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与水门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邮报论文,水门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一瞬
1974年8月8日，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极为深刻的震动。这场“漫长的恶梦”笼罩了美国，①美国人民陷入一片“沮丧、幻灭和失望”的情绪之中，作为国家的主权和威严的象征的总统在人们心目中黯然失色。20年过去了，水门丑闻的余波仍未平息，稍有风吹草动，这次事件的阴影就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重新出现。
水门事件本是发生在总统大选年的一起“三流撬窃案”，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到了1973年5月，这个微不足道的破门偷窃案却成为一件沸沸扬扬、众人皆知的政治丑闻，这就是有名的水门事件。到底是什么力量把此事件昭示于天下，并引起国会和司法部门注意的呢？是什么力量煽起水门事件这把火，并抓住不放，最后导致尼克松辞职的呢？在一般美国史书中，只是简单地叙述此事的前因后果，列举一些史料；有人著文评述水门事件，也只把尼克松的倒台归结于三权之间制衡的结果，尼克松总统是权势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而忽略了美国新闻媒介，尤其是《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1972年6月17日凌晨，在华盛顿水门大厦里，5位白宫“管子工”偷偷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和民主党主席的办公室，奉命偷拍文件，按装窃听器。“管子工”们完成预定任务后，正欲撤退，被值勤警察抓获。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就此爆发。
水门事件发生在两党竞选正酣之际，而且发生在首都华盛顿，当然是条有趣的新闻。然而，倘若“管子工”和警察局嘴巴严紧，无人走漏风声，悄悄了结，也许水门事件就此瞒天过海了。但是，在美国，新闻媒介嗅觉非常灵敏，而且触角发达。所以，水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就得知昨天夜里有一伙奇特的窃贼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房间的消息。于是，他派艾尔雷德·刘易斯和鲍勒·伍德沃德去采访。这仅是偶然的巧合，但就是这一巧合揭开了水门事件的序幕。《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精明强干，想象丰富，大胆泼辣，决心把这个事件搞个水落石出，而伍德沃德则热衰于追根刨底，“就象鼹鼠一样，白天挖、黑夜挖。”②从一开始，《华盛顿邮报》就形成了最佳报道班子，并得到执行总编辑本杰明·布雷德利和老板凯·格雷厄姆的支持。尽管水门事件是一件捉摸不定、转瞬即逝的新闻，但还是被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想象力紧紧抓住了，并勇敢地披露于报端。
水门事件开始时很像一篇侦探小说，它来自警察的犯罪记录簿，并未真的涉及政治，不过是一条非常吸引人的新闻消息。于是，伍德沃德怀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热情投入报道之中。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以“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驻地安装窃听器的五名罪犯”为题刊登一篇极其详细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夜闯民主党驻地的人携带了电子窃听器和照相机，为首的是一名叫詹姆斯·麦科德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最初，这条新闻并未引起所谓的轰动效应，“公众对此没有反应”。③但在当天晚上，却取得了巨大突破。《华盛顿邮报》记者尤金·巴钦斯基发现警察曾在两个古巴人身上搜出两本通讯录，上面写着霍华德·亨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注有白宫字样。于是，伍德沃德敏锐地抓住这条重要线索不放，千方百计地查明了闯入者与亨特的直接联系。6月20日，该报以“白宫顾问与窃听嫌疑犯有联系”为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水门事件的轮廓初步显示出来，这大大鼓舞了该报报道水门事件的新闻班子。从此以后，《华盛顿邮报》新闻部主伍巴里·萨斯曼就看出这个事件不过是一张大网中的一个小结，被抓获的“窃贼”不过是一个小卒。他始终怀疑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有关。④
到了7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有关水门事件的消息越来越少，有被淡忘的危险。西蒙斯对此深感焦虑，他不愿意让这条新闻就此烟消云散。可是，经过慎重考虑，作出了一个关系到《华盛顿邮报》未来命运的决定：成立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采访小组，继续调查水门事件。他们俩本着“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去查明事件的真相”。两人首先从“两簿”——地址簿、银行簿入手，进行全面、艰苦、紧张、繁杂、琐细的调查、采访工作。他们采取的是“蚕食”或者叫“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其路线是：“撬贼”→Creep（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白宫→总统本人。