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始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上帝论文,教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爆发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组织最严密、纲领最明确的一次农民革命。这次革命和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是利用宗教外衣作掩护而掀起的。从创建拜上帝会到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定都天京及最后失败，无不与上帝教发生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始终的关系。不妥之处，望同行予以指正。
一、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发起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深入一层，从当时的客观现实来看，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则是由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和推动的。
洪秀全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中等农民家庭，自幼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受封建思想的熏陶，曾一度热衷于科考。在连考四次失败后，逐渐产生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正，这一切对落第的洪秀全震动极大，他“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鞭妖奴隶所惑矣”，决心抛弃仕途念头，研读梁发编写的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此书是1836年他第二次去广州应考时得到的。他潜心研读，接受了书中“独一真神唯上帝”及平均、平等观念，并把1837年科考失败后的病梦联系起来，编造了一个“异梦”，说他上高天见到天母、天嫂，由天母引见天父皇上帝，皇上帝见妖魔横行，大发怒威，赐给他金玺与宝剑，派遣他下凡杀灭妖魔，“做天下万国真主”，拯救人类。
在洪秀全的积极宣传下，冯云山和洪仁玕首先参加拜上帝会。最初他们把家中孔丘和其它偶像统统抛掉，在本乡积极宣传“勿事偶像，独拜神天上帝”的新道。但只得到很少的同情者，却遭到歧视和打击，洪秀全甚至因此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4月，洪秀全、冯云山根据《圣经》中“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说法，离开花县，到珠江三角洲、广西一带传教。经过几个月的奔波，踏遍两广几十个县乡，但发展的会员仍然很少，信上帝教接受洗礼者仅一百多人[①]。这说明洪秀全的上帝教没能唤起民众的觉醒。
上帝教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首先是把上帝教与当时贫苦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洪秀全等人在两广传教成效不大，1844年11月，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在乡族的谅解下仍以执教为业。冯云山独自留在广西桂平紫荆山，以帮人做工，拾牛粪，担泥和教书为生。在那里他熟悉了当地农民，深知农民的苦难和要求，把拜上帝会的宗旨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深入传播上帝教的道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拜上帝会的会友遍及广西数县，人数两三千，并已经酝酿着利用“拜上帝会”进行反清革命。而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后，一面教书，一面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并在家乡继续苦口婆心地劝人们信仰上帝教。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要求接受基督教洗礼未成，于是重游广西找冯云山。当看到冯云山开创的局面及隐藏的意图时，他的救世主的自我意识发生了转变，从此他从一名传播福音的上帝使者，发展为利用上帝教来秘密发动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此后经过冯云山、洪秀全等几年的艰苦发动，1850年拜上帝会会员发展到万余人，遍及两广。
其次是当时广西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一种能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的思想力量。广西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腐败无能，激起人民屡起反抗。1847年境内以“土匪”滋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几乎遍及全省，“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②]。在拜上帝教最活跃的紫荆山地区，阶级斗争更为激烈，“愚无知者，每铤而走险。当初不过三五成群，拦路抢劫，……继则纠正焚杀”。“滋扰无虚日，官军屡击不利”[③]。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烽烟四起的动乱局面，竭力倡办地方性的大小团练，这就形成了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方团练为另一方的两军对垒局面。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急需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而洪秀全等以拜上帝会组织革命力量，以上帝教感召群众，非常奏效。如果没有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业已成熟的革命时机，上帝教是不可能成为唤醒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的。
二、上帝教对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积极作用
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在它的号召、鼓动下，千百万农民参加了反清斗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建立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太平军所向披靡，席卷桂、湘、鄂、赣、皖、苏等六省，都是在上帝教的召唤和鼓舞下进行的。
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它具有革命的内容，即战斗性、现实性、平等性，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要求。
