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中国论文,后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前言
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曾对这一关系进行过各种实证研究，但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即使是90年代的研究结果也依旧大相径庭。例如，M·利维巴茨（M.Livi－Bacci）对16个发达国家1870～1987年间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进行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没有明显的关系； 在对57 个发展中国家（1965～1986）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存在（转引自Easterlin，1996）。美国人口经济学家R·伊斯特林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对一些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研究，既发现了正向关系，也发现了负向关系。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1820～1870、1870～1913），这种关系的典型模式是人口和人均收入同时增长；其后，两者的变化出现了相反的趋势，人口增长率下降，收入增长率提高；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正向关系。对一定时期内不同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分析也没有得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R.Easterlin，1996）。A.C.凯利等人的研究结论则是：（1）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在60年代没有统计意义，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负相关；（2 ）这种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3 ）人口增长的直接负面影响可以被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正面影响抵消；（4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正面影响的强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Allen.C.Kelley et,1996）。
根据已有的文献，我们至多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被充分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正如伊斯特林所言：“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没有说明和证明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历史上也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R.Easterlin，1996）。
自70年代初以来，中国生育率开始出现迅速转变，并导致了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在7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也被启动，出现了国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与人口增长的减速有关？如果这种关系确实存在，那么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此类问题从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受到中国一些学者（朱国宏，1994；穆光宗，1994；张志刚，1994；等）的关注。主流观点认为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定性研究，而很少有定量的实证分析。因此，主流观点乃至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基础立论缺乏相应实证论据的支持。为此，我们在本项研究中力图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进行计量分析，旨在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采用一个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主要是用GDP 指标）数据或跨国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纳入分析视野的因素比较单一，不能真正揭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运用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对1978～1997年间中国不同人口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比较，以判定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
2.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
2.1 基本假设
为了清楚地揭示中国人口控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分析的简便，本文作如下的基本假定（其他一些假设条件将在各有关内容的阐述之前陆续给出）：（1）中国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政策（包括对内对外）和社会环境不变（有关人口的政策是本文的控制变量，不在此假定之列）；（2）资源、环境能够承受任何的人口增长， 保障经济正常运行；（3）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要求的条件；（4）20年来科学技术进步的趋势一定。
2.2 变量符号及含义
Y[,t]为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y[,t]为t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t]为t年最终消费（包括居民生活消费和政府消费）； c[,t]为t年人均最终消费；K[,t]为t年固定资产存量；δ[,t]为t年固定资产折旧率（代表固定资产消耗率）；I[,t]为t年社会总投资；π[,t]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K[,t-i]为t-i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在t 年的固定资产的形成率；P[,t]为t年总人口；P[,t]为t年劳动年龄人口；I[,t] 为t年从业人员比例；L[,t]为t年的从业人员数；A（t）为t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Y[,t] △K[,t]
─────为t－1年至t年GDP增长率；─────为t－1年至t年
Y[,t-1] K[,t-1]
△L[,t]
固定资产存量的增长率；─────为t－1年至t 年劳动投入（从业人
L[,t-1]
△A（t）
员）的增长率；──────为t－1年至t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A（t－1）
2.3 要素模型
