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模型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张维迎在他颇有影响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给出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他想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委托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是如何在企业内部分配的？或具体来说，就是想回答一个先验性的命题：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建立起一个经营能力与个人资产的二维模型，以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的高低构筑一个矩阵组合，不同的组合确立了企业家、管理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分类特征。他的逻辑是，正是这些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组合上的差异决定了在企业内部的分工。这一模型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这里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这是一个“先天”或“先验”决定论式的模型。在张维迎的模型中，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似乎都是先天决定的，是个人天生的能力和继承积累的财产，因为在模型中，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被处理为静态的不变量。因此，在他的模型中，看不到“后天”个人能力的改善（如通过教育及干中学的经验积累）以及个人资产的获取和积累，这一处理方式尽管使得模型变得简单和易于操作，但无疑与实际有很大出入。个人的经营能力除了“机敏”、“想象力”和“判断力”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学习，这包括受教育、培训以及在工作中直接的学习和积累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我将张维迎提出的模型看作一个静态的“先验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这一理论具有“身份说”的特征，即按照这一理论，一些人生而为企业家，另一些人则生为工人或管理者。我这里认为，为了更好的揭示企业的委托权分配问题，有必要加入现实的变量，这里，我称之为“学习变量”，这与个人的学习曲线有关，是后天的知识和经验积累。
其次，张维迎模型中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都是与个人相联系的，这尽管有益于分析资本与劳动在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上的分配关系，但这里却排斥家族企业和关系网络、信用等社会资本的意义。在家族企业或家庭企业，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资产，往往是家庭或家族共同的资产在联合发挥作用。而这一资产结构甚至可以延续到准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上，如在华人企业中，资金的来源可以大大突破个人甚至家庭的财产约束，这使得一批在张的模型中处于所谓“管理者”地位（有经营能力，但缺乏资金）的人可能成为企业家。要理解华人企业的组织，则必须将张的模型加以扩展，以包含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因此，这里，对张的模型提出的第二个批评是，张模型中有关个人资产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含糊不清的概念。考虑到企业家或企业深刻的社会意义，有必要在个人资产中加入社会资本（包括政治资本）。本文因此将企业家精神理解为一个企业家过程（注：美国著名的创业研究学者
W.Bygrave （ 1996 ）将企业家精神理解为企业家过程（entrepreneurial process）， 这一过程包含企业家追寻市场机会并创建组织以创造价值有关的所有功能、活动和行为。他在Carol Moore （1986）发表的关于“理解企业家行为”一文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详细的企业家（创业）过程模型。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创造性、风险偏好、经验以及社会和组织的制度安排，同时，也受到竞争结构、资源状况、政府规制等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企业家创业／创新过程中企业家自己完成了甄别自己的过程。在考虑企业家能力获取（学习）曲线和个人资产与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一个企业家过程模型，同时，进一步考察了对国有企业有特殊意义的准企业家假说。
二、企业家能力获取（学习）曲线
张维迎将成为企业家的条件归结为两方面：一是个人资产，另一方面是经营能力。在张的模型中，个人资产是个人拥有的物质（货币）财产，而经营能力则是个人具备的一些企业家基本素质，如“机敏”、“想象力”和“判断力”，这些似乎更多是先天性的。经营能力高的人成为企业家，这一准则似乎无可非议，但为何个人资产高才能成为企业家，在张看来，是因为资本可以传递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这一解释来看，个人资产同样是经营能力的一个表征。因为经营能力是一个不易观察和缺乏信息的变量，张在这里将个人资产看成是企业家资格的一种“过滤装置”（阿罗，1991），但这又与个人资产作为企业家的进入门槛混为一谈。后者表示，企业家不仅仅要具备经营能力，而且，企业家作为一个创业或创新的过程，必须有一定的资产支持。张的模型中似乎隐含着的一个假定是，能力是静态的与生俱来的存量。而个人资产则作为显现能力的信号（Signaling）发挥作用， 将“伪劣”的意愿企业家排除在真正的企业家市场之外。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个人资产与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
个人资产与经营（企业家）能力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在张的模型中，个人资产与“被动的资本家”的资本是同一概念，并由此导出“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正如周其仁（1996）所指出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的”。这一命题中根本忽视了人力资本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特征。人力资本区别于非人力资本的重要特征在于，人力资本是一个动态的“投资过程”（舒尔茨，1990），其能力不同于机器设备等“消极货币”的功能性设计，人力资本的能力是在其应用中获取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离开了这个过程，则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职业工人，都无从找到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倾向于认为，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只有在动态的获取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仅仅孤立地或静态地看个人资产的存量，是远远不够的。个人资产主要不是从家庭继承的财产，而应当主要是通过个人劳动的积累以及通过社会关系获取或租用资产的能力，个人资产因此反映出企业家的能力。因为个人财产上的差异甚至可以通过强权掠夺等非法方式获取，但显然强盗不是企业家，家产丰厚的纨绔子弟也不是企业家。而在能力的因素之中，先天的企业家素质只是获取企业家能力的基础，而决非企业家能力本身。
