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决议》精神加强出版科研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议论文,学习贯彻论文,科研工作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对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做了专门的论述，针对出版工作的实际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性意见。为了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11月1日上午召开了所在京学术委员及特约研究员会议，会议由主任委员袁亮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宋镇铃、戴文葆、叶再生、陆本瑞、邵益文、邓从理、方厚枢、庞家驹、郑士德、张惠卿、吴道弘、林穗芳、阙道隆、孙培镜、金常政及研究所领导吴克明、余敏、洪忠炉等同志。本期我们发表了其中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出版科学研究要与出版工作实际紧密结合
出版科学研究所这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关出版工作现实问题的调研课题的开展，有关出版理论建设的文库、资料丛书的出版，以及每年一届的出版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等等，都为出版工作的繁荣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促进。当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全国各条战线都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精神，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这也给出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出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也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珍惜机遇，抓住机，紧密结合出版工作的实际，深入探讨关系出版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问题和现实问题，推动出版科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业在世纪之交的腾飞插上理性的翅膀。
首先要认真学习研究《决议》，吃透《决议》中有关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特别是围绕《决议》中提出的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历史性课题，探讨在出版工作中如何认真对待并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课题。比如，出版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服务大局，各级党政领导也要重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的出版工作，促进出版工作健康发展；出版工作既要抓繁荣，满足市场和读者需要，又要抓管理，以优秀的出版物促进良好文化舆论环境的形成，落实培育“四有”新人的任务；出版工作要以改革开放的积极姿态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吸收中外文化精华，抵制文化垃圾，粉碎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些关系处理好了，这些问题解决了，出版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就更大。
出版科研要紧密结合出版工作的实际，探讨出版界广泛关心的问题，研究对出版业的发展能够产生重大作用的紧迫问题，这是出版科研工作的生命力所在。出版科研要力求通过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研究，统一出版界的认识，促进出版业难题的解决，推动出版工作的发展。比如，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问题，关于现行出版管理体制的多种模式、其现实合理性与弊端、发展趋势等问题，关于实施精品战略，提高质量，多出优秀出版物，实现两个效益最佳结合问题，关于建立完善、有效的管理机制，严格把关防止坏书出版问题，关于出版物市场的规范与管理，有效打击盗版、非法出版活动，保护作者、读者和出版者合法权益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能通过专门的课题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用以指导实践，肯定会受到各级出版管理部门和广大出版工作者的欢迎，我们出版科研水平也会上一个新台阶。
出版工作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思想道德教育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公报发布后，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很及时，我简单谈一点感想和建议。首先想到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11年来，对出版事业已经作了许多贡献，镇铃同志已提示得很全面很具体了。我感到我国为发展出版科研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设置国家级的专门机构，这是举世无双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之一。
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对于今后如何开展科研工作，我初步想到两点：一是加强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提高出版物质量的要求，不但在思想学术艺术内容方面下工夫，而且要研究各类书籍的外部形态：版式设计、语文规范、印制条例以及全过程的管理。真正把一本书的内内外外都拿来研究，向读者呈送合格产品与精品。另一是在从业者中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灵魂工程师”首先应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出版工作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出版工作者必须堂堂地做个人。孟轲说过一句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当先弄明白人之何以为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出版工作不可能规规矩矩、尽心尽力的；纵有些才学，却不会干老实事的。党强调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管做哪一行都不能忽视，不能敷衍。
出版体制与出版物质量
六中全会的决议对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有专门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出版工作的指导原则、工作方针和奋斗目标。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我认为当前需要着重研究解决出版体制和出版物质量这两方面的问题。
出版体制涉及到管理机制问题，是理顺出版工作的关键。要建立健全出版体制，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首先要从领导部门抓起。比如现在一些中央机关都纷纷成立出版社，把他们代表党和国家编写的书稿交给自己的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正常的现象？出版的统一分工过去中央都有明确规定，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出版社和有关机制，现在是不是都要改变？这次《决议》对体制改革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我们深思。
