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的新取向——实验语用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语用学源于哲学和逻辑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主要沿用哲学思辩的研究法，构建了丰富的语用学理论，如Grice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理论、Levinson的语用学机制、Leech的礼貌原则、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等。基于不同的研究重心，语用学呈现出多种流派和取向，如基础语用学、历史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对比语用学、中介语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了人类对语言使用规律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话语理解及语用推理等的了解。但是，这些理论是否存在认知基础和心理现实性？它们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否具有可验证性？随着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深入探索，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实验语用学正应运而生，并以蓬勃发展之势，引领国外语用学研究之前沿，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语用学发展的重要趋势[1]。Noveck和Sperber[2]的著作Experimental Pragmatics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诞生。
2005年4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实验语用学：揭示会话的认知基础”的研讨会则宣告这一流派正式登上国际学术舞台。2005年5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语言学系、认知科学中心的著名学者R.M.Harnish和心理语言学教授M.Garrett前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题为“语用学研究的新兴课题和实验语用学：言语行为与含意”的系列讲座，其中三大讲座专门涉及实验语用学，内容包括：(1)字面、非字面、间接语言使用的实验语用研究；(2)会话含意和隐含信息的实验语用研究；(3)一般会话含意的实验语用研究及处理模式；(4)间接言语行为和非字面言语行为的实验语用研究等。这表明传统语用学已受到挑战，从研究议题到方法日益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实验语用学就是很好的例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思考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
本文将首先论述实验语用学研究的理据和动因，再介绍当前国外实验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和方法，最后对实验语用学进行展望，以期能使国内学者对这一新领域有更多了解。
2.实验语用学研究的理据和动因
2.1 语用学研究内涵扩展的必然
实验语用学的出现是语用学研究内涵扩展的必然。早期语用学着重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把语用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Bar-Hillel[3]甚至把指示词“我”、“这里”、“现在”作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符号学范畴的语用学研究，其思路不可避免地被囿于哲学研究领域。到20世纪中期，Austin，Searle和Grice等哲学家对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的研究，使语用学有了很大突破，但其思路仍没有挣脱哲学思辩的研究藩篱。七、八十年代，语用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随着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拓展，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对语用学的诸多定义里，最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定义莫过于Levinson的定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系”[4:9]。可见，这一时期的语用学研究注重语言形式和结构与语境的关系，把语用学限定在对纯语言问题的探讨之中，对语言形式的分析解释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为了考察语言形式与语境的关系，出现了考察语境中语言使用情况的观察法和调查法等[5]，使语用学向着实证性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到了90年代，语用学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Davis[6]对语用学的界定代表了这一趋势。Davis认为，语用学一方面应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另一方面应研究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认知，他甚至认为语用学既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又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近年里，语用的认知研究更是占据着主导地位，Sperber & Wilson[7]的关联理论、Marmaridou[8]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等极大地拓展了语用认知的研究空间。由此，不少学者开始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手段和思路展开对语用认知问题的研究，语用预设、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等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实验语用学处于孕育之中，其诞生也就不可避免。
