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学主流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02
一、决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历史磨擦
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中，马歇尔宣称经济学是研究人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心理科学。① 而实际上，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即理性在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并形成了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对象的学科腹地。1932年，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关于稀缺社会中人类选择的科学。
决策是在两个或更多的方案中作出选择。按照这个理解，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就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确定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理论。1944年， 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Morgenstern）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和博弈理论，将决策分别推广到不确定的环境和不同人交互作用的环境，赋予了经济人假设以新的含义。在这个时期，对经济人假设的怀疑也开始酝酿。1937～1955年， 西蒙（H.A.Simon）发表了近百篇行政管理方面的论文，② 其中1947年的《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New York:Macmillan）一书， 从决策过程的角度理解行政管理，提出了“有限理性”、“交流”和“权威”等概念。随着行政管理研究的逐步深入，他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管理问题，需要首先理解一般决策。③ 1955年，他把有限理性思想推广到一般决策过程中，从而在普遍的意义上正式质疑经济人假设对于个人决策和组织决策的适用性。他争辩说，在今天如此复杂的世界上，个人不可能处理，甚至不可能收集理性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相反，他只会努力作出足够好，能够产生合理结果的决策。④
除了经济学家之外，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十分关注行政管理，不过，他们没有遵循同样的研究思路。1951年，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Lasswell）提出了“政策科学”概念，开始构建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声称要为改进政府决策提供新途径。⑤ 虽然目的相同，但拉斯韦尔要走的道路是规范研究，西蒙要走的道路是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政策科学的发展遇到了困难，不得不重新选择研究思路。
也许是由于决策理论的目的太过于功利，20世纪50年代，基于一种“实用目的不可能产生出严肃的科学探讨”的观点，一些权威经济学者，如梅森（E.Mason）、马克卢普（F.Machlup）和弗里德曼（M.Friedman）指出， 决策理论与经济学没有亲缘关系。⑥ 历史上，政策理论确实产生于政治学，而非经济学，在那些学者眼里，历史还在延续。
以实用为目的的研究往往流于就事论事，但将实用目的与科学探讨完全对立，也是缘于过度崇拜自然科学成就而产生的谬误。在自然科学史上，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的经历最具成就魅力。据说，他的发明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而纯粹是为了思维的快乐。那些顶尖经济学家对此自愧弗如，进而顶礼膜拜，以为经济学惟有在思维快乐支配之下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他们没有注意到，虽然一些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发展起始于纯粹的智力挑战，但并不是所有的重要理论都起始于此；而且，真正的智力挑战意味着，它如果不是满足生活的实际需要，就是满足学术上的实际需要。所以，绝对地将兴趣目的与实际需要目的分开，并不是一种高明的方法论，自然遭到了萨缪尔森（P.Samulson）和西蒙等学者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那些从事决策研究的经济学者来说，20世纪40～80年代是口诛笔伐的时代。决策理论草创之际，先驱者不是勇敢地承认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指责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由于接受经济理论应该对现实和未来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观点，西蒙虽然正确地否定了弗里德曼等人将决策理论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的做法，同时却指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一致性，企图全盘否定完全理性假设的权威性。他大概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文几乎完全是在讨论那些思想；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所关心的主题是组织中的决策，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关心的是经济主体的个人选择。他所想的是提出一种新的替代性理论，所做的却是试图用组织决策理论去替代个人决策理论。他未能预料到，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仍然没有被包括他自己的理论在内的其他理论所替代。
为什么西蒙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胜利呢？我们设想，“经济人”是一种适合1940年以前经济形势的假设。在那种经济形势下，消费者和厂商对购买和生产有充分的把握。而1940年后，世界刚从大萧条中恢复，又面临大战的威胁，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人类第一次感到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无法作出最优选择，这正是西蒙观察到的现象。然而，即使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仍然存在着大量机会，让决策者表现出充分的理性。所以，西蒙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并非全对。
