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框架设计

张 祎¹, 祝宇雷²

(1.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2.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有史以来，世界性的大国崛起必然要经历“国家—地区—世界”三个阶段，只有成功完成三个阶段的国家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刻，可以说中国最终能否成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构建战略依托地带，即“地区”发展阶段。本文通过研究历史上三个成功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构建战略依托地带的模式，即英国的“离岸制衡”、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和苏联的“大棒”模式，进而得出虽然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具有许多中国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这三种模式都不符合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应该通过在横向上与周边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共同的地区制度”和“塑造共有观念”以及在纵向上走“融入—塑造—变革”的道路，从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方式来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依托地带。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强调构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框架设计，也要强调在具体过程中的战略运作能力。

关键词: 中国；战略依托地带；战略设计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纵观整个1500年以后的历史，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1]。但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作为世界性的崛起国家，不仅要拥有世界翘楚的综合实力，还要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它的影响要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崛起的世界性大国的或许只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美国、苏联以及英国。一个国家从崛起的起点走向崛起的终点，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在地缘上始终无法回避“国家—地区—世界”这样的过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有其战略依托地带，如果崛起国不能够稳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那么它面对的必然是崛起失败^[2]。

一 当前研究状况

一个国家要完成崛起的过程，必须走完从国家到世界的历程，因此大部分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崛起国自身的崛起条件或者是崛起国的大战略选择上。例如阎学通、秦亚清、倪乐雄、李强、张文木在“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学术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等问题^[3]。 阎学通教授还在后续的工作中专门出了《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来论述他的“道义现实主义”如何能够指导中国的和平崛起^[4]。赵可金认为大国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尤其是理论的完善程度将直接决定崛起国的成败^[5]。冯维红、张斌、沈仲凯则认为大国崛起的成败主要受该国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制约^[6]。陈晓律通过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战争史的研究，得出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结论^[7]。 刘中民通过研究海权与大国崛起的关系并经实证分析指出：历史上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国家必然冲突的逻辑,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才是关键；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下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和时代主题的不同^[8]。邓立以苏联和美国为例，主要研究了国家崛起的三种理论模式：战争崛起模式、制度崛起模式以及社会建构崛起模式，进而得出国家的崛起必然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9]。

然而，在对崛起国如何崛起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崛起国如何建构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战略依托地带是一国凭借其实力主导或影响且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政治等收益的周边地区，通常而言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只有崛起国才有对战略依托地带的需求，守成国(例如美国)、地区强国(例如印度)也具有同样的需求。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利益不仅包括地区领导力，同时还具有军事意义上的“战略缓冲”价值。虽然近年来在该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但和该问题的重要性相比还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顾炜通过对俄罗斯地区战略的研究得出了大国的地区战略应该根据周边小国的正负两方面的心态变化而调整，大国的地区战略应包含明示战略目标、分享崛起收益、提供安全承诺以及供给地区机制等四个基本要素^[10]。杨原通过对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发现：崛起国通过包括威慑和胁迫在内的强制性策略的适当运用而不是利益交换的策略，更可能获得小国对自己的支持和追随^[11]。胡鞍钢和门洪华强调了研究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意义，强调东亚作为中国崛起之战略依托地带的核心价值,要将推进东亚一体化作为基本的大战略目标乃至基本国策加以推行。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应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中国的地区制度建设战略应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基本方式来实现^[12]。李永辉指出任何一个要想实现战略崛起的大国，都不能没有一个稳定可靠、可资为战略依托的周边地带，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他也积极呼吁中国应该积极打造周边战略依托带^[13]。

综上所述，学者们的研究对于崛起国的崛起战略选择、崛起条件与机遇以及如何经营后方都进行了比较详实细致的研究，但还谈不上是否有新的战略框架设计能够帮助崛起国构建起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因此，笔者将对历史上三个世界性的大国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当今的时代背景提出适合中国的战略框架设计。

二 历史上崛起国构建战略依托地带的主要模式

大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地区性的崛起，更是世界性的崛起。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就必须构建好所在区域的战略依托地带。这样，崛起国在地缘上就处于较为有利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且不用担心“后院失火”。从效果上来看，崛起国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最好的情况是使之成为自己的“后院”，次之为“战略空间”，最次的情况是保持其基本稳定且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当然，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缘状况以及历史背景，会采取不同的战略，但目的都殊途同归。