出版物质量滑坡已有多年，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但至今改进不大。究竟如何才能切实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是当前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决议》提出了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并提出“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质量问题看来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加紧培训队伍，完善各项制度，严格管理，赏罚分明等，下大力气抓紧抓好，才能取得实效。
要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
“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这是六中全会《决议》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出版物等传媒使用语言文字是否正确，对全社会都有极大影响。传媒用字用词混乱，必然会使社会无所适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一个词语理解有误和使用不当，有时可能造成重大政治性差错，甚至会导致整个刊物、整套书的编辑方针的失误。
有些常用词语的用法目前存在混乱现象，“海外”一词就是如此。《海外文摘》和《海外星云》刊物分别设有《台湾万象》和《港澳台传真》专栏，说明这两家刊物所使用的“海外”概念是涵盖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另一刊物《四海——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所用的“海外”概念则不把台港澳包括在内。这两种用法不可能同时都是对的。“海内外”和“国内外”是同义语。“海外”即“国外”，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港澳台属国内地区，若列入“海外”范围，无异把它们划到国外去了。按某个专题编辑的海外丛书和报刊的海外专栏，若把港澳台也涵盖在内与外国相提并论，同样是不妥的。
经常有些书籍的书名使用繁体字或繁简混用。有人以为手写的书名用字（包括从古人书法作品中集来的字）可以不遵守国家的关于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任意使用繁体或草书，这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古籍，如果正文用简化字排印，书名也应当用简化字。有关语言文字的各项国家标准和规范，我们自己首先要很好地学习和掌握，才能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起表率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三个历史性课题是出版科研长期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指导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议》适时赋予出版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推进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出版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和事业上的飞速发展，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图书，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出版领域存在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以及宣扬腐朽思想，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现象。在图书市场上不时见到包装庸俗的图书，甚至把污秽内容放到“内容提要”和“目录”上加以突显出来，以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出版社竟公然出版咒骂共产党、诋毁马列主义、亵渎毛泽东思想的图书。对于这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很不协调的消极破坏行为怎能任其泛滥而无动于衷呢？
图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精神产品作用于人的心灵，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体会到《决议》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三个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有其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出版科研需要进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下，如何消除毒害人们心灵的黄色文化垃圾的传播，防止遏制腐朽思想的滋长蔓延，如何纠正精神产品中那些趋时媚俗、迎合低级趣味的不健康倾向，如何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
《决议》把思想道德放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首先要加强出版队伍自身的道德建设。要多出高品位、高格调的图书，出书人就得有崇高的职业道德，这是出版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切入点。
要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要求，如：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作出榜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等等。如何落实这些要求？一要靠管理和法制，二要靠编辑出版人员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管理和法制是外在力量的约束，是他律。思想道德的指导和规范，是依靠内心信念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要把他律和自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思想道德素质中要重视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要把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多出好书，不出坏书，少出平庸书，变成编辑出版人员内在的理想信念，变成编辑出版人员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把向社会和读者奉献文化精品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现在有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决议》的要求背道而驰：即把金钱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把出版工作作为赚钱的工具；重视金钱价值，轻视思想文化价值；口头上讲社会效益第一，实际上是经济效益第一。在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下，必然会见利忘义，粗制滥造，甚至为坏书出笼开绿灯。因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当前出版队伍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全党全国人民信心百倍地去开创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也激励着广大出版工作者用优异的成绩和崭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的大门。