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新生——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化及其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根源论文,新生论文,危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几十年来，无论是前苏联的文学原理论著还是受其深刻影响的中国的同类论著、教科书，几乎都引用了列宁的这几段话：“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能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①a]“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分它们的真伪。”[②a]这是列宁关于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列宁的这个观点，作为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哲学原理，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列宁的反映论是很重视人文性，重视人的主体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但以往文学理论界的一些研究者，却对列宁的反映论不作全面的理解，把这一哲学原理简单地搬运于文艺理论，并以之为既定的理论基点和前提，推衍出庶几大同小异的理论模式，其千篇一律的结论是：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于形象和感性方式，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在于社会生活并随社会演变而进化，文学的创作过程也就是表现生活的过程，作品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作品的风格取决于作家现实的阶级倾向性、党性，作品的衡量标准在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程度，读者的阅读、批评家的批评也都是依据现实生活……这种文艺学模式，即反映论的文艺学模式。
按照这种反映论文学理论来建构文学史观去审视文学史，那么文学史也就成了另一种社会生活史，与社会思想史没有多少区别。肇始于苏联的这一反映论文学史观对其他国家或后来世界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发生了全球性误读（Misreading）文学史现象。就中国而言，某些学者把一部丰富复杂的欧洲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裁剪为单线发展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演化史，其依据是：这些思潮分别与我们认定的资产阶级上升期、转折期、抗争期、变质期、没落期相对应，文学史正是对资产阶级这种变化史的反映。[③a]
不仅如此，这种反映论文艺学还严重影响其方法论。按这种反映论原理去研究文学，那便是把带有写实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视为文学正宗，认为文学发展就是现实主义逐渐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过程，西方文学在19世纪末以后之所以衰落，其主要原因和标志都是背离了直接反映现实的原则，不把20世纪现实主义向人物意识、心灵深处开掘视为进步、深化；而社会主义文学之所以代表了世界文学发展水平和方向，是因为它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或新人新事，等等。自这种理论输入后，我国古代文论强调的那种“言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王廷相语），“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晞文语），整体把握文学的传统逐渐消失，代之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这种方法论即使解释文学形式也是持社会决定论，认为格律诗、自由诗、叙事文学等文体的产生与衰落是因为“社会生活变化了”、“旧形式反映不了新内容”。这种方法论与现有反映论本身的内容与形式二元论存在密切相关。
在上述反映论文学观、方法论规范下，如果具体进行文学史研究或文学批评实践，那么就会千篇一律采用这样一种体例“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社会思潮+作家生平创作道路（或作品产生的实证原因）+作品内容与艺术分析”；使用的术语也就无非是“现实主义”之类文学流派名称，“真实性”、“反映”、“再现”、“表现”……如果是现实主义作家则具有共同的“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之类丝毫见不出作家个性、复杂性的评价。中国与苏联几十年来一贯制的文学研究中，不仅损失了作家、作品自身的主体性，也使文学研究者本人失去主体性作用。
现有的这一反映论文学理论比起丹纳、勃兰兑斯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理论更偏离文学本体，具体运用它来操作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既挖掘不出丹纳所讲的文学中的文化史价值，也阐释不了勃兰兑斯所说的文学中的社会思想史意义。恩格斯和普列汉诺诺夫所认为的文学思想，即文学最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但中间有许多复杂中介（尤其是社会心理中介更为重要），而现有反映论文学理论对此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倒退。
（二）
现有的反映论文学理论除了没有继承文学理论史上摹仿论、表现论及社会学批评等宝贵遗产，没有创造性地在文学理论中运用列宁的唯物反映论哲学美学思想外，它既有的成果也仅仅是涉及到文学理论中的一小部分问题，而且它论及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对关键性的部分做出科学的解释。非常遗憾的是，持这种文学理论主张的人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这种理论在整个文艺学体系中的不完整性，结论的不科学性，方法的机械性。
M·H·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要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四要素组成，而且这四要素是个互相关联，不断流动的活动过程，即……作家→作品→读者→世界→作家→……[①b]这种说法已被文艺学界广泛接受。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所要把握不是这四要素中的一种或二、三种，而是四要素构成的活动的过程和整体。也就是说，要研究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到文体、语言、结构、风格等作品构成中的重要问题；要研究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品不经过读者阅读、鉴赏、批评，那就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审美对象，读者接受又有特殊规律；要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来研究，因为文学活动有别于其他活动；要研究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即现实，它本身还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与现实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生活变为文学作品还必须经过作家的艺术创造。由此可见，仅仅关注世界（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学活动某些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