2.2 语用学理论的科学性需要
尽管语用学理论层出不穷，但能够验证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证据并不充足。要评价对比不同语用学理论的科学性，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借用实验手段，去验证心理和生理现实性。而早期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缺少相关技术，只能凭直觉来阐释话语在假设情景中的意义；而一些社会学取向的语用学家则采用真实交际时的现场录音或观察来论证理论。这些基于直觉和观察分析的语用学成果虽然带来很大的启示，但还不能成为现有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充分依据。多年来，人们对语用学理论的接受与否，主要依据其是否具有一致性、简约性、明晰性、全面性，以及其解释力和它与相邻学科的整合程度，并没有依据实验研究的检验结果[9]。比如Grice理论之所以受到质疑，仅因为它太模糊，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而新格赖斯语用理论则较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它有着与语义学的连贯性优点；关联理论为大家所青睐，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更符合语用经济性原则，能较好地与认知科学融合在一起。
就科学理论观而言，理论一般有三种形态[10]：第一种是全部由定律构成的理论，由于其中的命题都已经过检验与证实，因此是成熟的理论；第二种是由假设与定律共同组成的理论，这是最常见的理论形态，由于其中还有未经证实的命题存在，因此是不成熟的理论；第三种是全部由假设构成的理论，由于其所有命题都未经证实，因此只称得上是理论雏形。语用学中第一种理论基本上还不存在，大多数理论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形态。要提高语用学理论的成熟度，需要研究者不断修订与完善，并提出验证假设的证据。产生于轮椅上的理论由于缺少实证，自然容易引起质疑。凭直觉分析与观察，再辅以实验证据，可更好地验证或推翻语用学理论与假设；有较高信度和实证价值的实验数据将会使类似证据更具说服力。三类依据——直觉判断、观察分析、实验发现——以各自的方式为构建和验证语用假设起着不同作用，因而当这三方面的研究得到整合时，理论构建便会更加科学。鉴于此，实验语用学的价值和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2.3 学科研究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
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发展心理学等与语用学一样，都把语言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因而这些学科有着互相渗透融合的趋势，其中以心理语言学与语用学的渗透融合最为典型。心理语言学是比语用学更早发展起来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涉及人类语言的产出、理解和习得，因而语用学研究的很多现象也属于心理语言学范围。但多年来，由于心理语言学悠久的学科传统和对实验研究取向的专注，虽然也涉及语用问题，学者们却很少关注语用学研究成果，只将语用学的一些主题置于该学科的“话语加工”部分。如果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研究能够相互合作，必将出现双赢的局面。对语用问题的心理实验研究，将使语用学从对“话语产品”的思辩分析转向实时的推断过程和语用发展的研究，使其研究深度、内外部效度和可检验性得以提高，从而提高理论的成熟度。而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涉足语用学领域将会使心理语言学家获得语用学的理论、构想和思路，从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更好地描述、解释心理语言学关注的语言现象，提出更完美的实验范式。鉴于此，心理语言学取向的语用学实验研究不断涌现。已有的实验语用学研究表明，用实验方式检验语用学假说能使语用学和心理学相得益彰。
3.实验语用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
随着语用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被不断应用到语用学之中，逐渐形成以多学科研究取向为基础的实验语用学，下面重点介绍基于四种取向的实验语用学研究与方法。
3.1 基于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研究人们在不同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11]，它涉及交际意图、交际对象、交际情境、交际方式等因素的作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语用学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研究，故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为主旨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便首先成为实验语用学的重要思路，多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到语用学中。根据不同的研究重心，我们可将该研究取向涉及的内容分为两类：语用感知与理解层面的研究和语用产出层面的研究[5]。
3.1.1 语用感知与理解层面的研究