(一)英国的离岸平衡模式

一直以来，英国都是欧洲重要的国家，但其真正的崛起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却始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追求着对世界的主宰之权，进而最终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不同研究群体的关注点不一样，有从政治制度出发的，有着重研究其民族性格及文化的，还有研究其科技与贸易甚至宗教的。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更多的则是研究其崛起战略及外交政策。正如前文所述，一个崛起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综合国力位居前列的国家，也一定是一个把周边区域塑造成和自身战略相符的国家。

北斗多功能手杖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智能拐杖终端,另一部分为手机端监测软件。分别从拐杖智能终端以及手机终端监测软件两方面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英国在实力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利用地理优势和离岸制衡的策略竭力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一手按住欧洲的潜在“霸权国”，另一只手使劲地进行殖民扩张，最终成为了“日不落帝国”。

(二)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模式

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独立战争爆发。经过八年的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北美殖民地为“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18]。美国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来的美洲，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美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采取“孤立主义”的政策，其目标就是摆脱欧洲列强的控制和影响，巩固独立战争的果实。在“孤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其国内的建设和扩张上。到了1823年，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美国对欧洲列强在美洲的逼人气势日益不满，“门罗主义”应运而生。“门罗主义”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不干涉”和“美洲体系”。“美洲体系”的含义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核心潜台词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把美洲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此之后，美国通过武力手段大规模的向西扩张，1845年兼并了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6年伙同英国瓜分了俄勒冈；1846—1848年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美国夺取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这时候通过武力得到的。

因此，在以往的方式都难以适用于今天的环境下，笔者提出了“融合”这个新的战略设计，其主要构想源自英国的“熔权”型政治制度。与美国政体的三权分立不同，英国政体是在最大限度上奉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熔合，在议会至上的信条下，不但行政权与立法权高度熔合，甚至连司法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熔合起来的。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英国由议会多数党党魁组阁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多数党又控制着议会的立法权，议会可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而政府也可以决定是否解散议会，这体现了两者的熔合。而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熔合的主要体现在最高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司法大臣以及贵族院议长由一人兼任^[23]。三种权力的相互交融都围绕着内阁或者内阁成员而运行，这不仅维持了英国政治的稳定运行，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案例。

数控车床的对刀操作，是为了之后的工件加工而做准备的。那我们以下面的例子来分析一下，对刀在工件加工的作用。此工件毛坯尺寸是Φ26×62，材质为45#钢，所使用的刀具有：1号刀为90°外圆车刀、2号刀为切断刀、3号刀为普通螺纹刀。

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胡萝卜加大棒”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棒不仅可以让域外国家知难而退，还可以使域内国家臣服于自己；胡萝卜除了可以满足国内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还能够软化抵抗力量，并且从经济上控制拉美。因此，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让美国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后院”，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敌”的美国可以安心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了。

后期养护不到位，许多施工单位不重视苗木移植以后的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拖延灌溉、支撑和养护。苗木起挖和运输时，根系受到极大的破坏，多时候对植物根系保湿不到位，后期管养手段不当，防冻等技术应用较少。

(三)苏联的大棒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苏联成立。随后，苏联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19]，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兴大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发展成为和美国并肩的超级大国。那么，苏联在从新兴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途中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的呢？

苏联主要是通过武力(大棒或曰“霸权”)来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早在二战爆发前，苏联就开始了向周边地区的扩张。1939年初，苏联向芬兰发动进攻，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战争结束后，苏联仍然逼迫芬兰向其割让和租借了部分领土。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协定书。在希特勒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后，苏联也依据这些条约开始了在其西北边境夺取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至1940年秋，苏联在其西北方向获取的领土有：波罗的海三国(随后让其“申请”加入苏联)、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西乌克兰。这是自1922年成立以来，苏联拓展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首次成功的尝试。二战后期，苏联一方面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以及随后的首脑会议和美国、英国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加紧进军东欧。到二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出兵远东，不但占领了北方四岛，还控制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并策划了外蒙独立。经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和军事上的谋划布局，苏联确立了在东欧的支配地位以及在中欧和德国的分区占领中的作用，进而在事实上确立了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强有力地位。在远东, 苏联通过对日作战获得了大量的领土收益和在中国、蒙古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尤其是获得了中国的旅顺港海军基地),进而确立了苏联在亚洲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在近东，苏联拥有了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借道波斯湾前往印度洋的潜在能力。这样，苏联就在其周边构建了稳固的战略依托地带，为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俄罗斯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带^[20]。 在后来的冷战中，苏联通过华约、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以及经互会牢牢地控制了其附庸国，并通过入侵匈牙利和对“布拉格之春”的血腥镇压再一次确立了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