这条进攻路线不是事先划定的，而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总统手下人”权力之大，手段之多，非两个稚气未脱的年轻记者所能匹敌的，但他俩本着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行事。1972年7月下旬，两人从撬贼的脏物中发现和亨特名字相联系的一张只有达尔伯格签字才能提取的2.5万美元支票。经过艰苦的查询，证实了这笔钱后来交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政主席斯坦斯，这样，又发现了撬贼案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联系。于是，8月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两人署名的文章：“窃贼嫌疑犯的报酬在竞选经费中开支”。打开一条裂缝就是向真情实况又靠近了一步。于是，《华盛顿邮报》便步步卷入了同白宫的全面对抗之中。一篇新闻又引出另一篇新闻，其主题总是将水门事件同更高一级的人士联系起来。此时，水门事件的报道进入最紧要的关头。因为随着报道的深入，白宫对《华盛顿邮报》的威胁也越来越多，《华盛顿邮报》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而且，在1972年的整个后半年里，美国几乎只有《华盛顿邮报》一家报纸单枪匹马地报道水门事件，“他们需要勇敢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⑤才能坚持“孤军作战”。但不论形势如何惊险不测，《华盛顿邮报》的决策层一直表现出坚定和自信，坚持要把调查进行下去。
随着内幕的层层曝光，光靠先前的一般调查和推断已远远不够。为了更多地获取内幕情况和核实已有的材料，两位记者有意识在首脑部门建立了种种内线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关系莫过于“深喉咙”了。从此以后，大多数有份量的揭露文章都是靠内部信息写成的。1972年9月29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经过核查，发现搜集的情报已逐渐指向米切尔，于是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米切尔当初担任司法部长时，曾利用一笔大约35万到70万美元的秘密竞选经费收集民主党派的情报。10月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又一篇内幕消息：“联邦调查局已查明一家得克萨斯州的公司非法提供了一笔捐款，款子被转移到墨西哥，并转入夜贼伯纳德·贝克的银行户头。”至此，水门事件的脉络基本上清晰了，撬贼同Creep的关系已得到证实，下一步该是白宫了。10月10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根据“深喉咙”提供的线索撰写了一条报道，“联邦调查局查明尼克松的助手们对民主党进行破坏活动”。文章指明道姓点出唐纳德·H·西格雷迪负责指挥这种破坏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揭露对象逐渐迫近尼克松的亲密助手之一——霍尔德曼。10月25日，该报又以“证词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同秘密基金有关”的大字标题报道说：“尼克松的两位白宫事务高级助理之一霍尔德曼用50万美元的白宫特别经费进行政治刺探活动。”⑥
随着《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揭露向越来越深层的发展，尼克松政府精心策划组织的对《华盛顿邮报》的谴责也愈演愈烈。阿格纽副总统说：“《华盛顿邮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总统个人仇恨的大发作。”尼克松总统竞选运动负责人克拉克·麦格雷戈指控《华盛顿邮报》“含沙射影，散布小道消息，捏造罪名，无中生有……以造成白宫和水门事件有直接联系的假象”。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凯·格雷厄姆，也没有阻挡住《华盛顿邮报》继续揭露水门事件真相。凯·格雷厄姆和本杰明·布雷德利决定坚持到底，要同支持政府的老传统一刀两断。⑦1973年1月，《华盛顿邮报》重擂战鼓，开始了第二轮冲击波。伍德沃德用一篇报道证实了水门闯入者与白宫顾问亨特确有实质性联系，从而使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撬贼至Creep的调查路线，终于延伸到白宫。于是，水门事件成了1973年美国最大的新闻。随着1月份法庭对水门窃贼进行的审讯，2月份欧文委员会开始听取证词，《华盛顿邮报》在1972年后半年里所提供的许多有关水门事件的材料得到证实，尤其到了3月份，麦科德供出米切尔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这表明白宫操纵了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站得住脚的，并不是“缺乏根据的指控和道听途说”。⑧《华盛顿邮报》胜利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调查报道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正在召开的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华盛顿邮报》1973年公众服务奖。
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水门事件经过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艰辛的调查，终于扯掉了伪装的面纱，尼克松及其助手在所披露的确凿的材料面前，显露原形，利用总统权力践踏民主的特大政治丑闻终于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华盛顿邮报》以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和出版者的勇气和坚持，这些欺骗也许永远不会曝光”。⑨这体现了新闻监督的重大作用，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它使《华盛顿邮报》牢牢确立了作为一份大报，一份具有胆识的报纸的地位。
