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通货膨胀 加速资本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资本形成面临着资本供给不足与市场狭小的双重约束。其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市场疲软与资本形成的交织，短缺、积压与资本形成的并存。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资本形成目标的重新选择和资本形成战略的重新设计。
一、无通货膨胀的资本形成
通货膨胀具有筹资效应，这无论是在存在未充分就业的资源条件下，还是在充分就业状态下都是成立的。①区别仅在于，若存在未就业的资源，政府的赤字预算可以使实际产出和实际储蓄的水平提高，由此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增加资本的供给；而在充分就业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发生虽然也可以通过增大商品需求引发物价上涨使收入重新分配，从而使储蓄增加，但其主要效应却不在增加资本供给，而主要在于由商品需求增长而使投资引诱得到强化，导致资本需求的增长。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可以提高投资的名义收益率并降低实际利率，这本身就是鼓励投资的手段。这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已得到说明。
很明显，这种投资决定储蓄的理论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储蓄先行论”，后者强调储蓄对投资的先导作用，强调运用政策手段来提高储蓄水平，反对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关于投资决定储蓄的基本论点却构成了由罗宾逊和卡尔多展开的新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支柱，这可以在罗宾逊——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证明。②正如罗宾逊在讨论投资和储蓄的关系时所说：“我们不能回复到储蓄决定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观点上。凯恩斯教导的核心要坚持。是投资量的决定而不是储蓄的决策决定财富的积累率。”③但不管怎样，以下几点似乎是肯定的：第一点，自愿储蓄依存于收入在要素之间的分配，即功能性分配，而不是收入在职能之间的分配，即规模型分配；第二点，通过收入的规模分配包括通货膨胀在内而引起的强迫储蓄，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三点，对于一个需要的储蓄投资率来说，刺激的自愿储蓄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低。
对于通货膨胀和资金筹措的关系，货币数量论者则强调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其基本思路是：一国政府若希望把更多的国内资源移作投资之用，可行的方法之一是自己参与社会的投资活动，并用扩张货币供给的办法来为投资筹资。当资本量已充分发动时，货币的扩张是通货膨胀性的。通货膨胀实际发挥作用是对已有货币强制征税，它会使货币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使其所拥有的实际资源减少，因此，它是一种把资源由公众转到政府手里的手段。
通货膨胀具有在收入阶层之间以及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再分配国民收入，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的作用，这无疑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在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也会造成危害。
通货膨胀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型通货膨胀。前文所述均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使利润减少，这对经济发展毫无裨益；结构型通货膨胀可能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然而就促进经济发展而言，这种通货膨胀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下面对比略作分析。
首先，如果一国的外汇储备比较短缺，并且该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其他国家，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会恶化。为此不得不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必将进一步遏制资本形成。
其次，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必使人们对厂房、设备等实物资本的投资失去兴趣，大量的实际资源将被吸引到存款、海外资产、财宝和艺术品上去；若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名义利率，即实际率呈负数，则任何形式的投资都不可能发生。
再次，伴随通货膨胀而来的货币购买力降低，不仅自愿储蓄大幅度减少，而且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也会受到削弱，大量的交易将不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费用上升，从而造成大量能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最后，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率也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常使债务人、实际资产持有者、年轻人和强者得益，而使债权人、货币资产持有者、老年人和弱者蒙受损失；具体些说，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工资收入者将受损，得益的是利润获得者；而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情况则相反，得益的是工资收入者，受损的是利润获得者。
总之，尽管通货膨胀有其筹集资金、刺激投资的功能，甚至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还有利于减少失业，但是，通货膨胀刺激起的“不正当”投资将难以控制，从而使国际收支恶化，生产性投资减少，经济发展受阻。但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仅理论分析没能提供充足的依据，即使实证研究也未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意见，相反，结论往往彼此矛盾，莫衷一是。需要提出的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今世界各国，无不经历着或高或低的通货膨胀，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伴生物；第二，通货膨胀决非政策目标，相反，任何一国政府都把稳定通货作为政策目标。因此，就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谋求无通货膨胀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无疑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现在的问题是，摒弃通货膨胀与谋求高积累和高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兼得？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应做怎样的取舍？