语用学感知与理解层面的研究主要针对言语行为实现方式的认识和把握、言语行为实现的礼貌策略、会话含意的感知与理解等展开，研究方法主要有评定任务（如成对比较、卡片分类、量表评定）、问卷调查、访谈等。
早期的语用学研究[5]，为考察和比较英语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对请求言语行为礼貌程度的感知差异，呈现给受试者一些卡片，上面有不同的请求情境和策略，要求受试者按礼貌程度进行分类，结果发现英语非本族语者可以划分出更多层次的请求策略，但却不像本族语者那样分辨出不同礼貌程度的差别。
Tanaka & Kawade[12]用多项选择式问卷要求受试者从所给的多个请求策略中选出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策略，结果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都能根据社会距离的增大而选择更为礼貌的策略，但非本族语者选择的请求策略的礼貌程度在总体上不如本族语者的选择。Olshtain & Blum-Kulka[13]用问卷与量表评定结合的方式考察了希伯莱人对英语请求和道歉的礼貌方式的感知情况，问卷包括数个请求和道歉情境，每个情境后分别给出多个请求或道歉策略，要求受试者用三点量表对每个策略的礼貌程度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在英语国家居住时间长短是影响非英语本族语者的礼貌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呆的时间越长，越趋向于使用更为直接的正面礼貌策略[14]，反映出对目的语文化的顺应现象。为考察英语学习者对英语赞扬用语的形式和对赞扬的回应方式的认识情况，Knapp等[15]以访谈作为收集信息的主要手段，开展了大规模的结构式访谈。Milest[16]则在观察真实语篇中的赞扬表达形式和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对受试者就赞扬的社会意义和功能的看法进行了开放性的访谈。把访谈和其它方法结合起来的语用学研究，更是数不胜数，较典型的有DuFon[17]等。
3.1.2 语用产出层面的研究
语用产出层面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各种言语行为的使用情况和产出策略，常用的方法有话语填充任务、角色扮演、现场观察等。话语填充任务（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简称DCT）是研究言语行为的常用方法。这是一种书面问卷，通常由两部分组成：简短的情景描述，后续一段对话，对话中本该说出的言语行为为空行，受试者的任务就是在空行里填出认为适合该语境的言语行为。 Blum-Kulka等[18]用该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跨文化言语行为研究，考察不同语言背景的受试者产出八种请求和八种道歉言语行为的情况，发现英语水平和语言贫乏是影响话语长度的重要因素，语境敏感性是影响直接言语表达选择的因素，不同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言语行为产出没有显著差异。 Rosel[19]用DCT比较了美国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请求用语使用情况，发现日本大学生的请求比美国大学生的请求更为直接。
角色扮演也是研究言语行为产出的重要方法，按控制程度的不同，又分为开放式角色扮演 (open role play)和闭合式角色扮演(closed role play)。前者指扮演者之间可以有自发的互动，而后者则没有。由于角色扮演比DCT能提供更多的互动信息，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交际行为研究，如请求[20]、问候[21]、道歉[22]、套话[25]、问题回答[24]、语用流利性[25]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Kasper[26]的研究，她曾让48对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进行开放式角色扮演，考察五种发启性言语行为（请求、建议、提供、邀请、抱怨）和五种回应性言语行为（接受、许诺、回绝、道歉、感谢）的使用情况，发现德国英语学习者能够成功实现指称和行为的交际目的，但却不能成功达到人际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礼貌模式既不类似母语模式也不同于目的语模式，要么全然不顾人际关系，要么用弱式的面子维护行为。
现场观察是通过观察并记录真实生活中出现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事件来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 Wolfson[27]通过两年时间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景的观察记录，收集了上千条赞扬话语和赞扬回应话语。通过对这些话语的分析研究，发现礼貌策略并不是随社会距离和权力的增大而线性增大，从而对Brown & Levinson[14]的礼貌理论提出了挑战。Bardovi-Harlig & Hartford[28]用录像手段真实记录了一组研究生向指导教师进行学业咨询的过程，重点比较了英语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与言语行为是否一致的情况，发现本族语者往往使用更多的缓和用语来维持自己与导师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异。Gibbs[29]认为，说话人在产出请求话语时，会先估计听话人拒绝其请求的理由，然后再构想出可能克服这种潜在障碍的请求话语形式，Gibbs将此称为“障碍假设”。为验证这一假设，Gibbs设计了一个在真实情景中产出请求言语行为的研究，把受试者带到校园的不同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潜在障碍情景，如在图书馆，研究者和受试者走到一张阅览桌前，一个学生正在那儿忙着做作业，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假设自己正坐在这个学生旁边做作业，不巧自己的笔没有墨水了，受试者得说出自己如何向那个学生借笔。研究结果发现，74%的受试者都能产出适当的请求并达到请求的目的，而这一成功正是“克服障碍”的结果，从而证实了研究假设。
