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需要战略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年，世情、党情、国情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结构亦有相应调整和变革。然而，中国外交战略大体上仍以继承性、延续性为主，调整、改革属于微调、量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使质变成为可能和必要，中国外交转型目前就处在这样的关节点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定位，外交战略的中心工作应当从政治、安全领域转向经济建设，外交战略的重心应当从发达国家转向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外交资源分布、外交人员构成和知识储备、外交服务对象和方式都应据此做出相应调整。
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外交战略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则围绕国家的核心利益展开。《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①根据上述表述，可以把中国的核心利益分为三大类：主权、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这个表述是静态的、宏观的，这个表述五十年前适用，现在还适用，未来仍然不会过时。但是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应当具有阶段性特征。
一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评估逐渐趋于乐观。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具有明显的脆弱性，“西化”、“分化”中国的风险巨大且真实存在。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在亚太地区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安全、主权面临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在核心利益的排序中，主权、政治安全理所当然地摆在首位。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首先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积极发展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发展经济是为了维护政治独立。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我们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③上述几个报告显示，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越来越乐观，特别是在十八大报告中，经济利益首次与主权、安全并列成为外交的三大重点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实力增长快速，应对外部政治、安全威胁的能力越来越强。政治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深叶茂，“中国崩溃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这些曾经在1990年代盛极一时的国际论调已经渐行渐远，相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倒是时有所闻。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④经济上，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以不低于6%-6.5%的速度增长，那么在2030年中国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⑤军事上，据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评估，假设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增速稳定在7%-8%，那么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亚洲主导性强国，官方军费预算总计将达到5000亿美元；不管实际总数是多少，解放军都可能具备现代化军事强国的所有特征。⑥在这种前景之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西方国家仍然会对中国的基本制度指手画脚，尽管周边国家同中国时有领土纠纷，但是鉴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只要中国人把自己的事处理好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对中国的基本制度、领土完整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未来仍然会面临主权、领土安全方面的麻烦，但这不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主要矛盾。
此外，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表明，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根基主要在国内，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政治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国外对政治安全的威胁只能顺国内之势而为之。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进出口占GDP的62%，对外资的依赖度也比较高。主权、政治制度因外部威胁而受损的可能性小，因经济衰退引发政治、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更紧迫。尽管就性质而言，主权、政治制度比经济利益更基础、更重要、更直接，但是当它们没有面临严重外部威胁时，其在国家战略中的排序应当向后调整。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一旦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得到保障，国家就开始寻求尊严、价值观、稳定、发展等其他目标。⑦在国家的安全、主权不受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外交要以人为本，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排序中，就紧迫性和需求而言，经济发展应当超越主权、政治制度而跃居首位。
二、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争议发生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中国内部，事关中国对自身力量的评估，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追求的目标。2008年9月28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主持人专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问：“多数人视中国为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处理达尔富尔、伊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呢？”温家宝总理立即反驳：“首先我要更正你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⑧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国家定位一直采用“否定式”表述，中国不是什么，中国不做什么。如，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然而，中国还需要一个对国家目标的正面表述，要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要做什么。
从现状来看，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或者综合性全球大国，因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还构不成一个全球性大国。从未来的角度看，如果说追求综合性大国是中国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当前阶段的重点就是建设一个全球性经济大国，然后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再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而不必齐头并进。将中国定位于全球性经济大国，既是基于中国的实力地位，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方面，从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和美国化，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重大政治问题上握有一张否决票，这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除此之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有限。从中国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式微，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共识”尚在初级阶段，没有太大的国际影响。从西方角度看，据美国研究机构制定的“民主国家指标”显示，1990年到2010年民主国家从50个左右上升到100个左右，专制国家则从近50个下降到20个(中国当然被列入专制国家)，世界大潮似乎正浩浩荡荡奔向西式民主。