5）持续高温，除袋后若遇5～6天超过28℃的高温天气，袋内温度超过50℃，影响着色干物质的形成，造成果实发黄不上色。

综上所述，每个国家在走向世界之前，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来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构建战略依托带的方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英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相比较而言，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因为其构建的战略依托带基本处于比较稳固的状态，当然，这也与美国后期的经营密不可分。虽然二战后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对于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有所冲击,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和拉美的关系已经变了^[21]，但说美国的霸权在此衰落还是夸大其词的；其次是英国，虽然英国没有成为欧洲地区的霸主，把整个欧洲纳入自己所建立的世界体系，但通过离岸制衡的战略和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保证了欧洲的均势状态，进而在世界上抢占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与前两者相比，苏联的方式较为直接和野蛮，因此并没有全方位有效地把战略依托带纳入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应对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失败也不时引起其他国家民众强烈的反苏情绪，这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种子。此外，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海权，尤其是武装力量远程投送能力的重要性。

三 构建战略依托地带的理论框架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强国的历史，就是强国崛起、守成国被取代的历史，就是强国不断留下印记的历史，就是如此周而复始的历史^[22]。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崛起国取代守成国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权力转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权力转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权力转移的进程又是如此相似，都要历经“国家—地区—世界”这样的历程。那么，今天的崛起国还可以采取过去的策略和战略来走完自己的崛起历程吗？如果不能是否有新的选择呢？

笔者把其主要思想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带方面，提出了以“融合”为核心的战略设计：崛起国通过主动与其战略依托地带内的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构建地区制度以及塑造共有观念，并按照自身的崛起需求来塑造地区秩序。在这个“融入—变革—塑造”的过程中，崛起国起主导作用，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地区制度以及共有观念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通过对法国的威逼，把触角伸向了拉丁美洲。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彻底地把西班牙逐出了美洲。其后，美国通过“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逐渐“掌控”了拉丁美洲，使其成为了自己的后院。“大棒政策”就是依仗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通过对“不听话”的国家实行武力威胁和战争讹诈的外交政策，如通过1903年的《美古条约》，美国拥有了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利；1903年11月，策划巴拿马城政变，使其脱离哥伦比亚并在美国的羽翼下“独立”，随后又凭借条约的形式获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管理权；1909年，策划政变使尼加拉瓜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此外，美国的“大棒政策”还指向了拉美以外的地区。“金元外交”是通过金融资本的方式实现海外扩张，即一种“用金元替代枪弹”来实现自己战略目的的政策。但在外交实践中，美国并没有完全用金元替代大棒，而是将武力和金元相结合——即“胡萝卜加大棒”，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对周边地区更多的是通过提供经济、政治与安全等多方面的“公共产品”来维持其地区主导权。通过对拉美国家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这也无怪乎拉美有一句谚语叫做“离魔鬼太近，离上帝太远”，这里的魔鬼指的就是美国。

笔者认为，过去的方式，不管是英国的离岸制衡还是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抑或苏联的大棒模式都难以在今天的世界奏效。一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离岸平衡、大棒都是与时代相悖的手段，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如果想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带，必然会招致不同对象在不同程度上的抵抗，最主要的阻力就来自于守成国和周边国家。当一个崛起国在还未完成崛起之时就树立如此让人畏惧的形象，必然难以完成从地区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二是当今的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世界，今天的强国不再需要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来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而是要通过在不同层面的竞争在相互依赖的网络格局中完成自己的崛起。三是当今世界上的中小国家具有“小国集团化”的趋势，最典型的就是东盟和非盟。当某个小国与毗邻大国之间具有无法逾越的实力鸿沟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大国。