3.2 基于心理语言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从最初对言语行为、礼貌策略、指示用语等传统领域的描述和解释，发展到目前对语用心理加工机制和语用推理过程的研究，不可避免会借鉴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说，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些常用方法已被用于语用学的实验研究中，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几类研究。
3.2.1 在线理解研究
无论访谈还是问卷调查都是一种元语用判断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是受试者长时记忆的知识和已泛化的过去经验，不能反映对话语实际在线感知和理解的情况。为克服调查方法的这些缺陷，许多研究者便采用在线理解的研究方法，即通常是让受试者听或看专门录制的录音或录像，之后完成有关的理解测试任务。如Carrell[30]让受试者听一组录音播放，要求受试者对所给图案进行涂色或不涂色操作的指示语，以受试者涂色操作的正确反应为指标，结果发现正面提出的请求比以否定形式提出的请求更容易理解。
为考察日本英语学习者会话含意的语用理解能力，Yamanaka[31]设计了一种利用录像材料的在线语用理解测试。他从电视节目中剪辑出12个涉及多种会话含意的片段，要求受试者每看一段后便立即推断说话人的意图，并给出自己作此推断所依据的线索。该研究发现英语水平和在目的语国家居住时间长短是影响英语学习者理解会话含意的重要因素。
Garcia[32]让一组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和一组低水平英语学习者听一组大学教师与学生之间或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学术讨论时的真实对话，每个对话后有一组分别涉及语言理解和语用理解的多项选择问答题。语言理解题只涉及对听力材料本义水平的理解加工，不涉及对言语行为的解释和会话含意的推断。结果表明，英语水平的不同会导致语言和语用理解能力的不同，语言理解和语用理解之间存在低度相关，言语行为理解和会话含意理解也是低度相关。研究者认为，类似发现证明了语用理解能力不同于语言理解能力，语用理解能力的构成要素值得深入研究。
3.2.2 反应时研究
反应时是指从刺激呈现到有机体作出外部应答之间的时间。反应时研究法的基本程序是给受试者呈现特定的刺激，要求在刺激呈现之后快速作出反应，用特定仪器记录这段时间并以此时间作为反映刺激在大脑内的认知加工过程的指标。利用反应时，可测定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功能，分析对话语的感知和理解过程，推导各种语用心理活动，因此反应时方法正广泛应用于语用学实验研究，特别在验证有关会话含意的推导理论上，已显出重要价值。比如，对于等级含意(scalar implicature)，两种后格赖斯语用理论占主导地位：一是新格赖斯理论[4;33]，二是关联理论[7;34]。两种理论对等级含意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新格赖斯理论认为，当说话人使用“some”（如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这一弱式词时，意味着同时拒绝这一等级中的强式表达“all”。拒绝强式表达“all”的含意是自动出现的，是一种缺失意义(default meaning)，只有后续出现某种语境时才会被取消。而关联理论则认为，一句话的意义可由推断加以充实(inferentially enriched)，以便更好地了解说话人的意图，而话语的语用充实不是依靠某个具体的词语作为获得缺失意义的第一步，而是依靠选择最为关联的解释。在需要语用充实情况下选择哪一个最关联的解释，要根据情境决定的认知效果和所需努力来决定。如果一个等级在某个语境中的确使弱陈的话语有了更多额外的意义，这是更多的认知努力使然。为检验这两种理论，Bott & Noveck[35]进行了两个反应时实验研究。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对“Some X are Y”这类句子进行真伪判断，判断为“伪”的反应称为语用反应，判断为“真”的反应称为逻辑反应。根据新格赖斯理论，语用反应快于逻辑反应，因为作为“some”的缺失意义的“not all”应是受试者的首选解释；而逻辑反应会需要更长时间，因为必须先取消“some but not all”的解释后才会作出“some and possibly all”的解释。但根据关联理论，要作出对等级词“some”的语用充实，需要更多的加工努力，这意味着要得出“some but not all”的含意需要更多时间，因而作出语用反应需要更多时间。结果发现，受试者作出语用判断的时间长于作出逻辑判断的时间，从而得出了不支持新格赖斯的缺失性含意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验证含意推断是否是认知努力和认知资源的函数，在第二个研究里Bott & Noveck采用同样的实验程序和材料，但对单词呈现时间和反应时间进行了控制，即在一种条件里给予受试者较长时间(3000ms)来作反应，在另一条件里给予受试者较短时间(900ms)。根据关联理论，在较短时间里，由于受试者的资源有限，能产出的含意数目较少，故受试者会更可能作出“真”的判断，而根据新格赖斯缺失含意理论，受试者在短时间条件里比在长时间条件里会更多地把“some”解释为“some but not all”，即更多地作出语用反应。结果发现在短时间条件下，受试者更多地进行了“真”的判断，即在时间压力条件下，受试者较少推断其语用含意，这进一步提供了不支持新格赖斯缺失含意理论的证据。
反应时方法还大量应用于言语行为和喻意性话语的研究，如隐喻、反讽、幽默等[36;37]，在验证言语行为和喻意性话语的加工进程、提取阶段、理解加工模式、概念整合、工作机制、语境作用等方面已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3.2.3 眼动追踪研究