洪秀全的上帝教既不是西文基督教的简单抄袭，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太平道、白莲教的简单再现。它吸取西文基督教的“上帝”说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以及农民原始的平均思想，从现实的阶级斗争需要出发，按照农民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对这些宗教进行了加工改造，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化的农民革命的新宗教。它与《劝世良言》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上帝说有本质不同。基督教具有维护旧秩序及侵略他人的反动性，它要人们对现实世界采取消极厌世的态度，对邪恶势力自甘屈辱，逆来顺受，认为“反叛大逆”是“大恶之事”。要人们对反动统治“君王之旨，圣贤相传仁义大道，固当顺从”，“子辈全顺汝于父母”，“妇辈顺服汝夫”，“为仆者，专心侍奉于家主，凡事逆顺之”。要“爱尔仇”，“毋以恶还恶”，“宁甘心忍耐受苦”，甚至于“被人冤屈，或被人陷害，诬告受官刑拷打者，……则忍耐受而当之”。而洪秀全的上帝教则主张斗争，他觉得“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结果是“凌夺斗杀”，“此疆彼界”，“尔吞我并”[④]。逆来顺受不解决问题，应该起来与一切妖魔邪神斗争。洪秀全开始传教，就宣传“斩妖”，并且定制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上帝之真道”，[⑤]“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⑥]将“乘漓浇薄”的旧社会，变为“公平正直”的新社会。上帝教将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皇上帝”与“皇上帝子女”是正的一方，“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是“邪”一方，斗争的目标是“斩邪留正”。“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的兄弟姐妹所共当灭之惟恐不速者”[⑦]，这个“阎罗妖”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者就是清朝皇帝。不难看出，洪秀全所宣传的上帝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上帝，是一个与清王朝及一切恶势力作斗争的上帝。这就是洪秀全的上帝之所以能唤醒农民革命的原因。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政治上没有权利和地位，在思想意识上也受到重重束缚。洪秀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拜上帝教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既能在思想上解除农民的顾虑，把压在他们头上的邪神打倒，又能避开封建统治者的钳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指出，“农民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不同或轻或重，所有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⑧]。要使安静的、不曾逾越地方关系和地方眼界范围的农民起来革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共同的心愿来唤起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宗教乃是最合适的。所以“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⑨]
如果说上帝教强烈的革命暴力意识是发动群众的锐利思想武器，而上帝教反映饥寒交迫的农民对未来物质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则是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迅速发展、扩大的巨大精神动力。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付出了巨额赔款，加上战争中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些负担全部转嫁到农民群众身上。大量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更加沉重。土地高度集中，70%以上的农民没有或只有极少的土地，地租剥削又高，最低的是“对半均分”。清朝的黑暗统治，造成人祸和天灾并行。1848年广东、广西大旱；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发生百年未遇的水灾。天灾使人民处于饥饿死亡线上，“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⑩]。他们渴望能过上温饱的生活。而洪秀全的上帝教给人们憧憬了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11)。在这个社会里，“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12)。“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13)“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14)。“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最小最卑尽绸段”，“男着龙袍女扦花”，“金砖金屋光焕焕”(15)。而这大同世界的实现，唯独崇拜上帝，遵循上帝的戒条，才能免除恐惧，给人们以幸福，给世界以安宁。他说“若世人肯拜上帝，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从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物总是空”。这些思想对于经济上处于贫穷受剥削、政治上处于无权卑贱受压迫，把命运寄托于各种神道迷信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饥寒。现在崇拜皇上帝就可以实现这一切，人们从皇上帝那里看到了光明，获得了勇气，树立了信心，因此纷纷参加拜上帝会，投奔太平军。就连当时自立为堂的天地会许多成员也纷纷加入太平军。1851年金田起义时，起义队伍大约二万人左右，1853年3月起义军占领南京后，队伍扩展到20万。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描述了太平世界“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16)。这一平等思想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对现实利益的渴望，具有一定的凝聚力。
不可否认，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确有被用作钳制人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如《十款天条》第一、二条为：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尚有他拜，蛇虎伤人。要求太平军对天国忠诚不二。难怪李秀成被捕后，在自述中说了真话。“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17)。另上帝教的虚幻性，也激励了人们为理想而献身。为了鼓励人们为实现大同世界而奋斗，上帝教云：当前的勇敢战斗，就是为着将来能摆脱受苦受难过幸福生活，即“眼前不贪安怕死，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祖祖辈辈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谁不想解脱苦难？因此他们在反清斗争中出生入死，英勇作战，“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向前”，“不贪生怕死，不贪安怕苦”去“杀妖取城”(18)。从而使太平天国革命在短短两年，驱驰六省，遍及大半个中国。