《决议》“迫切要求文化事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出版工作要“着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等指示，反映了党对出版工作的战略思考。面对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每个出版工作者都会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应该如何提高自己去完成这个庄严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最近又一次强调，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好书出自高素质编辑之手，也证明了这一点。看来，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编辑队伍。这既是各级出版领导机关、出版教育部门的事，也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每个编辑自己的事。这里用得着《决议》中对领导干部的“四自”要求，即“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编辑，要看到自己的地位、作用和责任，要想到取舍一篇稿子、增删一段文字、修改一篇文章的份量，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经常回忆反省自己工作的成败优劣，及时总结经验，以求改进；要经常给自己敲敲警钟，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学习上、作风上，小至日常生活上，要警惕、要防患于未然。江泽民同志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干部要具备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要有理想、有方向，要有明确的宗旨，懂得正确的思想方法，严于遵纪守法，还讲了刻苦学习，勤奋敬业，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特别送给青年干部四句话：“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造，自觉奉献。”他说：“人生历程中最宝贵的年华是青年和中年时期，务必要好好珍惜，切不可虚度光阴。”江泽民同志这些教导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语重心长，情真意切，也是一种振聋发馈的告诫，对全党全国工作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编辑队伍建设和编辑人员的学习和工作，同样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认真的学习和实践这些指示，一定会使我们的出版工作出现灿烂的新辉。
探索精品书的市场运行规律
近几年，我国的图书评奖活动较为活跃，最具权威的如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等。经过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审读鉴定，先后评出一大批精品图书。这对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引导人们多读好书，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获奖图书，并未在市场上占据应有的位置。读者在书店里买不到，在图书馆借不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变得无声无息了。可见，如何使获奖图书以及其他各种优秀图书顺畅地进入市场，在全国书店的书架、书柜上和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占据应有的位置，让广大读者能够方便地买到、借到、读到，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部分获奖图书为什么没有广泛地流通开来？其原因很复杂，涉及图书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运作模式、广告宣传、发行成本、购销形式、订添货渠道、宏观指导和微观管理；还涉及图书产、供、销关系的协调，出版发行事业与图书馆事业的协调等等。我们应该从树立精品意识、实行精品战略的高度，全方位探索精品书的市场运行规律。建议出版发行行业都来关心这个问题，把它列入科研项目，扎扎实实地调研。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几次专题研讨会，百家争鸣，群策群力，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也有利于带动一般书籍的发行。
出版改革要有理性思考
出版工作要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阶段转变”，必须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加强宏观调控，努力提高书刊质量，多出好作品。实践表明，对出版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有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包括对出版业和编辑出版工作的理论认识。因此，加强出版科研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出版工作的改革是有密切关系的。
过去11年里，出版科研所完成了许多课题研究，在组织、推动我国出版学、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论著，有很大成绩。希望今后继续组织好研究题目，重视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出版，逐渐形成一种跨部门（出版系统、高等院校等）的出版科研中心，发挥出版科研工作的积累、传承、交流和辐射作用，为出版学、编辑学学科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要敢于提拔重用年轻干部
衷心拥护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
简要谈一下我对研究所工作的建议。
一个研究所必须要有一个研究队伍；一个长远规划和近期的研究课题，使自己既有一个奋斗目标，又科学地安排好长远研究规划与近期研究课题，两者不可偏废；一个有生气的出版社，这是研究所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有力的研究工具；若干种有权威性的学术期刊和若干部在本行业有深远影响的图书，这是一个研究所得以生存、发展，发挥影响，促进学科发展，为社会为科学作贡献的主要标志；一个广泛的信息网络。这五条是衡量一个研究所成败的关键，套用现在的说法是“五个一工程”。
在“五个一工程”中，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研究队伍。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团结好所内外的老专家、学者，发挥他们的作用，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同时更应引起我们特别重视的是，要采取有效举措，团结、培养、提拔所内的年轻干部。
希望十分重视现有的一批年轻的专业人才，这是研究所积累的最大最宝贵的财富，是研究所的希望所在。要保住这个队伍，团结、培养他们，提拔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目前研究所干部队伍现状来看，老的已基本离退休，中年干部现有的已不多。在人员比例上，也显露出不少缺点。在这种状态下，团结、培养、提拔年轻干部更显得特别重要。
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敢说敢干，只是经验缺乏。对一个具体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人无完人，要做工作，就会出点缺点，工作做得越多，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有可能也越多。聪明人、能干的人，都是在纠正错误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年轻干部要多看他们本质上的优点，信任他们，给他们压任务，加重他们的责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提高他们。重视年轻干部的团结、教育、培养和提拔工作，这是研究所的希望所在！
