弊。”（第3卷第4号，易明）俗语进入文学，白话表现文学的观点，受到读者的广泛注意，第4卷第2号上有读者称：“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固为吾人之所公认；”“惟其为文之性质不同，故其用字之范围广狭，亦宜因之有所区别。”（沈兼士）
曾翻译过外国小说100多种的林琴南（纾）不满于白话文的倡导，写出《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古文的妙处，在于“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抓住他文中的一句“方姚卒不之踣”，认为“不合文法，可谓‘不通’”。胡适幽默地称：这就是“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第3卷第3号）
《新青年》第3卷第4号，又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词》四首：《采桑子·江上雪》、《生查子》、《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俄万岁”》。白话诗、词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文言诗、词一次巨大的冲击。诗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词也为正宗，当这两样东西都能以白话来表达时，应该说，白话在文学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从内容上说，值得注意的是《沁园春·“新俄万岁”》。这是胡适听到俄国“二月革命”消息以后欣然写下的。序中说，“俄京革命时，报记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学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乌衣，易识别也。’吾喜其语，因为作词……”“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徒，挫折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这首词，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在胡适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道路上都应一记。可惜，各种著作都缺乏介绍。现抄录如下：
客子何思，冻雪春冰，北国名都，有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白话词”畅晓明白，使人一读就懂，这正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成果。
但是，除了《新青年》杂志较为热闹外，白话文在社会上还未引起反响和重视。于是，又一场活动在酝酿之中。
三、钱玄同与刘半农：白话文运动的推进者
问题还得从钱玄同谈起。钱玄同原是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曾师事章太炎，研究小学。当胡适、陈独秀倡导“白话文”运动刚兴起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当时的北大国文系还受着旧文学的偏见控制，黄侃教骈文，提倡学《文选》；姚永朴教散文，宣传“桐城派”。两“派”都主张封建文学及其思想，可又相互攻讦，在北京大学也搞得风风雨雨。
就在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上，钱玄同有一封信，其中说道，对胡适之的文学刍议“极为佩服”。信中直斥“选学妖孽、相诚谬种”。信中说，这帮人“见此文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陈独秀在回信中十分高兴地表示：“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从也。”
《新青年》第3卷第1号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长达三千五百余字的信，专门谈了他对白话文的看法。
第3卷第2号的《新青年·读者论坛》上发表了桐城方孝狱的《我之改良文学观》。针对胡、陈两人“皆欲以西洋文学之美点输入我国”，而提出中国、欧洲文学的三大差异：“（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方孝狱提出了“美文”说，即“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而“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这样，从白话文倡导以来，就有了一种有理论色彩的折衷论调。
对“白话文为将来文学正宗”的说法，方孝狱认为“实为不易”，理由有三：“（一）国境内无外种之杂人也”；“（二）无新学术之发明也”；“（三）文人言复古也。文之行远者，必其通于民之至广者”。
方孝狱的结论是：“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他的方针就是，今天就实行“白话为各种文字”，“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的边上附了几句很简炼的话，认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陈独秀不无感慨地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高明以为如何？”
北京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刘半农在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表示“绝端”“同意”“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学各种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的这篇文章谈了散文、韵文的“改良”采用白话外，还具体谈到了文章写作中的“分段”、“句逗与符号”以及“圈点”三个方面。可以说，这已经是后来采用的新式标点符合的雏形。
不久，钱玄同发表《论注音字母》（第4卷第1号）。文章从“1913年的春天，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会里公议注音字母三九个”谈起，排出一份注音字母表，这篇文章以连载分两次刊登。可以说，该文是从汉语如何注音，以及如何有别于中国古代的“拼音”和借鉴西方“拼音”来创造新式的“注音字母”。
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意味着古代汉语如何进入现代汉语，或者也可以说是表明白话文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建树阶段。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拼音字母还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及内地，用方言字母来翻译、介绍传播《圣经》。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借鉴日本五十假名及欧洲拼音字母，试图创造中国汉语拼音字母。其中，有影响的并获成功的并不多。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曾于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制定出39个注音字母。
在此期间，钱玄同又倡导“Esperanto”，即世界语，认为广为推行以后，与世界各国的书信，交谈与阅读都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好处。
也有人提出，既然有新的文学、新的语言，就应有“新字典”（4卷2号，“通信”：沈兼士致钱玄同）钱玄同对“句读符号”也提出新的设想（同前，通信）。