实际上，西蒙据以指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哲学也不无缺陷。西蒙的哲学是，科学的价值在于其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哲学。所以，只有发展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并找到足够的证据，才能驳倒西蒙的指责。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样一种新哲学终于出现了。新哲学不直接从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维度，而是从是否提供了研究视角、研究参照系和研究工具的维度来考察经济学的优劣。根据这种哲学，现代经济学功用有三：一是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二是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三是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数学分析工具。⑦ 大家又公认，现代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这样，完全理性假设的权威就得到一种更好的科学分析范式的支持，从而重新得到确立。由于采纳了完全理性的假设，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在决策理论方面的进展，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复活。而且，从这些理论中，决策理论获得了有力的研究工具，进一步印证了它属于经济学范畴的事实。
口诛笔伐式的论战以西蒙荣获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告一段落。在颁奖典礼上，西蒙一如既往地坚持，研究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应该抛弃完全理性假设，理由是：（1）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行为具有不一致性；（2）信息处理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往往是在选择性搜寻可行集合后，决策就作出了；（3）大量的组织决策案例与有限理性的预测相一致；（4）企业理论方面的最新发展融合了有限理性的思想。但同时他也终于承认，就确定性和完全竞争的环境而言，“经济人”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假设。
20世纪80年代，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的争论趋于消失，西蒙继续按照他的逻辑研究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其他经济学家则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研究决策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发文章，研究各种组织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使决策理论的研究思路越来越趋于明朗：个人决策是组织决策的基础，完全理性则是度量有限理性的标准。由此，决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磨擦将成为历史，理论融合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20世纪80年代以前决策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由于西蒙等人的努力，决策理论属于经济学范畴已无疑义，它和经济学腹地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开始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前，决策理论的分析范式具有以下特征。
1.决策过程研究与最优化方法的分离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最优化方法研究决策问题的理论一般都抽象了决策过程，而决策过程研究一般也不使用最优化方法。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理论和博弈理论，采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即首先建立一个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然后假定一个评价标准，最后计算出最大化该标准的工具的数值，或根据该标准找出绩效改进的方向。这些理论基本上不关心决策过程。
通过对决策者行为加入其他一些约束条件，形成所谓“次优”的概念是对最优决策分析的一次重大修正。这种思想最早由利普西（Lipesy）和兰卡斯特（Lancaster）提出，很快在产业规制、矫正外部性和贸易政策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对新古典主义决策模式在预算方向上所作的改进，他们只注意到，除了成本和技术约束之外，决策还会受到政府政策、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限制，而没有直接研究决策过程。
西蒙是看到了决策过程重要性的最具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一般不使用最优化方法。他关于商业企业决策的研究都是论证未来不确定性和现在获取信息的成本对行为主体决策的影响。由于对完全理性假设的不信任，他实际上没有运用统计决策理论，也很少利用博弈论的工具去进行研究，他的方法被认为是非正式的方法。⑧
在政策经济学方向上，迪克西特（A.K.Dixit）明确指出，甚至最近那些令人赞叹的成果也遗漏了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⑨ 他说，在现实中，一个政策建议仅仅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该过程的每一步都是政治性的，不仅立法过程是政治性的，政策的实施以及行政代理结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都是政治性的。然而，政策分析的一般性规范方法却将整个过程视为一个福利最大化的黑箱。
2.重视信息收集、信息处理而忽视信息传递