（二）
《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不仅仅是两大政党政治较量的一个插曲，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巨大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力量重新组合在政治格局上的一个反映，简言之，即新兴阳光地带权势集团与东部权势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与反争夺。尼克松本人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根本的问题是东部权势集团，这个集团已濒临死亡，所以他们不得不表明，尽管我们在对外政策和选举上取得了成功，就因为这个水门事件，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竭力利用这一点来概括其余。”⑩
尼克松所说的东部权势集团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东海岸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崛起的工业、金融和政治的综合体，亦有“老牌富豪”和“北方佬”之称。它矗立在美国资本主义金字塔的顶端，一直影响着总统候选人的挑选，控制着国会的两院，决定着美国的内外政策，规定了经济方面优先考虑的项目和方针，或多或少地形成了文化和道德标准。然而，所有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美国西部、西南部的所谓阳光地带，一个以新兴高科技为中心的经济带勃然兴起。伴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权力中心也相应地转移，过去饱受歧视的“牛仔”，如今许多已成为腰缠万贯的新富豪。他们一步步地踏进了权力中心，过去一直为东部权势集团把持的总统宝座上，开始出现了来自阳光地带的“新人”，如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他们在政策、思想、道德上都同东部的“北方佬”发生严重的对立和斗争。这种对立和斗争“凌驾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之上，也凌驾于国会与总统之间传统的裂痕之上，还凌驾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倾轧之上”。(11)
尽管美国阳光地带的新富豪崭露头角，但东部的“北方佬”们支配着全国的社会生活，他们在美国政坛上仍居于支配地位。东部权势集团手里还掌握着几张王牌：联邦官僚机构、自由派权势集团、以自由派为核心的国会，更重要的是，东部权势集团实际上控制着左右美国舆论的主要新闻媒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实际上是东部权势集团对阳光地带“牛仔”的一种反击，是两种势力斗争的一个回合。
作为一名政客，尼克松的思想是“牛仔”思想——保守主义，这同东部权势集团的自由主义大相径庭。因而，在所有关键时刻，尼克松这个“牛仔”挑战者总是站出来同“北方佬”相对抗。正是由于尼克松的这种立场和情绪，他在同东部权势集团的一连串斗争中，深得阳光地带权势集团的青睐，而被选为196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当选为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上台以后，就有意地力求加强“牛仔”的势力，通过颁布法律、制定政策、执行规章、任用政客、编制预算，使“牛仔”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牛仔”的利益，他实行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牛仔”政策。
1972年总统大选，尼克松赢得了只有1936年罗斯福的当选才可以与之媲美的胜利，以压倒多数战胜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开始了第二任期。尼克松上任伊始，就踌躇满志，想利用日后4年拥有的大权，完成未遂夙愿——打击东部权势集团的国会、政府的政治基础，建立以“牛仔”为主的统治权。为此，他开始向传统的旧秩序开战了，开始了“由原有政策向新政策的转变”，(12)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改组联邦政府机构，大规模撤换中、高级官员。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极为庞大，约90%的政府官员是按文官制的规定录用的，总统无权任意解职、降职或调动。而从杜鲁门政府以来，这些职业官员大都是民主党人。据乔尔·阿伯巴赫称：1970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17%是共和党人，47%是民主党人，36%是无党派人士，而这些无党派人士又常常倾向民主党。(13)因此，尼克松决定改组和精简官僚机构。1972年11月15日，就在大选的第二天，尼克松要求白宫和内阁官员必须辞职；同时，他还决定大规模改组内阁，除保留原有的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4个内阁职务外，把其他上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并入经济事务、人口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等4个总管理口下，分别由4名总统顾问主管。尼克松企图通过改组内阁和其他官僚机构，用忠于他及他的政策的人代替那些不完全忠实的人。(14)也就是要把东部权势集团的代表从政府各部门的关键职位上撤换下来，而换上“牛仔”政客。尼克松的这个措施必然遭到东部权势集团和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