眼动仪采用现代化高新技术，精确记录一个人在进行认知活动时的眼球运动变化，所提供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和回视等眼动指标反映了受试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所进行的不同心理活动，体现了受试者在每一时刻对信息进行加工的情况。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实时测量(on-line measure)，因而更能反映真实的认知加工情况。就注视时间而言，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38]，阅读时眼睛对单词的注视与对该词的心理加工是同时进行的，即受试者所加工的词正是他们所注视的那个词，所以对某个词或句的总注视时间就是对该词或句的加工时间，注视时间越长表明加工越难。鉴于此，研究者通过对阅读过程中的眼动情况，来检验话语加工难度的有关假设以及语用情景如何影响加工难度的相关理论[39]，还可通过言语产出前后的眼动情况来揭示话语加工的时间进程。
Coulson等[40]为检验玩笑句(joke)阅读所需的较长时间是否与加工难度有关，以及玩笑加工是否涉及框架转移的假设(frame-shifting)，用眼动追踪方法比较了以玩笑结尾的句子和无玩笑意思的控制句阅读时的眼动情况，结果发现只有玩笑句需要进行框架转移，无玩笑意思的句尾与情景所引发的框架一致。虽然玩笑句和非玩笑句最初的注视时间长度相同，但玩笑句总的注视时间要比非玩笑句长。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为玩笑理解中框架转移加工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证据。
对会话含意解释的新格赖斯缺失模式和关联理论的语用充实模式（见3.2.2节），也有学者用眼动追踪技术进行验证。Bezuidenhenhout & Morris[41]对比分析了“some”，“many”，“the”开头的句子的注视时距，得到支持关联理论的充实模式的证据。有学者[42]用眼动技术研究了借喻的理解加工，其结果也支持充实模式。对语用反常现象(pragmatic anomalies)的研究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多个研究用眼动追踪技术比较了句法反常和语用反常的加工特点[42]。这些研究表明，眼动追踪方法对揭示语用的本质、深化语用学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3.2.4 口头报告研究
口头报告就是让研究对象口头说出实施某一任务期间所进行的思维过程，其理据在于信息加工观，即人们从事某一任务时，短时记忆加工的信息是可以报告出来的，在任务刚完成的时刻，所加工过的信息痕迹还留在短时记忆里，这时所报告出来的信息是当时的真实加工情况，一旦超过短时记忆时间，信息便会衰减或进入长时记忆中。由于长时记忆保存和提取信息会有其他加工介入其中，因此最真实可信的信息便是在短时记忆加工的同时或随后给出口头报告。口头报告又分及时报告(concurrent verbal report)和回溯式报告(retrospecti veverbal report)，前者是在加工任务的同时将所思所想报告出来，故又叫出声思考，后者是在任务完成后马上报告出刚才的思维过程。
在语用学研究中，口头报告最早用来研究言语行为的产出策略。Motti[44]是最早从事类似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先用DCT让10个巴西中等英语水平的大学生产出道歉语，然后让他们对产出道歉语的思维过程进行回溯式口头报告。结果发现，受试者常会对情景变量如讲话人的年龄地位等进行分析，还会快速地先用母语思考要说的话，之后再用英语说出来。为了解英语学习者对英语拒绝语的掌握情况，Robinson[45]让12个日本英语学习者在完成DCT任务的同时进行出声思考，并在事后重放出声思考的录音材料，让受试者据此再进行回溯式报告。结果发现文化和个性问题是影响受试者是否使用拒绝语的重要因素。
Cohen & Olshtain[46]则用回溯式口头报告要求15个英语学习者反思与15个英语本族语者在道歉、抱怨、请求的角色扮演互动过程中确定、计划、执行话语的方式，结果发现在确定言语行为时，受试者只是对话语所需的言语行为作一个粗略的选定，并不具体计划要用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在计划和实施言语行为时，受试者通常使用一系列的策略来寻找语言形式。根据结果，研究者认为存在三种言语行为产出风格：元认知型、回避型和实用型。widjaja[47]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妇女与台湾妇女在不同情景中拒绝男性邀请约会的方式，发现美国和台湾女性与交谈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大小是她们选择拒绝策略的决定性因素。
3.3 基于发展心理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研究
人们（特别是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是如何发展的，这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已成为语用学的一个分支，被称为发展语用学[54]。发展语用学主要采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和思路。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关注在互动情景中适当地、有效地、规范地运用言语时所需要的知识的习得[Ninio & Snow,1996，引自[48]，包括某个语用技能产生的年龄、该技能习得的过程、影响习得速度和顺序的因素、语用能力习得的个体差异等。就研究思路而言，存在纵向研究和横断研究。
3.3.1 语用能力发展的纵向研究
此类研究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观察，也叫追踪研究或个案研究，旨在提供关于语用发展模式的直接信息，揭示语用能力发展的连续过程和量变质变的规律。目前，该取向的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发展：(1)儿童是怎样习得会话结构、怎样理解与产出言语行为、怎样形成礼貌策略和指称意义等[49]；(2)外语学习者如何发展这些能力[28;17]。资料收集方法包括个案追踪分析、访谈、问卷调查、日记、现场观察等。