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创作或接受都是特殊的心理行为，对文学这种心理学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虚静”说、“神思”说、“感兴”说、“出入”说、“意境”说，或西方的“净化”说、“移情”说、“心理距离”说、“直觉”说、“审美态度”说、“原型”说等等，都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同时它又是一个符号化过程，创作是借助语言符号传达审美信息，作品是语言符号的载体，接受则为破译语言符号，中外文论，尤其西方现代文论对文学这种言意、能指与所指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它还是一个信息化过程，上文讲过创作就是传达审美信息，作品同时为审美信息载体，读者阅读则是对这一信息接受[①c]。按马克思的说法，文学一种“艺术生产”[②c]，即精神生产，那么进而可以说文学作品即为生产成果——价值载体，文学接受即为艺术消费。这样，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过程又是文学生产—艺术流通（传播）艺术消费过程。自进入市场经济，文学活动市场化以来，对这个过程的重视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根据已有的文学发展史和目前文学活动状况我们可以这么说：从文学生产到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活动过程，它一定会受目前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文化传统影响，它本身既参与到社会问题中去，又是社会问题之一，它不是纯净的文学活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维柯从研究古希腊社会入手来研究荷马史诗等表明人类很早就开始了文学社会学的关注，斯达尔夫人、勃兰兑斯等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以及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马列主义理论家，都发现了文学的这种社会学问题，而且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更多文学社会学问题，即文学活动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是社会化大生产（此处不是指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那种生产—经济形态，而是指社会运作的系统过程）的构成因素之一；从文学生产到文学消费过程，又是文学价值和实现的过程，所以它有可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经济规律支配或影响，文学的价值从其价值形态到其实现过程又都不完全等同普通商品的那种实用价值，有些艺术，如戏剧，它的价值实现在流通（传播）过程中，也就是说文艺价值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价值，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情感的需求，它又有自己特殊的艺术价值规律，如何摆正其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调整好经济规律与艺术发展规律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理论和学科，仅仅用社会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处理是根本不够的。而从文学生产到艺术消费，从文学创作到艺术接受这两个系统在在共时层面上常常是重叠的，文学理论史上曾有不少人把它们融合到一起来研究，只是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才大规模地把它们分开看待，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西方又有综合研究的趋势，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需要把它们当作整体把握。
从我们在上文对现有反映论文论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它仅仅是涉及到了世界与作家、世界与作品、读者与作品很少的文艺学问题，给文艺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空白。对作品自身审美特性和艺术价值的忽视，对文学作为整体活动过程的排斥、对艺术生产与消费规律的忽视、对文学作为文化和审美及惯例等复杂系统的冷落……使得反映论文艺学研究陷于贫乏、僵化的困境。
就在这种反映论文学理论一直僵化不前时，西方文艺学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向文学自身的各种特性开掘：接过被苏联抛弃的形式主义，发展为对叙事文学叙事模式、技巧、手段的研究，注重对文学语言学规律研究，使复杂的文学成为可分析的、可认识的对象；发掘文学中精神现象、心理现象等人自身的生命特性，还原现代文明压迫下人的生存状况，张扬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关注文学的审美意识态性研究、艺术生产—消费规律研究……这些转向与20世纪文学发展史转型是吻合的。正是由于现代西文论的这些贡献和实践意义，更加剧了原本就不健全的反映论文艺学的危机。
（三）