(一)构建利益共同体

新现实主义认为，每个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的网络结构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国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追求与之相配的权力和利益，太多或太少都不好^[24]。在世界格局中，中等强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权力是不理智的；同样，地区小国与地区大国争夺区域权力也是不符合其利益的。因此，争夺地区主导权并不是域内普通国家的核心利益，国家的重要利益总的来说无非两样，一是安全，二是发展。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一个大国要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与信任，就必须为周边国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欢迎其他国家搭乘自己发展的快车。动荡的地区环境、混乱的地区秩序以及域外国家的干预都不符合本地区的利益，尤其是对于小国来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因而小国更不愿意看到地区的动荡与危机。因此，在核心利益层面上，崛起国和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相容而非相斥的，这满足了大国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三千零一刀！短短一炷香的工夫，天葬师一共割出了三千零一刀，尸体的皮肉、内脏、骨骼，每一寸都是细碎而整齐的。这种强度的工作，让年迈的天葬师有些吃不消，他面色黑红，头顶热气氤氲，就连呼吸都打了颤。他知道自己老了，年轻的时候，他最多曾一连给四具尸身施行割礼，一口气割出了整整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六刀！即使那样，他也没有觉得像如今这般劳累。

英国主要是通过“离岸制衡”战略来使得欧洲大陆长期处于均势格局进而使之符合自身的崛起战略。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和某些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但英国东面和南面隔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水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也正是由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在其崛起初期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并没有绝对优势，因此，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外，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是较早满世界建立殖民地的原因之一。但一个崛起国要想完成崛起，就必然使得自己的后方不成为拖累自身崛起的区域。对于英国来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无法使得欧洲成为自己的“后院”，那么转战海外，保持欧洲均势且防止任何一个欧陆霸主的出现就必然成为其塑造地区秩序的重点。为了争夺海外利益并掌控海上主导权，英国在17至18世纪发动了三次“英荷战争”，并最终成为了海上霸主。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连续投入到了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打破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美梦，无怪乎有学者称“路易十四的辉煌时期终结于光荣革命”^[14]，甚至有历史学家夸张地声称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15]。在此条约之后，英国基本保持了欧洲大陆力量格局的基本稳定，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英国的影响力也不再仅限于欧洲了。到18世纪中叶，在“七年战争”中英国再一次取得了对法国的胜利并成为了海外殖民霸主。丘吉尔曾说，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在欧洲的陆地之外成为了海上和陆上的主人”^[16]。英国著名历史学家J.R.格林将七年战争看作是英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称英国自此之后“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仅仅其他国家的对手……这些处在单个大陆位置的国家将注定在以后的岁月中处于无足轻重的竞争地位”^[17]。在1792年至1815，欧陆局势发生动荡时，英国七次组织反法联盟，再次击碎了法国称霸大陆的野心。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于1871年统一德国，建立德意志帝国。其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德国的国力很快就赶上并力压英法。尤其在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开始挑战英国的殖民霸主地位。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同法国握手言和并共同组织同盟国集团以对抗德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之后，为了继续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对于法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的“严惩德国”的主张并不上心，依旧做着昔日的帝国梦。然而，这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舞台的中央又出现了两个新的角色——美国和苏联，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往往受地区大国的影响较大，小国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搭便车”往往是其理性的选择，而崛起国往往也乐于让其搭自己发展的“便车”，以共同发展。在地区稳定上，崛起国有能力也必须为域内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样，崛起国与周边国家在不断的交往互动中会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可以说，这是崛起国与周边国家核心利益相互绑定的一种体现。

(二)共建地区制度

在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基础上，国际政治学界发展出了所谓的共和自由制度主义(以“民主和平论”为代表)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的国家由于制度的制约，相互之间难以发生战争；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在当今世界，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界限日渐模糊，武力的作用有所下降，其他手段的作用日益凸显^[25]。虽然上述理论遭到了不少批判，但从侧面反映出了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诚如基欧汉所言，“良好的国际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其不仅能够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还能够使得国家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进而能够让国际秩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26]。

崛起国要想塑造地区秩序，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抓手，而制度可以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因此，崛起国应该和周边国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共同建立起一系列“有效”“合法”的地区制度。该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前者主要取决于周边国家的认可，后者主要体现在“服务”、“制约”、“规范”、“惩罚”以及“示范”等方面。周边国家对相关制度是否认可又取决于制度的构建、实施、修改、完善及其最终造成的结果。只有具备“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发挥其有效性。一旦崛起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了“高效合法”的区域制度，那么，区域内国家间的交往互动也将变得更具有可预期性并最终促成国家间的长期互惠合作，进而使得本地区朝着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

