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五年计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年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规划的重要内容，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目标和方向。
我国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今已编制了九个“五年计划”。这九个“五年计划”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了一定指导作用。但有专家指出，我国历史上的“五年规划”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当初规划不切合实际或不完善，曾使国民经济建设遭受一些挫折。
照抄“苏联模式”
建国初期，我国许多工业部门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建设欠缺经验。而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显著成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疑成为我国最好的建设模式。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采取了从重工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10多年中（从1921年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工业生产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所以，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盲目照抄“苏联模式”，出现了急燥冒进倾向。
如1956年，基建投资达到147.12亿元，一年内猛增53.46亿元， 比上年增长58%，而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重工业生产只增长40%，与此同时，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幅度，信贷突破计划，财政出现赤字，市场供应紧张。这些情况表明，1956年的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急燥冒进倾向。
有关专家对此评价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建设初期模仿苏联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简单而又绝对地把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说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把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种认识，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长期以来没有从根本上冲破苏联经验的影响。在以后五年规划中，始终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要位置，导致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重工业以外的其他部门逐渐变为脆弱环节。
“大跃进”过激
1956年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冒进倾向虽得以及时纠正，但在第二个五年规划中，这种思潮再度泛滥，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
当时大跃进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就是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并规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其次，对1958年的钢铁生产和1959年的计划提出了过高指标，要求全国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535万吨产量要增加一倍。1959年继续用1959 年的速度或者比1959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内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也可以使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超过英国。
在这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错误思想指挥下，1958年全国掀起了以钢铁翻番为核心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三年大跃进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资金、设备、物资，虽促使我国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但它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后果十分严重，导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业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下降。
“三线”建设埋下隐患
从前10年的经济建设所遭受的挫折中虽然吸取了许多教训，但由于60年代中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加强国防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三五”时期，中央把国防建设纳入发展重点，提出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
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地区为三线。三线主要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还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晋两地区的西北。根据中央的决定，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布署分三个方面：一在三线新建和扩建工厂，二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及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随着各地大小三线的开展，“三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也由重点解决吃穿用转向以备战为中心，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
国家计委国土地研究所研究员徐国弟说，把“山、散、洞”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相当不合理，人为地形成了围墙内外两种不同的发展格局，围墙内知识、技术、设备高度集中，而墙外大多仍处于手工作业状态。这种不把长远与近期发展结合起来的规划，给三线企业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政治斗争打乱经济规划
“四五”、“五五”规划，仍把备战作为主要指导思想。而这个时期因一场文化大革命使预定计划没得以实施。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朝着极左的方向发展，加重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效益继续下滑，高达36.5%积累率更加阻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政治斗争影响经济建设，可以说是我国多年来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的几十年里，各种派别斗争接连不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提出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20年来，总是伴随着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我们是否要总结一点什么？
不重视中西部发展
“六五”计划时期，通过对建国30年来我国生产力布局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国家调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优势地区倾斜。先后开辟了4个经济特区、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和3个经济开发区，对这些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第七个五年计划，我国生产力布局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倾斜，导致内地资源开发明显不足。“八五”“九五”时期，虽提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但投资仍没有向中西部倾斜，导致中西部与东部差距越来越大。
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指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拉大，也给中西部与东部各自带来了负面影响。东部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程度过高，出现严重环境污染，由此提高了因治污所带来的工业成本。中西部地区由于长期发展缓慢，过度掠夺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沙漠化，风沙暴逐年加剧，河流枯竭等，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这远远超过工业化所带来的污染。
袁钢明说，环境极度恶化，应引起高度重视。今后在区域经济规划中要注重协调发展，尤其要扶持中西部发展，给以政策与资金方面倾斜，如设西部特区、保税区等。
（1999年9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