如果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结构良好的，即决策者的目标清楚，对问题熟悉，有关信息容易被定义和收集，那么就可以制定出成熟的决策程序，决策者只需依样执行即可。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结构不良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是新颖的、不经常发生的、信息不完全的，决策者也并不一定就是拥有最多信息的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递就成为影响决策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决策理论很少研究信息传递问题。
以完全理性假设来研究决策过程的重要发展，其前提是认识到决策者面临着信息限制。就消费者选择而言，由于商品与消费者距离遥远，消费者并没有关于商品的完整信息，寻找最合适商品的决策应该是一个搜寻过程。斯蒂格勒（Stigler）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信息限制的存在突显了决策过程的重要，也就是说，决策过程是需要耗费成本的，因而能够对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由于这种研究，斯蒂格勒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先驱者。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是对决策过程进行正式建模的必要条件。然而，斯蒂格勒只研究了信息限制对消费者个人决策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提出信息传递理论。
3.重视个人决策、民主决策而忽视威权决策
任何组织都要有正式的框架体系来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组合和协调。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有层级结构，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拥有能够对被领导者的福利产生影响的权力，因而在作出决策时应该考虑被领导者的利益；被领导者也有说服领导者采取有利于自己决策的动机。在目前的决策研究中，对层级结构建模是考虑决策过程对决策结构影响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法。
然而，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经济学过去主要发展了个人决策和民主决策理论。个人决策自不待言，组织决策流行的研究思路则是多元主义的。达尔（R.A.Dahl）认为，多元主义阐释了民主怎样才有可能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顺畅地运作。在这些社会中，权力被广泛地分配于不同的团体，任何团体都有影响决策的权力，任何团体的政治偏好和愿望都能保证得到实现，没有一个团体居于支配地位。⑩ 显然，多元主义把决策所涉及的组织设想为具有扁平结构，而不是层级结构。
多元主义忽视了许多决策过程会涉及层级结构的事实，所以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批评。对于发展中国家，多元主义更不适用。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中往往处于支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地位。所以，就理解决策而言，即使层级结构对发达国家并不重要，对发展中国家也十分重要。决策理论如果不考虑层级结构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就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应用。
公共选择理论是多元主义理论的一种。它最典型的假设是，每个投票人都是匿名的，匿名是保证民主的一种机制。它所关心的问题是投票结果是否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根据以上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很难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决策现象。
三、20世纪80年代后决策理论研究的进展
正是由于上述特征，决策研究仍然存在重大的空白。20世纪80年代后，主流经济学家把决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以模型化方法分析了决策过程的4 个方面（决策者资质、信息传递、决策权力分配以及决策责任承担），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这里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1.对有限理性建模
有限理性概念虽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却长期被视为不可捉摸，并难以对其进行精确定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试验结果的出现，模型化方法才成为可能。例如，卡尼曼（Kahneman）和特韦尔斯基（Tversky）的分析表明，决策者有简化决策问题的企图。(11) 决策者简化决策问题的现象可以定义为有限理性。鲁宾斯坦（Rubinstein）从这个问题开始了对有限理性建模的第一次尝试，(12) 结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简化问题引起有限理性 假设决策者具有完美知识， 但有简化问题的倾向。鲁宾斯坦证明，它的决策结果可以与多种完全理性偏好所产生的结果一致，而且这些偏好会相当接近。也就是说，有限理性所产生的决策结果也可以由某种完全理性偏好的刺激产生。这个结论也许说明，虽然完全理性是一个与现实相差甚远的假设，但其分析结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也可能不致产生严重偏差。
（2）记忆力有限引起有限理性 正确决策需要决策者进行正确推断， 因而要求具有完美知识。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知识，人的记忆力并非完美，这引出了另外一种有限理性。在一次扩展博弈中，如果决策者忘记了行动的历史，他就无法分辨自己处于哪种状态，这时对策略进行选择就不得不求助于将策略随机化的方法，因而决策结果就有可能与完美记忆情况下所得到的结果不同。
（3）认知能力低下引起有限理性 假设其他情况相同， 认知能力低下意味着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足，从而引起决策失误。例如，对于最新证券市场新闻，许多人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读，因而采取不正确的投资策略。显然，认知能力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没有经验，要么是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
