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均衡到制度和谐——我国改革进程中一种新的制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进程论文,和谐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理论支持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许多经济理论在此时进入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许多有着精密论证体系的西方经济理论，甚至一些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传入我国后并不能成为普适真理加以直接应用，反而会对改革进程产生误导作用。本文认为，“均衡”思维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范式，正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谨慎对待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经济理论中，新制度经济学一枝独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几乎成为一种理论时尚，学术界各个专业都在研究和吸收制度经济学的精髓，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假设和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Ronald H.Coase)① 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它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个人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均衡分析框架，运用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对经济制度作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没有脱离制度均衡或非均衡的窠臼。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提出另一个概念，即制度和谐，以作为分析我国制度转型的现实路径和进程的基点。
一、理论上的必要条件：均衡思维的局限
经济学家在经济系统的描述中从古典热力学中引进了均衡概念，这使经济学家们对许多现象可以进行抽象的数理分析，由此产生了现代经济学中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最有名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阿罗—德布罗(Arrow-Debreu)模型，此外，生产和消费理论，金融理论中的MM定理和资产定价模型都是均衡理论的典型代表。均衡分析方法开创性地架起了数理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
均衡思维要求经济学根据理论本身的偏好简化现实世界，它否认社会发展的多样化而热衷于线性模型，追求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简单性，认为通过优化模型、风险规避和理性预期等行为，可以得到问题的最优解。可见，均衡经济学描述的是一个原子化的代表者社会，在这样的静态社会中，个人根据自己独立于他人的偏好做出决策，而无需与同一环境中的他人进行交流和相互作用②。所以均衡思维没有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实态提供一个对称映射的理论框架。均衡理论中的完全竞争概念否认市场规模的限制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有效市场假说否认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优化模型忽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还有，均衡思维下的优化模型认为经济发展有自行收敛(Self-convergence)的倾向，否定经济内在的波动机制，把诸如失业、危机等经济问题当作外部冲击导致的非均衡现象。由此，均衡思维偏好于负反馈机制，认为负反馈是一种保持经济稳定的良性机制，而正反馈则是市场不稳定的祸根。
均衡思维在自我矫正机制(Self-correction)和收敛机制上，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的运行。但是，它的历史价值只在于作为现实世界非线性实态在特定条件下的近似，而非真实的再现。均衡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80年代受到了来自经济演化理论的挑战，比如非线性效用函数和多稳态机制、企业层次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有限竞争、信息模糊和不确定风险、持续的经济波动等。这些问题在经济系统中广泛存在却不能在均衡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
均衡思维融入到制度经济学中，自然地得出了“制度均衡”的概念。我国多数学者接受了“制度均衡”这个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张曙光(1992)认为制度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张旭昆(1993)也指出制度均衡不是数量均衡而是行为均衡，他也进一步指出，制度均衡是一种双向适应的均衡，即制度均衡意味着任何两种现存的具体制度之间都不存在互斥关系，而是处于相互适应协调的状态(简称适调态)，同时制度均衡状态还是适合各群体意愿的状态(简称适意态)。一方面，张曙光和张旭昆的思路在于“力量的平衡”，他们所描述的制度均衡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的理想状态。如果制度均衡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对制度的均衡分析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均衡，而且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制度均衡观，也不能解释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如无效率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各种体制之间的耦合与冲突关系。另一方面，他们都把对“制度均衡”的理解引到了人们满意与否的角度，这就把一个概念虚无化了。