2.企业家的过滤装置与学习曲线
阿罗（1991）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过滤装置，以甄别具有不同学习能力的人才。它是人们向未来的雇主传达本来是不可观察的人力资源生产率的一种方式（霍夫曼，1993：214—215），但企业家的甄别则复杂得多，现实的发展似乎表明，企业家不是培养或教育出来的，而更多是在创业或创新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这里涉及到先天的素质和拥有的个人资产与后天能力获取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完整的企业家能力和个人资本函数中，先天的成分只是部分地在初始状态中得以体现，这表现为继承的财产、先天具备的一些企业家素质如胆识、冒险和进取精神、领袖气质和决断力等，但主要是体现在后天的经营能力／经验／知识的获取和个人资产／社会资本的获取上。高能力者可以期望比较容易（成本较低）地获取这些知识以及建立未来可资利用的网络资源，我这里称之为企业家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企业家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区分自己，而显示其作为企业家的能力优势。
本文认为，张维迎模型中强调的是企业家个人先天具备的素质和他拥有的物质资产，而显现企业家资格优势主要应是其学习能力，反映在他的企业家经营能力和对个人资本获取的能力上。图1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区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的学习能力曲线。基本的假定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备一些企业家素质，这使得只有在获取较高的企业家能力和资本时，真正的企业家才能显现出其成本—效率优势。如图中的两条分叉曲线所表示，相对于企业家，非企业家花很大的努力或成本，而其企业家能力和个人资本上升很少。因此，能力学习曲线可以作为一种企业家的甄别装置。在麦克尔·斯宾斯的概念上，企业家学习曲线无疑是有效和信号均衡的，因为，获取信号的成本与真实的企业家能力之间应当是负相关的。
三、企业家创业所需个人资本的获取与能力
就企业家创业过程来说，两个方面的资本尤为重要，一是创业所需资金，二是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资金主要完成现货交易，而社会关系资本则经常是满足长期合约的要求，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可替代。如何获取这些资本，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交易成本结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筹措资本的能力，后者是区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企业家创业资金的来源结构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供观察，但缺乏制度的分析，而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则大多被认为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让给社会学、人类学和研究创业的学者去研究。
表1是笔者根据一些统计数据整理的一个比较， 整理后的数据分为三类：一类是企业家创业资金中个人积累（包括从家庭继承的财产），第二类是从亲戚、朋友、熟人等关系网络获取的资金，第三类是从正式的组织机构如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获取的资金。
表1 企业家创业资金的来源 单位：%
国家或地区
个人积累[4]关系网络[5]组织机构[6] 总共
美国[1] 55.3% 24.1%
20.6%100.0%
中国(大陆) 53.1% 28.3%
16.1%100.0%
台湾[3] 45-55%
30% 15-25% 100.0%
注释：1.美国数据来源：Inc.Magazine 500（1992 ），“Sourceof Seed Capital”（经归类整理）；
2.中国数据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年鉴》（1994）（经归类整理）；
3.台湾数据根据 Tyler Biggs （1988 ）的估计（见Hamilton ，1988：60—61）；
4.个人积累包括个人储蓄和家庭继承财产；
5.包括亲戚、朋友、同志、乡邻的资金借贷和支持；
6.包括银行、信用社借贷以及风险投资、按揭资产和政府担保贷款等。
从表1可看出，三个经济中企业家创业资金的来源有着高度的近似性。其中，个人积累的资金（包括家庭继承的财产）约占创业资金的一半，原始数据还显示出，家庭财产继承只占很小的比例。这表明，大多数创业是靠自身劳动积累开始的，而不是继承家产的结果。另外，从关系网络获取的资金占创业资金的24%—30%（约1／4），而从正式的组织机构如银行、风险投资公司等获取的资金不足1／4。无论在金融市场很发达的美国还是在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都只是创业资金来源中不大的一部分。从表中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各个国家（地区）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企业家创业资金的获取结构并不存在很大差异。尤其与人们一般的想象有所不同的是，注重关系网络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利用关系网络的融资比例上，并不比更注重正式组织制度的美国来得高。这表示，中小企业在资金获取上普遍利用了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但可能隐含的区别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在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获取资金以及个人积累资金上，可能同样要依靠关系网络的支持，这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市场状况下被很多个案所证实。不少乡镇企业通过与银行、政府的关系网络而获取贷款是常见的事实。
实际上，这一按投资规模统计的资金获取来源比例难以反映出资金获取的速度，而这在企业家创业时期是非常重要的。Hamilton（1998）指出，在台湾由关系网络支撑的投资结构使得企业家能够迅速投资而进入新的领域。这在速度竞争中体现为重要的国际竞争优势，而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家利用个人的关系信任网络建立起一个投资网络。这显然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而是企业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能力和经营前景难以判断或判断的信息成本太高，因此银行等正式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他们贷款。而这时，企业家个人的信用关系网络弥补了这一不足，但私人借贷即便是在亲戚朋友之间也是以意愿企业家个人的能力和信用为基础的，而关系网络长期的相互了解使私人借贷者可以掌握意愿企业家信用和能力的较充分的信息。因此，可以认为，关系网络的资金获取是建立在企业家能力的信息之上的。