改革预算计划，提出税收分享原则。“钱袋的权力”是国会最重要的权力。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征税，而且也只有国会有权通过各种拨款法案，这对总统是一种重要的制约。1964年，约翰逊发起“向贫穷开战”，他说服国会为各种计划拨款，制订了一系列立法。尼克松对此早已深为不满，1973年1月，在他当选连任后就尖锐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他公开斥责“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的”。(15)尼克松不顾国会的反对，决心控制联邦预算，取消约翰逊政府为实现所谓的“伟大的社会”而制订的各种计划，甚至以1964年的《就业法》为借口，拒绝联邦官僚机构使用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公开向国会挑战。这不但侵犯了宪法授予国会的财政权，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依靠国会拨款取得选区支持的国会议员再次当选的前景。因此，尼克松的改革预算计划引起国会的震惊、畏惧和愤怒。
很显然，尼克松的改革打破了至少在过去50年已经确定的或被认为已经确定的轻重缓急的秩序。他企图为美国总统职位建立一种新的体制，为美国经济进行新的改组，为美国权力进行新的设计。尼克松这些伤筋动骨的措施，终于促使他的对手采取行动了。1973年1月，由民主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开始向尼克松发难，参议院从35票对1票决定削弱总统援用行政特权的权力；同时，58名参议员联名提出一项立法议案，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参议院还投票决定，预算局长的任命权由国会收回，不再需总统委任；国会还通过一项立案，剥夺总统过去享有的扣发拨款的权力。(16)这是大规模反对尼克松运动的序幕。“北方佬”在打开这一序幕时，还没有迫使尼克松辞职的打算，他们毕竟不希望出现不稳定的政局，而只是想促使尼克松改变政策。可是，尼克松拒绝了，因而促使“北方佬”下决心要扳倒这位“牛仔”总统。于是，他们利用《华盛顿邮报》等新闻媒介大量报道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丑闻，“使他非常难堪，使他屈辱，使他动弹不得，使他就范”。尼克松面对“北方佬”的紧逼，最后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尼克松表达了“牛仔”信条，保护了“牛仔”利益，打击了“北方佬”的势力，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7)所以说，水门事件为“北方佬”赶尼克松下台提供了机会，而《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又为他们提供了有力武器。因此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反映了“北方佬”和“牛仔”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两者对权力的争夺与反争夺。
（三）
在美国，新闻媒介素有“无冕之王”之称，其作用之大，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它成为一个永久的，又并不一定总是忠于政府所有各个部门的反对派。(18)美国新闻媒介是司法范围之外的对于政府的监督力量。作为执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监护者，它时刻注意发现并揭露任何违法行为。由于美国新闻媒介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受到宪法的新闻自由原则的保护，享有自由地批评政府及其大小官员的权利，因此，就可能比较有效地行使监督批评政府的功能，成为一支独立牵制政府的力量。(19)水门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邮报》首先把丑闻披露于报端，该报的两名记者对此事件一追到底，使事件由一个小小的涟漪发展成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代表阳光财团利益的尼克松下台，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新闻媒介在揭露政府的违法和腐败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但是，美国新闻媒介的这种巨大作用并不像尼克松的主要助手之一霍尔德曼在评论此事件时说的那样：“把尼克松搞倒出力最大的是新闻界，它的力量超过了其他三个权势集团的总和。”(20)纵观水门事件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单凭《华盛顿邮报》和它的两名记者是无法把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而实现这一点的正是国会和司法部门，是两个比新闻媒介更强有力的机构——欧文委员会和约翰·赛里卡的联合法庭。