⑨唯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经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估计民主国家的数量还会增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备受瞩目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影响力并没有相应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最近，在中东阿拉伯群众反抗运动中，在数次事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中国都是少数派。从政治操作层面看，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不结盟政策，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维持不在政治上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的原则，没有政治盟国。以中东地区为例，中国没有特定的对手、盟友，是唯一一个同中东各主要力量都保持友好交往的大国，波斯人、犹太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同中国的关系都不错。这是中国的优势，但也是劣势。由于没有盟国，中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拥有基于共同发展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朋友，拥有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睦邻友好国家，拥有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合作伙伴，但是缺乏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友，这让中国很难发挥全球性政治影响力。显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全球性政治大国。
在军事上，无论是从目前的军事实力还是从军事现代化目标看，中国都是一个地区大国。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竟然看法相同。《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开宗明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⑩这一宗旨决定，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主要在亚太地区。美国国防部在2011年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近期目标是台湾问题，长远的、综合性的目标是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强度、地区性行动能力；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力于2020年前建成一支地区性的现代化军队；中国在全球行动能力、全球力量投送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少，中国海军也没有地区水域之外的作战经验。(11)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经济大国。从经济总量看，2010年GDP为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9.3%，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吸引外国投资看，到2010年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0483.8亿美元，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贸易量看，2011年，中国贸易额达36420.6亿美元，出口18986亿美元，进口17434.6亿美元，2012年可望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从对外投资角度看，2011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累计达4247.8亿美元，年末中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2009年境外中资企业实现境外纳税106亿美元，聘用当地员工43.9万人。201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2.8473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从经济活动范围看，中国迄今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10%以上。(12)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但是庞大的经济规模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变，但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变了。
中国目前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是否可以满足于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定位，或者需要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成为一个综合性全球大国呢？众所周知，成为一个综合性全球大国的成本和代价很高，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一再讲这个道理，现实中美国的力不从心也是有目共睹。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中国的基本经济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或者说，现存国际体系能否给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平台？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研究，现存国际体系有三大特征：其一，建立在公平和市场开放的规则之上，崛起国家可以在体系内增加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其二，不是由一个国家，而是由民主国家组成的集团来领导，这个集团将在权力转移中居于有利地位；其三，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组成，国家主权和法制是这个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14)根据伊肯伯里的评估，现存国际体系是一个比较好的体系，易于融入而难以改变，崛起中国家最好选择融入。当前的国际体系相对合理，大体上有足够的空间给崛起国家，过去三十年中国就是在这个体系中崛起的。同时目前的国际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军事、政治实力依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经济因素明显上升。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经济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一个不是全球性军事大国的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第一次。”(15)
接受、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还是应用自己的经济大国资源寻求改变，创造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体系，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抉择，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追求经济大国地位，均成功地在经济上崛起，大幅度提高了本国人民生活。然而，日本、德国是美国的政治、军事盟国，是在美国的政治、军事保护之下崛起的，不具有普遍意义。过去三十年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得到发展的，但这并不表明未来仍然是这样，因为随着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美国能否仍像过去一样容忍中国崛起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也没有一个中美双赢的规则。面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美国采取“合作与防范”的两手对华政策，从最好处着手，往最坏处打算。这个政策的好处就是双保险，或者称为“对冲”，坏处就是成本高、易产生战略互疑。美国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的政策成本，不仅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综合性大国，而且它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同盟、军事同盟本来就存在，不需要重起炉灶。针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要选择同样的政策，成本非常高。一方面，正如伊肯伯里所言，现存国际体系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个集团领导，如果中国要防范这个集团，就必须重组另外一个集团，这将是一种典型的冷战结构，需要的资源非常庞大。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全球性政治、经济大国，要执行“合作与防范”政策，必须白手起家，没有多少现成的资源可以利用。