（4）组织引起有限理性 虽然相对于个人决策，组织决策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上述三个原因都可能使得组织决策偏离完全理性。此外，在组织决策中，成员偏好很难真正被揭示出来也是导致组织有限理性的一个根源。
（5）博弈引起有限理性 博弈参与者的理性往往意味着他们会考虑策略的最优与复杂性之间的替代关系，从而不会选择过分复杂的策略。而且，纳什均衡要求准确计算对手的策略，这在复杂博弈中往往无法做到，因而参与者会选择有限理性策略。
2.对决策咨询建模
由于决策者知识的不足将引起有限理性决策，那么向他人咨询就可能改善决策的质量。最早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是克劳福德（Crawford）和索贝尔（Sobel）。(13) 他们建构了一个信息策略性传递模型，其中获得更好信息的信号发送者向接受者发送一个带有噪声的信号，接受者随后采取一项能够决定二者福利的行动。他们证明，确实存在着策略性的信号发送机制，即发送者只会向接受者传递其观察到的信号所处的集合，而不是信号本身；只有二者具有相似偏好时，信息传递的噪声才会降至最低。卡普林（Caplin）和莱希（Leahy）以信念能够影响效用为假设，研究了同一问题。(14)
格雷泽（Glazer）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研究了这样一个模型：一些专家就一项公共决策是否可行获得了一些带有噪声的信号，决策者的目标是基于所有信号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15) 他们发现，如果所有专家都是出于真诚的公共利益考虑向决策者提出建议，那么每一种信息传递机制都存在一个不能达到公共目标的均衡；如果每个专家在除了促进公共利益的动机之外，还有促使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动机，就存在一个信息传递机制，并且其惟一的均衡结果确实可以实现公共目标。格雷泽和鲁宾斯坦进一步研究了该信息传递机制的性质。(16)
克里希纳（Krishna）和摩根（Morgan ）研究了这样一个模型：拥有完全信息的专家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决策将影响所有人的福利。(17) 在这个模型中，专家们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向，因而希望制定不同的政策，或者以不同的力度执行同一政策。如果决策者只向一个专家咨询，专家将保留大量信息。咨询其他专家是否能够改善决策结果呢？他们首先证明，不存在支持完全信息揭示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其次证明，如果两个专家具有同样偏向，咨询效果等同于向一个专家咨询；如果两个专家具有完全相反的意见，那么同时咨询两个专家总是有益的。并且两个专家的相互辩驳有望揭示出两个专家拥有的全部信息。
本纳吉（Banerjee）和索马纳斯安（Somanathan）研究了组织成员与领导者的特征怎样影响发言权。(18) 他们发现，在一个相对同质的组织里，远离领导人的成员具有提供信息的最好激励，他们的意见将使决策更加温和。而在较大的具有较多异质性的组织里，领导者不能识别个别成员，信息交换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任何意见交流都将使决策变得更加极端化。
3.对授权建模
从优化决策的角度上看，授权通过改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对象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目的。对象改变所依赖的契约可以是可观察的，也可以是不可观察的。卡茨（Katz）证明，如果契约不可观察，那么授权与否对博弈的均衡不产生影响，(19) 契约的可观察性似乎是它成为一种承诺的先决条件。考克森（Ko
kesen）和欧克（Ok）证明，即使契约完全不可观察，授权行为也可能因为策略上的考虑而出现。
李（Li）和休恩（Suen）提出了一个向自利和拥有私人信息专家授权的模型。(20) 他们证明，具有极端偏好的专家更容易获得具有相似但较中性偏好的决策者授权，因而在一组偏好各异的专家中，这类专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专家的影响力和专业价值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拥有极端偏好的专家更容易获得不同决策的授权，但对于给定决策，他们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一般而言，完全授权并不是改善决策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只有能够控制决策过程和将授权建立在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基础上的选择性授权，才是决策者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又能利用专家信息的有效手段。
4.对声誉建模
克里普斯（Cripps）、迈拉斯（Mailath）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研究了一个在不完美公共监督博弈下声誉的可持续性问题。(21) 他们发现，如果没有选手类型的不确定性，选择非均衡策略的永久性声誉就不可能保持，因而即使在缺乏完全监督的情况下，一个选手也不可能在无限地采取不可信行为的同时维持其声誉。
利维（Levy）分析了决策者利用他人信息的行为如何受其对个人声誉关心的影响。(22) 他发现，如果决策者关心自己的声誉，他就倾向于特立独行（anti-herding），而不是采纳别人的建议，即使在获取别人建议没有成本的条件下也是如此；而如果建议者知道决策者是那样的人，他就可能故意使其建议有一定的偏差。
四、20世纪80年代后决策理论进展的意义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一种新的决策理论已经开始出现。它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1.在方法论上，使决策理论模型化
以完全理性为前提，经济学已发展出相当完善的模型化方法。相对于文字描述，模型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1）假设明确；（2）逻辑推理严密和精确；（3）结论及其适用性一目了然；（4）减少无谓的争论。决策理论不引进模型化方法， 就难以享受到这些好处。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由不同因素引起的有限理性可以表示为不同形式的次优问题，因而可以使用静态优化或动态优化方法来研究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决策问题。这个认识打破了有限理性模型化的最大障碍，为决策理论在微观上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学主流的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所引述的众多论文表明，对有限理性、知识、决策咨询、授权和声誉等与决策相关的重大问题都可以用模型化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不仅体现了模型化方法对于研究决策过程的意义，也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工具价值。