校对工作对提高出版物质量极为重要
多出精品，扫除文化垃圾，是《决议》为出版工作提出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任务。校对工作担负着扫除文化垃圾的特殊使命。要建立健全校对管理体制，首先要考虑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电脑等新科技进入出版领域给校对工作带来的变化。我认为，一个要特别注意并能牵动全局的变化是，校对工作变得更繁重、更困难了。不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考察，都不能不得出上述结论。其实，类似的结论早就由清代学者齐召南提出了。齐召南认为，“唐以前，书多钞写，而校对极精”，宋以后，“版本染印，日传万纸”（图书复制技术水平高了），“人间摹刻市易者滋多”（图书市场兴旺了），这对作者、编者、读者“甚便”、“甚易”，而唯独使“校者转难”。此乃“固其势然也”（《进呈〈前汉书〉考证后序》）。从汉代编校合一到宋代编校分工，再到清末民初的校对专业化，以至今天的校对行业化，也无不说明校对工作与原稿誊录、出版复制工作在繁难度的对比变化上一般是呈反比例的。究其原因，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是：校对客体（校样与原稿）中的留错，在总体上呈越来越多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决定了今天的校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要加强校对工作，就必须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时充分考虑到：校对人员的基本任务或职责是既“校异同”（消灭一切排版错），又“校是非”（发现并协助编辑消灭原稿错），而不是只“校异同”；校对工作的基本性质或属性是学识性、文字性和技术性兼有，而不是只有文字性和技术性。与此相适应，校对人员的学历起点应是大专毕业；其职称待遇应是“副高不封顶”。
建议编一套《出版文摘》
结合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研究一下出版科研的路子，是非常适时和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出版科研所成立11年来，在开拓和深化我国出版科学理论和为出版界提供信息服务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记得在研究所建立初期的一次征求意见会上，我曾建议研究所先从建立出版情报信息基础着手，首先使研究所成为我国出版界的信息中心。10年来，我看到了这方面的喜人进展，表现在有计划地举办了一系列的科学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文集和专著，而《出版发行研究》和《出版参考》两个刊物尤有声色。
为使我国出版科研立足于系统、科学的基础之上，我建议在这方面再进一步，编一套连续性的《出版文摘》。这项工作可组织所内外力量进行，分工跟踪和扫描国内外的出版刊物和著作，对有价值的文献做出摘要（例如百字左右），定期（如两个月）分类（如出版、编辑、发行、工具书、电子出版等）编为《出版文摘》，作为《出版发行研究》的专刊、附刊或单独发行。为此，可先对国内外出版报刊作一次调查，编出一期“国内外出版报刊目录”。我觉得，这是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科研资料积累工作，不仅会对出版科研有开阔视野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出版界也是一项很具体、很实际的信息服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应为高等院校提供科研信息
祝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工作迈入一个新阶段，在对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获取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加重视长远的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对学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高等院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军。目前我国已有15所高等院校设置有编辑学专业，十多年来培养了数百名编辑人才，其中多所院校还培养了一批硕士研究生。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成为出版管理部门、出版社、杂志社的骨干和高校的教师。高校具有进行理论研究的传统和风气以及学科间相互支持的有利条件。编辑学专业的历史虽不长，却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师资队伍，他们开出了几十门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写出了相应的教材和著作。他们结合教学，从更高的角度（如传播学、文化学、科学方法论等等）进行了编辑学学科建设的探讨和研究。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对出版界的实际接触得少，结合得不够。研究所从其性质而言，是高等院校的亲密盟友，也是高校和出版界的纽带。高等院校也期待着研究所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料、课题，乃至成为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他们也有兴趣和愿望参加研究所的各种学术活动。我相信，研究所在新阶段中如果能对高等院校给予相当的重视，将是有可为的。
出版界负有双重任务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出版界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出版队伍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
出版部门是生产精神产品的部门。生产的精神产品，直接影响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出版部门对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要责任。根据《决议》的要求，出版部门要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多出精品书，少出平庸书，杜绝出坏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读者。
要更好地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出版部门就要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出版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就要首先净化自己的灵魂。出版工作者要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出贡献，就要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灵魂不美好、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的出版工作者，是不可能承担建设精神文明任务的。在少数出版人员中，确实存在《决议》指出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违反法纪，道德失范，买卖书号，拜金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亟需加以克服和纠正。
这两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要实现为精神文明服务的任务，就有赖于出版队伍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为精神文明服务才有切实保证。在实现这两项任务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这是出版科研工作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