针对这些问题，国际经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逐渐形成了“结构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两大派别。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是：唯有对经济增长实行控制，方能有物价的稳定。在他们看来，导致通货膨胀的基本因素都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是一种供给现象，因此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缩货币供应可以医治通货膨胀，但为此必须付出经济停滞和经济资源闲置的代价。结构主义者并不否认货币因素可以使通货膨胀传播开来，但它们认为，通货膨胀并不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因此，货币政策可以医治通货膨胀之表，却不能治其本。④显然，结构主义者的上述分析暗含这样一种假定，即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尽管通货膨胀是令人讨厌的，那也是工业化必然带来的结果。毫无疑问，结构主义者忽视了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其片面性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牺牲经济增长换取物价稳定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也同样存在。⑤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回避了问题，而对问题的解决无益。
货币主义者则认为，供给上的瓶颈是由那些阻碍投资的不当政策造成的，诸如物价控制、外汇管制等，而一味严厉压缩通货膨胀而不去治理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则进一步造成了瓶颈，这瓶颈又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就最初的根源来说，通货膨胀是由过度需求引起的，而过度的需求是货币扩张的结果。简言之，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唯一途径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去减少需求，并断然否定，通货膨胀为经济发展所必需。⑥显而易见，货币主义者过份强调需求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作用，而忽略了通货膨胀产生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们虽然承认通货膨胀并非为经济发展所必需，但却不能解释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现象。
至此，结论已经很清楚，通货膨胀既是需求现象，更是供给现象，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这无疑也是我们寻求无通货膨胀资本形成对策思路的出发点。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控制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增长
从供给与需求结合的观点，针对我国资本形成现状和通货膨胀产生的特殊机制，为促进无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资本形成，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扭转收入分配过份向个人倾斜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超前”和“消费早熟”等不良局面。
劳动生产率低下是我国总量资本形成不足的总根源。在个人收入占劳动者新创造价值的比例为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则意味着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政府财政收入也随之升降。若劳动生产率为一定，要增加积累必须降低职工个人收入，而这必然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个人收入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其最大限度必不能危及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二是个人收入的过份降低，会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影响投资需求。若劳动生产率不变而提高个人收入，则必然使企业利润减少，从而直接影响货币资本的积累。
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增加同一单位货币的实物购买量，使同一货币资本可转化为更多的实物资本，而实物资本的增长又为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提供物质保障。这根本源于产品剩余与产值剩余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相反，则必然造成单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在货币资本量不变条件下减少实物资本的形成。总之，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形成的回旋余地越大，越有可能在增大资本形成的同时提高职工的消费水平，反之则反。
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非短期内所能实现。这根本是由于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诸因素，不管是制度因素，还是技术因素抑或投入因素，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更何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要以实物资本投入量的增长为前提。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⑦这里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新技术要应用到过去劳动中，使其更有效率；二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⑧换句话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劳动生产率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生产资料数量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量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成正比，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需的劳动量成反比。正因为始此，增加资本形成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则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实际上，凯恩斯曾以不同的逻辑说明：如果利率和价格不能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平衡，改变总收入使它们得以平衡。⑨区别仅在于，在凯恩斯那里，以刺激总需求而改变收入分配，而在我们看来，为增加资本的供给同样要求改变收入分配。
在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个人倾斜存在不同的看法，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不乏其人。这里我们不准备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作出评论，而只想指出，若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个人倾斜是极不可取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个人收入的过快增长并非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且其增幅大大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也就是说，个人收入的过快增长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这可通过对个人收入实际增长因素的分析得到说明。据有关专家分析，改革十多年来个人收入的增长，主是有4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⑩一是由于国家调整了有关个人收入等方面的政策，居民参加生产建设的正当劳动收入大量增加。二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储蓄的政策，个人存款利息收入大量增加。三是由于企业经营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不健全，行为短期化，使应当由国家集中的收入以及用于企业生产发展的收入大量地转化为个人所得。四是由于国家税收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漏洞，使很大一部分应由国家所得的收入流失，转为个人所得。