如果中国只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定位，当美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军事资源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时，中国就没有现成的政治、军事资源反击，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而不能实现。这种可能性真实存在。但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竞争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变。未来，当中国发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空间受到美国的政治、军事阻遏时，再将经济资源转换成政治、军事实力，虽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并非是毁灭性的、不可承受的后果。然而，在这种情景尚未出现之时，中国过早地动用经济资源进行防范，既可能掉进“你把对方当作敌人，对方可能会真的变成敌人”的陷阱，也可能损害经济发展根基，让中国连全球性经济大国都做不成。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16)这个判断今天仍然适用。
因此，从可行性、成本与收益、风险大小角度看，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定位比较符合逻辑。
三、以发展中国家为重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方面要努力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安全，防止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另一方面要尽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件事都直接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关。能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形成威胁的外国势力一定是西方大国，当时中国要发展经济迫切需要引进资金、技术，这也只能依赖发达国家。同时，能够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只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第八届使节会上的讲话，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当时外交布局的主要考虑。江主席指出，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是我们国际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美国还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引进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美国对华政策历来具有两面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是美国一些人长期的战略目标。江主席还说，离我国远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冲突，我们影响有限，可以相对超脱；而发生在家门口的重大问题，直接涉及我国安全和经济利益，我们应该认真对付。(17)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战略视西方为关键，把周边国家放在首位，就是从发展经济、制度安全、领土主权完整角度考虑的。新世纪初，中国更是明确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
目前，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改善，面临的主权、政治安全威胁减弱，外交战略的中心应当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三十年，在“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是外围。中国依靠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生产出产品卖给美国，赚取大量外汇储备。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中国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把中国“借”给它的钱，再拿到中国来投资，赚取更多的利润。现在，世界经济区域结构在发生改变，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中心，亚非拉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世界经济正在从“中心-外围”的单一循环逐渐转化为一种“8字双循环”格局。这一双循环体系以中国为中介。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美、欧、日是第一个循环，处于下游链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第二个循环，而处于中游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就扮演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国际经贸体系角色。美国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中国也需要美国的订单。亚非拉地区工业化推进再快，短期内也达不到美国高新技术投资的需求。这个时候，中国成熟的工业体系，就很适合亚非拉的再工业化。因此，在国际经贸的“8字双循环”中，中国将扮演中介角色。(18)
当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出现阶段性变化时，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也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19)
在国际经济单循环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国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在“8字双循环”阶段，对中国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很重要，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美国，更何况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与此同时，以前无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变得重要起来。中国庞大的资金、成熟的工业体系，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国内经济建设的重点目标看，自主创新、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继续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中等水平的自主技术、产品”找到国际市场，却只能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找机会。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看，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依赖发达国家，未来需要同时依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从市场方面看，发达国家在中国进出口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发展中国家开始平分秋色，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属于发展中国家。2011年中国进出口额36420.6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占中国贸易份额48%的欧、美、日、香港的比重下降1.8%，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快速，与南非、俄罗斯、巴西、东盟贸易增长分别高于整体增速54.2%、20.2%、12.1%、1.4%。(20)同年，中美贸易额为4467亿美元，中欧贸易额为5672亿美元，而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3630亿美元，与中东国家贸易额达到2680亿美元，与非洲的贸易额达1663亿美元，与拉美贸易额为1830亿美元，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贸易额为1134亿美元。可见在中国的贸易份额中，发展中国家早已占据半壁江山，而且逐渐扩大领地。在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出口189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3%，对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38%的欧洲和北美出口增长大幅放缓，分别为16.5%和14.5%，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对亚洲、拉美、非洲、澳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稳定增长，增幅均在20%以上，对拉美出口增幅达到32.6%，其中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智利的出口增幅分别为39%、30.2%、34.2%、31.1%、34.8%和23.1%。(21)在发展中国家，现在新增14亿消费者，代表着12万亿美元的购买力。(22)