以个案追踪和现场观察方式对儿童语用能力发展所进行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语用能力发展的阶段性。通过对两个英语初学者实施请求言语行为两年的追踪观察，Ellis[50]提出了请求发展的三阶段假说。Achiba[51]对自己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居住17个月期间习得请求言语行为的观察后，提出了四阶段发展模式说。Kasper & Rose[48]在分析整合Ellis与Achiba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请求言语行为发展的五阶段说。
以日记方式研究语用能力发展，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研究者对自己外语学习经历进行记载，总结学习规律[52]；二是让研究对象记载学习情况，研究者对其日记进行分析[17]。
用调查法考察语用能力发展的纵向研究方面，Bouton进行了系列研究[53;54]。为了解非英语本族语者在缺少系统的课堂教学训练情况下是否能自然地发展使用和理解英语会话含意的能力， Boutont[53]用自己设计的多项选择问卷，对436个刚到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进行了会话含意能力测试，发现他们与美国本族语者对会话含意解释的相同程度只有79%。4年半之后，用同样的问卷对该受试者中的30人进行了试测，发现受试者解释会话含意的能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与本族语者的差距明显减小，这似乎表明在没有系统教学训练的情况下，英语学习者理解会话含意的能力在数年时间里是可以自己发展起来的。但速度如何？有关技能和知识是什么时候获得的？是否真要花4年半的时间？对此，Bouton用修改后的问卷，又对另一组到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两次测试间隔时间17个月。结果发现，受试者到美17个月后处理会话含意的技能比刚到时有了显著提高，但与本族语者相比，仍有显著差别，含意理解仍是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基于这些结果，Bouton认为英语二语学习者在英语国家居住时间足够长时，如4年半，理解会话含意不再有困难，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刚到美国时的困难在17个月之后仍然存在，没有教学指导下的进步是缓慢的，因此向英语学习者提供会话含意方面的培训十分必要。
课堂教学是否对语用能力的发展有效果，不少学者用课堂教学实验进行了研究，涉及多个语用方面，如语用惯用语的掌握[25;55]、道歉语的学习[23]、会话含意的理解[56]、赞扬语的使用[57]、请求语的发展[58]、拒绝语的习得[59]等。值得一提的是Da Silva[60]的研究，他以任务型教学方式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礼貌的拒绝语的掌握情况，发现直接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礼貌言语行为使用的语用能力。这表明，以增强学生元语用意识为目的、并辅以语用使用机会的课堂教学能够促进语用能力的发展。
3.3.2 语用能力发展的横断研究
此类研究指在同一时间里对两个以上的年龄受试组，或不同语言水平受试组的语用能力进行测查并加以比较。此类研究更容易设计与实施，且抽样范围大，因而存在更高的外部效度。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有问卷调查、角色扮演、口头产出任务等。
早期的语用能力发展横断研究多采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如Scarcella[61]利用三种角色扮演情景，以英语本族语者为参照，比较了10个英语初学者和10个英语高水平学习者的礼貌策略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受试者习得礼貌形式在前，习得适当的礼貌使用规则在后，即语用语言发展早于社交语用发展。Trosborg[62]也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以英语本族语者和丹麦本族语者为参照，比较了中等程度、中上程度和高级程度的丹麦英语学习者对道歉语的发展情况，发现他们在使用情态标志语（如模糊限制语、强化语等）时随英语水平的高低而不同，英语水平越高，越接近于英语本族语者。在另一研究中，Trosborg[22]考察了初中学生、高中学生和大学生对请求、抱怨、道歉语的发展情况，也发现英语水平越高，其使用趋势越接近英语本族语者。
为揭示语用迁移与英语水平之间的关系，Maeshiba等[63]用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夏威夷大学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日本英语学习者掌握道歉语的情况，发现高水平的学习者在道歉策略上较少使用负向语用迁移策略。Takahashi[64]设计了语用可迁移性量表，考察了语用迁移与语言水平的关系，发现高低英语水平者在依赖母语请求习惯用语上没有差别，语言水平与语用迁移没有正相关，语境熟悉度才是影响语用迁移的决定性因素。Hill[65]以三组不同英语水平的日本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了请求用语的发展情况，发现低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更多依赖直接请求用语，而高水平的学习者更多使用间接请求用语。类似研究还有很多。
Rose[66]设计了一套漫画口头产出任务，对香港小学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儿童在请求、道歉、赞扬回应这三方面的语用能力进行研究，发现在请求策略选择、道歉附加语使用和赞扬回应方式上呈现出随年龄增长的发展模式，但不同情景中的言语行为和汉语语用迁移在三个年龄段没有太大差异，这进一步表明在二语语用发展的早期阶段，语用语言发展先于社交语用发展。 Bernicot & Laval[67]也用漫画图片形式，对3岁、6岁和9岁的儿童就许诺言语行为的能力发展进行了横断研究。
Bucciaredli[68]等认为，理解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虚假言语行为和讽刺言语行为存在不同的难度梯度，但理解言语行为和手势语行为的难度相当。为检验该假设，他们以160个 2至7岁儿童为研究对象，让他们观看以语言表述的言语行为录像和以手势语表述的言语行为录像，每看一段便在四个图片中选出一个最能表达说话人意图的图片，其结果证明了他们的假设。