(三)塑造共同观念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身份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通过不断的互动和交往所建构出来的观念来塑造的，而塑造出的身份又决定了利益和行为。虽然建构主义遭到了不少的质疑和挑战，但该理论至少让人们对于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且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享有共同观念或者拥有共同身份的国家要比缺乏共同身份和观念认同的国家在合作和交往上更加深入和广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构建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的过程中，虽然苏联运用了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手段，但其主要还是大棒模式。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除了要和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建共享制度之外，还要塑造共同的观念，尤其是在这个碎片化认同的时代，崛起国能否塑造出一种被周边国家所接受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此，笔者认为崛起国可以这样做：一是从地区层面塑造共有的观念。它既包括价值观的塑造也包括身份认同的构建，这样可以使域内国家形成一种基于地缘而产生的认同。利益的互相交融以及制度带来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强观念的认同，反过来，观念的认同也将塑造基于身份的利益集团和制度；二是从文明来塑造共有观念。通常来说，一个崛起国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崛起，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的崛起。因此，崛起国不但要在物质层面提供公共物品，还应该在精神文明层面提供公共物品。此外，崛起国还要进一步引导域内的文化(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代文化)在一个包容、开放的环境中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美美与共”。

总的来说，崛起国要构建起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利益、制度以及观念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但地缘环境的差异和国际体系的变动决定了新崛起国在经略自己的战略依托地带时，必须循序渐进，以点带面，不应操之过急，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既不至于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和抵制，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崛起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与守成国在该区域内发生重大的冲突。历史上的德国与日本崛起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关系。

3.组织交流、品读。学生读出细节，谈谈自己的感受。针对该处细节，有不同感触的学生互相补充。教师适当点拨引导，并鼓励引导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展示爸妈之间质朴而真挚的情感。

四 构建中国崛起依托地带的战略设计

如今，中国的崛起正处于关键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能够成功崛起就取决于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陆上邻国有十四个,海上邻国有六个。在不同方位我国所面临着的环境有所不同：我国北面目前相对稳定；西面面临着巨大的反恐压力和边境摩擦；东面面临着不确定性，其中东北亚区域朝核问题悬而未决、中日关系始终徘徊不前，东南亚区域内的南海问题随时有再次升温的可能。此外，东亚地区的二元结构日益明显，加大了中国军事、经济影响力在上升过程中和区域内的不匹配现象^[27]。因此，中国要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关系。而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共建制度以及塑造共有观念来经略崛起依托地带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战略设计，因为其不仅能够高度地和“亲、诚、惠、荣”战略对接，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引发域外大国的强烈反弹。

首先，中国应该同周边国家建成利益共同体。如上文所述，在国际体系的网络结构中，每个国家都有符合自身的位置，追求超越自身能力或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利益是不利于自己长远发展的，因为这必然会受到来自实力的制约、认知的不协调以及国际体系的压力。在次一级的地区网络结构中也同样如此。在东亚地区，至少在东南亚区域，从实力结构对比来看也只有中国最适合作为区域的引领者。中国作为重要的引领者就必须在国家的重要利益如安全与发展上与域内国家相联系。从主观上看，不仅中国有意愿，周边国家也对此反应积极，他们不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互接发展战略，还踊跃参与亚投行的创设(东盟10国悉数加入)。从客观上看，周边国家与中国在发展与安全上是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国家，周边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危机时，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的内在推动力的追求平等、正义和公平的新型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摒弃了霸权、强权和武力威胁等元素，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得到了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同。在发展与安全的利益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局面，尤其是中国提出的“结伴而不结盟”的睦邻友好思想和部分国家的经验^[28]为中国与域内国家建立“安全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接下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上的沟通和协调，进一步稳固合作的基础，铸牢共同繁荣的根基。

其次，中国应该和周边国家共建地区制度。国际制度并非自发创立的，而是产生于国家之间的互相需要^[29]。 良好的区域制度一方面可以降低域内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让域内国家的行为变得更具有预期性，进而使得地区秩序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中国要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引领者，就必须牢牢把握“地区制度”这个强有力的抓手。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核心利益上具有较高的兼容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互相交融的状态，这就为共同建设地区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域内国家共同参与的程度将决定地区制度的“合法程度”，中国发挥引领者作用的效果将决定共建地区制度的“效率”。因此，共建地区制度，各国不仅要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该过程中要积极发挥作为引领者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制定出的地区制度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其合法性，最大限度地被域内国家接受。只有被广泛接受的地区制度才能发挥其“服务”、“制约”、“规范”、“惩罚”以及“示范”的作用，才能进一步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才能进一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进而使得地区内各国朝着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当然，制度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中国可以和部分周边国家先从RCEP开始，进而带动其他周边国家加入，从经济层面的制度建设向多领域、多方面发展，最终建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包含多个层次与领域的区域制度。这不仅将进一步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还朝着“东亚命运共同体”更近了一步。

总是，高中物理在整个高中阶段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其中涉及到的知识比较抽闲且难以理解，需要学生不断通过进行问题的解决来巩固知识并且在知识巩固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解题能力.