在这期间，钱玄同等又提出过“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的想法；陈独秀也说过“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这些偏激、浮澡的想法受到争议与反对。
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的“读者论坛”发表《文言合一草议》，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代名词全用白话”、“介词位词全用白话”、“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等等十条建议。傅斯年又在新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强调“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以后，傅斯年又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再次强调“拼音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的齐一，发达，推展；更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完全脱离文言的羁绊”，他也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新潮》第3号）。
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由胡适倡导、陈独秀张扬的话，那么，钱玄同与刘半农就是具体改革的推行者。从第3卷第3号至第4 卷的《新青年》，主要就是他们俩人的实践性的主张。相对而言，陈独秀偶尔流露的是担心；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等文只是以往观点的延续。
终于，钱玄同、刘半农策划了一场“双簧戏”，即以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写出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大肆咒骂文学革命，而刘半农再予以驳斥。两信题为“文学革命的反响”合并发表在《新青年》第4 卷第3号上。
对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力度大大加强了。在《新青年》第4 卷第4号上，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今”》、新诗一组即胡适、沈尹默、林损、刘半农的《新婚杂诗五首》、《雪》、《苦——乐——美——丑》、《灵魂》及《学徒苦》等。引人注目的是，在“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及附陈独秀答书与胡适跋语、孙国璋的《论Espeanto》及附钱玄同与陶履慕的答书及胡适跋语、林玉堂的《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及附钱玄同答书。
“王敬轩”文章引起了读者中不同的反响。第4卷第6号有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辨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国应又是乎？”也有人认为，“半农君复王敬轩的信，则尤为狂妄……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何哉？……亦足见记者度量之隘矣。”（5卷1号，戴主一）
讨论规模日益扩大，也越来越吸引人。有人提出“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5卷2号，朱经白）；有人说：“用白话可做好诗，白话又何偿不可做好诗呢？”（同上，任鸿隽）；有人提出，不能用“纯白话”、文学语言可分为“应用的、美术的两种。”（5卷3号，慕楼）也有人主张古文、白话“是否可以相容并存？”（5卷5号，张效敏）。
也有些人对维护白话文提出一些具体建议。4卷5号上有人称：“改革的起点，当在大学。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当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工两科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是自然要注重白话文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那岂不是如‘顺风行舟’很便利的法子么？”（盛兆雄）
还有读者希望“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得清楚。骂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本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5卷3号，Y.Z.）
整个白话文运动中，并没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封建卫道士公开出来反对。直到“王敬轩”信发表以后一年之久，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中作出过不小贡献的林纾（琴南），在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 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明确表示反对白话文。
此说一出，舆论哗然。白话文的倡导者们纷纷磨拳擦掌予以驳斥。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白话文运动势不可挡。从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就出现400多种，全部采用白话文。
《每周评论》（1918.12）、《国民》（1919.1）、《新潮》（1919.1）、《晨报副刊》（1919.2改组的第十版）、《湘江评论》（1919.7）、《星期评论》（1919.6）、《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6.16）、《建设》（1919.8）、《少年中国》（1919.7）、《星期日》（1919.7）、《新生活》（1919.8）、《曙光》（1919.11）、《新社会》（1919.11）、《人道》（1920.8）、《觉悟》（1920.1）、《解放与改造》（1919.9）……相继问世，它们一方面宣传新思想，同时主张白话文，采用白话文。
1919年11月，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第二年春天，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至此，新式标点符号以法令形式公布与施行。
1920年，教育部又正式通令全国，从当年秋季开始，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当时还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1921），四年级老教材，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
由此，白话文占领了最难改动的教材。
白话文终于取得了胜利。
纵观波澜壮阔的这场运动，我们深深感到白话文成果的来之不易。虽然，运动中的某些观点、某些主义、某些主张并不科学、甚至可笑，但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去除成见，给予历史人物适当的评价与地位，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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