我认为反映论文艺学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活生生的文学及其活动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来对待，而没有把它划归于人文学科来研究。当然，把文学视为社会科学的这种做法并非始自反映论文艺学，是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此类现象充斥在许许多多文学论著中，恕不赘言），但是反映论文艺学本身却无疑是加剧了文学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社会科学，在于它有独特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所头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functions）与‘功效’（effects），有人说，社会科学也关心‘价值’（value），但实际上，这种价值也只是‘功能’而已，所以社会科学并不触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因此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找寻人生的意义，是办不到的”[①d]。社会科学虽也关注个人，但关注的是个体的社会“角色”（role）问题，而不是个体“人格”（personality）或生存意义问题；社会科学虽也研究社会意识形态或精神文化，但只是把它作为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因素，研究它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研究它的社会发生，而不研究“人类价值”和作为人类精神之体现的“文化”问题，更不研究作为个体的人在人文事实中的创造性作用、矛盾、痛苦等等问题；“社会科学是人类群体行为的研究”（〔美〕D·卡尔霍恩语）[②d]，在社会科学看来，个体和文化者是社会的构成因素，它只着眼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对维系社会存在或导致社会解体和重组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个人及文化观念、价值理想所产生的影响，至于个人或人格的内在结构以及文化和价值的历史承续、变迁，社会科学是不加范畴或另立理论的。诸如此类研究视野，又影响到它的方法论特征：“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在价值”（〔美〕伯·巴伯语），习惯于用整体主义眼光强调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方面，对所研究的对象作整体性、抽象性描述，作因果关系和定量化地分析，使活生生的完整的研究对象一旦变成研究成果就成为可形式化的东西，等等。由此可见，如果用社会科学眼光和思维方式来关注人类作为或文化，那么很显然就会把社会历史或人类行为中的个人因素、文化因素当作次要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忽略不计，而无所谓人文价值一说[③d]。
而文学活动除一般的意识形态性外，它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人文特性。具体说来是：文学是审美的，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读者接受，从直接方面来说都是无功利的，功利性只是间接的；文学是审美的，因为它以意象这种形态存在着，而这种意象特征是既有感性的，又渗透着想象、情感、无意识等精神过程，虽然作家创作或读者欣赏中的意象—直觉作为文学活动的直接存在形态和方式不能没有概念—推理的力量，但后者是“缺席的在场”；文学是审美的，还表现在文学活动中的作家或读者的主观情感态度是很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因素，而这种主观情感的评价是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即审美评价与审美无功利性，直觉—意象性相互融合，尽管这种审美评价凭人的认识能力、理智因素才得以实现，但后者在文学活动中又是间接的存在着（以上的文学作为审美的矛盾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不能按社会科学要求来颠倒、调整的，“间接的”千万不能改为“直接的”，“缺席的在场”不可以变更为“出席”）。由此可见，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是审美意识形态，即既是审美的，又是认识—实践的，“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摆脱经验现实和效果网络即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属于现实，属于这个社会网络”（阿尔多诺语）[①e]。文学的这种复杂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连同文学的文化性、惯例现象（“文学”难以定义、名状，人们却可感觉到哪是“文学”、哪是“非文学”）、文学发生的种种复杂中介和机制，文学产生效果的各种有形无形和可描述与不便言语等等，都是独特的人文世界景观，是个人的内在世界或精神世界与外在的文化世界相融合的产物，需要对它们作人文科学的研究，投以人文精神的关注。
众所周知，人是一个拥有全部丰富性、独立个性的精神个体，而人的这种内在精神特征、创造性功能等等，又只有经过人文教化，接受人类传统文化的教训和启迪才有可能形成，由此人才能从自然之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成为一个保留有个体精神特征的社会成员，同时又是这种人文遗产才使个体的人不完全社会化（否则，人又会成为社会潮流中的“机器”）。也就是说，人是人文世界的产物，是一种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个性与文化传统构成的矛盾统一的精神过程的产物，当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存在，其实是人的主观精神表达形态和结果。而文学是文化这种形态与结果之一，而且上述现象又是文学主要的表现内容、存在方式，同时还少不了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人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文学是作家或读者通过语言这种艺术样式表达对人文世界中的个体心理、价值、理想、精神、意识、情绪等内在内容的关注，正是文学才生动地描述了人类精神的演化状态、心灵变化的过程……以感性形式记录了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艰难历程、传统文化的价值形态、现代文化的困境与进步……所以米兰·昆德拉总结欧洲近代以来400年发展史时深刻地指出：“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自身的逻辑，小说家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经由塞万提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它深入探求了冒险的天性；经由理查森，它开始省察‘内心事件’，以揭示情感的隐蔽状态；经由巴尔扎克，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基；经由福楼拜，它研究了过去未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领域；经由托尔斯泰，它全神贯注于人类行为和决定中的非理性侵入。它探寻时间，普鲁斯特处理了难以捉摸的过去，乔伊斯处理了难以捉摸的现在。而通过托马斯·曼，它又考察了控制我们当下行为的遥远过去的神话规则。等等，等等”，“从现代纪元开始，小说就不间断地忠实地陪伴着人……它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界于不灭的光照之下”[②e]。这些论述无疑是指出了文学的目的是关注人类现实生存的困境，关怀人类终极意义，塑造个体的完美人格，而不是要促进现代化到来、政权更替、培育人对社会角色的认同。而文学的这些复杂现象正是需要有人文精神才能关注到的，只有作人文科学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的。