过高的劳动者个人收入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必然导致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使资本形成不足成为必然。虽说个人收入的增长在其合理因素，对刺激投资需求不无意义，但是，由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相对于投资需求不足而言，投资供给不足则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为增加资本供给，加速资本形成，控制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在当前个人收入过快增长成为既成事实，且短期内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金融组织和金融手段吸收存款，尽快形成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机制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这可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途径来进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一要坚持以间接融资为主，适当发展直接融资；二要防止过高利率的形成，尽管如此，对于资本形成来说，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通过对分配的调控抑制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增长相比，其效果要差得多。这根本在于，个人收入从性质上讲仍属个人消费基金，虽然其并非全部用于消费，一是为使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要付出代价，二是一旦出现经济不稳定，居民储蓄随时有可能转化成居民手持现金和现实的消费需求，这不仅对于资本形成，而且对于稳定市场都极为不利。因此，明智的抉择仍然是控制个人收入的过快增长，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更多货币资本的形成。
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实物资本形成
为消除短缺，促进货币资本到实物资本的转化，最终完成现实的资本形成，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要求，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货币资本到实际资本转化的桥梁。众所周知，列宁根据马克思对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相互关系及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与实现条件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11)这就是后人常说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尽管列宁同时也指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必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归根到底要受消费资料生产发展的制约。“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12)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更不能由此得出生活资料优先增长的结论。相反，列宁在对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相互关系的分析基础上，仍明确指出：“从长期和总体来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仍然是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13)在我看来，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生产第一性，消费第二性，生产决定消费原理在扩大再生产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关于社会生产的农轻重比例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其规律性可由此推出。
积累，也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资本形成能力依赖于生产资本品的能力。资本品的短缺与过度储蓄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以及金融组织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用限制消费来增加可用做投资资源的储蓄，在没有生产资本品能力的封闭经济中，是不可能指望靠限制消费来增加资本品的。通过限制消费支出谋取货币储蓄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商品积压，导致生产活力的下降，因此，为加速形成现实资本，必然在限制个人收入增长的同时，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过度储蓄与资本品短缺并存的矛盾。在我国，若能够引导城乡居民结余购买力用于资本品生产部门的发展，无疑可收“一箭双雕”之效。
E·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投资率是由第一部类中的资本系数和资本额硬性规定的。因此，在任何时候，把总生产分为消费和投资，都是取决于两个部类的相对生产能力，而不是取决于投资倾向。”(14)其意思无疑是说，生产资本品行业的投资比例应比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比例要大。换句话说，“在没有发达的金属、机器及其附属行业的封闭经济中，由于不能生产出大量的资本品，因而也就不可能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尽管潜在的储蓄倾向较高。”(15)由于当前生产是提供可投资资源的源泉，能用于当前投资的实物资本仅仅是当前生产本身，分配给生产资本品部门的资源越多，获得的可投资资源就越多。因此，为增加实物资本的形成，改变现有投资结构，控制消费资料的过快增长，增加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投资，则是其必然的现实选择。
长期以来，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在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从肯定到否定，甚至提高出生活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也是一个规律的错误论断。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与平衡增长并不矛盾，对此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证，兹不赘述。
四、规范投资主体行为与提高投资效率
投资主体行为不规范是形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尤其突出的是企业与政府投资行为的缺乏约束，一味追求投资的数量扩张，而不顾及投资效率，投资规模膨胀与效率低下并存，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传统体制下的投资资金来源集中与使用集中的资金形成机制，逐步被现行体制下的投资资金来源分散与使用分散所取代，而投资资金来源分散与集中使用的矛盾极为突出。
“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企业和地方政府所能直接支配的资金增加，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民基建投资比重迅速下降，而自筹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近10年来则居高不下。投资资金来源分散化无疑是符合改革趋势的。这是因为：第一，多元投资主体不可能要求有统一的投资资金来源；第二，预算外资金不仅与预算内资金平分天下，而且在投资领域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第三，金融机构作为资本形成中介的调节者，主要由银行来筹措投资主体的投资资金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第四，长期资金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由于投资资金来源分散才使长期资金市场存在成为必要。问题在于，分散的资金来源被缺乏约束的投资主体分散使用，即使撇开它与经济发展客观要求投资资金集中使用的矛盾，却仍然存在着各投资主体因缺乏约束而导致的超越有限的资金来源而无限制地使用资金的矛盾。这突出地表现为企业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对银行信贷资金高度的依赖上。这种“企业靠政府，政府靠银行”的资金“吃大锅饭”的机制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最终要通过银行发行货币来解决。