四、企业家经营能力的获取
每个人具有的企业家才能有较大差异，这其中既有先天的个人素质因此，也有后天的学习能力因素。先天的素质不同将在后天的企业家经验／知识或学习能力上表现出成本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有效地区分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就能力获取途径来看，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
1.通过“干中学”自我积累经验，其中不排除对周围可观察榜样的学习和仿效。一般来说，自我积累是一个较为缓慢、成本较高而风险很大的学习方法。
2.转工（turn over）或在职学习。 这是通过在职或转换工作而观察实习企业家经营管理的知识。但除非个人能上升到企业较高层的管理位置，否则，难以近距离地观察和体会从而获取经营决策的能力。但在职工作能有效地积累企业家所需的特定行业经验知识，并可能与用户、供应商以及同行企业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网络资源可能成为今后创业重要的资源优势。
3.学习和培训，这是一种间接的企业家能力获取途径。学习培训降低了自身积累经验获取能力的成本与时间，但这与教育／培训制度的质量以及企业家的学习能力有关。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具体方式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具有的条件有关。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企业家的成长大多是在“干中学”或从原来的国营、集体单位积累经验和获取能力。实际上，在政府单位工作获取行业和经营企业的经验能力、建立关系网络甚至获取客户资源，然后出来创业，成为不少创业者的基本历程。但一项对私营业主的调查表明（见表2）：企业家创业前的职业主要（36.9 %）是个体户（干中学），其中还没有考虑农民企业家中相当一部分原来是个体业者。实际上，这两者都是自由职业者，总共占一半多。如果将原来的企事业干部都看成是管理人员，则这一类的比例占1／4，这属于在职学习的一类。而来自于职业技术人员、 工人、 服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总共只占近1／4的比例。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私营企业家能力获取大多来自于“干中学”和在职学习。而从原工作单位性质来看，一半的企业家来自于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户，还有10%来自于农村地区。可以说，非国有企业是培养私营企业家的主要基地。
表2我国私营企业主原职业和原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干部工人服务人员 农民
4.925.5 10.8
15.8
国有企事业城乡集体私营/个体户农户/农村集体
12.215.3 50.010.0
个体户 其他或无业
36.96.1
其他或无业
3.8
* 私营企业主原职业是到1992年已开业的数据； 原工作单位为到1997年调查的总体数据。
数据来源：张厚义、明立志（1999：153）。
五、企业家过程与企业家自我甄别机制
在考察了企业家个人资本和经营能力获取过程的基础上，这里给出企业家过程中的企业家自我甄别模型，以对张维迎的具有先验性质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部分地修正。简单的逻辑在于，在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中考虑企业家个人资本和企业家能力获取曲线，这时企业家资格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企业家过程，而非静态的、先验的企业家“身份说”。
图2给出了企业家过程中企业家自我甄别机制的一个几何解释。 个人的职业实践和学习观察在开始时是企业家能力积累的过程，直至企业家能力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假设存在一个企业家能力阀值E*，在能力超过E*时，企业家的创业或企业家过程才是可能的。因此，E*水平线就是创业线，高于这条线才可能成为企业家而实现企业家过程（创业／创新过程）。这样，水平坐标就分割成两段：OP段是企业家能力积累过程，企业家过程则始自K点。在高出阈值E*的企业家过程之内， 受个人对市场机会和风险的判断和偏好的影响，一部分意愿企业家进入企业家过程，另一部分则选择成为管理者。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可能开始企业家的甄别过程，从而，企业家过程曲线显示出两条交叉的曲线，一条是经过甄别后的企业家曲线，另一条就是非企业家曲线。而由Q — Q线与企业家过程曲线围成的区域Ⅰ就是企业家空间，在企业家曲线与非企业家曲线围成的区域Ⅱ就构成了可能的管理者空间，这个空间具有较高的企业家能力，但被淘汰出企业家过程（或由于缺乏资金或由于风险偏好和缺乏机会）。在非企业家曲线之下的是工人。
六、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
在一般性地对企业家过程作了分析之后，将企业家过程理论应用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问题的讨论是有意义的。有文献指出，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市场化改革中愈来愈接近新古典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Groves,Hong,McMillan and Naughton,1995）， 但这不能仅仅归结为经理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家精神相联系。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来自何处？如何甄别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与非企业家？显然，传统的企业家理论对此不加考虑，代理理论也只解决了部分问题。
在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意义上，不能否认国有企业存在的创新／创业精神，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开拓市场、组织制度变革等无疑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否则，国有企业就不可能获得改革开放20年来的效率的提升（如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这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如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大多情况下，这一发展被归因于宏观制度变革和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企业家面对市场竞争和制度变迁的积极反应或发挥企业家精神，则竞争就不可能对国有企业产生改进。因此，说企业家是国企改革成功的核心是不过分的。但国企中谁在发挥企业家作用？则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因此，国有企业深刻地受到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目标的制约或影响，因此，经常是企业的经理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共同作为“联合”企业家发挥作用，这是指，只有在上级主管部门也具有创新精神时，企业内部的意愿企业家才能发挥企业家作用。