显然，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文世界，而这个人文世界正是以人的内在精神为基础，以文化传统为负载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个体性等决定了人文科学不能社会科学化，要求人文科学对包括文学在内的研究对象作具体特殊地考察，不仅研究理性的有序的组织过程，而且涉及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方面，不局限于社会群体现象，还要特别关注个体的各种存在，注意从不同文化形态，不同社会组织方式的比较中来研究人与文化、社会、群体、其他个体、自我等各种关系，以图在人类文化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中来把握人类行为的本质，人类文化变化过程，人在一个个历史连接点上的精神个性。而这些用社会科学客观描述和抽象分析、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来做规律性和普遍性笼统考察，那是难以奏效的，它们只能作为一种表现，一种体验和“一次性现象”来理解与感悟[①f]。所以林毓生揭示人们“什么学科和创造活动同找寻人生的意义有直接的关系呢？哲学、文学、注重人文学科方面的史学、宗教、艺术的研究与创造活动，才是与找寻人生意义有密切关系的活动”[②f]。甚至以文学社会学研究著称的勃兰兑斯也不忽视文学的人文特征，而对文学作人文化的考察，并断言：“文学史，就具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③f]，正是这种文学史观才使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充满着张扬人的意义、文化的价值等人文精神。
而现有的反映论文艺学却使它的研究对象远远背离了文学的要求，即把文学当作社会科学，尤其是当作其中的意识形态学来研究，因而在文学认识论上就看不到文学的人文价值，在方法论上就不是把人及其精神，心灵、意识等内在特征当作中心问题来关注——忽视个体的人文特性，在研究结果上就只看到文学的外在因素，文学的历史性社会化特征——发现不了文本中存有的（或文本中应该呈现出来的）丰富复杂的人文世界。正是它丧失了人文精神，把文艺学研究社会科学化，“使人类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和美学的现实性、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认之……想用那种对价值实施活体解剖的致命分析（analysis）去代替对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欣赏（appreciafion）……忽视甚至否认整个道德—美学—情感领域，并且试图完全从人类对于世界的理性方面理解人类行为”[④f]，此论虽不是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伯纳德·巴伯专门针对现有的反映论文艺学而言的，但确实深刻指出了包括它在内的对文学之类的人文科学作社会科学关注的危害性、灾难性。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现有的反映论文艺学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它丧失了人文精神，使文学非人文化，最大限度地社会科学化，结果导致自身对文学研究进行不下去。同样，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之所以经不住现代西方文艺学冲击，也与它丧失人文精神密不可分，科学主义对文艺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此类文章极多，不再重复），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文学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来对待，对文学作理性化、逻辑化、抽象化地分析，使之可形式化、度量化，排除不可形式化、度量化的人的情感和追求等因素，无视不可逻辑化的文化价值和形态。这种做法是实证主义的极端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化、规则化、模式化、程序化等反人文精神特征对文艺学领域的侵略，与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人文特征是不相容的。如前所述，文学作为人文景观，它关注的正是有序与无序并存的人文现象，如个体的内心世界、人的价值形态和信念、文化的内在精神等等，这些人文现象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变得更为复杂，难以言状。科学主义对这些不仅不能揭示，而且还排斥、漠视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价值危机。非常遗憾的是，现有的反映论文艺学因其自身也丧失了人文精神力量（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也就不可能发现它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抵御它的“科学化”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因此，回到人文精神张扬人文精神，或许是文艺学摆脱危机走向新生的一个现实契机。
注释：
①a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页。
②a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7页。
③a 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及原因，请参见陶东风所著《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①b 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①c 参阅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②c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第112页。
①d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5页。
②d 分别参见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61页。
③d 分别参见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61页。
①e 阿尔多诺：《美学理论》，1984年，第158页。
②e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①f 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第123—229页。
②f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22页。
③f 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1）；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f 巴伯：《科学与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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