本文基于对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特性的理解，认为系统转型的绩效大小判断应该具有某种客观性的标准，而不是单纯依赖于人们的满足程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迅速演化着的制度系统的各组成要素间存在一个最优哪怕是次优的状态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对张旭昆所提出的“适调态”概念加以引申，即用“适调态”或“非适调态”两个概念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状态已经接近本文的观点。但是，他所指的显然是各项独立完整的制度间的关系，是制度结构中各个可分辨的单元体制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制度转型期，制度的变革与实施是从边际上推进的，一项制度在一定阶段内可能以其本身一定比例存在于制度转型进程中，如30％或70％。即使正式的制度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颁布，但是，它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仍然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更微观的层次上同样要求非完整制度的相互协调。本文认为一个制度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着的、不可逆转的制度系统，从而人们无法客观的寻找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均衡结构。即使人脑中某些时候存在有未来时期内“制度均衡”的影子，人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存在。那么，与“制度均衡”一样，“制度非均衡”依然囿于均衡思维，既然制度均衡不存在，制度非均衡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概念，最多只是对生态化的制度系统的一个意念中的重复描述。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采用了“制度非均衡”概念，制度非均衡就是任何经济社会的常态，因为任何社会的制度结构都在时间序列上边际演化着。
均衡思维受到的挑战从反面显示出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A·Marshall)在他的名作《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说过，经济学应该接近生物学而不是力学。只因生物学难以用数学描写，才借用力学的比方，但经济学家头脑中应当有生物学的概念③。据此，我们引入一个或许更为科学的概念——制度和谐作为判断制度转型成功与否的核心范畴。
二、现实上的充分条件：思想渊源追溯及真实世界
“和谐”这一范畴，长久以来在东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学术研究上的和谐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中国的先秦时期和与此时相当的古希腊时期。中国古代《易经》中就已有了和谐思想的论述，它视事物的创生与统合为和谐的基本要素之一。《周易》乾卦说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其大意是万物适应天道的变化而运行，保持着最和谐状态，才能顺利生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中，以及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都论述过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此外，印度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另一重要代表，在发展和谐思想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如泰戈尔(Ranbindranath Tagore)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构成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并主张人生的基本原理是和谐④。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宇宙的每一个天体在转动时都发出自身的乐音，天体之间的距离以及天体发出的乐音是和谐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天体和谐说”⑤。这个时期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从差异和对立统一的角度提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⑥。黑格尔(Hegel)则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和谐是从质上显露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整体，它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⑦。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喜欢阅读哲学著作，并从哲学中吸收思想营养，他相信世界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把和谐统一的信念当作推动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之一，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和谐思想的灵魂。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和谐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虽然东西方和谐思想萌发的源头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数思想家都是在哲学领域内论述和谐的，不涉及社会经济领域。但在探究和谐思想的历程中，逐渐的表现出了某些相似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论述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三者之间的普遍联系的复杂性和内生性，展现了人类对社会系统的演化发展的一种虔诚。