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一方面声称他与水门事件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又纵容手下人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但随着《华盛顿邮报》的揭露，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逐渐发现了水门事件牵涉到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证据。因此，国会于1973年2月7日，以70票对0票一致同意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欧文委员会对水门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白宫是否也卷入其中。尼克松为掩盖自己，处处刁难和阻挠欧文委员会的调查活动。尽管如此，该委员会还是通过一系列的听证会，掌握了水门事件的不少重要情况。1973年7月16日，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了最精彩阶段，三权之间的抗衡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这一天，霍尔德曼的前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欧文委员会透露：在尼克松的私人办公室里有一套可以对谈话秘密录音的装置。这一供认成了长达一年的斗争焦点，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涉及到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并触及到宪法和三权分立原则的核心。(21)调查人员一知道有这些录音带，第一轮战斗就开始了，参议员欧文和特别检查官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这批录音带。但尼克松意识到，如果交出录音带和有关文件，他的非法活动必然败露无遗。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和对抗战术，公开蔑视欧文和考克斯对录音带的传调令。于是，欧文和考克斯告到华盛顿地区法院，赛里卡法官作出判决，命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并断言：“总统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尼克松慑于法律的威严，向欧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录音带内容摘要。同时，尼克松要求欧文和考克斯不再传调新的录音带，但考克斯提出异议，声明他将保持继续传调录音带和有关材料的权力。尼克松对这位检查官事事都要查根问底的做法愈来愈无法忍受，有时甚至愤怒之极。因为“考克斯是无法控制的，他不断扩大他的活动”，直接威胁了尼克松的安全，恼羞成怒的尼克松将其解职。对考克斯的解职使舆论界和国会一片哗然，谴责的电报像暴风雪一样涌向白宫，尼克松声誉扫地。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尼克松被迫退让，最后同意任命一位新的特别检查官——利昂·贾沃斯基。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白宫越来越陷入了欲拔不能的境地，尼克松的处境也越来越孤立。不久，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不动产的财产安排令人怀疑，受到严厉指责。为此，尼克松于12月公布了一项详细财政声明，冀图打消人们对他个人财产状况的怀疑。但这无济于事，反而让公众感觉到尼克松是在道德行为的边缘上兜圈子，“我不是骗子”并不能引起公众的同情，只能导致他更多的难堪。面对公众的不信任和国会的弹劾的呼声，尼克松转而采取对抗姿态。他在回忆录中说：“现在是利用总统的全部力量和我们面前摆开阵势的强大力量进行较量的时候了。”他取消了发表传调录音带摘要的计划，他更加不与新的特别检查官合作。1974年1月30日，尼克松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明了态度，他说，他相信他已使特别检查官结束其调查，对犯人起诉而且洗刷无辜所需的材料都给了检查官。接着，他又斩钉截铁地强调行政特权，他说他愿意与调查人员合作，但他补充道：“我将遵循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约翰逊的历届总统所遵循与捍卫的先例，决不做任何可削弱美国总统职位的事情”。(22)几天以后，贾沃斯基被告知，他索取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已被拒绝。于是，贾沃斯基开始发出传票，并准备在法庭上进行战斗。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讨论弹劾的问题。2月初，众议院表决，以410票对4票授权司法委员会传调任何人和物，包括总统在内。4月结束时，尼克松面临着特别检查官和司法委员会双重的传讯，拖延、搪塞和要求延期的伎俩换来的是更加被动，以行政特权为盾牌也行不通了。司法机构开始与国会一致行动起来，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票对0票一致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传调的录音带。这一裁决不仅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辞职的直接原因，而且在总统是否有阻挠司法程序之权，三权分立原则是否授予总统保护秘密通讯的绝对权力，总统是否能宣称自己是总统宪法权力和特权的唯一裁判人等问题上作出了不利于总统的决定，从而削弱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提高了最高法院的威望。(23)尼克松看到大势已去，只好交出录音带，这些“冒烟的枪”表明了尼克松阻挠一个政府机构对另一个政府机构进行调查的罪行，公众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扑天盖地而来。经过几个星期的听证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7月下旬表决通过了三项弹劾理由：指控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阻挠司法部门的工作；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滥用总统权力；违背宪法，拒不服从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至此，尼克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辞职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是美国权力抗衡和新闻自由制度的有力表白。