从投资、产业转移方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反而有强化趋势。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到2011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为3781.4亿美元，占89%，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为466.4亿美元，占11%。中国在亚洲和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0%以上，中资在非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不足10%。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仅8个，占9.3%。近年来，一个显著变化是中国投资非洲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非洲已经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点地区。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有7个在非洲，非洲跃居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标地，中国在非投资领域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今后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中国要搞产业升级，必须输出过剩的产能。在能源、资源进口和中低级产品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达国家仍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快速上升。到2030年全球经济将更多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传统的西方，欧、美、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将从今天的56%下降到远远低于50%。除中国外，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正越来越重要。(23)鉴此，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家应在情理之中。
四、中国外交战略如何转型？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也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重心的外交。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为了助推国内经济建设，中国外交的思维、组织结构、人员素质、资源分布都应作出大幅度调整。用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话表述，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经济谋略”(Economic Statecraft)应当回到美国外交议程的中心位置，经济就是战略，战略就是经济。经济谋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外交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利益，二是利用本国经济资源推进政治、安全利益，两者相辅相成。(24)
过去，外交通过塑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未来外交要更直接地服务于经济建设。1993年江泽民在外交部第八次使节会议上指出，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25)2004年胡锦涛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2009年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从上述三次讲话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与经济的关系变得日益直接，特别是在胡锦涛2009年的讲话中，“经济上更有竞争力”成为外交直接目标之一。经济成为外交的中心任务，外交就要寻找、创造经济机会，外交资源应当重点投向国际经济体制建设、双边经济关系塑造、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等方面。
第一，利用中国已经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建设，塑造一个平等、包容、公平的经济新秩序，逐渐形成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过去几年，中国在塑造国际经济体系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推动以“金砖”(BRICS)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体之间的合作。2006年以来，“金砖”国家之间外长、财长、行长等部长级磋商机制常态化，2009年开始召开定期首脑会议。2007年以来，“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超过G7国家，并拥有世界外汇储备的40%。二是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治理。从200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连续7次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2008年起连续3次参加G20峰会。根据2011年3月生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特别提款权份额占3.72%，投票权占3.55%，位居第六。三是构建经济领域的“区域一体化”平台。东盟10+3、上合组织、中阿论坛、欧亚峰会、中非论坛成为重要的区域经济机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纷纷效仿。所有这些为中国建构了相当可观、史无前例的经济外交战略资产。(26)经济大国需要领头打造国际经济体系，鼓励共享贸易、资本流动，应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3、中非论坛、中阿论坛等经济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即使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也必须把主要外交资源投到经济领域来。克林顿国务卿上任后连续六次发表有关经济的讲话，要把美国外交的中心转向经济，把美国外交的重心转向亚太，都有应对中国经济挑战的成分。克林顿国务卿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要求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遵守同样的规则，如何应对国营企业是TPP中的重要内容，也要相应修改经合组织(OECD)的章程；国家控制现金、公司、自然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活动，这些都是美面临的挑战。(27)显而易见，美国正在凝聚力量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应对中国等转型中经济体的挑战，经济规则之争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重头戏。美国已经吹响经济竞争的号角，中国必须积极应战，方能不受制于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在国际上获得平等待遇，还需要中国建立自己的经济话语体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指出，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学者有责任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谈判中理直气壮，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28)
第二，统合政府资源、吸纳民间力量，开门办外交，用大外交模式推动双边和地区经济关系，服务于出口、引资和对外投资。长期以来，因为外交工作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尊严等重大核心问题，其他各部门配合外交工作成为一种习惯。现在，除了极个别情形之外，外交工作更应与其他部门工作融为一体，共同服务、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一方面，要整合政府资源，在对外经济谈判中形成合力。在处理对外经济与外交的关系上，全球各国的体制可以分为五个类型：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一体化、以英国为代表的半一体化、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独立第三部门、以印度为代表的竞争关系、以中国为代表的分离模式。分离模式的优点是责权明确，缺点是浪费外交资源。最近，美国国务院已经改组由国务次卿负责的经济事务部门，以更好地配合“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中国也应当整合外交部与商务部的资源，以更好地在对外经济谈判中利用外交资源。同时，经济外交是真正的大外交，需要外交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通力合作，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另一方面，经济外交必须有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参与。同传统的贸易外交相比，经济外交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必须加入到外交决策中来。外交决策不再仅仅是国家层次上的事情，经济外交涉及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的切身利益，他们的声音必须能听得到。
第三，基于以经济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重心的原则重新调配外交资源。外交要更多关注经济问题，既是思维习惯、工作方法的转变，也需要外交人员更新知识储备。美国国务院已经聘请首席经济学家，要求外交官员接受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培训，要既能看《外交》，也能看“彭博新闻”。(29)为了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投入，中国必须改变过去三十年外交资源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使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6年美国曾决定把外交人员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年把欧洲的100个外交岗位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大外交对经济的服务力度，外交服务对象要从主权国家、政府向个人、企业适度转移，也就是必须加大领事保护的力度。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表示，中国的领事保护投入严重不足，中国所有驻外使领馆负责领事侨务工作的一共600多人，平均每个驻外领事官员要为10万人提供可能的领保服务，而这个比例美国是1∶5000，日本是1∶12000。(30)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主要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因此才有“外交无小事”之说，未来很多外交工作是“小事”，涉及具体的公民、企业。