为了揭示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真实含义，我们从两方面入手：（1）从人是消费者入手，判断人口增长对消费的影响， 进而判断对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2）从人是生产者入手， 判断人口增长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判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作为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的基础，我们首先需要构建以下三个要素模型：
2.3.1 消费模型
在人均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则是最终消费规模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人均消费水平并非固定不变。影响其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臧旭恒， 1994）。人均消费与人均GDP应具有以下关系：
c[,t]＝a+by[,t]
（1）
该式两边同乘以总人口P[,t]，则最终消费函数模型为：
C[,t]＝c[,t]P[,t]＝aP[,t]+bY[,t] （2）
该式表明，最终消费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函数。
2.3.2 固定资产存量模型
在经济增长中，资本是重要的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的规模。而资本投入量取决于固定资产的存量。t 年固定资产存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起始年的固定资产存量；二是t 年以前各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固定资产折旧率。
我们假定中国初始固定资产存量在1952年全部形成（张军扩，1991；毕吉耀，1994），而且1952年固定资产存量相当于当年GDP的3倍（张军扩，1991）。按1978年价格计算，1952年固定资产存量约为2309.7亿元。
固定资产存量模型为：
值得注意的是，从该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固定资产形成与人口和消费的关系。
2.3.3 劳动投入模型
为简便，在劳动投入模型中我们只考虑两个因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p[,t]）和从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1[,t]），则有：
L[,t]＝p[,t]l[,t]（4）
2.4
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
在我们的基本假定下，人口—经济运行的生产过程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条件，因此有以下方程式：
Y[,t]＝A（t）K[,t][α]L[,t][β]
（5）
其中，α＞0，β＞0，α+β＝1，α、 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参数。
为了研究经济总量与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并将（5 ）式应用于离散型数据，通过数学处理得到差分方程（6）。
△Y[,t]△A（t）△K[,t]
△L[,t]
─────＝────+α─────+β─────
（6）
Y[,t－1]A（t－1）
K[,t－1] L[,t－1]
由于已知初始年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Y[,1978]，因此，可计算得
到各年国内生产总值Y[,t]。
△Y[,t]
Y[,t]＝Y[,t－1]（1+─────） （7）
Y[,t－1]
这样公式（2）、（3）、（4）、（6）、（7 ）就构成了人口—经济动态运行模型的主干方程。为了对模型有一个整体感和叙述方便，我们将这5个方程放在一起，称为人口—经济运行模型。
模型中各主要变量关系的运行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人口—经济运行的各方案模拟路径
3.人口、经济要素估计及参数确定
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估计人口—经济运行模型中的各要素指标，并且确定模型中所有待定参数。
3.1 人口增长
我们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分析，是建立在对人口不同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长的模拟和比较基础之上。因此，需要确定不同的人口增长状态。在本研究中，我们共设计了1972～1997年间的四种人口增长状态（注：考虑到中国人口1972年总和生育率（TFR）由1971年的5.44 下降为4.98。因此，我们将1972年为人口推算的基年。由于篇幅的限制，各方案的参数设置及估计模型略。）。
实际人口增长状态：总人口1978年为96259万人，1997 年为123626万人。
方案1：假定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972年的水平上、 死亡率按实际水平推算。模拟结果：总人口1978年为99233万人，1997年为163257 万人。
方案2：假定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972年的水平上、 按调整的死亡率推算。模拟结果：总人口1978年为98585万人，1997年为155714万人。
方案3：假定总和生育率在1997年降至3.5的水平。模拟结果：总人口1978年为98047万人，1997年为144344万人。
3.2 从业人员数量
据各方案人口推算结果即可得到各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另外，有关劳动就业方面的研究一致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在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亦存在众多的富余人员。也就是说，在已知的投资规模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际从业人员数量已经满足需要，无须再增加新的从业人员。因此，我们假设各方案人口中从业人员数量与实际一致，即劳动年龄人口的从业比例（1[,t] ）为实际从业人员与各方案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之比。
3.3 固定资产存量
本项研究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代表资本投入量，其计算步骤如下：
3.3.1 固定资产折旧率估计
由于中国公布的数据资料中没有全国固定资产存量这一指标。所以，我们只能对全国固定资产净值存量进行估算。这首先需要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根据《第三产业统计概论》所附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和对照其他有关文献（毕吉耀，1994），我们估计的不同时期固定资产折旧率（见表1）。
表1中国不同时期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估计值%
时期 折旧率
1952～1977
3.0
1978～1990
5.0
1991～1997
5.5
3.3.2 1978年固定资产存量及其以后各年固定资产存量估计
根据固定资产存量形成模型（3），可以估算出1978 年的固定资产存量和1978年以后各年的固定资产存量。在固定资产存量估计中，均使用1978年不变价换算。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3.3.3 不同人口方案条件下的固定资产形成与固定资产存量