三、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遍及18个省，经历14个春秋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上帝教在革命中后期，越来越失去革命性，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任何宗教迷信，都是反科学的，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期和革命初期起到了组织革命和鼓动革命的巨大作用，但它毕竟是反科学的，不可能正确地指导革命运动。在革命取得局部胜利之后，它就反过来麻醉人民的思想，束缚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酿成革命失败的悲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太平天国的政体日益走向封建化，“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天国理想日渐被贫富不均，贵贱悬殊的现实所驱走。洪秀全、杨秀清等皇上帝思想也愈加膨胀，他们同将士，同广大群众的关系，由兄弟姐妹的关系逐步变成了“君臣”、“君民”的关系，上帝的形象在革命队伍中日渐淡化。特别是1856年“天京事变”和1857年的“洪石分裂”，使上帝教发生根本动摇。面对惊心动魄的天京事变，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传“圣旨”的杨秀清竟被上帝的另一个儿子韦昌辉杀掉了呢？过去天父下凡传言能破反革命阴谋案，现在“无所不知”的皇上帝为什么不能识破韦昌辉的阴谋呢？无所不能的皇上帝为什么不能制止这场大屠杀呢？这样下去皇上帝究竟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太平统一”的“天堂”呢？于是“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19)的歌谣在太平军中传播开来。太平一统理想的幻灭和动乱分裂的现实，驱散了往昔皇上帝的威灵和神圣，进而导致了整个拜上帝教体系的瓦解。天京变乱后，随之而来的是洪石分裂，石达开带领十几万太平军出走，这不仅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垮掉，基干力量丧失，而且进一步瓦解了太平天国的军心、民心，“开国之时，人心个个肯愿”(20)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忠诚的信仰为对信仰的怀疑所代替，狂热的感情转为人心的冷漠、猜忌，上帝教失去了它原先的维系力。精神堤坝一旦溃决，是极难修复的，所以，1859年洪仁玕在《兵要四则》中深深地慨叹：“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著万众一心，故众弟兄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21)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迷信上帝，信天不信人，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以至造成了军事上的重大失误。第二次西征之前，李秀成建议多备粮食，洪秀全责之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夺太平一统”(22)。1861年安庆危机，洪秀全下令改国号，名为“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主太平天国”，企图幻想在神的庇护下拯救危局。1864年当天京被围困，危在旦夕时，洪秀全不是从客观上积极策划组织“杀妖灭鬼”，保卫“天国”，而是极力神化他的作用，“朕奉上帝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之天兵过多于水，何惧曾妖乎”？由于洪秀全“靠实于天”，不肯信人，结果阻碍了他主动转移撤离天京的决心。
洪秀全不仅把皇上帝神化，而且把自己也神化，皇权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洪秀全等人不把自己与上帝处于并尊的地位，主张“天父是天圣父，天兄是救世圣主，天父天兄才是圣也”。众兵将称呼朕则止，不宜称圣。因而成为农民群众尊敬的首领。但太平天国中后期，洪秀全则陶醉于“爷、哥、朕、幻坐朝廷”，“父子公孙同显权”(23)的“家天下”。1861年改国号后，1862年颁布《敬避字样》，规定“天国独我天父天兄天主幼主太平天国可称”(24)，并对君臣称谓按洪氏“家天下”的规制，作了详尽的规定，把整个洪氏家族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孤立了自己，失去了人心。“皇上帝”一旦失去群众，便失去了创江山的本领，最终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洪秀全的宗教狂热，可谓至死不悟。他临终前还下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结果，欺人自欺，洪秀全死后余月，天京即被湘军攻破，天父天兄最终并未能挽救天京，这就是这次农民战争的悲剧。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始终的关系说明，拜上帝教的本质，只能反映当时人们现实的苦难及心里的渴望，但不可能解决人们现实的苦难和实现当时人们的愿望。
注释：
① 《太平天国日》，载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3页。
②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第6卷。
③ 谭熙龄：《桂平历年群盗事迹》，《浔州府志》卷27。
④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⑤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⑥ 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5页。
⑦ 郭豫明主编：《中国近代史教程》，第30～3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8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
⑩ 金醒：《米贵谣》，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0页。
(11) 《原道觉世训》，载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文选》第9～11页。
(12) 《原道觉世训》，载《太平天国文选》第4页。
(13) (14) 《原道觉世训》，载《太平天国文选》第3～4页。
(15)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
(16) 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二）第322页。
(17) 《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编》第160页。
(18) 《天王诏旨》载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一）第206页。
(19) 浪沧钓徒：《劫余灰录》，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3页。
(20)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4页。
(21) 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二）第504页。
(22) 《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4页。
(23) 《天王诏旨》，见《太平天国》（二）第679～680页。
(24) 北京市太平天国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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