纵观水门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开创使在职总统下野先例的并非《华盛顿邮报》的独家之功，它在这个事件中起到了舆论的先导作用，而国会和司法部门的紧密配合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也表明了三权分立原则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调整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从水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新闻媒介确实有着较大的独立性，但它并非超然世外，它在行使监督批评职能时，要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因为美国新闻媒介是操纵经济和政治命脉的私人营利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24)所以，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批评，实质上是财团与财团，在野派与在朝派之间的斗争通过新闻媒介的反映。因此，尽管我们看到美国新闻媒介对美国政府的监督作用是巨大的，但它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如果没有美国三权机构的配合，单靠新闻媒介并不能对美国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忽视美国新闻媒介的这种特点，看不到它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不对，夸大它的独立性及其作用亦属谬误，这就是笔者在探讨此问题中得到的一点体会。
注释：
① J·安逊尼·鲁克斯：《恶梦：尼克松时代的内幕》(J.Anthony Lukas,Nightmare,The Underside of the Nixon Years)，纽约出版公司1976年版序言。
② 汤姆·凯特：《三代拍王——〈华盛顿邮报〉风情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9页。
③ 刘易斯·切斯特和卡尔·马克里斯特：《水门事件：内幕的政事》(Lewis Chester and Cal.Mccrystal,Watergate:The Full Unside Story)，安德里·迪切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207页。
④ 大卫·哈尔伯斯坦姆：《掌权者》(David Halberstam,The Powers That Be)，纽约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616页。
⑤ 刘易斯·切斯特和卡尔·马克里斯特尔：《水门事件：内幕的故事》，第204页。
⑥ 大卫·惠特尼：《美国总统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8—459页。
⑦ 《人物》，1989年第5期，第107页。
⑧ 约翰·钱寒勒：《记者生涯——现代美国新闻业务漫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25页。
⑨ 查尔斯·索奈等：《美国政府和当代政治》(Chales Sohner etc,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纽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11页。
⑩ 柯克帕特里克·塞文：《权势转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页。
(11) 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12)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13)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14) 伊温·利温：《美国政府入门》(Erwin Lewin,A Introductionto American Government)，纽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98页。
(15)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第4页。
(16) 啸天：《尼克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17) 斯特威·维斯曼：《大哥大和控股公司》(Steve Wissman,Big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ampany)，罗姆帕兹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5页。
(18) 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
(19)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20) H·霍尔德曼：《权力的尽头》，商务印书馆，第125页。
(21) 阿瑟·林克等：《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22) 阿瑟·林克等：《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23) 伦纳·弗里德曼：《美国控诉尼克松》(Leon Fridman,U.S.V.Nixon)，纽约出版公司1974年版，前言第9-21页。
(24)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