会话含意的理解能力也是语用学横断实验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早期对等级含意词如“some”，“or”的研究发现[69]，儿童对这些词先是作逻辑表征，之后才有语用解释（即“some”不等于“all”的解释出现在后），这似乎表明儿童对等级量表上的弱式词的解释最初是逻辑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类词的解释逐渐转向语用解释。Noveck[49]以木偶角色扮演方式，以5、7、9岁儿童组和20岁成人组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等级含意词如“might”、“certain”的理解，发现儿童比成年人作出更多逻辑性解释，等级含意弱式词的表征存在发展顺序，年龄小的受试者先以逻辑方式进行解释，年龄大些的受试者则更多以语用表征为主。
3.4 基于神经生理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研究
对语言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主要试图监测特定语言表征时脑神经活动的变化，其基本原理为：不同语言层次的加工受不同的解剖和生理层面的促进，产生特有的生理活动模式。这些模式可以通过对脑电磁活动敏感的手段检测出来。语用学能否采用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呢？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可能被认为是歪门邪道。但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以及人们对语言认知加工与脑神经活动之间关系的了解，不少研究者开始考察语用活动时的脑神经活动情况。
3.4.1 事件相关电位
事件相关电位(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s)是一种基于脑电图描记器(EEG,Electroencephalograph)来测量脑电活动的技术，能反应人的神经心理行为，因而可帮助研究者推断量和质的加工差异，是研究认知与语言加工关系以及在线语言理解的有用工具。
在对语言加工的早期研究中，Kutas和Hillyard[70]曾用ERP考察受试者阅读句尾单词和句子一致与否时的脑电活动情况，他们用了70个句子，一半句子的句尾单词与全句意义吻合，如(1)；另一半句子的句尾单词与全句不吻合，如(2)：
(1)I take my coffee with cream and sugar.
(2)I take my coffee with cream and dog.
研究发现大脑对这两类刺激的脑电反应有着系统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ERP的负 400部位（即N400），随后的研究证实，每当刺激事件是对刺激有意义的加工时，N400就会产生，其大小受单词的加工难度差异的影响。据此，许多研究者便把脑电波N400作为心理语言实验中的因变量指标。研究还发现许多对语言敏感的ERP成分，如LPN(Lexical processing negativity)、LAN(the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等。类似发现为对语言理解的语用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带来很大的吸引力。
将ERP应用于会话含意的研究，对论证关于会话含意推断的语用学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有关等级含意理解的新格赖斯缺失含意模式和关联理论的充实模式。Noveck and Posada[71]运用ERP技术考察了这两种理论的合理性。该实验采用了三类句子：第一类是有可能产生等级含意的句子，称为信息不充分句(underinformative utterance)，如(3)；第二类是明显的真实句，如(4)；第三类是明显的不真实句，如(5)，要求受试者判断这些句子的真伪，所用指标为反应时和ERP。
(3)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
(4)Some houses have bricks.
(5)Some crows have radios.
就ERP而言，明显的真实句和明显的不真实句的脑电图像可作为受试者判断信息不充分句的脑电图像的参照。如果受试者判断信息不充分句的脑电图像与明显的真实句的脑电图像相似，将表明对等级含意句的处理与明显的真实句的处理是一样的。而如果与明显的不真实句的脑电图像相似，则说明等级含意的理解是自动化的，或发生在加工早期阶段，这将支持新格赖斯缺失含意模式的推测。此外，已有ERP文献表明[72]，语境制约对于N400的大小有很大的影响，越没有预料到的词，产生越大的N400。鉴于此，研究者预测，相对于句(4)而言，如果句(3)产生了较大的N400，就表明检测到了句(3)的语用反常性，这也将支持新格赖斯缺失含意模式，因为这表明在该句末的单词出现时，语用加工已介入该句的语义整合处理。如果相对于句(5)来说，句(3)引发了相对较小的 N400，就表明这种语用反常性的句子并没有自动产生等级含意，等级含意更多地是语义判断加工后的产物。研究结果发现，明显的真实句和明显的不真实句比信息不充分句引发更为陡直的N400，说明这两类句子的加工比信息不充分句的加工涉及更大的语义整合过程。另外，不管受试者对信息不充分句的判断如何，其N400都较平坦，这表明对此类句子最初并没有进行特别的加工，引发受试者将信息不充分句判断为伪的语用含意，是在后期作出的，且比判断为真的加工需要更多的加工努力。综合这些发现，不难看出关联理论的观点得到了证实，等级含意是当语境需要所期望的关联时才推导出来的，是付出认知加工努力的产物。
由于ERP能直接连续地测定脑电活动情况，不同的加工阶段会显示出不同的ERP成分，因而 ERP可提供话语加工阶段和理解难度方面的有效信息。据此，不少学者考察了隐喻、玩笑、反语等的语用加工制约因素。值得一提的是Pynte等[73]对隐喻理解的时间进程的研究。隐喻理解的标准语用观认为[74]：(1)隐喻是特殊的，与本义句的加工机制存在本质区别；(2)本义的理解推断出现在隐喻义的理解推断之前。为验证这一理论的合理性，Pynte等[73]利用N400波幅与加工难度的关系，考察了本义和隐喻义加工的时间进程，所用材料为三类句子：本义句（如Those animals are lions）、熟悉隐喻句（如Those fighters are lions）、不熟悉隐喻句（如Those apprentices are lions）。这些句子要么孤立呈现，要么呈现相关语境句或不相关语境句。对三类句子的ERP分析显示，隐喻句比本义句引发更大的N400成分，这表明隐喻句的字面意义在理解的某个时刻就得到提取。此外，不管隐喻熟悉与否，N400波幅都是语境相关性的函数，隐喻和本义句在ERP后期正向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隐喻和本义句的脑电活动没有本质差别，这一证据不能支持隐喻理解的标准语用观。