在不同的人口增长状态下，固定资产的投资水平与积累速度也会不同。利用模型（9 ）对我们所设计的各种人口方案条件下的固定资产存量做出估计。有关参数的确定是依据吴敬琏和张军扩主编的《1989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中的有关测定，t 年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转换成资本的比率k[,t]＝26%，t－1年在t年的形成资本率k[,t－i]＝26%，依次，k[,t－2]＝20%，k[,t－3]＝12%，k[,t－4]＝9%，k[,t－5]＝7%；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例π[,t]＝82.07%， 该比例由各年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例（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卷第45页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的平均数确定。
表21978～1997年中国固定资产存量估计
年份 当年价格的 价格指数 固定资产形成额
固定资产形 1978=1001978不变价(亿元)
成额(亿元)
1978 1073.9 100.0000 1073.9
1982 1493.2 121.0037 1234.0
1985 2641.0 126.1366 2093.8
1990 4732.0 176.8406 2675.9
1995 20300.5 372.6411 5447.7
1997 25698.0 394.1336 6520.1
年份 固定资产折旧率固定资产存 固定资产存量当
(%)
量1978不变 年价格(亿元)
价(亿元)
1978
5.0 10104.4 10104.4
1982
5.0 12551.1 15187.3
1985
5.0 15639.1 19726.7
1990
5.5 23468.2 41501.3
1995
5.5 36301.3 135273.6
1997
5.5 44628.4 171583.6
注：当年价格的固定资产形成额1978～199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这期间的价格指数是根据该资料提供的1952～1995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额增长指数换算得到；1997年的数据根据1996～1997年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3.4 消费函数检验
在我们建立的人口—经济动态模型中，消费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消费的变化，我们基于GDP、 最终消费和人口规模等数据对模型（1）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人均消费水平c[,t]与人均GDP水平y[,t]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见图2）。
图2 人均GDP与人均消费关系
利用这两组数据和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得到：
c[,t]＝69.816+0.4962y[,t]
（6.58） （45.10）
R[2]＝0.9912，F＝2034.32，D.W.＝0.565
模型检验结果显著，D.W.检验对单变量来讲可以接受。因此该模型
可以作为人均消费的预测模型。据此可以得到中国全社会的总消费C[,t]
与人口P[,t]和国内生产总值Y[,t]的关系：
C[,t]＝P[,t]c[,t]＝69.816P[,t]+0.4962Y[,t]（9）
根据此式可以推算出中国1978～1997年期间不同人口增长状态下的
总消费规模。
3.5 综合要素生产率
在本项研究中，对于各模拟方案我们都假设1978年以来，中国综合
要素生产率是按实际的变化趋势变动，并利用索罗余值法进行计算，即
由（6）式变形得：
△A（t） △Y[,t] △K[,t] △L[,t]
──── ＝ ───── －α──── －β────（10）
A（t－1）Y[,t－1]
K[,t－1]L[,t－1]
根据生产函数法，并采用1978～1997年的实际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参数α和β估计结果为：资本弹性α＝0.7244（T检验值为10.48，在1%水平显著）； 劳动弹性β＝0.2779（T检验值为4.02，在1%水平显著）。1978～1997年间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见图3。
图3 综合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3.6 生产函数中α和β值的确定
在我们的模拟中，对每一个方案我们将选择不同参数α、β，得出各方案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对每个人口方案一律拟定三组参数，即：
Ⅰ.α＝0.60，β＝0.40；Ⅱ.α＝0.65，β＝0.35；Ⅲ.α＝0.72，β＝0.28。
对于每个人口方案，我们都分两种情况模拟总消费：一是假设各方案都按实际的人均消费水平计算总消费。考虑到在这种条件下，由于过高的消费会使资本积累减少，因此α的取值将会很小，不妨令α＝0.1，则β＝0.9。我们将用此参数模拟给出结果。 二是假设各方案人口状态下的消费水平都按消费模型（9）发生变化， 并在此条件下对三组参数都进行模拟。
4.模拟结果和主要结论
4.1 模拟结果
4.1.1 按实际消费水平对各人口方案的人口—经济运行模拟结果
如果按照实际消费水平（注：这里是假设各方案人口按现实中的消费水平去消费。）对三个人口方案人口增长状态下的中国1978～1997年人口—经济运行模拟，得到的结果是：固定资产投资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负增长（高失业率将随之出现）；从90年代初开始，固定资产投资为零；固定资产净值存量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净减少，到1997年将减至1977年的存量水平。总消费在80年代中期将占GDP的80%以上，在90 年代初将超过GDP，即GDP将全部被人口“吃掉”。这种结果表明，在生育率水平不下降（方案1和方案2）或下降幅度较小（ 方案3）的人口增长状态下，如要维持实际的消费水平，中国的国民经济在80年代中期就会陷入困境，最迟会在90年代初崩溃。但是，在比实际人口增长更快的人口增长状态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还保持在与实际消费相同的水平上。因此，此模拟结果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的参照。
4.1.2
在消费水平变化条件下的各方案人口的人口—经济运行模拟结果
我们假设各人口方案按消费函数（9 ）计算总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并利用人口—经济运行模拟（8 ）和本文中各要素的初始值及各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分别对各人口方案的人口—经济运行进行模拟。表3 中列出的是按三组参数计算的三个不同人口方案条件下的模拟结果。我们把人口方案1 在第一组参数条件下模拟的结果作为生育率下降对各经济指标数值影响的上限，把人口方案3 在第三组参数条件下模拟的结果作为生育率下降对各经济指标数值影响的下限。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高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增长压力条件下， α的数值不可能达到0.72，而很可能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 最可能的是在第一组参数条件下模拟的结果。
表3 1978～1997 年中国各经济指标实际增长率和不同人口方案下的增长率 %
经济指标实际 人口方案1
—————————
Ⅰ Ⅱ Ⅲ