做一个埋头于经济建设的大国，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孤独。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前150年，其外交政策传统深深地贯彻着经济主导思想。(31)现在，克林顿国务卿明确要求美国外交回到经济轨道上来。
外交战略调整是个大题目、大事情，需要各学科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更需要不同观点的交叉碰撞。本文的论述和结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是中国目前在主权、政治安全方面面临的外部威胁减缓；二是现存国际体系能大体保障中国的对外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假设在文章中并未得到充分、完整、有效的论证，因此本文是对外交转型问题非常粗浅的讨论，或者仅仅是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以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5日)
②“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zilai/2003_01/20/content/_696989.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6日)
③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46页。
④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⑤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ate Counc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document/china-2030-com-plete.pdf.(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6日)
⑥David J.Berteau,Michael J.Green,Gregory Kiley,Nicholas Siechenyi,"U.S.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on-force-posture-review.(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1日)
⑦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91.
⑧Fareed Zakaria,"Meeting with World Lead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http://transcripts.cnn.com/TRANSCRIPTS/0809/28/fzgps.01.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1日)
⑨"Global Trends in Governance,1800-2011",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l.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7日)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_03/31/content_4249942.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9日)
(11)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final.pdf.(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2日)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5日)
(1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14)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ume 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29-30.
(15)Hillary Rodham Clinton,"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November 17,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11/200664.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6日)
(16)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46页。
(17)江泽民：“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1993年7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0137/10818705.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6日)
(18)参见夏元：“北大国际经贸系主任王跃生：中国成世界经济‘8字双循环，中间点”，《重庆日报》，2012年12月6日，http://cq.people.com.cn/news/2012126/201212693528580676.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2日)
(1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22页。
(20)“商务部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2年春季)》”，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i/201204/20120408094170.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3日)
(21)韩秀申：“2011年中国外贸发展回顾和展望”，http://www.caitec.org.cn/c/cn/news/2012-03/26/news_3187.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3日)
(22)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Global Impact Economy Forum",April 26,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4/188548.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7日)
(23)"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December 2012.
(24)Hillary Rodham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October 1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552.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31日)
(25)江泽民：“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1993年7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0137/10818705.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6日)
(26)张曙光：“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考察”，《文汇报》，2012年8月20。
(27)Hillary Rodham Clinton,"Keynote Address at Global Business Conference",February 21，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2/184284.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31日)
(28)林毅夫：“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教训”，《新华文摘》，2012年，第24期，第50-51页。
(29)Hillary Rodham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October 1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552.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31日)
(30)温飞：“我国领事保护人员严重匮乏，相关法律亟待出台”，http://www.china.cnr.cn/yaowen/201201/t20120104_509010147.s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5日)
(31)Robert Zoellick,"The Currency of Power",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0/08/the-currency-of power.(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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