3.4.2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技术。由于脑激活时神经元活动、能量代谢和血流动力学反应等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们可借助fMRI了解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机制，分析确定脑功能作用。fMRI最早应用于临床医学研究；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和刺激方案的改进，fMRI已被运用于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也逐渐被应用于语用学研究中。比如，Loevenbruck[75]用fMRI开展了一系列对指示语的脑功能定位研究，对比音韵指示、句法指示和句法音韵共用指示这三种条件下16个受试者产出‘行为人指示语’(agent deixis)时的神经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三种指示条件下存在相同的激活模式。
反讽与隐喻一样，其理解涉及超越初级词汇和句法加工的非字面意义解释，涉及真实性准则的违反，要求理解者了解说话人的观点和意图，并据此形成非字面解释。鉴于此，标准的语用学理论[74]认为两者存在类似的加工机制，且都是字面解释在前，含意提取在后。近年来，这一观点已受到行为研究结果的挑战。有研究发现，隐喻和反讽的理解时间并不比话语字面意义的理解时间慢[76]；还有研究表明，字面意义和含意在某些情况下是同时加工的，并不都是字面意义加工在前[77]。此外，反讽与隐喻之间存在重要差异[7]，隐喻是描述性地使用语言，表述了话语的命题形式与其表征意义之间的关系；而反讽是更为复杂的解释性话语，涉及说话人与他人的想法之间的关系。究竟反讽和隐喻之类的喻意性话语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加工模式？它们与本意理解加工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这些争议都得借助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才能下定论。为验证这些问题，Eviatar & Just[78]采用fMRI，探讨了本义句、隐喻句和反讽句的脑激活模式，通过fMRI图像，发现隐喻句和反讽句等非本义句的阅读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模式，这表明对于不同的喻意性语言，大脑具有不同的敏感区域。
4.展望
以上信息显示，实验语用学的研究取向是大有作为的，它将在语用学的未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语用学研究走向更为科学化道路的重要手段。基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可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真实话语，展现制约话语语用的社会文化等语境因素；基于发展心理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能够有效地揭示语用能力的形成和习得规律，其成果将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心理语言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将在揭示语用推理、话语理解与产出加工心理过程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神经语言学取向的实验语用学将有助于揭示语用的脑功能定位，了解语言成分、语言情境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等。此外，国外学者日渐关注的临床语用学(clinical pragmatics)、言语与语言病理语用学也采用了实验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如Perkins[79]等，强调从语言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病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去考察语言患者的临床语用能力、语用无能(pragmatic disability)、语用损伤与修复(pragmatic impairment and repairing)等，注重语言互动行为、交际认知、病理基础等的结合，探讨生理机能对语用能力的影响，尤其是要揭示语言交际与理解的复杂性。我们认为，类似研究已很难划归为语用学、心理学、语言学或病理学等单一领域，将它们视为实验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恰当。对不同取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将给我们提供一幅全面的、多层次、多视角、能有效揭示语用本质的立体画面。
当然，实验语用学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主要停留于对语用制约因素的探索和对现有语用学理论的验证；在国内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的语用学研究为数尚少，其中多是采用问卷形式，调查中国学生的言语行为或礼貌策略等[80;81]，而基于心理语言学取向或发展心理学取向的实验研究屈指可数，基于神经生理学取向的研究更为缺乏。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既精通语用学理论又能较好地掌握实验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