固定资产投资11.52 10.42
10.81
11.23
固定资产存量 7.99
6.516.626.78
国内生产总值10.31
8.248.528.92
人均国内生产 8.38
5.415.716.11
总消费
8.68
7.147.387.74
人均消费 7.26
4.374.604.95
劳动生产率
7.14
5.615.87 6.27
人口方案2人口方案3
经济指标
———————
———————
ⅠⅡⅢ Ⅰ
Ⅱ
Ⅲ
固定资产投资 10.62 10.91 11.33 10.73 11.02 11.44
固定资产存量
6.58
6.70 6.86 6.65 6.77 6.93
国内生产总值
8.29
8.57 8.98 8.33 8.61 9.03
人均国内生产
5.71
5.99 6.39 6.15 6.42 6.84
总消费 7.16
7.40 7.79 7.16 7.41 7.78
人均消费
4.61
4.85 5.21 5.00 5.24 5.61
劳动生产率 5.65
5.92 6.33 5.69 5.97 6.38
4.2 主要结论
4.2.1 生育率迅速下降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
从GDP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不下降或下降速度较慢，到1997年中国可以实现的GDP总量可能在65312亿元（方案3，α＝0.72）和56887亿元（方案1，α＝0.60）之间， 比实际总量少12.7%～24%。从GDP的增长速度看，在1978～1997年期间， 中国实际GDP年平均实际增长速度是10.31%，而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是在9.03%（方案3，α＝0.72）和8.24%（方案1，α＝0.60）之间。因此，如果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没有迅速下降，那么GDP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比实际慢1.3到2个百分点， 生育率迅速下降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
4.2.2 生育率迅速下降对中国人均GDP 水平提高的贡献份额约占1／3
根据我们模拟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人均GDP 水平提高的影响更大。如果不降低人口生育率水平，到1997 年可能实现的人均GDP最大值（方案3，α＝0.72）为4525元（当年价格，下同）， 比实际水平要低26%（1554元）；最小值可能只有3465元（方案1，α＝0.60 ），比实际水平低43%（2614元）。换言之，在中国人均GDP 增长中有26%～43%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做出的贡献。1978～1997年间中国实际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38%， 而在我们所设计的人口增长状态下，该速度值仅在5.41%～6.84%的范围内，比实际速度低1.5到3.0个百分点。
4.2.3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我们模拟的结果，如果中国生育率没有出现迅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要受到严重影响。在设α＝0.72的条件下，我们按消费函数（9）计算1978年方案3人口的消费规模为2482.9亿元，比实际的2243亿元多出大约11%（240亿元），这使1979 年的固定资产积累减少近200亿元。在以后的各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比实际平均少近100亿元，使资本积累规模减小和固定资产存量远低于实际的存量。到1997年，固定资产存量最大可达到142307亿元（方案3，α＝0.60）， 比实际低17%（29218.6亿元）；最可能的值是135371.3亿元（方案3，α＝0.60），比实际低21%（36154.2亿元）；最小值为133648.3亿元（方案1，α＝0.60），比实际低22%（37887.2亿元）。 就是说实际固定资产存量的15%～22%是生育率迅速下降贡献的。
4.2.4
生育率水平的迅速下降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如果中国的生育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将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增加。若按实际从业比例计算，人口方案的从业人员大于实际从业人员，然而固定资产存量又少于实际，这势必降低劳动生产率。模拟结果显示，1997年可能实现的最大劳动生产率为10182元（方案3，α＝0.72），比实际低12.6%（1475元）；最小值只有8868.3（方案1，α＝0.60），比实际低24%（2788元）。换言之，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有13%～24%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做出的贡献。在1978～1997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14%，而在人口不加控制的增长状态下，该速度值仅在5.61%～6.38%的范围内，比实际速度低0.76到1.5 个百分点。
4.2.5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贡献份额至少达到三成以上
图4 显示的是在不同人口方案条件下对中国人均总消费水平变化模拟的结果及其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如果生育率水平依旧维持在高水平上的话，到1997年可以实现的中国人均总消费水平最高为2713.6元（方案3，α＝0.72），比实际水平要降低25%；最低可能只有2151 元（方案1，α＝0.60），比实际水平低41%。在1978～1997 年间中国人均总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7%～5.61%，要比实际增长速度低1.65到3个百分点。这表明， 在实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40%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贡献，这个比例甚至可能高达50%。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考察的期限还不到20年，在这种时间长度中，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还没有完全充分显现出来。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会更加凸显。此外，在我们模拟中的一些前提条件是按实际情况设置的，但是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这些前提条件很有可能不如我们所设置的那样乐观。例如，中国的一些改革政策和措施可能因人口压力而不能出台或顺利实施；科学技术进步发展势头也会因人口增长而受到严重影响；资源也很可能难以支撑高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模拟的结果和所做出的结论只是确定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人口控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低限。换言之，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可能比我们所确定的程度更大、更深远。
图4 实际与方案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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