2.在内容上，使决策过程明晰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决策理论的发展克服了以前不重视信息传递和权力结构的缺陷，在内容上使决策过程更加明晰。
决策者资质由其偏好表示，理性偏好意味着最好的资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福利后果仅仅取决于决策者面临的技术和预算约束。有限理性决策下的福利水平将小于完全理性决策下的福利水平。鲁宾斯坦、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使工作对象由“偏好”转变为易于操作的“知识”。在许多场合，由知识不足所导致的有限理性使得潜在的福利改善如此之大，以至于会引起决策权接管，即替代现有决策者的必要。我们经常发现这种责任承担机制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
为了避免决策权接管，决策者一般都有动机获取更多与决策有关的信息。由于信息冗余会产生信息处理成本，从数量上看，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克劳福德和索贝尔、格雷泽和鲁宾斯坦、克里斯纳和摩根等人不仅揭示了信息传递产生信息冗余的机制，还揭示了获得有效信息所需要的咨询机制。例如，为了获得更好的决策结果，应该咨询至少两位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见的专家，只向一个专家咨询一般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咨询并不是万能的，在决策者拥有过多决策权力时，咨询机制不可能发挥作用，这时必须采取授权的办法。考克森和欧克的工作展示了授权的普遍意义，李和休恩则揭示完全授权并不是一种好的决策优化机制，换言之，必须对接受权力者进行控制。
声誉通常被视为决策者承担责任的一种机制。如果我们认为非均衡策略是声名狼藉的策略，那么克里普斯、迈拉斯和萨缪尔森表明，对恶声誉的担心才能起到制约决策者行为的作用。利维的工作展示了追求好名声的动机怎样影响决策者对信息咨询的态度。这两项工作共同说明，声誉并不能成为责任承担的完美机制。
对决策过程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统一性的有趣例证。例如，格雷泽和鲁宾斯坦关于公共利益与信息传递之间的关系的结论与亚当·斯密关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论述非常类似。再如，李和休恩关于完全授权与部分授权的结论不禁使人想起保险理论中的全保和部分保险。不同问题却具有类似的结论，是经济理论统一性的表现。
3.在实践上，使决策特别是公共决策合理化
所有决策理论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使决策结果合理化。由于收益和成本的内部性，纯粹的个人决策并不需要他人的关心。在企业中，虽然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理决策有自为倾向，但通过直接的短期和长期收入激励，机会主义行为也能够得到控制。而在政府中，委托—代理关系中权力配置具有最强的不对称性，决策收益和成本具有最强的外部性，所以决策失误引起的效率损失更严重地发生在公共决策领域，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
政策科学建立普适的科学政策设计方法的幻想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破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1）政策过程复杂多变；（2）政策过程的政治敏感性；（3）政策过程改变的不确定性；（4）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不同。公共决策显然依赖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宏观上改进决策机制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激变，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政策改变过程都抱有十分慎重的态度。
从微观机制的角度理解政策过程可以有效地处理上述4个问题。 它将政策过程分解为4个部分，从而能够对各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它关心微观问题，政治敏感性较小。它的政策推论不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冲击，降低了不确定性。它的政策推论也不会招致过多的反对。这样看来，只有能够对改进微观决策机制作出贡献的理论才更有助于达到决策合理化的目的。
注释：
① 马歇尔，1964,p.23。
② Bibliography of Herbert A.Simon—1930～1950's,in http://www.psy.cmu.edu/psy/faculty/hsimon/HSBib—1930—1950.html
③ 西蒙，2001,pp.369～370。
④ Simon,H.A.,1955,pp.99～118.
⑤ Lasswell,H.,1951.
⑥ Simon,H.A.,1979,pp.493～513.
⑦ 钱颖一，2002。
⑧ Sent,E.M.,2004,pp.303～317.
⑨ 迪克西特，2004,p.6。
⑩ 黑尧，2004,p.29。
(11) Kahneman,D.& Tversky,A.,1982,pp.178～191.
(12) Rubinstein,A.,1998.
(13) Crawford,V.P.& Sobel,J.,1982,pp.1431～1451.
(14) Caplin,A.& Leahy,J.,2004,pp.487～505.
(15) Glazer,J.& Rubinstein,A.,1998,pp.157～173.
(16) Glazer,J.& Rubinstein,A.,2004,pp.1715～1736.
(17) Krishna,V.& Morgan,J.,2001,pp.747～775.
(18) Banerjee,A.& Somanathan,R.,2001,pp.189～227.
(19) Katz,M.,1991,pp.307～328.
(20) Li,H.& Suen,W.,2004,pp.311～335.
(21) Cripps,M.W.,Mailath,G.J.& Samuelson,L.,2004,pp.407～432.
(22) Levy,G.,2004,pp.503～525.
标签：经济学论文; 决策理论论文; 有限理性论文; 西蒙论文; 经济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消费者偏好论文; 组织策略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个人咨询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