不可否认，当代世界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知识及经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远不能断言人类已经能够对自然、社会的发展加以理性控制和预测，为自然立法、为社会立法仍然只是人类的“致命的自负”的一种表现。复杂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系统的转型过程更接近生命科学而不是古典热力学，非线性、非均衡和非稳态现象的存在为制度转型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具体表现在：(1)不可积问题。庞加勒(Poincare)在研究天体力学时发现，三体问题⑧ 不可积，没办法用线性扰动理论处理。线性化的均衡理论能够解决二体问题，经济学中有解析解的也只是二体问题，因为二体问题可以用数理方法转换为一体问题⑨。可是，制度结构类似于三体结构，是非线性系统，各单元制度间的普遍联系不能用线性关系刻画，这个系统就没有解析解；(2)混沌现象。混沌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复杂运动形式，指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初始条件的极其微小的甚至可以被现时忽略的变动，会由于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交叉耦合作用，使得在一定时间尺度之外的系统轨道完全不可预测⑩。这种情形比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认为的制度自我强化机制下的制度路径有更为强烈的不确定性。而在制度转型进程中充满了变化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和混乱，各种各样的扰动就会经常发生；(3)非平衡演化问题。非线性的制度结构的转型常常带来多稳态。如果只有一个稳态，则可以优化；若有多个可能的稳态，就不容易选择了，因为制度转型不可能如自然科学那样采用实验的方法加以论证。制度系统真实的演化路径取决于它本身是一个封闭系统还是开放系统，即取决于它与另外一个更大的系统间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交换；(4)非稳态过程。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否定持续的经济波动来自于外来的噪声冲击，而是把经济波动归结到经济结构包括制度结构的演化，从而肯定了经济体有新陈代谢机制一样的与时间序列相关的节律。
以上分析促使我们超越均衡思维的局限，追随和谐思想的渊源，并基于我国制度转型的实践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制度和谐观。
三、对应于我国转型进程的制度和谐观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区分制度变迁和制度变革两个概念。制度变迁是任何社会在任何时间序列上都发生着的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制度变迁总是以一种较为缓和、不太激烈的方式发生，而制度变革总是在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上大于制度变迁。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同时存在制度变迁和制度变革两种方式的演变，但是，对于我国正处于的制度转型阶段来讲，制度变革是主基调。
基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从现实及经验我们了解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是由不同的体制构成的，不同层次和地位的单元体制结合成一个立体架构，而且各单元体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制度变革不仅是旧体制的破坏与消亡，更是新体制的形成与完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那种认为制度变革能够一夜之间实现的观点是不现实的。所以，从纵向上看，考察单元体制在变革过程中的状态时，它很可能是不完整的，即它以相对于本身的一定比例(60％或90％)在制度结构中存在；从横向看，同一层次的各个非完整制度间的“成长速度”也有差异，从而产生各种体制间协调与否的问题。
设想我国的制度结构有n个体制方面，n由完整体制、非完整体制和由于某些原因(如某些既得利益阶层阻碍或变革时机未到)还没有开始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将会建立的新体制(11) 等三部分的数量加总得来。同时我们定义一维向量：(x[，1]，x[，2]，x[，3]，……x[，n])，其中x[，1]，x[，2]，x[，3]，……x[，n]并不表示体制本身，其涵义是该体制在整个制度结构基石下的和谐程度，所以该一维向量正是对立体制度结构的简化描述。进一步，我们借鉴热力学中“熵”的概念，定义出“制度熵数”(12) 的概念。在热力学中，“熵”刻画了无序的程度，同样，“制度熵数”刻画的是制度结构中各体制间的无序(即非和谐)程度。
我们构建一个衡量“制度熵数”的指数，定义为H，有：
H=
(α[，i]x[，i]=β[，j]x[，j])[2] (i≠j，α[，i]和β[，j]不同时为0)
这里，α[，i]、β[，j]是该项体制变革程度的比例，取值为0≤α[，i]≤1，0≤β[，j]≤1。α[，i]=0，表示该项体制尚未开始变革；α[，i]=1，表示该项体制是完整制度，即该项体制已经完成变革或是原制度结构中合理成分的保持；0＜α[，i]＜1，表示该项体制正处于变革之中。β[，j]的取值同理。
理想情形：α[，i]≡1，β[，j]≡1时，表示制度结构处于稳态(注意：稳态不是均衡的替代概念)之中。但是稳态并不意味着H=0，因为任何社会的制度结构都在边际上演化着，而这种演进的根源就是单元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H在稳态时得最小值N(N为大于零的某个常数)。
现实情形：由于体制变革不能在短时间内一跃完成，人们在制度转型期所做的只是在各个领域中推动部分的变革，所以转型期最多的情形是某几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体制同时开始了变革，但它们都处于变革过程之中，即α[，i]和β[，j]的取值可以在满足0≤α[，i]≤1，0≤β[，j]≤1且i≠j，α[，i]和β[，j]不同时为0的条件下有各种组合。在此，我们举一个不失一般化的例子，设想有四项体制A、B、C、D正处于变革之中，它们的演进路径图示如下：
上图中的百分比值表示在各个时点上每项体制变革的完成比例，但都是随机假设的，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图2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体制变革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各体制间的相互联系中，不仅存在均衡经济学所强调的负反馈信号，更重要的它们之间还彼此接受正反馈信号，即一项体制的逐步推进为另一项体制的推进提供了条件从而取得了进步，反过来，另一项体制的进步也为该项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创造了前提，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和谐关系。相反，如果不同体制间的变革路径由于某些人为干预变的不协调，H的值会增大，则整个制度结构的效率就会受损。