再次，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塑造共同的观念。因为观念决定着身份，身份决定了利益，利益又决定了行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于朝鲜和英国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是由于观念所塑造的不同身份所决定的。因此，在这个观念认同碎片化的时代，中国能否与周边国家塑造出共同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中国该如何塑造同周边国家的共有观念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地区层面出发，以地区为主体来塑造共有观念，如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等；二是可以从文明、文化的层面出发，如塑造共有的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东亚文明、东亚文化、甚至是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中国不仅可以从传统文化上吸取营养，发展对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当代文明，还要善于用世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中国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并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甚至在这过程中发挥示范效用。一个崛起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的大国。因此，在观念上，中国要与周边国家相互融合，在强调国别性的基础上，更应强调共有性和共享性，做到求同存异、兼收并蓄。

四是治理有效。要打造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政府、市场、社会要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互相配合，不能凡事都由政府来做，否则包袱越背越重，矛盾越积越多。王夫之读古书发现一种现象，当某个地方的领导如果对某个项目感兴趣，就会大力推动，但是没有考察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百姓就会受害。推动的力度越深，老百姓受害程度就越高。因此只有搭建“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才能够更高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实现治理有效还应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就是一个自治德治结合的治理模式，应取其精华发扬光大。今天重点在于推进乡村的法治建设，靠法治推进发展，靠法治扫黑除恶，靠法治扶正祛邪。

处理之后北侧JC3、JC2稳定在现在的标高上，其他JC1、JC4基础平稳缓慢地被抬升但仍未达到规范要求。因此采用八台液压千斤顶加以电脑辅助顶升控制，井架快速回倾至规范允许值以内井架垫板下口加塞大截面钢板补衬，用C50高标号砼二次灌注。经矿方地测部门长期观测，井架未发生新的倾斜。

最后，在构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过程中要采取适当的方略。一是在横向上可以从点到面，逐步展开，例如在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上，可以先从经济发展开始。在制度共建上，可以先从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开始，如贸易协定、人文交流等。在观念塑造上，可以先从共有的文化开始，从提供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经验开始；二是在地缘上，应该从对中国既十分重要又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地区开始。目前来看，既满足重要性又拥有可操作性的只有东南亚区域，因此，中国可以先从该区域开始；三是在纵向上，中国要做到“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走“融入—变革—塑造”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粗暴的方式；四是中国要加强对周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并加大在外交与国际关系方面的投入，在此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官方研究，也要重视民间研究的发展；五是中国在该过程中既要加强自身的软实力，也要加强自身的硬实力，尤其是武装力量的远程投送能力，这对于我国提供地区的公共产品，维持区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六是在国际组织日益重要的今天，中国必须重视与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甚至是民间组织的交往。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通过不同于英、美、苏的方式来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依托地带和周边秩序。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和地区的发展，更有利于全球治理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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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OF THE FRAMEWORK OF BUILDING CHINA ’S STRATEGIC RELYING ZONE

ZHANG Yi ¹,ZHU Yu -lei ²

(1.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 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

Abstract : All along, the rise of a world-class power must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state-region-world”. Only countries that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hree phases can become world powers. Today, the rise of China has entered a crucial moment. To a large extent, the success of China’s rise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stage of “the region”-that of building a strategic relying area.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Britain’s “offshore checks and balances”, the“carrot plus stick”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ig stick” model in the Soviet Union, we conclude that none of these three models are in keeping with China’s reality today. However,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lesson are still worth learning from China.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situation,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China should build its own strategic support zone, and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it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 “establish a common regional system” and “create a common concept”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to-shape-change” road, so that from the point to the surface, from shallow to deep. In addition, we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framework design of building a reliance zone for China’s strategy, but also emphasize the capability of strategic operation.

Key words : China； strategic relying on the strip； strategic design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32( 2019) 05-0015-08

DOI: 10.16827/ j.cnki.41-1404/ z.2019.05.003

作者简介： 张 祎(1994-)，女，硕士生，研究方向：南亚问题。

(责任编辑：徐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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