按照这一逻辑，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家资格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一是企业家能力，二是主管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主管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包括选拔用人机制上和任用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经理以及给企业经理以足够的自主决策的空间。考虑到国有企业面对的社会目标（如就业和福利约束）和预算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过程是一个扭曲的、受到压抑的行为过程，由此而称之为“准企业家”是合适的。所谓“准企业家”是区别于市场自由企业家的一种准创业和创新精神。（注：国有企业的经理作为“准企业家”基于的考虑是，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虚设的性质使得控制权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近似替代权利，在政府控制愈来愈困难和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因为财务操纵和缺乏信息，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钱颖一、青木昌言等），实际上就可能成为准家族式或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在环境较为理想的情况下，经理人将因此拥有相当的决策行动空间，但因为他并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其作为经理的控制权利随时可能被上级主管部门剥夺或收回，同时，由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因此，其企业家行为和作为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揉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机会主义的企业家行为。但准企业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特殊的风险承担机制。）
表3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与政府
经理企业家型政府 非企业家型政府
高企业家能力 准企业家 打擦边球
低企业家能力 欺上瞒下 守摊子或寻租
如表3所示，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行为受到由组织部门任命的经理的企业家能力高低以及主管部门企业家精神两方面的限制。本文提出的假说是，仅当选拔的经理的企业家能力很高和主管部门表现为企业家型政府（具有创新和改革精神）时，该国有企业的经理才可能成为准企业家。而在其他单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都难以实现企业家行为。在企业家型政府下的低企业家能力经理给定的策略行为可能是“欺上瞒下”，以应付来自上面的改革压力；非企业家型政府（主管部门），高企业家能力的经理可能“打擦边球”，在有限的改革空间内发挥企业家精神，改善企业内部收益状况；而低企业家能力的经理（个人非企业家）在非企业家型政府之下大多可能是守摊子或利用权力寻租，以争取个人收益最大化。现实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所谓“能人说”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企业家解释的一个通俗表达。（注：所谓“能人说”是对国有企业治理的一种认识，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国有企业要搞好，其领导班子必须是“能人”。现实中，国有企业中明星企业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看法。）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稀缺的企业家资源更有可能被埋没。
准企业家假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承担机制。在国有企业，企业家创新的风险只是部分地由企业家自己承担。比如，一个新的投资决策，一旦由于各种原因而失败，最终是由政府而不是经理自己来承担，经理的风险只在由于项目失败而被剥夺控制权而造成的损失。实际上，至今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单向激励机制改革，这意味着，当企业创新或改造成功，经理将获得金钱或其他（如提升职位）的奖励。但失败了，则可能“异地做官”或很少受到处罚。这就可能造成国有企业经理人非企业家行为的投机冒险冲动，如投机于证券市场或炒作房地产。 这在表3中表现为，部分的准企业家精神可能被扭曲，而减少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国有企业中的改革和创新作用。
企业家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和特征的主动的人力资本，对其创造性能力的利用取决于有效的企业家甄别与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一方面缺乏有效的企业家甄别机制，另一方面激励机制可能是扭曲的，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资源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解释。而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还同时意味着，只有当主管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变成市场意义上的政企关系，才可能从准企业家过渡到真正的企业家并实现企业家的创业过程。
七、理论与问题
本文在张维迎给出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基础上，将企业家个人资产和能力形成扩展到经验领域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本和能力获取过程，这样，将张模型中企业家形成的财产约束转变为动态的企业家能力获取过程。由此，将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假说（汪丁丁，1996）扩展为在企业家过程的获取成本约束下自我甄别的企业家过程，由此对张维迎具有“身份说”特征的先验模型进行了经验修正。并进一步给出一个市场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准企业家模型旨在描述在国有企业企业家甄别机制扭曲或失灵情况下的企业家过程。结论是，只有在企业家过程与企业家型政府联动的情况下，才可能在国有企业实现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过程。给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企业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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