综上所述，制度和谐观有着完全不同于均衡范式的分析思路(如图3所示)，能够符合制度变革的本质特征。它着眼于制度结构中的各体制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制度变革的内生性刻画出来。制度和谐观的基本可以概括为：(1)它的描述对象是真实世界的制度变革进程；(2)它的主要刻画指数是制度熵数H。但是，本文必须指出，H指数的提出只是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中是它是很难测量的，特别是因为经济系统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影响着制度变革绩效，因此，我们必须间接地对其进行经验观察和预见；(3)它的核心内容即是认为制度变革的路径更接近生命系统而不是力学系统，制度结构的各体制要素既与整个社会系统进行着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的交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4)它的方法论内涵是维护体制间的和谐，努力避免转型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瓶颈”或“过激”等不协调现象。
四、实践验证及政策结论
我国的制度转型有两重涵义：一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由以农村融资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工业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转变(13)。这两重涵义中任何一个都可以说是宏大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我国的制度转型进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争论，比如关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哪一个应该先行的争论，“先开放价格”还是“先改革企业”的争论等等，而就是这些争论和转型实践给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制度转型历程，呈现出渐进性和试验性两大战略特征。这样的例子包括，从农村地区的迅速准私有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从部分开放农贸市场到价格双轨制再到价格基本放开，从部分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到逐步提高允许外资持股比重，以及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的制度改革。这些都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即不依赖于所谓“改革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者的个人权威，而是在各地不同的主动试验中，由中央比较协调，总结经验，再逐步推行相对现实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建设。这种改革方式和思路显然与那种自上而下的“设计师式的改革”和“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的思路相对立，它很大程度上支持和维护了社会复杂系统的协调性。从本文提出的制度和谐观来看，渐进式和分权式的改革使制度熵数H的值尽可能的小，从而保持了制度结构的和谐。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制度变革还远未达到一个理想的和谐标准，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外显，这突出表现在政治领域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作为改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改革政策的制定者的政府，所能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更加注重制度转型中的和谐问题，以制度和谐观指导制度转型进程并衡量转型绩效。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科学规范的转变，而政府的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学逻辑演变的结果，更是对我国制度转型进程历史与未来深化认识的结果。
注释：
①更详细的阐述参见科斯在新制度经济学第一届年会上的总结性发言：《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杨力新译，《中青年经济论坛》1988年第3期第45-46页。
②引自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③参见A·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 Ed.,Porcupine,Philadelphia( 1920) 。
④转引自任厚奎、罗中枢：《东方哲学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9至451页。
⑤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2页。
⑥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23页。
⑦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70、176页。
⑧三体问题就是解三个天体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问题。大致可以分成(1)限制性三体问题(又可细分为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和非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2)非限制性三体问题。与二体问题可以找到解析解不同，可以证明问题三体没有解析解，而且三体问题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
⑨引自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⑩该定义参考了北京联合大学基础部物理教研室王瑞乘：《〈混沌现象〉讲稿》，2000年12月。
(11)加入这部分数量使分析动态化，也更符合实际。
(12)我们知道热力学中的“熵”描述的是自然界实际过程的单向性，而“熵定律”的实质是孤立封闭系统会从一定的价值和结构开始走向混乱和荒废。但是在本文中，我们必须对所定义的“制度熵数”加以扩展，它描述的对象恰恰是开放系统中存在的双向演化。
(13)参见青木昌彦：《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双重性》，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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