银行贷款在投资资金供给中占据显著地位。本来把较多的投资资金由财政分配转为银行贷款，并且通过民间储蓄筹集资金，再由银行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投资实施统一管理，不仅可以控制住总量，而且可以调节投资的方向，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然而，由于我国各级银行有极强的行政部门特征，完全按政府意见而不是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营运投资资金，结果是“钩鱼”项目增多，倒逼中央政府追加投资以保项目完工，使投资规模扩大，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主体作为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职权与财政的不统一，地方政府面临双重职能的困惑和企业无约束的“资本支出”。
就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职权并没因财政收入的减少而缩小，它仍然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仍然是最大的投资主体。这就决定了财政支出并未因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其结果，一方面是“天女散花”般的投资，使中央政府计划完成的重点项目因得不到资金保证而拖延工期；另一方面政府收支缺口只有通过赤字财政和向银行透支来弥补。
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政府也具有双重职能，即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前者表现为对地方社会的组织管理，后者则表现为，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是地方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是一大经济主体和投资主体。为追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不顾地方比较利益之优劣势而一味追求建立“大而全”的地方经济体系，使尽浑身解数争资源、争资金，各种资金大战、资源大战、商品大战，宛如一幕幕无硝烟战争，究其实质则是作为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规范竞争。这种诸侯式经济行为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使本已短缺的资金更为短缺。
企业“资本支出”的无约束根源于企业利益主体的逐步确立与约束机制的缺乏。现行体制下的企业利益本质上是企业职工利益，利润最大化目标事实上成为职工收入最大化的表现形式。由于企业产权不清，预算约束软化，无论资本价格是否反映资本稀缺性，要素市场是否健全，竞争规则是否统一，企业依然存在着对外部资金投入的无限需求。加之企业无产可破，即使破产也是破国家的产，投资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一种“赠品”，企业对投资决策的缺乏责任感，浪费性投资和无效投资，负效益投资不可避免，且很难控制和引导。信贷约束软化，银行贷款拖欠极为严重，使银行贷款成为财政拨款。这种企业资本支出约束机制的缺乏，强化了投资的盲目性、分散性，构成投资膨胀和资金短缺的重要原因。
非规范化的投资主体行为必然导致资本形成效率的低下，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投资规模与投资效果的剧烈波动。在我国，投资的增长和压缩虽然也受投资自身规律的影响，但每次大的投资波动背后都隐藏着相应的政治背景，诸如1956年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的大跃进，1969年的“三线及军工建设”，1978年的“洋跃进”，1984年的“翻两番”，等等。由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投资波动呈现出不规则性；投资增长很快，但大起大落；反复膨胀，但又被一再压缩；投资效果系数与积累效果系数的分布极不均衡。其基本特点是：在投资规模基本适度的前提下，投资效果与投资规模呈正相关；在投资规模过大时，则投资效果下降。具体些说，一是年度投资规模波动推动投资总规模的波动，影响建设周期；二是新增规模波动（新开工项目规模）在推动年度投资规模与投资总规模波动的同时，影响当年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三是年度投资规模与投资总规模的急剧增加与减少，一方面影响投资本身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影响今后一、两年的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
第二，重复建设加剧。其主要表现是：重复建设所波及部门与行业十分普遍，加之重复建设的产品品种多，范围广；重复建设上得快，下得猛，一浪接一浪，持续不断。其基本特点是：重点建设持续高速增长；投资分散，形不成规模效益；全能厂增多，而专业化程度低。其结果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状况恶化。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中、低技术泛滥，产业结构高度化难以推进。
第三，资金浪费严重。投资资金的浪费现象主要表现为：建设工期拖长；工程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情况非常普遍，工程平均造价大幅度提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挤占基本建设资金，阻碍国家利税的相应增长；新增生产能力下降，投资回收率低。
第四，更改“外延化”倾向加重。主要表现为，建筑安装投资规模长期偏大，增长速度过快，投资比重过高；新建、扩建投资规模后来居上；新增投资规模经常过大，其比重长期居高不下。其结果使更新改造投资一部分失去了更改投资的本来意义，变形为更改“外延化”的投资；另一部分虽仍然是本来意义的更改投资，但与“外延化”投资相比常常处于劣势，规模过小，也很难起到“内含性”投资的作用。
综上，为防止通货膨胀，加速资本形成，必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个人倾斜的状况；而谋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则是实现货币资本向实物资本转化的根本保证。为此，还必须深化投资体制及其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规范投资主体行为，提高投资效率。
注释：
①见［英］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313页。
②见［英］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07页。
③见［英］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308页。
④见［英］A·P·瑟尔瓦尔著：《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⑤见《管理世界》1993年第2期。
⑥［英］A·P·瑟尔瓦著：《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
⑧参见何炼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序与有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⑨见［美］詹姆斯·托宾：《资产与经济活动》，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页。
⑩详见杨坚白等著：《中国国民收入实证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4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71页。
（12)《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
（13)参见何炼成主编：《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4)E·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4页。
（15)［韩国］朴圣相：《增长与发展》，中译本，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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